1 引言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相较其他教育阶段，幼儿教育强调以游戏为基础的学习及情感与社会技能的培养，因此，幼儿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情感劳动以应对幼儿的情感需求和突发行为(Stone et al., 2023)。此外，幼儿身心发展的未成熟性及其对教师强烈的依恋性和“向师性”意味着幼儿教师成为其人格塑造和社会情感培养等方面的“重要他人”(Rodriguez et al., 2022)。因此，对幼儿教师群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整体把控显得尤为重要。
21世纪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显现，但评估方法不一致、测量工具相对单一和对检出率关注不足等问题阻碍了对这一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全面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探讨包括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四方面，其中“描述”起着基础和核心的作用。在描述工作中，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又是极为重要的议题(张亚利 等, 2022)。通过元分析方法，本研究旨在综合评估2000年至2022年间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并深入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主要目标是：(1)总结2000年至2022年间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在心理健康指标的选择上，基于DSM-ICD分类诊断框架，综合考虑幼儿教师常见的临床表现和相关文献数量。DSM-ICD分类诊断在操作性、方便性、简捷性方面，相较于心理病理学网络分析(Borsboom, 2008)和HiTOP谱系分类方法(Kotov et al., 2021)展现了明显优势，且适合大规模群体的普查和诊断，提高了结果间的可比性(Kendell & Jablensky, 2003)，这使其成为学校教育领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研究的理想选择(俞国良, 2022)。过去的研究也指出，在幼儿教师这一职业中，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和偏执。(2)考察调节变量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影响。对于整个领域而言，任何一个单独的研究都是基于研究者个性化的设计和样本估计得出的结果，与总体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以往关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实证研究结论高异质的原因，可能与不同研究者所选用的样本特征和研究特征差异有关。同时，基于以往实证研究和类似元分析或系统综述进行调节变量的选取，如样本特征(性别、学校性质、单位来源和经济区域)和研究特征(出版年代和测量工具)等。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检索
本研究涉及多个心理健康问题指标，因此针对每个问题独立进行了文献检索。中文数据库使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硕博论文数据库，英文数据库使用Elsevier Science Direct、ERIC、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Psych Articles、Psych INFO、PubMed、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范围设定为摘要。检索词分为教师和心理健康问题两类：教师的中英文检索词分别为“教师”、“讲师”、“教授”、“班主任”、“导师”和“faculty”、“teacher”、“professor”、“lecturer”、“instructor”；心理健康问题中英文检索词包括“焦虑”、“抑郁”、“躯体化”或“躯体主诉”、“强迫”、“偏执”、“敌对”和“anxi*”、“depress*”、“somati*”、“compuls*”或“obsess*”、“paran*”和“hostil*”。此外，为专注于中国内地教师，每次英文数据库检索均添加“Chin*”作为关键词。检索时，将教师与心理健康问题的检索词逐一匹配，时间范围设定为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外，为了避免遗漏，通过文献阅读过程中的引文及文献更新进行文献补充，最近一次文献更新时间为2023年5月4日。
2.2 文献纳入标准
按照下列标准筛选纳入元分析的文章：(1)只选实证研究和一手资料，排除理论和综述；(2)选取报告或可计算检出率的必要信息的研究，排除数据不清晰或存在明显错误且无法进行修正的研究；(3)选取有明确测量工具介绍的研究；(4)重复发表研究仅选一篇；(5)研究对象限中国内地幼儿教师；(6)研究对象应为非特殊教师群体，如慢性病患者等。文献纳入流程遵循PRISMA声明(Page et al., 2021)，如图1 所示。
2.3 文献编码
每项纳入研究的编码包括：文献名称、第一作者、发表年份、发表状态、被试省份、总被试数、平均年龄、测量工具、检出标准及检出率。另外，将性别比率、民办比率、单位来源、经济区域等分组报告结果录入研究的子数据库。为尽量保证编码的有效性，分别由两名博士生单独编码后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编码结果并无明显差异。数据库检索和纳入文献详情公开可访问(https://osf.io/452wp?view_only=7d7dff03cb6f45adb6d1d6330dfc71cf)。
2.4 元分析过程
出版偏倚指统计显著的研究比非统计显著的研究更易发表(Kuppens et al., 2013)，导致仅检索已经发表文献将不足以全面代表该领域。为减少出版偏倚，本研究除纳入已发表文献外，也检索了未发表的硕博论文。此外，本研究采用p-curve和失安全系数以检验是否存在出版偏倚。
本研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首先，在文献编码过程中发现，研究中包含的分组报告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受到不同种类的系统误差影响。其次，本研究的目标是对所有幼儿教师的情况进行综合概括，而不仅仅是整理过去这些年受调查者的整体情况。
本研究采用CMA 3.3软件(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ersion 3.3)进行分析。调节效应分析采用元回归或亚组分析考察结果是否显著，本研究中调节变量涉及两类：(1)连续调节变量，包括性别比率、民办比率和出版年份；(2)分类调节变量，包括单位来源、经济区域、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
3 结果
3.1 主效应检验
主效应结果显示(表1 )：(1)抑郁的检出率为11.2%；(2)焦虑的检出率为8.2%；(3)躯体化问题的检出率为6.6%；(4)强迫问题的检出率为8.1%；(5)敌对问题的检出率为6.4%；(6)偏执问题的检出率为5.7%。
表1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 |
| 心理健康问题 | k | 被试数 | 效应值及95%的置信区间 | 异质性检验 | ||||
| 检出率 | 下限 | 上限 | I2(%) | p | ||||
| 抑郁 | 30 | 13638 | 0.112 | 0.077 | 0.160 | 98.41 | <0.001 | |
| 焦虑 | 28 | 9724 | 0.082 | 0.054 | 0.122 | 97.05 | <0.001 | |
| 躯体化问题 | 21 | 6681 | 0.066 | 0.039 | 0.108 | 96.36 | <0.001 | |
| 强迫问题 | 21 | 6904 | 0.081 | 0.051 | 0.127 | 96.45 | <0.001 | |
| 敌对问题 | 22 | 7103 | 0.064 | 0.040 | 0.101 | 95.93 | <0.001 | |
| 偏执问题 | 22 | 7103 | 0.057 | 0.033 | 0.097 | 96.52 | <0.001 | |
为说明主效应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敏感性分析发现，在排除任意一个样本后，抑郁的总体检出率在10.3%～12.0%之间浮动；焦虑的总体检出率在7.6%～8.8%之间浮动；躯体化问题的总体检出率在5.9%～7.1%之间浮动；强迫问题的总体检出率在7.2%～8.7%之间浮动；敌对问题的总体检出率在5.7%～6.8%之间浮动；偏执问题的总体检出率在5.1%～6.1%之间浮动。这些浮动范围与各自的总体估计值相差不大，说明元分析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稳定性。
3.2 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1 。各心理健康问题指标的Q值均显著(p<0.05)，且I2值均大于75%，超过了Huedo-Medina等(2006)提出的75%高异质的原则。高异质性进一步提示，研究间的效应值差异不仅可能源自样本误差，更可能受到其他未考虑因素的影响。
3.3 调节效应检验
元回归分析发现，就抑郁而言，连续调节变量中：(1)性别比率的调节效应显著(b=2.34, 95% CI=[0.26, 4.41])；(2)民办比率的调节效应显著(b=−2.17, 95% CI=[−3.75, −0.60])，民办比率越低，幼儿教师抑郁的检出率越高；(3)出版年份的调节效应显著(b=0.08, 95% CI=[0.02, 0.15])，2000～2022年来幼儿教师抑郁的检出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2011～2022年之间的检出率(20.6%)显著高于2000～2010年之间的检出率(6.6%)。分类调节变量中：(4)单位来源的调节效应不显著；(5)不同经济区域在抑郁检出率上无显著差异；(6)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不同工具和标准测得的检出率在4.8%～53.7%之间，说明检出标准是导致抑郁问题检出率差异的关键因素。见表2 。
表2 幼儿教师抑郁检出率的分类变量调节效应结果 |
| 调节变量 | 异质性检验 | 类别 | k | 检出率 | 95%CI | |||
| QB | df | p | 下限 | 上限 | ||||
|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 90.74 | 3 | <0.001 | SCL-90-2 | 4 | 0.323 | 0.191 | 0.490 |
| SCL-90-3 | 16 | 0.048 | 0.031 | 0.073 | ||||
| SDS41 | 2 | 0.373 | 0.300 | 0.452 | ||||
| SDS53 | 3 | 0.537 | 0.330 | 0.732 | ||||
| 单位来源 | 0.37 | 1 | 0.546 | 城市 | 10 | 0.132 | 0.064 | 0.253 |
| 农村 | 3 | 0.052 | 0.002 | 0.582 | ||||
| 经济区域 | 2.59 | 2 | 0.274 | 东部 | 9 | 0.156 | 0.091 | 0.225 |
| 西部 | 14 | 0.079 | 0.040 | 0.148 | ||||
| 中部 | 2 | 0.118 | 0.014 | 0.554 | ||||
注：SCL-90-2、SCL-90-3分别为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2为检出标准、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3为检出标准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Derogatis et al., 1973)；SDS41、SDS53分别为以总分粗分大于41分为检出标准、以总分标准分大于53分为检出标准的抑郁自评量表(Zung, 1965)，以下同。 |
就焦虑而言，连续变量中：(1)性别比率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元回归分析表明男性比率未能显著预测焦虑检出率(b=−1.22, 95% CI=[−7.37, 4.93])；(2)民办比率对焦虑检出率无显著影响(b=−0.18, 95% CI=[−2.04, 2.40])；(3)出版年份对焦虑检出率无显著影响，2000～2022年焦虑的检出率稳定(b=0.02, 95% CI=[−0.05, 0.09])。分类变量中：(4)单位来源对焦虑检出率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检出率略高于农村，但并无显著差异；(5)不同经济区域在焦虑检出率上无显著差异；(6)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不同工具和标准测得的检出率在4.7%～30.7%之间，SCL-90-3测得的检出率最低，SAS50测得的检出率最高，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是焦虑检出率差异的关键因素。见表3 。
表3 幼儿教师焦虑检出率的分类变量调节效应结果 |
| 调节变量 | 异质性检验 | 类别 | k | 检出率 | 95%CI | |||
| QB | df | p | 下限 | 上限 | ||||
|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 44.32 | 2 | <0.001 | SCL-90-2 | 4 | 0.299 | 0.180 | 0.452 |
| SCL-90-3 | 16 | 0.047 | 0.030 | 0.073 | ||||
| SAS50 | 2 | 0.307 | 0.199 | 0.441 | ||||
| 单位来源 | 0.81 | 1 | 0.368 | 城市 | 8 | 0.082 | 0.047 | 0.140 |
| 农村 | 3 | 0.028 | 0.003 | 0.243 | ||||
| 经济区域 | 0.59 | 2 | 0.746 | 东部 | 9 | 0.101 | 0.052 | 0.189 |
| 西部 | 14 | 0.072 | 0.039 | 0.129 | ||||
| 中部 | 2 | 0.101 | 0.011 | 0.544 | ||||
注：SAS50为以总分标准分大于50分为检出标准的焦虑自评量表(Zung, 1971)。 |
就躯体化问题而言，连续变量中：(1)性别比率对躯体化问题检出率的影响不显著(b=2.01, 95% CI=[−5.38, 9.40])；(2)民办比率对躯体化问题检出率无显著影响(b=−0.86, 95% CI=[−3.25, 1.53])；(3)出版年份对躯体化问题检出率无显著影响，2000～2022年上升趋势不明显(b=0.06, 95% CI=[−0.02, 0.15])。分类变量中：(4)单位来源的调节效应显著，城市检出率(7.3%)高于农村(1.2%)；(5)东部、西部地区在躯体化问题检出率上无显著差异；(6)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不同标准下检出率差异大，其中，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2为标准的SCL-90检出率(32.1%)显著高于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3为标准的检出率(3.9%)。见表4 。
表4 幼儿教师躯体化问题检出率的分类变量调节效应结果 |
| 调节变量 | 异质性检验 | 类别 | k | 检出率 | 95%CI | |||
| QB | df | p | 下限 | 上限 | ||||
|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 64.62 | 1 | <0.001 | SCL-90-2 | 4 | 0.321 | 0.240 | 0.415 |
| SCL-90-3 | 14 | 0.039 | 0.025 | 0.059 | ||||
| 单位来源 | 11.35 | 1 | <0.001 | 城市 | 7 | 0.073 | 0.032 | 0.156 |
| 农村 | 2 | 0.012 | 0.006 | 0.023 | ||||
| 经济区域 | 0.00 | 1 | 0.962 | 东部 | 5 | 0.061 | 0.028 | 0.126 |
| 西部 | 12 | 0.059 | 0.027 | 0.123 | ||||
就强迫问题而言，连续变量中：(1)性别比率对强迫问题检出率无显著影响(b=2.57, 95% CI=[−4.12, 9.25])；(2)民办比率未显著预测强迫问题检出率(b=−1.35, 95% CI=[−3.84, 1.14])；(3)出版年份的调节效应显著(b=0.08, 95% CI=[0.01, 0.16])，2000～2022年来幼儿教师强迫检出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2011～2022年之间的检出率(15.7%)显著高于2000～2010年之间的检出率(6.6%)。分类变量中：(4)单位来源的调节效应显著，城市检出率(9.1%)高于农村(1.7%)；(5)东部、西部地区在强迫问题检出率上无显著差异；(6)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2为标准的SCL-90检出率(37.5%)显著高于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3为标准的检出率(5.5%)。见表5 。
表5 幼儿教师强迫问题检出率的分类变量调节效应结果 |
| 调节变量 | 异质性检验 | 类别 | k | 检出率 | 95%CI | |||
| QB | df | p | 下限 | 上限 | ||||
|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 36.17 | 1 | <0.001 | SCL-90-2 | 3 | 0.375 | 0.236 | 0.539 |
| SCL-90-3 | 15 | 0.055 | 0.039 | 0.078 | ||||
| 单位来源 | 14.59 | 1 | <0.001 | 城市 | 8 | 0.091 | 0.048 | 0.166 |
| 农村 | 2 | 0.017 | 0.010 | 0.030 | ||||
| 经济区域 | 0.30 | 1 | 0.585 | 东部 | 6 | 0.087 | 0.045 | 0.163 |
| 西部 | 12 | 0.066 | 0.031 | 0.135 | ||||
就敌对问题而言，连续变量中：(1)性别比率对敌对问题检出率的影响不显著(b=1.78, 95% CI=[−5.22, 8.78])；(2)民办比率未显著预测敌对问题检出率(b=−1.86, 95% CI=[−4.32, 0.60])；(3)出版年份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8, 95% CI=[−0.004, 0.16])，2000～2022年的上升趋势不明显。分类变量中：(4)单位来源的调节效应显著，城市地区检出率(6.9%)显著高于农村(1.3%)；(5)东部、西部地区在敌对问题检出率上无显著差异；(6)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2为标准的SCL-90检出率(28.2%)显著高于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3为标准的检出率(4.0%)。见表6 。
表6 幼儿教师敌对问题检出率的分类变量调节效应结果 |
| 调节变量 | 异质性检验 | 类别 | k | 检出率 | 95%CI | |||
| QB | df | p | 下限 | 上限 | ||||
|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 32.69 | 1 | <0.001 | SCL-90-2 | 4 | 0.282 | 0.164 | 0.441 |
| SCL-90-3 | 15 | 0.040 | 0.029 | 0.055 | ||||
| 单位来源 | 14.01 | 1 | <0.001 | 城市 | 8 | 0.069 | 0.038 | 0.122 |
| 农村 | 2 | 0.013 | 0.007 | 0.025 | ||||
| 经济区域 | 0.00 | 1 | 0.994 | 东部 | 6 | 0.058 | 0.026 | 0.122 |
| 西部 | 13 | 0.058 | 0.029 | 0.113 | ||||
就偏执问题而言，连续变量中：(1)性别比率对偏执问题检出率的影响不显著(b=1.19, 95% CI=[−6.69, 9.07])；(2)民办比率未显著预测偏执问题检出率(b=−1.15, 95% CI=[−3.88, 1.59])；(3)出版年份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0, 95% CI=[−0.001, 0.18])，2000～2022年变化趋势不明显。分类变量中：(4)单位来源的调节效应显著，城市地区检出率(5.5%)显著高于农村(1.7%)；(5)西部检出率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差异不显著；(6)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2为标准的SCL-90检出率(32.1%)显著高于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3为标准的检出率(3.5%)。见表7 。
表7 幼儿教师偏执问题检出率的分类变量调节效应结果 |
| 调节变量 | 异质性检验 | 类别 | k | 检出率 | 95%CI | |||
| QB | df | p | 下限 | 上限 | ||||
|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 52.62 | 1 | <0.001 | SCL-90-2 | 4 | 0.321 | 0.209 | 0.457 |
| SCL-90-3 | 15 | 0.035 | 0.024 | 0.050 | ||||
| 单位来源 | 5.82 | 1 | 0.016 | 城市 | 8 | 0.055 | 0.026 | 0.111 |
| 农村 | 2 | 0.017 | 0.010 | 0.030 | ||||
| 经济区域 | 0.07 | 1 | 0.798 | 东部 | 6 | 0.047 | 0.022 | 0.100 |
| 西部 | 13 | 0.054 | 0.025 | 0.115 | ||||
3.4 出版偏倚检验
结果表明，p曲线均呈显著右偏态。失安全系数值表示使研究失去统计学意义还需要纳入多少个研究，当该值大于5K+10 (K表示独立效果量)时，说明不存在显著的发表偏差，本研究的失安全系数均高于临界值(Rothstein et al., 2005)。这些结果表明，本研究结果能够反映真实的效应值，不存在严重的出版偏倚。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元分析方法定量整合了2000年至2022年间我国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并深入探究了相关影响因素。
4.1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
研究发现，幼儿教师抑郁(11.2%)、焦虑(8.2%)、强迫问题(8.1%)的检出率较高。首先，幼儿教师的“情绪性”问题较为突出，抑郁检出率超过全国成人平均水平(傅小兰 等, 2023)。这可能与幼儿教育的特性有关，即强调对幼儿的情感呵护和爱心，也证实了幼儿教师高情绪投入、高情绪消耗的工作属性(丁琪, 贾云, 2021)。这一结果在某些方面可能与类似研究存在差异。关于抑郁，结果与1994～2014年全球30个国家抑郁12.9%的检出率持平(Lim et al., 2018)。与其他职业相较，幼儿教师必须应对来自教育体系内外的多重压力，如家长期望、教学质量评估，以及对幼儿情感和认知发展的综合要求(van Droogenbroeck & Spruyt, 2015; Yu et al., 2022)。这种独特的压力组合，加之可能缺乏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支持和资源，使得幼儿教师在处理职业相关的情绪压力方面面临更大挑战，从而可能导致较高的抑郁检出率。关于焦虑，结果高于1980～2013年全球63个国家焦虑障碍7.6%的检出率(Steel et al., 2014)，以及2000～2015年我国焦虑障碍0.5%的检出率(Guo et al., 2016)。原因在于Steel等与Guo等的研究关注的是焦虑症或者焦虑障碍等精神障碍，而本研究关注的是焦虑症状或问题，包含了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另外，本研究关注幼儿教师群体，而其他研究则不受此限制。
其次，强迫问题的普遍性可能与教师对教学完善度的极端追求有关。本研究结果高于2001～2005年我国各学段教师强迫问题6.3%的检出率(张积家, 陆爱桃, 2008)。这一发现凸显了幼儿教师的职业特殊性。此外，其他国家的教师群体也表现出强迫问题的普遍性(Abdolalizadeh et al., 2022; Emsley et al., 2009)。强迫已被证明是不安全感的产物，极端的不安全感容易引发幼儿教师对完美人格的追求(Gómez et al., 2022)。而安全是任一基础教育阶段所必须保障的，在学前教育阶段尤其重要(庞丽娟 等, 2012)。在教育过程中，幼儿教师需要频繁地检查幼儿的学习情况，以灵活应对诸多不确定性，达到幼儿阶段建立规则意识的教育目标(van Droogenbroeck & Spruyt, 2015; Yu et al., 2022)。同时幼儿教师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持卫生和教育幼儿如何保持卫生(Otarbayeva et al., 2023)，保障孩子们的安全与健康成长。
尽管其他几类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不高，但抑郁、焦虑、强迫的高检出率表明，如果不关注、重视和干预，这些问题可能会升级、发展，造成严重后果。特别地，躯体化问题作为对持续社会及心理压力的一种响应，不仅可能导致幼儿教师经历身体不适和疼痛，还可能影响他们的日常教学和对幼儿的关怀能力，进而影响幼儿的全面发展(Yu et al., 2022)。
4.2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调节变量
性别比率：尽管男性教师在幼儿教育领域占比相对较低，研究显示高男性比率样本中抑郁检出率较高，与之前研究认为女性教师抑郁率高的观点相悖(Amaral-Prado et al., 2021)。这可能因为在以女性为主的幼儿教育领域，男性教师面临额外的职业挑战和压力，并且男性教师可能经历自我质疑和他人质询的多重困境(Li et al., 2020)，增加抑郁症状风险(杨晨 等, 2023)。抑郁以外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性别比率上均无显著差异，与以往研究类似(张静驰, 周楠, 2019)。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所纳入的男性幼儿教师样本量较小(0～134)，可能影响统计检验的效力。未来研究需深入分析更大规模的男性样本。
民办比率：结果显示民办比率与幼儿教师抑郁的检出率负相关，与先前国内外研究一致(汪海彬 等, 2013; 张静驰, 周楠, 2019; Jeon et al., 2018; Otarbayeva et al., 2023)。表明民办幼儿教育机构可能提供更优良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从而有助于降低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和个人生活负担，增强自我掌控感和效能感，进而减少抑郁风险(Kwon et al., 2022)。相比之下，公立幼儿教师面临更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评估压力(汪海彬 等, 2013)。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在民办比率上均无显著差异，提示在处理抑郁问题时需特别关注教育机构类型的差异性，该结果还可能受文化和社会背景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些因素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
出版年份：本研究发现幼儿教师抑郁、强迫问题的检出率逐年上升，2011～2022年间检出率显著高于2000～2010年。该结果与汪海彬等(2013)的发现相呼应，揭示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缓慢增长的现象。这可能反映了幼儿教育领域对于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统计和检测手段的改进(Otarbayeva et al., 2023; Yu et al., 2022)。同时，这种趋势并非仅见于幼儿教师，相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职业群体中。然而，并非所有心理健康问题均呈上升趋势，躯体化、焦虑、敌对和偏执问题检出率在2000～2022年间未见明显增长。这一发现提示，尽管存在部分问题的恶化趋势，但整体而言，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为稳定，这可能与近年来对教育行业改革和幼儿教师专业标准提升的重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18)。
单位来源：研究发现城市幼儿教师在躯体化、强迫、敌对和偏执问题上的检出率高于农村地区。城市化对人类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Vlahov & Galea, 2002)。城市幼儿教师面临复杂职业压力和家长期望，可能增加特定心理健康问题，如多元化的家庭背景、家长期望的复杂性等可能导致幼儿教师的身心不适(Lederbogen et al., 2011)，过度强调规范和秩序可能增加强迫问题的发生率(Samuels et al., 2000)，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和人际关系敏感可能导致偏执思维模式(Newbury et al., 2016)。相较之下，农村教育环境中的社会认同感和荣誉感可能积极影响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Yu et al., 2022)，有助于减轻心理和情感压力，进而降低上述问题的风险。然而，抑郁和焦虑问题上未见明显地域差异，表明幼儿教育压力的普遍性。这反映出，尽管生活和工作环境不同，但教师面临的核心挑战和职责相似。
经济区域：研究分析了中国各经济区域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尽管东部和中部地区略高，西部略低，但未发现显著区域差异。这可能得益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心理健康政策和支持措施，如培训、心理咨询服务，以及加强教师间的协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这表明，有效的政策和支持可以缓解或补偿资源不足对教师心理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李琼 等, 2023)，突显政策在改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中的作用。这些结果提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全面的政策和支持措施能有效促进教师心理健康。
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受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影响。具体而言，(1)检出标准的差异性。SCL-90量表在不同的检出标准下的检出率有显著差异。大于等于2分为阳性分界值的检出率高于大于等于3分作为分界值的检出率，表明检出标准是结果差异的关键因素(张亚利 等, 2022)。(2)测量工具的多样性。抑郁和焦虑问题的检出率也受测量工具的影响，SDS/SAS测得的检出率通常高于SCL-90，反映了工具在敏感性和焦点上的差异。具体而言，SDS/SAS更加侧重于抑郁/焦虑的细微表现，与SCL-90在诊断抑郁/焦虑方面的相对保守形成对比(Fried, 2017)。这强调了在心理健康研究中选择和使用测量工具的重要性，研究者应考虑量表和标准的特点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鉴于现有工具可能的限制，呼吁研究者开发更精确的测量工具，并寻求检出标准的统一，以促进不同研究间的可比性。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1)本研究基于DSM-ICD分类诊断框架，仅聚焦于中国内地幼儿教师典型心理健康问题，未来应考虑更多指标和不同心理理论，如系统理论和职业倦怠理论，以全面理解幼儿教师的心理状态。(2)本研究主要集中在现象调查，关注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未涉及预防和干预。未来研究可以拓展至随机对照研究和网络元分析，以探索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
5 结论
(1)幼儿教师面临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抑郁、焦虑和强迫问题较为突出；(2)城市地区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躯体化、强迫、敌对和偏执问题尤为明显；(3)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随年代发展呈现增长趋势，抑郁和强迫问题尤为明显；(4)测量工具与检出标准是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差异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