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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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22 >Issue 2: 173 - 182

DOI: https://doi.org/10.12139/j.1672-0628.2024.02.004

专题研究

中国内地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2000～2022

  • 邵蕾 1 ,
  • 黄潇潇 1 ,
  • 俞国良 , *, 2
展开
  • 1.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 2.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2
俞国良，E-mail：

收稿日期: 2023-12-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7-25

基金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A Meta-Analysis of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in Chinese Mainland: 2000~2022

  • Lei SHAO 1 ,
  • Xiaoxiao HUANG 1 ,
  • Guoliang YU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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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 2.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Received date: 2023-12-27

  Online published: 202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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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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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考察我国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情况，采用元分析方法对2000年至2022年发表的检出率研究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1)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睡眠问题(22.6%)、强迫问题(22.3%)、抑郁(21.3%)、焦虑(18.6%)、躯体化问题(15.3%)、偏执问题(14.1%)和敌对问题(14.0%)。(2)出版年代、测量工具、学校类型和经济区域是影响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大学教师的焦虑问题随年代呈上升趋势；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的检出率与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密切相关；普通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普遍高于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东部地区教师的焦虑和抑郁问题比中西部教师更严重。未来应开发专门针对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测查工具，增加对普通高校和东部地区高校教师的心理援助，遏制大学教师焦虑的蔓延趋势，实现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 大学教师;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问题; 检出率; 元分析

本文引用格式

邵蕾 , 黄潇潇 , 俞国良 . 中国内地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2000～2022[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4 , 22(2) : 173 -182 . DOI: 10.12139/j.1672-0628.2024.02.004

Abstract

To map ou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in China, a meta-analytic approach was used to synthesize and analyze the studies about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published from 2000 to 2022.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was, in descending order, sleep problems (22.6%), obsessive-compulsive (22.3%), depression (21.3%), anxiety (18.6%), somatization (15.3%), paranoia (14.1%), and hostility (14.0%). 2) Publication age, measurement tools, school type, and economic region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Specifically, the anxie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ended to deteriorate over the years. The prevalence of teacher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leep problem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easurement tools.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teachers in general universiti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eachers in vocational universities. Teachers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d more seriou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an thos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mental health,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eachers in general universities and in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measurement tools specifically for teacher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to curb the spread of teachers’ anxiety.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mental heal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prevalence; meta-analysis

1 引言

“强教必先强师”，大学教师是高等教育建设的主力军，直接关系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高等教育事业创新与发展的高度。自2000年起，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教师聘用制的全面推行下，高校教师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逐渐增加，不仅需要平衡教学与科研、工作与家庭等多方冲突，还需面对“非升即走”等制度的考核压力，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田贤鹏, 姜淑杰, 2022; 杨睿娟, 游旭群, 2017)。相比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是守护大学生步入社会的“质检员”，其心理健康水平是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人格健全完善的重要坐标(俞国良, 张亚利, 2020; Khasawneh, 2010)。换言之，关注和提升大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描述”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检出情况成为“解释、预测和控制”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先决条件。
已有较多研究对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进行探究，但研究结果分歧较大。例如，高云和周英(2017)采用SCL-90量表调查发现，高校教师的焦虑水平较低，检出率仅为1.84%；而马定松等(2014)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测量得到高校教师的焦虑检出率高达56.12%。这说明，受取样和测量工具等因素的影响，高校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情况不明，间接降低了教师心理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有必要整合当前众多研究结果，采用元分析技术评估我国高校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元分析发现，大学教师心理不健康的检出率高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张积家, 陆爱桃, 2008)。但是，该研究并未区分各类心理健康指标，且存在检索时间较短、较为久远等问题。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元分析方法对2000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以来，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进行估计，并分析潜在的影响因素，以期更全面、清晰地展现大学教师的心理概貌。
由于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种类繁多，无法全部纳入，因此需对心理健康指标加以筛选。首先，理论上，以传统的DSM-ICD分类诊断框架为依据(Kendell & Jablensky, 2003)，从心理健康的病理学取向出发，分析临床表现上较为常见的心理健康指标。其次，在实际操作上，是否有足够数量的文献支撑是进行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元分析的基础。依据以上两点综合判断，最终纳入包括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躯体化问题、强迫问题、偏执问题和敌对问题在内的七项指标，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各指标的综合检出率。另外，根据检出率的操作定义，即达到检出标准的阳性人数占总人数的比率，说明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结果可能受研究对象和测量工具的影响较大，且通常存在年代效应(Yang et al., 2019)。因此，为考察潜在的调节变量，本研究拟从研究特征(出版年代、测量工具、检出标准、检出时间)和样本特征(学校类型、性别、经济区域)等方面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检索与筛选

中文数据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硕博论文数据库，英文数据库包括Elsevier Science Direct、ERIC、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Psych Articles、Psych INFO、PubMed、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教师的中文检索词包括“教师”、“讲师”、“教授”、“班主任”和“导师”，英文检索词包括“faculty”、“teacher”、“professor”、“lecturer”和“instructor”；心理健康问题的中文检索词包括“焦虑”、“抑郁”、“睡眠问题”或“睡眠障碍”或“失眠”、“躯体化”或“躯体主诉”、“强迫”、“偏执”、“敌对”，英文检索词包括“anxi*”、“depress*”、“insomnia”或“sleep”、“somati*”、“compuls*”或“obsess*”、“paran*”和“hostil*”。检索过程中，将教师与心理健康问题两类关键词搭配检索。在英文数据库检索过程中，为限定对象为中国内地教师，每次检索均加入关键词“Chin*”。检索范围为摘要，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最后一次检索时间为2023年5月4日。
使用EndNote X9导入文献并按照下列标准筛选：(1)实证研究且为一手资料；(2)清楚报告检出率或可转换的必要信息；(3)对测量工具有明确介绍；(4)对同一批数据重复发表的研究仅取其一；(5)研究对象为中国内地大学教师，非特殊教师群体。文献纳入流程遵循PRISMA声明(Page et al., 2021)，如图1所示。
图1 文献纳入流程

2.2 文献编码

文献编码过程由一名博士生负责，对纳入研究根据以下特征编码：文献名、第一作者、出版年代、是否发表、被试省份、总被试数、被试平均年龄、测量工具、检出标准、检出时间、检出率和检出样本数。除总检出率外，还将其他分组结果(如性别、教龄等)录入该研究的子数据库中。然后，对所有编码文献的检出率通过计算“检出人数除以总被试数”进行复查，再由另一名博士生对照原文二次核查。各数据库检索情况及纳入文献的详细信息可开放获取(https://osf.io/w68cj/?view_only=7d7dff03cb6f45adb6d1d6330dfc71cf)。

2.3 出版偏倚控制及检验

出版偏倚是因已发表研究不足以代表研究总体而引发的偏差。结果显著的研究更易被发表、单个研究的抽样误差以及检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全面性都可能导致出版偏倚(Rothstein et al., 2005)。为此，本研究纳入未公开发表的硕博论文，以尽可能控制研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同时，采用失安全系数和p-curve 技术检验出版偏倚。

2.4 模型选择

元分析的效应值估计方法主要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前者假设用于元分析的每项研究具有相同的真实效应值，结果的差异与抽样误差有关；后者假设不同研究有不同的真实效应值，结果的差异不仅受抽样误差影响，还与系统误差有关。由编码结果可知，不同研究在被试类型和测量工具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影响检出率结果。因此，本研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理。

3 结果

3.1 主效应检验

各指标的检出率结果如表1所示：焦虑18.6%、抑郁21.3%、睡眠问题22.6%、躯体化问题15.3%、强迫问题22.3%、偏执问题14.1%、敌对问题14.0%。可见，大学教师的睡眠问题、强迫问题和抑郁较为严重。
表1 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
心理健康问题 k 被试数 效应值及95%的置信区间 异质性检验
检出率 下限 上限 I2 (%) p
焦虑 50 32676 0.186 0.156 0.221 98.04 <0.001
抑郁 51 22615 0.213 0.176 0.256 97.96 <0.001
睡眠问题 48 32440 0.226 0.190 0.267 98.44 <0.001
躯体化问题 34 9522 0.153 0.117 0.196 96.31 <0.001
强迫问题 34 9669 0.223 0.174 0.281 97.08 <0.001
偏执问题 34 9659 0.141 0.107 0.184 96.60 <0.001
敌对问题 35 9739 0.140 0.108 0.180 96.11 <0.001
为验证主效应结果的稳健性，敏感性分析发现，排除任意一个样本后，焦虑检出率在17.6%～19.2%间浮动，抑郁在20.0%～22.1%间浮动，睡眠问题在22.0%～23.3%间浮动，躯体化问题在13.8%～16.0%间浮动，强迫问题在20.3%～23.7%间浮动，偏执问题在12.9%～14.8%间浮动，敌对问题在12.7%～14.8%间浮动，均与总体估计值相差不大，说明结果稳定性较高。

3.2 异质性检验

采用Q检验和I2检验考察结果的异质性(见表1)，发现各指标的Q值均显著(p<0.05)，且I2值均大于75%(Higgins et al., 2003)，说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理，不同研究的效应值差异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有必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3.3 调节效应检验

就焦虑而言，如表2所示：(1)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显著(b=0.05, 95%CI=[0.005, 0.094])，2000～2005年的焦虑检出率为9.3%，2006～2011年为18.3%，2012～2017年为16.4%，2018～2022年为31.0%，大学教师的焦虑问题逐年上升；(2)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SAS测得的检出率较高；(3)检出时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学校类型的调节效应显著，高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高职院校”)教师焦虑检出率不及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普通高校”)教师的一半；(5)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6)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显著，东部教师的焦虑检出率最高，中部最低，东北和西部居中。说明大学教师的焦虑问题呈现逐年递增、东部和普通高校教师问题较为严重的局面。
表2 焦虑检出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 异质性检验 类别 k 检出率 95% CI
QB df p 下限 上限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19.66 3 <0.001 GAD-7 2 0.240 0.067 0.579
SAS 9 0.315 0.239 0.404
SCL-90-2 20 0.164 0.130 0.205
SCL-90-3 12 0.086 0.044 0.162
检出时间 0.29 2 0.879 一周 45 0.185 0.153 0.222
两周 2 0.240 0.067 0.579
无 3 0.165 0.064 0.362
学校类型 7.48 1 0.006 普通高校 42 0.208 0.173 0.247
高职院校 8 0.095 0.054 0.163
性别 1.36 1 0.244 男 7 0.290 0.231 0.358
女 12 0.234 0.172 0.309
经济区域 9.23 3 0.026 东北 6 0.147 0.080 0.253
东部 13 0.271 0.200 0.357
西部 11 0.168 0.112 0.245
中部 16 0.139 0.096 0.198

　　注：对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为元回归分析，为使表格中结果呈现形式一致，该结果仅在文字部分呈现；受样本数量所限，检出时间的调节效应仅在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中被检验，其余指标上未进行探讨；GAD-7为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Spitzer et al., 2006)；SAS为焦虑自评量表(Zung, 1971)；SCL-90-2、SCL-90-3分别为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2为检出标准、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3为检出标准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Derogatis et al., 1973)，以下同。

就抑郁而言，如表3所示：(1)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4, 95%CI=[−0.012, 0.092])，新世纪以来大学教师的抑郁问题虽有上升趋势，但变化不明显；(2)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CES-D测得的检出率较高；(3)检出时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学校类型的调节效应边缘显著，普通高校教师的检出率高于高职院校教师；(5)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6)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边缘显著，东北和东部教师抑郁检出率较高，西部和中部较低。与焦虑类似，大学教师的抑郁检出率受测量工具、学校类型和区域影响较大。
表3 抑郁检出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 异质性检验 类别 k 检出率 95% CI
QB df p 下限 上限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83.68 3 <0.001 CES-D 3 0.549 0.478 0.618
SDS 8 0.273 0.202 0.357
SCL-90-2 20 0.178 0.137 0.227
SCL-90-3 12 0.107 0.056 0.195
检出时间 1.82 1 0.178 一周 47 0.210 0.171 0.255
无 3 0.175 0.145 0.208
学校类型 3.66 1 0.056 普通高校 38 0.241 0.196 0.293
高职院校 13 0.139 0.078 0.235
性别 0.08 1 0.779 男 6 0.289 0.224 0.364
女 10 0.270 0.177 0.389
经济区域 7.49 3 0.058 东北 9 0.292 0.186 0.427
东部 13 0.262 0.176 0.371
西部 11 0.153 0.100 0.225
中部 14 0.166 0.115 0.234

　　注：CES-D为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张明园, 1998)；SDS为抑郁自评量表(Zung, 1965)。

就睡眠问题而言，如表4所示：(1)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01, 95%CI=[−0.047, 0.044])；(2)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以睡眠质量为检出工具时所测得的检出率最高；(3)检出时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学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5)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6)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仅呈现东北和东部较高、西部和中部较低的倾向。相比焦虑和抑郁，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教师的睡眠问题检出率均较高，区域差异不明显。
表4 睡眠问题检出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 异质性检验 类别 k 检出率 95% CI
QB df p 下限 上限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 7.87 2 0.020 PSQI 7 0.216 0.148 0.305
睡眠时长 18 0.180 0.136 0.235
睡眠质量 10 0.293 0.235 0.358
检出时间 2.31 2 0.315 每天 13 0.261 0.185 0.355
一个月 10 0.249 0.174 0.344
无 23 0.193 0.145 0.252
学校类型 0.17 1 0.677 普通高校 45 0.230 0.192 0.272
高职院校 3 0.182 0.054 0.463
性别 0.46 1 0.499 男 8 0.212 0.118 0.349
女 8 0.164 0.097 0.263
经济区域 4.35 3 0.226 东北 5 0.328 0.214 0.466
东部 20 0.244 0.197 0.299
西部 12 0.179 0.113 0.272
中部 10 0.194 0.090 0.369

　　注：PSQI为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Buysse et al., 1989)；“睡眠时长”指采用自编问卷测量被试的睡眠时间，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则为存在睡眠问题；“睡眠质量”指采用自编问卷让被试自评睡眠质量，睡眠质量差则为存在睡眠问题。

就躯体化问题而言，如表5所示：(1)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3, 95%CI=[−0.035, 0.091])；(2)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不显著；(3)学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5)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仅呈现东部较高，东北、西部和中部较低的趋势。说明大学教师的躯体化问题受各类因素的影响较小，不同类型和区域教师的躯体化问题发生率较为相似。
表5 躯体化问题检出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异质性检验类别k检出率95% CI
QBdfp下限上限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0.1210.732SCL-90-2180.1420.1040.192
SCL-90-3120.1300.0830.198
学校类型2.1310.145普通高校210.1770.1300.238
高职院校130.1160.0700.186
性别0.3310.563男30.1950.1620.233
女70.2260.1380.348
经济区域6.7530.080东北50.1490.0910.236
东部60.3250.1700.531
西部80.1260.0630.235
中部130.1240.0860.174
就强迫问题而言，如表6所示：(1)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2, 95%CI=[−0.037, 0.088])；(2)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不显著；(3)学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5)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各类教师的强迫问题较为一致。
表6 强迫问题检出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异质性检验类别k检出率95% CI
QBdfp下限上限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3.2610.071SCL-90-2200.2440.1910.307
SCL-90-3110.1370.0720.244
学校类型1.5810.209普通高校220.2510.1920.321
高职院校120.1700.0920.291
性别0.0210.900男20.4750.4270.522
女50.4590.2490.732
经济区域6.8630.076东北50.2720.1470.447
东部70.3580.2410.495
西部80.1530.0660.316
中部120.1840.1150.280
就偏执问题而言，如表7所示：(1)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3, 95%CI=[−0.034, 0.096])；(2)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显著，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2为标准的SCL-90所测得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以因子分数大于等于3为标准；(3)学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5)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综上，各因素中仅检出标准对偏执问题的检出率影响较大。
表7 偏执问题检出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异质性检验类别k检出率95% CI
QBdfp下限上限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3.9410.047SCL-90-2190.1620.1250.207
SCL-90-3120.0830.0430.152
学校类型2.1710.140普通高校220.1660.1230.221
高职院校120.0980.0500.183
性别0.6310.429男30.3020.1830.453
女70.2260.1250.374
经济区域4.6330.201东北50.1740.0900.312
东部70.2190.1040.406
西部80.1420.0760.250
中部120.0910.0540.151
就敌对问题而言，如表8所示：(1)出版年代的调节效应不显著(b=0.08, 95%CI=[−0.009, 0.250])；(2)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的调节效应不显著；(3)学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5)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与强迫问题类似，教师敌对问题的检出率受各调节因素的影响均不显著。但从检出率大小来看，仍需重点关注东部和普通高校教师。
表8 敌对问题检出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异质性检验类别k检出率95% CI
QBdfp下限上限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3.0510.081SCL-90-2190.1700.1420.203
SCL-90-3120.0920.0460.178
学校类型2.8210.093普通高校220.1690.1280.220
高职院校130.0960.0500.174
性别0.5610.454男30.2320.1540.333
女70.1730.0840.322
经济区域7.1130.068东北50.1380.0700.255
东部70.2460.1280.420
西部80.1670.0970.274
中部130.0960.0650.139

3.4 出版偏倚检验

首先，各指标的失安全系数均远超临界值(5K+10，K表示独立效果量)。其次，p-curve分析表明，p曲线均呈显著右偏态，即p值在0～0.025的数量超过其在0.025～0.05的数量。综上，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出版偏倚。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进行了定量整合，并探究了潜在的调节变量，使得我国大学教师心理健康基本情况得以清晰呈现，有助于“对症下药”、有所侧重地提升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4.1 心理健康问题的总体检出率

本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睡眠问题、强迫问题、抑郁、焦虑、躯体化问题、偏执问题和敌对问题。其中，睡眠问题、强迫问题和抑郁在各类教师中的发生率均位列前三，普通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高于高职院校教师。另外，本研究结果可以部分印证大学生抑郁和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高检出率可能与师源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陈雨濛 等, 2022)。因此，提高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尤其应关注占比超过三分之二的普通高校教师的心理困扰。
与相关研究对比发现，大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高于一般成人，但不同类型教师之间存在差异。首先，从检出率较高的睡眠、强迫、抑郁和焦虑问题来看。第一，大学教师的睡眠问题高于中国一般人群15.0%的失眠检出率(Cao et al., 2017)。但相比其他国家的教师群体，我国大学教师的睡眠问题检出率相对较低(Gierc et al., 2023)。第二，教师强迫问题始终较为严重(衣新发 等, 2014)，这可能与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较高有关。高校教师需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敬生爱生的职业素养，以身作则、不容出错。过高的要求和较低的容错率难免使教师过于苛责，出现反复检查文稿文件等强迫行为，甚至扩散至生活工作的其他方面，导致强迫症状。第三，普通高校教师的抑郁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大学教师19.0%的检出率(Ozamiz-Etxebarria et al., 2021)。这可能与亚洲国家教师的抑郁问题普遍高于欧美国家教师有关(Biernat et al., 2022)，反映了我国普通高校教师的工作内容较多、工作倦怠更为严重的现状(Nie & Sun, 2016)。第四，普通高校教师的焦虑检出率高于一般成人(15.8%)(傅小兰 等, 2023)，高职院校教师则低于其他成年群体。说明“非升即走”等考核制度可能会增加普通高校教师的工作不稳定性，使其焦虑水平有所提升。
其次，大学教师的躯体化、偏执和敌对问题相对较轻。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教师的躯体化问题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群体(van Droogenbroeck & Spruyt, 2015)。但是单从检出率来看，大学教师的躯体化问题仍较为严重。说明以量化考核为主的聘任制使得教师需同时面对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生活规律性降低，慢性疲劳等躯体化症状增加。另外，大学教师的偏执问题相对较低，这可能与各学段教师的工作重心不同有关。教师偏执行为通常发生在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中(Lopes et al., 2020)，大学教师较少涉及管理工作，因此偏执的发生率较低。最后，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教师的敌对问题均处于较低水平。与偏执类似，教师的敌对往往与师生关系的冲突有关。高等教育阶段，师生关系相对疏离，“平淡化”的师生人际关系可能弱化了教师的人际敌对行为(陆林召, 2017)。

4.2 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调节效应

第一，出版年代仅对焦虑检出率存在调节作用。自新世纪以来，大学教师的焦虑水平逐年上升，近五年(2018～2022年)检出率高达31.0%，几乎是2021～2022年我国成人平均焦虑检出率(15.8%)的两倍(傅小兰 等, 2023)。说明高等教育体制、聘任制改革，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等因素都在增加大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引发焦虑情绪。除焦虑外，其他大部分指标的检出率也在逐年增加，但趋势较为微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孙乐芩 等, 2007; Yang et al., 2019)。说明遏制教师心理疾病的恶化趋势应以缓解焦虑为重心，辅以对其他心理问题的预防和干预。
第二，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对教师焦虑、抑郁、睡眠和偏执问题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工具的测量一致性较低。在焦虑和抑郁问题上，SCL-90的测量结果偏低，可能与该量表所测量的心理问题严重程度较高有关(张明园, 1998)。对于睡眠问题，单纯以主观评价的睡眠质量作为检出标准时的误差较大，未来应选择较为成熟的量表测量。另外，SCL-90的检出标准对偏执的调节作用显著，对躯体化、强迫和敌对的调节不显著。侧面说明存在重度心理健康问题的教师比例相对较少，对总检出率的影响较小。总之，未来研究应考虑不同工具可能造成的测量偏差，并加快开发针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有效工具。
第三，受亚组样本数量所限，检出时间的调节效应仅在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中被检验，且均不显著。说明教师的心理状态相对稳定(Koivumaa-Honkanen et al., 2005)，侧面反映其心理状态较难改变，教师心理健康干预可能较为困难。另外，这一结果也可能与不同亚组间的样本数量不平衡有关，影响差异检验的显著性(Cohen, 1992)。尤其睡眠问题中，不同检出时间的检出率相差不大可能与测量工具较为混杂、成熟性较低有关。
第四，学校类型对焦虑和抑郁检出率的调节效应显著或边缘显著，普通高校教师的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明显高于高职院校教师。从压力类型和大小来看，虽然高职院校教师需面临较高的角色压力，但相比普通高校教师，其工作的不确定性和职业倦怠水平较低，而这正是诱发焦虑和抑郁的关键要素(Nie & Sun, 2016)。另外，在其他心理健康问题上，普通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水平也略微高于高职院校教师。说明普通高校教师可能面临更多的岗位竞争和工作压力。因此，在教师心理健康干预中也应实现“类型教育”区别化，增加对普通高校教师的心理关怀。
第五，教师性别在各类指标中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以往研究关于男女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差异的争论较大。一方面，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某种性别教师的心理疾病易感性更高(杨睿娟, 游旭群, 2017; Cao et al., 2017)。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发现男女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不同，整体表现为女性教师的焦虑和抑郁问题更为严重(Shen et al., 2014)。本研究结果支持前者观点，可能与大学教师的性别比更为均衡，性别角色分工现象较少有关。为此，针对高校男女教师的心理健康保健同等重要，不应区别对待。
第六，从经济区域来看，大学教师的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他心理问题的区域差异不显著。具体来看，东部教师的焦虑水平较高，东北和东部教师的抑郁水平较高。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高速发展时期，东部地区教师发展的福利期已经逐渐转变为教师资源的饱和期。教师数量的增加和大量人才的流入必然造成竞争压力增大、考核标准更为严格，引发教师的焦虑和抑郁。另外，东北地区教师抑郁水平较高可能与薪酬水平较低、教师职业倦怠较高有关。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基于DSM-ICD分类诊断框架，仅以基础心理健康问题为指标，无法覆盖其他综合性心理问题。未来研究可考虑以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等复合型心理健康问题为指标，探究其检出率并与本研究进行对比。其次，受原始数据所限，依据教师年龄等因素报告检出率的研究数量过少，无法分析。然而，在“非升即走”制度压力下，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更多(田贤鹏, 姜淑杰, 2022)，年龄可能是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不同年龄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研究，并探究其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最后，本研究仅从“描述”层面，对大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现状进行初步探索，缺少对教师心理健康保健以及个人专业成长等方面的指导意见。未来可在此基础上，为大学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并综合分析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实现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主次有序”的稳步提升。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000～2022年发表的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大学教师不同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存在差异，排名前三的问题依次是睡眠问题、强迫问题和抑郁；(2)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整体呈上升趋势，焦虑的恶化趋势最明显；(3)焦虑、抑郁、睡眠问题的检出率与测量工具和检出标准有关；(4)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较为稳定，不受检出时间所影响；(5)普通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高于高职院校教师，以焦虑和抑郁问题最为明显；(6)不同性别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7)东部和东北地区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焦虑和抑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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