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孤独感是由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期望与实际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产生的痛苦感受(Cacioppo et al., 2015)。它反映了个体对其社交关系网络缺陷的主观感知，进而导致焦虑、抑郁等一系列负面结果，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Hawkley & Capitanio, 2015)。以往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年龄段，20%～71%的青少年报告“有时”或“经常”感到孤独，青少年的孤独感相对较高(Qualter et al., 2015)。鉴于青少年孤独体验的高发生率，为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有必要探究可能导致青少年孤独感的因素。其中，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种新型的风险因素，很可能会增加青少年内外化问题(Wang, Zha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0)。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7%，30～59岁网民占比约为55%。由此可见，随着中年群体使用手机上网人数的增多，父母低头行为在信息化时代发生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但目前有关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还有待补充。因此，本研究试探究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以及亲子沟通和亲子依恋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父母低头行为是指父母因过度关注手机等电子设备而忽视子女的现象(Wang et al., 2020)。由于在亲子互动中，父母低头行为会通过损害青少年对父母情感支持的感知，进而引发其被忽视甚至被拒绝的感觉，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Stockdale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0)。因此，父母低头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排斥或人际忽视(Liu et al., 2024)。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个体具有天生的归属需求和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基本动机，当个体感知到自己被重要的社会群体(如家庭)排斥时，会产生负面情绪。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排斥导致的心理结果相同，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排斥，与青少年孤独感呈正相关，即父母低头行为会增加青少年孤独体验(Liu et al., 2024; Maftei & Măirean, 2023; Wang, Zhao, et al., 2022)。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
亲子沟通是一种旨在增进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或促进问题解决的互动过程(池丽萍, 2011)。作为亲子关系质量的关键指标，亲子沟通在青少年发展中起重要作用(Riesch et al., 2003)。研究发现，母子沟通是母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中介变量(Wang, Zhao, et al., 2022)。因此，亲子沟通可能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首先，基于替代假说，父母在移动媒体上耗费时间可能会减少或取代亲子互动，损害亲子关系，影响亲子沟通质量(Roberts & David, 2016; Wang, Zhao, et al., 2022)。具体而言，低头行为分散了父母对子女的注意力，降低了对子女的反应度和亲密度(Abeele et al., 2019)。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会影响亲子沟通的质量(Liu et al., 2024; Mcdaniel, 2019; Wang, Zhao, et al., 2022)。
其次，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不良的亲子沟通可能传达出对青少年的忽视，无法满足青少年的归属需求或情感需要，加剧青少年孤独感的产生，而有效的亲子沟通则可以缓解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Kapetanovic et al., 2020)。研究表明，亲子沟通负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亲子沟通质量越好，孤独体验出现的可能性越小(Wang, Zhao, et al., 2022)。因此，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2：亲子沟通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母低头行为会对亲子沟通产生影响，但尚不清楚这种影响是否会在某些保护性因素的调节作用下变得更为明显。以往研究发现，亲子依恋作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一项重要保护性因子，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一种持久紧密的情感纽带(李董平 等, 2015; 张珊珊 等, 2021)。根据依恋理论，父母的关怀与接纳对子女的基本心理需求有益，能够促进亲子间依恋关系的建立。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会建立起积极的内部工作模式，形成对各种人际关系的积极认知，而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则更容易建立起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式，降低对他人的互动程度(李甜甜 等, 2020; 王颖 等, 2022)。也就是说，在面对父母低头行为时，亲子依恋关系良好的个体更可能采用积极的认知评价进行解释，不会因此影响与父母间的沟通；与此相反，亲子依恋关系不良的个体在面对父母低头行为时，可能会减少与父母间的沟通。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a：亲子依恋可能在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沟通之间起调节作用。
亲子依恋还可能调节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关系。根据依恋理论，亲子依恋关系是个体发展情感能力的背景因素，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很少使用认知和社会支持的应对策略，其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差(Cooke et al., 2019)，而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会表现出更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减缓对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张雯, 王振宏, 2023)。依恋素质–压力过程模型进一步指出(Simpson & Rholes, 2017)，不同依恋类型的青少年对亲子互动的期望不同，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结果(Liu et al., 2021)。具体而言，相比于内化问题相对较高的非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更愿意与父母进行积极的高质量沟通(张珊珊 等, 2021; Appel et al., 2012)，其亲子沟通减缓负面情绪的效果可能更强。研究表明，依恋回避程度在亲子互动与特定情绪(快乐、爱、骄傲、悲伤、愤怒)的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Impett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b：亲子依恋可能在亲子沟通与孤独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此外，亲子依恋也可能调节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基于依恋理论的框架，安全型依恋关系能缓冲消极事件(如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降低不良后果(如孤独感)出现的可能(张雯, 王振宏, 2023)。研究表明，亲子依恋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依恋与个体的孤独感关系密切(Helm et al., 2020)。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在母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与母子依恋焦虑程度低的青少年相比，母子依恋焦虑程度高的青少年在母亲低头行为中更容易感到孤独(Nie et al., 2024)。然而，考虑到父母双方在家庭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仅关注母亲低头行为可能是不够的，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c：亲子依恋可能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为探讨父母低头行为、亲子沟通、亲子依恋对青少年孤独感的综合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 所示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和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研究对象为吉林省2所中学的初中生。首先，对七至九年级的初中生进行施测，并告知学生根据问卷要求完成作答，最后，共1132名初中生完成问卷调查。剔除9份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1123份。被试年龄范围在12～17岁(M=13.30岁, SD=0.98岁)，其中女生538人，男生585人，七年级705人，八年级223人，九年级195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采用Wang等人(2020)修订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该量表共9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低头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2.2 亲子沟通问卷
采用由安伯欣等人(2004)修订的亲子沟通问卷中文版。该量表共20个条目，其中“问题式沟通”维度反向计分。采用5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亲子沟通越好。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3 UCLA孤独感量表
采用Russell等人(1978)编制的UCLA孤独感量表(第3版)，共20个条目，其中1、5、6、9、10、15、16、19、20题为反向计分。采用4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孤独感越高。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4 父母同伴依恋问卷
采用张迎黎等人(2011)修订的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PPA-R)中文版。选取两个依恋分量表(母亲和父亲)，以父母为整体对亲子依恋水平进行测量。每个分量表均由25个条目组成，其中“疏离”维度反向计分。采用5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亲子依恋水平越高，依恋关系良好。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以及Hayes(2013)的PROCESS来整理和分析数据。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法，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共有15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6.78%，低于40%的标准(Podsakoff et al., 2003)。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1 )，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依恋、亲子沟通呈显著负相关。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呈显著正相关。青少年孤独感与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相关，与亲子依恋、亲子沟通呈显著负相关。鉴于青少年的性别、年龄与核心变量相关显著，本研究在后续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中将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 1.性别 | |||||||
| 2.年龄 | 13.30 | 0.98 | 0.05 | ||||
| 3.亲子依恋 | 3.55 | 0.58 | 0.07* | −0.10** | |||
| 4.父母低头 行为 | 2.58 | 0.73 | −0.08** | 0.09** | −0.48*** | ||
| 5.孤独感 | 2.06 | 0.53 | −0.09** | 0.10** | −0.56*** | 0.32*** | |
| 6.亲子沟通 | 3.69 | 0.70 | 0.07* | −0.16*** | 0.73*** | −0.46*** | −0.56***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检验亲子沟通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2 所示，父母低头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β=0.31, SE=0.03, p<0.001)。当父母低头行为、亲子沟通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父母低头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孤独感(β=0.08, SE=0.03, p<0.01)。父母低头行为能显著负向预测亲子沟通(β=−0.45, SE=0.03, p<0.001)；亲子沟通能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β=−0.52, SE=0.03, p<0.001)。偏差校正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亲子沟通在父母低头行为和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0.23，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20, 0.2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6%。
表2 父母低头行为与孤独感中介模型检验 |
| 预测变量 | 方程1 | 方程2 | 方程3 | |||||
| (孤独感) | (亲子沟通) | (孤独感) | ||||||
| β | t | β | t | β | t | |||
| 性别 | −0.07 | −2.42* | 0.04 | 1.40 | −0.05 | −1.99* | ||
| 年龄 | 0.07 | 2.62** | −0.13 | −4.82*** | 0.01 | 0.33 | ||
| 父母低头行为 | 0.31 | 10.81*** | −0.45 | −16.86*** | 0.08 | 2.70** | ||
| 亲子沟通 | −0.52 | −18.49*** | ||||||
| R2 | 0.11 | 0.23 | 0.32 | |||||
| F | 46.68*** | 110.43*** | 131.14*** | |||||
3.4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模型59检验亲子依恋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3 和图2 。其中，方程1检验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亲子沟通与孤独感之间的调节效应；方程2检验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沟通之间的调节效应。各变量均已标准化处理。
表3 父母低头行为与孤独感调节模型检验 |
| 方程1 | 方程2 | ||||
| (孤独感) | (亲子沟通) | ||||
| β | t | β | t | ||
| 性别 | −0.05 | −2.18* | 0.01 | 0.61 | |
| 年龄 | 0.01 | 0.60 | −0.08 | −4.26*** | |
| 父母低头行为 | 0.03 | 1.08 | −0.12 | −5.39*** | |
| 亲子沟通 | −0.33 | −9.01*** | |||
| 亲子依恋 | −0.32 | −8.79*** | 0.65 | 28.82*** | |
| 父母低头行为×亲子依恋 | −0.002 | −0.09 | 0.08 | 4.76*** | |
| 亲子沟通×亲子依恋 | −0.09 | −3.53*** | |||
| R2 | 0.37 | 0.57 | |||
| F | 93.99*** | 292.86*** | |||
按照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对亲子依恋进行高、低分组，对于低亲子依恋水平的青少年，父母低头行为通过亲子沟通影响孤独感的间接效应为0.05，SE=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3, 0.08]。对于高亲子依恋水平的青少年，父母低头行为通过亲子沟通影响孤独感的间接效应为0.02，SE=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4]。
为进一步解释父母低头行为和亲子依恋交互作用的实质，按照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将亲子依恋进行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3 所示，当亲子依恋水平较低时，父母低头行为显著负向预测亲子沟通，bsimple =−0.21，p<0.001；当亲子依恋水平较高时，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沟通的预测作用变得不再显著，bsimple=−0.04，p>0.05。结果表明，随着亲子依恋水平的提高，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沟通的负向预测作用变得不再显著。
同样，为进一步解释亲子沟通和亲子依恋交互作用的实质，按照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将亲子依恋进行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4 所示，当亲子依恋水平较低时，亲子沟通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bsimple =−0.24，p<0.001；亲子依恋水平较高时，亲子沟通仍能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bsimple=−0.42，p<0.001。结果表明，随着亲子依恋水平的提高，亲子沟通对孤独感的负向预测作用增强。
4 讨论
4.1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1。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即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Maftei & Măirean, 2023; Stockdale et al., 2018; Wang, Zhao, et al., 2022)。基于社会排斥理论，孤独与社会排斥密切相关(Hajek & König, 2017)，当青少年感受到来自父母或其他重要社会关系的排斥或忽视时，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因此，父母在忙于关注手机而无暇顾及青少年时，通过降低反应性(Abeele et al., 2019; Mcdaniel et al., 2018)，表现出更多的回避，从而使青少年感到被忽视或被排斥(Stockdale et al., 2018)，进而增加其孤独体验。因此，考虑到父母在青少年健康发展和社会功能上的关键作用，应降低在家庭中出现低头行为的频率，以减少青少年的孤独体验。
4.2 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
亲子沟通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假设2。具体而言，父母低头行为会通过降低亲子沟通，从而增加青少年孤独感。这与Wang，Zhao等人(2022)发现母子沟通在母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结果一致。一方面，基于替代假说，父母专注于手机的行为会减少或取代亲子互动，影响亲子沟通的质量(Abeele et al., 2019; Roberts & David, 2016)。另一方面，家庭沟通是青少年孤独感的显著预测因素(Uruk & Demir, 2003)。亲子间沟通质量越高，青少年越容易感知到关心、重视和理解，相反，低质量的沟通会导致失望、沮丧和孤独(Ulu-Yalçınkaya & Demir, 2018)。因此，父母低头行为导致的参与度降低，会损害亲子间的沟通质量，使青少年的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加剧其孤独感(Wang, Zhao, et al., 2022)。这表明，在青少年孤独感的干预工作中，可以通过提高亲子沟通的方式，来降低父母低头行为导致的消极结果，从而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4.3 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首次将亲子依恋作为调节变量在父母低头行为通过亲子沟通影响青少年孤独感的作用机制中进行探讨。结果显示，亲子依恋在中介路径的前后半段调节作用显著，支持假设3a和3b。首先，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沟通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低亲子依恋水平下，父母低头行为显著负向预测亲子沟通；而在高亲子依恋水平下，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沟通的预测效应变得不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形成不同依恋关系的青少年，其心理表征和认知方式会对知识经验的处理产生不同的影响(冯全升 等, 2023; Liu et al., 2021)。亲子依恋良好的青少年由于其积极的内部工作模式，对关系持积极认知，即使父母低头行为出现次数较多，也不会损害其亲子沟通，因而不易受父母低头行为的消极影响；与此相反，亲子依恋不良的青少年在其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式的驱动下，持有负面的预期，在面对父母低头行为时，更有可能减少亲子沟通。
其次，亲子依恋在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相对于低亲子依恋水平的青少年，高亲子依恋水平的青少年的亲子沟通对孤独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即无论亲子依恋水平如何，亲子沟通均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但随着亲子依恋水平的提高，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孤独感的预测作用增强。基于依恋理论，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亲子依恋水平高的青少年与父母间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固的信任与安全感，因此在亲子沟通中更愿意向父母表露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或想法，更有可能获得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与理解，有效的自我表露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应对孤独感(孙晓军 等, 2017; Wei et al., 2005)，这可能强化了亲子沟通降低孤独感的作用。相比之下，亲子依恋水平低的青少年对父母缺乏一定的信任，沟通中自我表露程度可能相对较低，且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差(Cooke et al., 2019)，因此亲子沟通负向预测孤独感的作用有所减弱。
然而，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说明父母低头行为对孤独感的消极作用并不受亲子依恋的影响，不支持假设3c。Nie等人(2024)发现，母子依恋焦虑在母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调节作用，本研究与此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本研究关注的是以父母为整体的亲子依恋关系，而非聚焦于个体对特定对象(如母亲)的依恋焦虑水平；第二，本研究测量的是以父母为整体的低头行为，而未将低头行为的发生群体特定为母亲。因此，包含在内的与父亲角色相关的变量以及潜在的交互作用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父亲低头行为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更多的外化行为问题，与青少年孤独感呈正相关(Wang, Hu, et al., 2022)。但从依恋的角度上看，尚未有研究直接探讨父子依恋在父亲低头行为与青少年负面情绪上的作用，仅有研究表明，母子依恋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父子依恋对其预测作用并不显著(赵凤青 等, 2022)。因此，本研究以父母为整体测量亲子依恋关系，未衡量不同角色下的依恋关系以及可能的交互作用，父母角色功能上的互补性可能掩盖了潜在的差异性影响，导致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孤独感的消极影响独立于亲子依恋。未来研究可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与补充，以进一步完善在不同家庭角色下，依恋在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间的作用机制。
4.4 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因此无法得出准确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纵向设计或实验方法以深入探究。第二，在本研究的被试群体中，存在极个别青少年的年龄相对较大，导致年龄与年级上存在些许的不匹配。未来研究需注意年龄与年级的一致性问题。第三，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中，母亲和父亲在儿童的发展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Qu et al., 2022)。母亲作为孩子的关键依恋对象，主要抚养其成长，母子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具有特殊影响(Nie et al., 2024)；与此同时，父亲的教养参与能够缓解孩子的社会适应问题(李晓巍, 2016)，父子关系质量对孩子心理健康问题具有较为持续的影响(Steele & McKinney, 2019)。因此，未来研究可根据父母角色定位的不同，分别对其进行研究，如探讨父亲或母亲低头行为对孤独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母子或父子沟通、母子或父子依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第四，本研究仅选取了吉林省内两所中学的初中生作为样本，因此在结论的推广上可能存在局限性。未来研究应扩展样本群体的选取范围，以检验研究结果的适用性。
5 结论
(1)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2)亲子沟通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孤独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通过亲子沟通影响青少年孤独感的间接路径中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