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和谐的婚姻关系是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Carr et al., 2014)。然而，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情绪及其调节问题。研究表明，夫妻在面对负性情绪事件时，可能会基于原始生存本能产生互动(Bloch et al., 2014)，从而降低婚姻满意度。此时，夫妻可能会采取情绪调节策略，适应性策略能缓解负面情绪，非适应性策略则加剧负面情绪(Gross, 2013)。
情绪调节策略包括生理、认知和行为等多个方面(Garnefski et al., 2001)。研究表明，生理和行为层面的情绪调节能有效提升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Bloch et al., 2014)，但认知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认知不仅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维度，也影响老年婚姻关系(Berg et al., 2011; Gallagher & Stokes, 2021)，认知能力下降可能会减少婚姻中的有效支持、增加婚姻压力，从而影响婚姻质量。因此关注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策略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对老年夫妻具有重要意义。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在经历了生活中的压力事件后通过有意识的、认知的方式对激发情绪的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Garnefski et al., 2001)，依据发挥作用的方式及有效性，可分为非适应性策略(自责、沉思、灾难化、他责)和适应性策略(接受、积极关注、关注计划、积极重评和理性分析)。
研究发现，适应性策略正向显著预测婚姻满意度，非适应性策略负向显著预测婚姻满意度(Kim & Lee, 2018; Nasiri et al., 2022)。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归因和对情绪信息的注意、解读，进而影响关系满意度。例如，将夫妻争吵归咎于伴侣不爱自己(他责)，或一味关注关系中的消极信息(沉思)都可能降低个体的婚姻满意度(King & DeLongis, 2014; Scott & Straus, 2007)。
多项研究发现，夫妻的婚姻状态呈现异质性。例如，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显著低于丈夫(Jackson et al., 2014)；妻子在婚姻中承担更多照料工作，在夫妻问题解决时，妻子具有更强的攻击性，更多的消极行为(琚晓燕 等, 2013)。夫妻互动对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存在非对称性(Donato et al., 2015)。与丈夫相比，妻子的关系满意度和感知到的伴侣支持程度关联性更高(Acitelli & Antonucci, 1994)；张荣(2020)发现丈夫的婚姻质量能显著预测妻子的婚姻稳定性，而妻子对丈夫的影响不显著。
在情绪调节领域，性别差异受到广泛关注(Garnefski et al., 2004)。妻子通常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调节者”(Ball et al., 1995)，在解决婚姻问题时影响力更大。Bloch等人(2014)对中老年夫妻进行纵向研究发现，妻子的情绪调节能够预测双方婚姻满意度，而丈夫的情绪调节对双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也有研究认为丈夫的情绪调节对婚姻满意度更重要，丈夫的负性情绪对妻子有单向影响(Ferrer & Nesselroade, 2003)。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情绪调节的结果，忽略了调节过程的差异性，如是否采取情绪调节策略及具体调节策略带来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聚焦老年夫妻的情绪调节策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考察情绪调节策略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a，在老年婚姻中，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仅对自身婚姻满意度有预测作用(即主体效应)，也对配偶的婚姻满意度有预测作用(即客体效应)。假设1b，在上述关系中，适应性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均为正向，非适应性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均为负向。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不仅会经历生理机能衰退，认知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具体表现为归纳推理能力下降、空间定向困难、知觉速度减慢及词汇记忆减弱(Diehr et al., 2013)。认知能力的变化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质量产生影响(杨小龙 等, 2023)，可能会干扰他们有效运用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调节的认知消耗观主张，情绪调节作为自我调节的一种，会消耗心理资源，导致同一过程中分配到其他活动(如认知活动中记忆、元记忆)的资源减少，产生认知代价，影响认知行为及后效(李静, 卢家楣, 2007)。Schmeichel等人(2008)发现，工作记忆容量高的被试能更有效调节情绪反应，工作记忆容量低的被试情绪传染易感性更高，采用抑制和重新评估策略调节情绪时，成功率较低。Growney和English(2023)发现流体智力较高的老年人能更好地使用积极投入策略来调整负性情绪。刘芳等人(2022)发现，相较于低执行功能个体，高执行功能个体运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的效果更好。由此可知，认知能力在认知情绪调节和结果变量之间发挥着一定作用。
在人际情境中，互动对象的应对和反馈会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相对于工作记忆容量较低的个体，容量较高者在收到负面反馈后能更有效地进行自发情绪调节(Schmeichel & Demaree, 2010)。因此，一方的认知能力水平可能会影响对方应对策略的效果。
老年认知能力发展存在领域差异，比如流体智力会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而晶体智力能长时间保持相对稳定(Horn & Cattell, 1967)。本研究聚焦一般认知能力，主要包括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李德明, 陈天勇, 2003)。流体智力是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认知老化加工速度理论指出，成人加工速度随年龄增长而减慢，是流体认知功能老化的主要原因(Salthouse, 1996)。晶体智力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能力，包括知识、技能等，语义理解能力可以反映个体知识水平(彭华茂 等, 2009)，从而体现其晶体智力情况。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一般认知能力在情绪调节策略和婚姻满意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具体假设如下：假设2a，主体效应上，老年夫妻一般认知能力在情绪调节策略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一般认知能力水平高的老年人，自身的情绪调节策略和婚姻满意度的正向关联越强，负向关联越弱。假设2b，客体效应上，老年夫妻一般认知能力在情绪调节策略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一方的一般认知能力水平越高，另一方情绪调节策略和其婚姻满意度的正向关联越强，负向关联越弱。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北京市10个社区招募60岁以上老年夫妻共247对，采用画钟测验(Clock Drawing Test, CDT; Shulman et al., 1986)，按照“大于等于3分”的标准进行筛选(孟超 等, 2004)，剔除夫妻中认知功能存在损伤的被试，剩余有效被试共199对，平均年龄为67.53±5.15岁(年龄范围55～82岁)，平均婚龄42.20±6.41年(婚龄范围21～65年)。
2.2 研究工具
2.2.1 婚姻满意度
采用ENRICH婚姻质量问卷(李凌江, 1999; Olson et al., 1983)中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进行测量。包括10个题目，分别测量婚姻10个方面的满意度，从1(完全不赞同)至5(完全赞同)进行评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2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简版(董光恒 等, 2008; Garnefski & Kraaij, 2006)进行测量。共18个题目，9个维度，每个维度2道题，从1(从不)到5(总是)进行评定。9个维度可以分为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两类。本研究中，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0.71。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量表结构效度可以接受，χ2/df=3.13，RMSEA=0.07，CFI=0.87，SRMR=0.06。
2.2.3 一般认知能力
一般认知能力包括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李德明, 陈天勇, 2003)，分别通过加工速度和语义理解能力进行考察。加工速度采用数字比较测验，改编自申继亮等人(2003)编制的基本心理能力测验中的数字比较任务，给被试同时呈现两串长度相同的数字(3到9个数字)，要求被试在保证正确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比较这两串数字是否相同，限时1.5分钟。记录被试回答正确的个数。语义理解能力采用解词测验，来自韦氏成人智力测验的词汇分测验(修订韦氏成人智力量表全国协作组, 1983)，要求被试对10个词语进行恰当的解释，评分者对词条解释的正确程度进行评定(0～2分)，总分为20。
2.2.4 控制变量
考虑到结果变量会受一些背景变量(陈华帅, 2009; 马琦峰, 杜鹏, 2024)和关键变量(陈华帅, 2009; 叶婉青 等, 2018)影响，选择了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是否患慢性病、婚龄以及心境自评、结婚以来负性事件作为控制变量。
2.3 研究程序与分析
数据采用一对一施测，经过培训的主试朗读问卷题目，确保被试在理解的情况下作答，由主试记录答案。被试先完成基本人口学问卷和认知能力筛查，然后完成相应的测量，平均施测时间为40分钟。
研究采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初步分析，采用Mplus8.0进行APIM和APIMoM分析，RMSEA、SRMR小于0.08，CFI大于0.90表示模型良好(Hu & Bentler, 1999; Marsh et al., 2004)，RMSEA小于0.10代表模型拟合效果较好(Steiger, 1990)，CFI在0.80到0.90之间代表可接受(Tasmin & Woods, 2008)。
本研究均采用自陈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在程序控制上，采用反向题目、不同指导语和计分方式等方法来降低这种潜在偏差。在统计控制上，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共10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累计解释了58.45%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29%，小于临界值40%，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Malhotra et al., 2006)。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1 所示，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和自身非适应性策略显著负相关，丈夫的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显著正相关；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和自身的非适应性策略显著负相关，妻子的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显著正相关。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表1 老年夫妻情绪调节策略、一般认知能力和婚姻满意度相关矩阵 |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1 | 40.35 | 6.41 | |||||||||
| 2 | 18.06 | 5.72 | −0.06 | ||||||||
| 3 | 15.12 | 3.14 | −0.004 | 0.19 | |||||||
| 4 | 6.24 | 1.23 | −0.05 | 0.22 | 0.01 | ||||||
| 5 | 4.71 | 1.03 | −0.33*** | 0.02 | −0.07 | 0.50*** | |||||
| 6 | 39.40 | 6.45 | 0.29*** | 0.01 | −0.001 | 0.07 | −0.10 | ||||
| 7 | 19.94 | 7.02 | −0.06 | 0.22 | 0.07 | 0.10 | 0.11 | 0.05 | |||
| 8 | 14.20 | 3.32 | 0.21 | 0.20 | 0.13 | 0.01 | −0.07 | −0.03 | 0.18 | ||
| 9 | 5.32 | 1.34 | 0.09 | 0.18 | −0.06 | 0.01 | −0.10 | −0.18 | 0.04 | 0.02 | |
| 10 | 4.09 | 1.18 | −0.04 | 0.11 | −0.06 | −0.05 | −0.03 | −0.33*** | −0.06 | −0.11 | 0.61*** |
注：1～5=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流体智力、晶体智力、适应性策略、非适应性策略；6～10=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流体智力、晶体智力、适应性策略、非适应性策略；采用Bonferroni校正，*p<0.001，**p<0.0002，***p<0.00002。 |
3.2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纳入控制变量，模型拟合良好(χ2/df =2.04, RMSEA=0.08, CFI=0.89, SRMR=0.02)，结果见图1 。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均存在主客体效应，主体效应上，丈夫的适应性策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婚姻满意度(β=0.19, p=0.006)，非适应性策略显著负向预测自身婚姻满意度(β=−0.31, p<0.001)；妻子非适应策略显著负向预测自身婚姻满意度(β=−0.28, p<0.001)。客体效应上，妻子的适应性策略显著正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β=0.23, p<0.001)；丈夫的适应性策略显著正向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β=0.17, p=0.034)，非适应策略显著负向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β=−0.17, p=0.028)。
3.3 一般认知能力的调节作用
以丈夫和妻子的流体智力为调节变量，同时纳入模型，χ2/df=2.25，RMSEA=0.08，CFI=0.86，SRMR=0.01，仅发现丈夫的适应性策略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预测路径上，妻子的流体智力存在调节作用，如图2 所示。当妻子流体智力低时，丈夫的适应策略显著正向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β=1.72, p=0.001)；当妻子流体智力高时，丈夫的适应策略与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关联不显著，呈负向预测趋势(β=−0.22, p=0.772)。
以丈夫和妻子的晶体智力为调节变量，同时纳入模型，χ2/df=2.35，RMSEA=0.09，CFI=0.85，SRMR=0.01，仅发现丈夫的非适应性策略对自身婚姻满意度的预测路径上，丈夫晶体智力存在调节作用，如图3 所示。当丈夫晶体智力低时，其非适应策略显著负向预测自身婚姻满意度(β=−1.27, p=0.030)；当丈夫晶体智力高时，其非适应策略显著负向预测自身婚姻满意度(β=−3.24, p<0.001)，负向预测作用增加。
4 讨论
4.1 老年夫妻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主体效应
本研究发现，丈夫的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主体效应显著，妻子的非适应性策略主体效应显著，适应性策略主体效应不显著。部分支持假设1a、假设1b。适应性策略是指能使个体有效遏制不良情绪，继续从事目标导向行为的策略，非适应性策略则是无法有效遏制负性情绪的策略(Garnefski et al., 2001)。婚姻满意度是婚姻关系中的重要指标(陈华帅, 2009)，当个体采取适应性策略，以积极的互动方式从正向视角理解和看待婚姻中的问题与冲突时，婚姻满意度会得到提升，而当个体采取沉思、互相指责、夸大灾难化结果等非适应性策略时，婚姻关系会受到负面影响，如伴侣关系变差，婚姻满意度下降(Rusu et al., 2019)。
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性具有更强的负性情绪易感性，更难控制负性情绪，在调节过程中，会更多采取情绪聚焦的策略如沉思等(袁加锦 等, 2010)。我国文化背景下，老年男性更关注积极沟通给婚姻带来的正面作用，老年女性的消极沟通对自身婚姻满意度影响较大(吴婷 等, 2016)。研究发现，应对冲突时妻子更倾向于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冲突发生后，也更愿意反省并改变自己(卢凤 等, 2021)，这可能导致其关注非适应性策略的负面效果。琚晓燕等人(2015)通过对新婚夫妻的互动模式进行研究也发现，妻子的消极行为对自身互动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积极卷入的正向作用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在夫妻互动情境中，相比于自身正向的行为策略，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与自身非适应性策略作用关联更大。
4.2 老年夫妻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客体效应
本研究揭示，丈夫的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客体效应显著，妻子的适应性策略客体效应显著，非适应性策略客体效应不显著，部分支持假设1a、假设1b。
老年人退休后，夫妻关系成为其主要关系。这一时期，男性幸福感体验往往进一步加强，然而，女性即便退休，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不利于女性幸福感提升(李翔, 汤丹, 2023)。关于夫妻间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和婚姻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妻子报告的人际关系冲突显著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这可能是因为妻子更注重与丈夫、亲友之间的关系(杨阿丽, 方晓义, 2009)。这进一步证实，在老年婚姻阶段，妻子更受制于家庭内部关系，丈夫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其影响较大。
研究发现，男性在冲突谈话中的负性情绪和生理唤醒高度相关(Gottman & Levenson, 1992)，男性可能会更倾向于寻找积极的缓解策略。社会支持情境中，丈夫的婚姻质量更容易受到妻子的积极行为的影响(琚晓燕 等, 2013)，也就是说当妻子通过适应性策略重塑积极沟通方式，缓解负性情绪时，能够更好地提升丈夫的婚姻满意度。
4.3 一般认知能力的调节作用
在主体效应的调节作用上，当丈夫的晶体智力较高时，丈夫的非适应性策略负向预测作用增加，两者形成负向溢出效果，与假设2a不一致。晶体智力主要强调后天文化、经验积累，强弱整合模型(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 SAVI)认为老年人会利用自己预测情绪体验的优势，在情绪反应出现前选择相应情绪调节策略(Charles, 2010)。自责、他责、灾难化等非适应性策略是借助语言来达成的，丈夫语义理解能力越高，运用这类语言策略的能力越强，非适应性策略的负向作用也就越大。
在客体效应的调节作用上，当妻子的流体智力较低时，丈夫的适应性策略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显著，当妻子的流体智力较高时，丈夫的适应性策略预测不显著，两者呈互补效果，与假设2b不一致。选择优化补偿理论(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表明，情绪调节策略需要资源，资源水平越高，调节成功率越高(Opitz et al., 2014; Urry & Gross, 2010)。高流体智力的个体在解决问题时，能够用较少的资源达到相同的效果(Lu et al., 2022)。因此，在二元互动中，当妻子无法很好解决问题时，丈夫的适应性策略起到了保护作用。当妻子流体智力较高时，其婚姻满意度较高，丈夫策略预测作用不显著，反而呈现负向趋势，可能因为流体智力高的妻子认知神经反应敏捷，对丈夫的策略快速评价、作出回应，反而不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成人情绪感知准确性研究发现，个体判断过快容易忽略信息全面性，降低判断准确性(Fraley et al., 2006)，也就是说反应快可能导致信息搜集不完整、判断错误。
本研究揭示，不论主体效应还是客体效应，适应策略对丈夫的积极作用、非适应策略对妻子的消极作用，均不受一般认知能力影响。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和女性的一些自动化反应，在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负性情绪时，男性与认知重评相关的前额区域激活增加较少，与情绪反应相关的杏仁核活动下降幅度更大，和奖励处理有关的腹侧纹状体区域参与度更低(McRae et al., 2008)。这表明男性或许更擅长自动运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负性情绪，在情绪调节过程中投入的努力和消耗的认知资源更少。因此，在面对适应性策略时，由于丈夫消耗的认知资源较少，无论其本身认知能力强弱，该策略对他们产生的积极效果均较为显著。在我国传统夫妻关系里，妻子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研究发现，妻子感知到的口角发生频次显著高于丈夫(陈思伊, 2023)，表明妻子可能更关注家庭中负性事件与负性互动。同时，由于女性有更强的负性情绪易感性(袁加锦 等, 2010)，当她们感知非适应性策略时，负性认知可能自动开启，因此该过程和效应不易受影响。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样本仅包含北京市老年被试，整体受教育程度高，在推广其他地区时需要谨慎。其次，认知能力涵盖范围较广，本研究主要考察一般认知能力，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评估工具也较单一，后续应丰富维度与工具，确保结果稳定。再次，采用一对一施测方式，虽然可以保障老年被试理解，但可能存在主观差异。后续研究可通过事后访谈，验证结果真实性。最后，不同文化背景下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效果存在差异(Potthoff et al., 2016)，未来可以深入探讨文化差异。
5 结论
(1)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婚姻满意度关系存在夫妻差异，丈夫情绪调节策略与双方婚姻满意度均有显著关联，妻子的适应性策略与丈夫婚姻满意度关联显著，非适应性策略与自己婚姻满意度关联显著。(2)一般认知能力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妻子流体智力低时，丈夫适应性策略显著正向预测妻子婚姻满意度；流体智力高时，二者关联不显著。丈夫晶体智力低时，其非适应性策略显著负向预测自身婚姻满意度；晶体智力高时，此关联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