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心理危机因其高危性和高发性已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被视为青少年陷入心理危机的主要表现(Becker & Correll, 2020; Salk et al., 2017)。大量研究显示，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不仅会损害青少年的社会功能，更严重的是，二者均是自杀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Thapar et al., 2012)。此外，以往研究一致发现，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存在高相关性和共病性(Wang & Liu, 2019)。因此，同时关注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将有助于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发生。
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强调(Gotlib & Hammen, 2008)，当个体处于充满排斥、拒绝和冲突的人际关系时，会形成消极的认知图式和自我评价，这会增加抑郁的风险。而自伤功能模型提出(Nock, 2010)，消极的人际关系不仅会直接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增强，也会为暂时缓解个体的抑郁水平而提高自伤行为的发生频率。家庭关系是人际关系的核心，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其中，夫妻关系，尤其是青少年对父母婚姻冲突的感知和经历更是直接影响其心理适应及社会功能的敏感因素(Human et al., 2016)。大量研究证实，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能显著正向预测其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Yap & Jorm, 2015; Zhang et al., 2017)。除夫妻关系外，亲子关系也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重要预测指标(Jugert et al., 2016)。研究发现，消极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Dykstra et al., 2020; Xu et al., 2023)。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属于不同的家庭子系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从属于婚姻子系统，亲子关系则从属于亲子子系统。家庭是由婚姻子系统和亲子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动态整体系统，各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结果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会功能(Cox & Paley, 1997)。由此可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综合作用也可能成为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但已有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分别考察了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两者的综合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考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综合作用与青少年抑郁和非自伤性自杀行为的关系。
此外，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综合影响作用于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潜在机制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基于易感−应激模型，认知灵活性是个体出现抑郁和自杀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Horvath & Lee, 2009; Mann & Rizk, 2020)，它反映了个体随环境或刺激变化而自由地改变认知和行为来应对变化的能力(Crone & Dahl, 2012)。已有研究发现，缺乏认知灵活性的个体通常思维僵化、刻板，易产生消极的自动思维，常常陷入消极情绪不能自拔，从而增加了心理危机的发生风险(Beck & Bredemeier, 2016; Chung et al., 2024)。而认知灵活的个体，思维转换快、心理调节能力强，善于灵活地解决问题(王湃, 刘爱书, 2017)，其发生心理危机的风险较低。
与此同时，过往研究显示，外界环境压力会影响个体早期的认知发展，使其表现出较差的认知功能(Marko & Riečanský, 2018)。其中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均已被证实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王颖 等, 2022; El-Sheikh et al., 2014)。但是，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是不同家庭子系统间的互动，在家庭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故两者间的交叉可能存在差异性和一致性。一方面，溢出理论(Erel & Burman, 1995)认为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存在一致性，婚姻冲突对亲子关系具有溢出效应。父母婚姻冲突会降低父母的积极养育方式，进而影响儿童的执行功能(Gustafsson et al., 2015)，但会增加父母的消极教养模式，进而导致儿童较差的学业成绩(Harold et al., 2007)。另一方面，补偿理论(Erel & Burman, 1995)认为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存在差异性，婚姻中充满矛盾和冲突时，父母会转而从亲子关系中寻求补偿；此外，良好的婚姻关系也可能会排斥亲密的亲子关系。这些差异都有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认知发展。高雯等人(2019)在研究中发现，将孩子卷入父母婚姻冲突而形成的“亲子三角关系”会导致儿童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由此可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可能会成为认知灵活性的重要预测因素，进而作用于青少年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考察认知灵活性在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亲子关系匹配与青少年抑郁和非自伤性自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甘肃省某地4所中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具体程序是由当地教育局首先对每所学校进行编号(匿名)，主试从学校编号中根据随机数码表随机抽取4所学校，然后对4所学校的初一、初二、高一年级学生进行整群施测。经学校领导、青少年本人及其家长的书面知情同意，共2161名学生参加了施测，剔除答题时间过短、规律作答、作答缺失率高于1/3以及未通过测谎题的被试数据，最终有效被试为1863人(86.2%)。其中男生974人(52.3%)，女生为889人(47.7%)。被试年龄范围为12～16岁，平均年龄为13.50±1.38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抑郁
2.2.2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采用万宇辉等人(2018)编制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共12个项目，包括割伤、掐伤、抓伤等行为。采用5点计分，0代表“从无”，4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表明自伤程度越严重。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刘慧瀛 等, 2023)。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3 感知父母婚姻冲突
采用池丽萍和辛自强(2003)修订的婚姻冲突儿童知觉量表。以往研究者多采用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解决三个维度测量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并且证实该量表在国内青少年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范航 等, 2018)。本研究同样选取上述三个维度，采用4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4 亲子关系
采用张锦涛等人(2011)修订的亲子亲密度量表，共9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亲子关系越亲密。国内研究显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刘志军, 陈继为, 2023)。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5 认知灵活性
采用黄春晖等人(2014)编制的青少年执行功能量表中的认知灵活性分量表，共7个项目。采用3点计分，1代表“没有”，3代表“总是”，所有题目均需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认知灵活性越好。该量表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薛胜平 等, 2023)。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3 分析方法
首先，采用多项式回归分析考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相互作用对认知灵活性的预测。本研究将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相互作用分为4种情形：(1)不一致情况：高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差，亲子关系好)；低婚姻冲突−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好，亲子关系差)；(2)一致情况：高婚姻冲突−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差，亲子关系差)的“疏离”关系；低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好，亲子关系好)的“亲密”关系。接着，进行响应面分析，绘制出一个可视性更强的三维图形。在图形中，通过计算一致关系(X=Y)的斜率和曲率以及不一致关系(X=−Y)的斜率和曲率的值及显著性来判断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其次，使用PROCESS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而言，采用以上多项式回归系数构建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一致性的块变量(Edwards & Cable, 2009)。接着以块变量为自变量，认知灵活性为中介变量，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为结果变量进行中介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程序上的控制，如，匿名作答、测谎题、标准化施测指导语等。同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来考察共同方法变异程度。结果显示，有6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31%，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见表1 。五个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相关(p<0.01)。其中抑郁、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认知灵活性和亲子关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上述两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表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
| 变量 | M±SD | 1 | 2 | 3 | 4 |
| 1.抑郁 | 1.49±0.63 | ||||
| 2.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 1.59±4.86 | 0.40** | |||
| 3.认知灵活性 | 2.39±0.47 | −0.36** | −0.19** | ||
| 4.感知父母婚姻冲突 | 1.64±0.76 | 0.32** | 0.25** | −0.29** | |
| 5.亲子关系 | 3.29±0.97 | −0.33** | −0.22** | 0.19** | −0.38**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2 多项式和响应面分析
首先，进行多项式回归分析，如表2 所示。模型1所示，亲子关系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对认知灵活性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模型2得到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方程为Z=−0.12＋0.11X−0.33Y＋0.05X2＋0.08Y2−0.06XY，检验结果显示其具有显著的增量意义(△R2=0.10, p<0.01)，需要进一步进行响应面分析。
表2 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亲子关系匹配与认知灵活性关系的多项式回归分析 |
| 模型 | β | SE | △R2 | |
| 模型1 | 亲子关系(b1) | 0.10*** | 0.02 | 0.09** |
| 感知父母婚姻冲突(b2) | −0.25*** | 0.02 | ||
| 模型2 | 亲子关系(b1) | 0.11*** | 0.01 | 0.10** |
| 感知父母婚姻冲突(b2) | −0.33*** | 0.02 | ||
| 亲子关系平方(b3) | 0.05* | 0.01 | ||
| 亲子关系×感知父母婚姻冲突(b4) | −0.06* | 0.01 | ||
| 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平方(b5) | 0.08* | 0.01 | ||
| X1 = −X2 | a1 = b1+b2 | −0.23*** | 0.02 | |
| a2 = b3+b4+b5 | 0.07 | 0.02 | ||
| X1 = X2 | a3 = b1 − b2 | 0.44*** | 0.02 | |
| a4 = b3 − b4+b5 | 0.20*** | 0.02 |
采用响应面分析检验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匹配与认知灵活性的关系。结果显示，沿不一致线(低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横截面的斜率显著(S=−0.23, p<0.001, 95%CI=[−0.33, −0.13])，说明高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个体相比于低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个体具有更低的认知灵活性。沿一致线(低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横截面的斜率显著(S=0.44, p<0.001, 95%CI=[0.37, 0.51])，说明高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个体相比于低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认知灵活性。此外，响应面不一致曲率(低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不显著(S=0.07, p>0.05, 95%CI=[−0.07, 0.20])，说明随着亲子关系增加和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增加，认知灵活性的变化是线性变化。响应面一致曲率(低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显著(S=0.20, p<0.001, 95%CI=[0.12, 0.28])，说明随着亲子关系增加和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降低，认知灵活性的变化是非线性变化。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亲子关系和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以亲子关系为X轴，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为Y轴，认知灵活性为Z轴，拟合亲子关系−感知父母婚姻冲突−认知灵活性的三维响应图(图1 )。从响应曲面正前方到后下方，即随着亲子关系增加和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增加，认知灵活性是逐步降低的，降低斜率接近线性；从响应曲面的右下角到左上角，即随着亲子关系增加和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降低，认知灵活性是逐渐增加的，开始增加慢，后面增加快，呈现曲线增加趋势。响应曲面的结果与多项式结果相符。
3.3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上述多项式回归和响应曲面分析对认知灵活性在块变量与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表4 和图2 ，块变量可分别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非自杀性自伤行为(β抑郁=−0.33, p<0.01; βNSSI=−0.21, p<0.01)和认知灵活性(β=0.32, p<0.01)。加入中介变量认知灵活性后，块变量依然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β抑郁=−0.24, p<0.01; βNSSI=−0.16, p<0.01)，且认知灵活性可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β抑郁=−0.28, p<0.01; βNSSI=−0.14, p<0.01)。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认知灵活性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9、−0.04，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1, −0.07]、[−0.06, −0.0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27.72%、21.43%。结果表明，块变量不仅直接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还可以通过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
表3 中介效应检验(因变量：抑郁)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2 | F | β | t | p | 95%CI |
| 抑郁 | 块变量 | 0.11 | 228.67 | −0.33 | −15.12 | <0.01 | [−0.37, −0.29] |
| 认知 灵活性 | 块变量 | 0.10 | 219.87 | 0.32 | 14.83 | <0.01 | [0.28, 0.37] |
| 抑郁 | 块变量 | 0.18 | 204.88 | −0.24 | −10.77 | <0.01 | [−0.28, −0.19] |
| 认知 灵活性 | −0.28 | −12.70 | <0.01 | [−0.32, −0.24] |
注：回归模型中的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块变量是指将亲子关系和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一致的回归系数生成一个组块变量，以下同。 |
表4 中介效应检验(因变量：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2 | F | β | t | p | 95%CI |
| 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 | 块变量 | 0.04 | 84.22 | −0.21 | −9.18 | <0.01 | [−0.25, −0.16] |
| 认知 灵活性 | 块变量 | 0.10 | 219.87 | 0.32 | 14.83 | <0.01 | [0.28, 0.37] |
| 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 | 块变量 | 0.06 | 59.48 | −0.16 | −6.88 | <0.01 | [−0.21, −0.12] |
| 认知 灵活性 | −0.14 | −5.77 | <0.01 | [−0.18, −0.09] |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亲子关系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综合作用与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的关系，以及认知灵活性在其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与亲子关系的块变量显著预测了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这一研究结果补充和扩展了以往研究(Yap & Jorm, 2015; Zhang et al., 2017)，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不仅单独对青少年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起作用，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同时为家庭系统理论提供了证据，家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对个体的行为和发展产生影响(Cox & Paley, 1997)。稳定、和谐、健康的家庭系统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促进作用(Zhou et al., 2018)；相反，消极、混乱、动荡的家庭系统则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Jouriles et al., 2014)，甚至诱发更严重的精神障碍(Goschin et al., 2013)。
本研究还发现认知灵活性在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亲子关系匹配与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家庭相关的因素会通过认知灵活性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Wu et al., 2021)。但本研究发现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会以不同形式作用于认知灵活性进而影响青少年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具体而言，当家庭关系一致较好时(高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水平就高，进而发生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风险就低。根据依恋理论，高质量的家庭关系为青少年提供了和谐、稳定、安全、温暖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相互支持、相互沟通，满足了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形成了积极的内部工作模式(Collins, 1996)，使其更加自信地去探索周围环境(Mikulincer & Shaver, 2007)。这有利于他们形成更灵活和适应性更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从而避免了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出现。反之，当家庭关系一致较差时(低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容易使青少年对父母产生疏离感，常常夸大对消极信息的感知和对周围环境的过度警觉，从而形成不安全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状态会使青少年表现出思维僵化、刻板和消极的归因模式，而这些特点正是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风险因素(Caouette & Guyer, 2016; Chung et al., 2024)。因此，青少年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抑郁和更严重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此外，当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不一致时，相比于高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低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个体认知灵活性较高，其发生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风险较低。这一结果支持了Cox和Paley(2003)的观点，家庭始于婚姻关系的建立，婚姻关系孕育了亲子关系，在家庭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对青少年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情绪安全理论认为(Davies & Cummings, 1994)，青少年的情绪安全感是在和谐的父母关系中建立的，对于情绪安全感强的个体来说，即使面临威胁的情境(亲子关系质量不佳)，他们也会为了减少、避免可能的消极后果而主动调节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越高，认知灵活性水平就越高，他们常常表现出对新信息的开放性，对处理困境的自信心、以及采用不同策略来应对压力的灵活性(Martin et al., 1998)；相应地，这些特点也保护个体避免出现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然而，经历父母婚姻冲突的青少年容易产生情绪不安全感，他们害怕与父母分离(Sturge-Apple et al., 2008)，总是按照父母认可和喜欢的方式与其互动，从而形成积极的亲子关系。但对父母规则和标准的绝对服从会导致青少年思维僵化和习惯性的问题解决策略，而不考虑其他可能性(Wu et al., 2021)。因而他们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和环境，表现出较低的认知灵活性，从而增加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是一个横断研究，限制了对研究变量间时间或因果关系的推论。第二，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青少年自我报告，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研究可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测量。
5 结论
(1)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综合作用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2)当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一致时，相比低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认知灵活性，从而降低了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风险。(3)当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不一致时，相比于低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个体具有更低的认知灵活性，从而导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