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指可以为个体带来显著收益，同时也有潜在可能导致消极后果的行为(Crone et al., 2016)。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刺激和冒险欲望在青少年早期开始不断增长(Steinberg et al., 2018)。青少年早期阶段是指11、12岁到14、15岁的年龄阶段，是同伴影响的易感期(Knoll et al., 2015)，也是冒险行为发展的转折期(Duell et al., 2018; Steinberg, 2008)，处于此阶段的青少年冒险行为存在明显的同伴在场效应：相比于独自一人，同伴在场观看时青少年冒险行为会增加(田录梅 等, 2018; Chein et al., 2011; Smith et al., 2014; Somerville et al., 2019; Tymula, 2019)。例如，与同伴一起时，青少年会更容易发生酗酒、吸烟、暴力或犯罪行为以及严重的交通事故(Steinberg, 2008)。因此，探讨同伴观看情境下的冒险行为有助于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双系统理论常用作解释青少年在同伴观看情境下的冒险行为(张玮玮, 朱莉琪, 2021; 张颖, 冯廷勇, 2014)。双系统是指社会情绪系统(social affective system)与认知控制系统(cognitive control system)。前者主要位于大脑边缘区域，包括杏仁核、腹侧纹状体、眶额皮层、内侧前额皮层和颞上沟；后者涉及外侧前额皮层、扣带前回皮层以及与两者联系的顶叶。该理论认为青少年期是社会情绪系统的快速成熟和认知控制系统的慢速成熟的时期，故而存在着潜在的失衡。相比于独自环境，同伴在场观看是一种激发情绪奖赏的社会环境，会增加青少年情绪奖赏系统对冒险潜在奖励的寻求，而发育相对较慢的认知控制系统未能成功控制社会情绪系统追求奖赏的动机，致使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增加(Casey, 2015; Casey et al., 2008; Shulman et al., 2016; Steinberg, 2008, 2010)。例如，有研究测量了青少年在模拟驾驶任务中做决定时的大脑活动。被试分别在独自和同伴观看的情境下完成实验任务，结果表明同伴在场观看提高青少年冒险决策的奖赏敏感性，进而增加青少年的冒险行为(Chein et al., 2011)。然而，近来一些研究表明双系统理论在解释同伴在场增加青少年冒险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有研究发现，同伴现场观看对青少年冒险行为没有影响(Reynolds et al., 2014)，甚至减少冒险(Kessler et al., 2017)。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同伴在场的具体环境是问题的关键(Blakemore, 2018; Somerville et al., 2019)，所以当前研究从同伴的观看方式、在场距离和数量来考察同伴观看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同伴观看方式有两种，分别是现场观看与在线观看。现场观看(onsite observing)是指同伴与被试处于相同的实验环境，即同伴在实验现场观看。以往实证研究多采用这一方式进行测量(Gardner & Steinberg, 2005)。然而，在一些核磁与脑电的实验中，同伴不便在实验现场观看，而是在其他房间通过分屏或监控等显示设备进行观看，结果也发现了同伴在场效应(Chein et al., 2011; Kessler et al., 2017; van Hoorn et al., 2018; Willoughby et al., 2021)，这种观察方式属于在线观看(online observing)。此外，还有研究采用虚假同伴设定，即青少年认为自己在被隔壁房间的不认识的同伴观察，结果同样发现了同伴在场效应(Smith et al., 2014; Weigard et al., 2014)。考虑到青少年群体中网络社交的普遍性，真实社交与网络社交均是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潜在重要来源(周菘 等, 2023; Harakeh & Vollebergh, 2012)，所以本研究通过实验1考察同伴现场观看与在线观看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即便同伴现场观看，同伴在场效应也有可能不会发生(Powers et al., 2018; Rosen et al., 2016)，甚至减少青少年的冒险行为(Kessler et al., 2017)。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同伴在场方式的差异(Somerville et al., 2019)。
同伴的在场方式是指当被试做实验时，同伴所看到的视野和位置。同伴位置通常设置在被试对面和旁边(Somerville et al., 2019)，当同伴坐在被试旁边时，不观看被试的任务表现的设定不切合实际。对面位置不要求同伴必须在实验室现场，同伴可以坐在被试对面通过分屏设备观察(Cavalca et al., 2013)，也可以通过监控设备远程观察(Chein et al., 2011)，而旁边观察条件下，同伴与被试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近(Reniers et al., 2017)。同伴的观看和位置都是影响生理唤醒水平的关键因素(Zajonc, 1965)。根据双系统理论，生理唤醒会导致青少年敏感的社会情绪系统寻求奖赏，追求冒险(Chein et al., 2011; Steinberg, 2008)。
有研究考察同伴仅在现场和同伴旁边观看这两种同伴在场方式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差异(Somerville et al., 2019)，结果发现同伴仅在场却不观看时，不会致使青少年冒险增加。该研究中同伴仅在现场或旁边观看，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是否观看，还存在距离差异，旁边观看的同伴距离更近。根据社会促进理论，同伴在场的距离越近唤醒程度就越高(Evans, 1979)，数量越多也会使得唤醒程度增强(Knowles, 1983)。该实验中旁边观看的作用可能不仅是由于观看，还可能是因为距离更近而增加了社会情绪系统的唤醒。然而，截至目前还未有研究同时考察多种同伴在场方式的差异。
本研究通过操纵同伴的观看方式、在场方式与在场数量，考察同伴观看、距离与数量对早期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两个实验，以12～15岁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以下问题：(1)由同伴现场观看和在线观看所引发的青少年冒险的同伴在场效应有何差别？(2)现场观看时，哪种在场方式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最大？(3)同伴在场的数量是否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初中生处于青少年早期阶段，他们的社会情绪系统在此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认知控制系统则经历了相对较慢的成熟过程，对其冒险行为的考察有助于整体了解双系统理论解释早期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同伴在场效应的适切程度。基于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假设1：与独自情境相比，同伴现场观看与在线观看时都会增加青少年冒险行为，同伴现场观看的影响大于在线观看；假设2：同伴在场方式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同伴旁边观看的影响大于同伴对面观看，同伴对面观看的影响大于同伴仅在现场；假设3：两名同伴在场时的青少年冒险行为水平高于单个同伴在场。
综上，本研究根据双系统理论，在同伴在场的情境下对早期青少年冒险行为进行探究，以期了解同伴观看方式、在场方式与数量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为引导早期青少年儿童避免冒险行为提供实证建议。
2 实验1：同伴观看方式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根据G*Power 3.1的计算，对于本实验适用的单因素组间设计的方差分析，预计需要的被试量至少为66(Effect Size=0.4, α=0.05, Power=0.8)。采用随机整群抽样在河北省承德市某初中各年级随机选取1个班，共招募96名青少年，其中2名被试未完成实验，1名被试实验数据存在地板效应，3名被试问卷数据有缺失，所以剔除以上6份无效数据。最终实际被试90人，平均年龄为13.79±0.94岁。其中男生53名，占比约为59%。此外，在已抽取的班级之外，随机选取每个年级的两名同学作为同伴，男女各1人，共6名青少年。所有参与者及其家长在实验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所有实验程序均通过了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设置两个实验组和一个对照组。实验组分别是同伴现场观看组与同伴在线观看组，对照组是独自实验组。实验组1在同伴现场观看的情境下完成实验任务，实验组2为同伴在线观看的情境下完成实验任务，对照组被试独自完成实验任务。自变量是同伴类型，因变量是冒险行为，操作性定义是气球模拟风险任务中未爆炸气球的平均充气数。
2.1.3 实验材料与程序
被试先进行问卷填写，作答后主试安排一名同性别同年级的同伴与青少年见面并进行简短介绍。同伴现场观看组的被试与其同伴一同进入实验室，同伴坐在被试对面通过分屏设备观看被试实验任务；同伴在线观看组的被试单独进入实验室，同伴在隔壁房间通过录像设备在线观看。主试在实验开始前的指导语和实验过程中提醒青少年：“在实验中获得奖励金额的多少决定换取相应价位的礼品。”目的是让被试相信自己的决策与真实的实验报酬挂钩，从而做出更真实的选择。但事实上所有被试最终都会得到15元的基本报酬和一件价值为5元人民币的小礼物。具体实验材料如下。
采用气球模拟风险任务(The Balloon Analog Risk Task, BART)测量青少年的冒险行为(Lejuez et al., 2002)。本实验对BART进行了汉化和修改，采用E-Prime 2.0软件编写该实验程序。实验任务开始后计算机屏幕中央会呈现一个干瘪的气球，气球下方呈现两个信息框，分别显示“临时银行”和“永久银行”金额。实验任务要求被试给30个气球进行充气，在充气的过程中，被试按下“F”键给气球充气，每次按下“F”键后，若气球没有爆炸，临时银行将会增加0.01元并以此累计；若气球爆炸，则该气球在临时银行所累积的所有金额全部消失。气球将在1到128次充气之间随机爆炸，被试在充气过程中随时可以按“J”键来停止充气，系统会将该气球所在临时银行中的金额累计到永久银行中。气球爆炸和停止充气都会使当前气球任务结束。每一次打气都增加了获得的潜在回报的金额，但也增加了爆炸的可能性，爆炸会导致失去所有的潜在收益。本实验使用没有爆炸的气球的平均充气数来计算冒险得分(Lejuez et al., 2003)。
采用张晨等人(2011)编制的青少年冒险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dolescent Risk-taking Questionnaire-Risk Behavior Scale, ARQ-R)测量被试的冒险水平。该问卷共17个项目，包括刺激寻求、叛逆、反社会和鲁莽4个维度，每个项目5级计分(0代表“从不”，4代表“总是”)，信效度良好且适合考察中国青少年的冒险行为。
2.2 结果
首先，对三组被试的人口学变量与冒险行为量表测得的冒险行为水平进行描述统计与差异检验，结果见表1 ，发现三组被试的组间差异不显著(ps>0.05)。
表1 实验1描述统计与组间差异检验 |
| 变量 | 总样本(n=90) | 独自(n=30) | 现场观看(n=30) | 在线观看(n=30) | F | p |
| 年龄 | 13.79(0.94) | 13.67(0.92) | 13.73(1.01) | 13.97(0.89) | 0.84 | 0.437 |
| 性别(%) | 58.9 | 46.7 | 66.7 | 63.3 | 1.72 | 0.189 |
| ARQ-R | 0.43(0.40) | 0.31(0.25) | 0.52(0.40) | 0.46(0.50) | 2.26 | 0.113 |
| BART | 58.47(25.89) | 47.96(25.46) | 70.41(21.08) | 57.03(23.36) | 7.01 | 0.002 |
注：性别为男性占比；括号外为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以下同。 |
然后以现场观看的同伴类型为自变量，BART任务中未爆炸气球的平均充气次数(BART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对未爆炸气球的平均充气次数进行Levene方差齐性检验，F(2, 87)=0.26，p>0.05，方差齐性。
最后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同伴观看的主效应显著[F(2, 87)=7.01, p<0.01, η${_{\rm p}^2} $ =0.14, 1−β=0.92]，为进一步确定哪种同伴观看类型对被试的冒险行为影响更大，用LSD法进行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同伴现场观看组的冒险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和同伴在线观看组(p<0.05)，同伴在线观看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3 实验2：同伴在场方式与在场数量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实验1发现同伴现场观看比在线观看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影响更大。基于实验1的研究结果，实验2考察现场观看时同伴在场方式与数量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根据G*Power 3.1的计算，对于本实验适用的被试间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预计需要的被试量至少为63(Effect Size=0.25, α=0.01, Power=0.8)。剔除实验1选取的三个班级，重新采用随机整群抽样在河北省承德市某初中各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共招募84名青少年为被试，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剔除3份无效数据。最终实际被试81人，平均年龄为14.07±0.97岁。其中男生38名，占比约为47%。此外，在已抽取的班级之外，随机选取每个年级的四名同学作为同伴，男女各2人。
3.1.2 实验设计
采用2(同伴数量：1、2)×3(同伴在场方式：仅在现场、对面观看、旁边观看)两因素混合设计，同伴数量采用被试内设计并进行顺序平衡，每名被试都需要完成两轮实验。同伴在场方式采用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在BART任务中未爆炸气球的平均充气数。
3.1.3 实验材料
同实验1。
3.1.4 实验程序
被试根据顺序编号单独参与实验，当被试来到实验接待室时，会有2名同年级、同性别的同伴在等待。主试告知被试接下来的实验任务两名同伴会一同参与。进入实验室后，实验桌上有两台朝向相反的电脑。仅在场与旁边观看的实验设定借鉴Somerville等人(2019)的研究。具体来说，仅在场操控是让同伴坐在青少年对面，然而对面的显示器是空屏幕，这意味着虽然同伴与被试同处一间实验室，但却不能看到被试的任务表现。旁边观看的实验设定是让同伴坐在被试旁边，并要求同伴积极关注被试的任务表现，且不能发出声音。当有一名同伴在旁边观看时，观看位置统一在被试右边；当有两名同伴在旁边观看时，被试左右各一名同伴。同伴对面观察的设定以及实验报酬同实验1。本实验共分两轮，每轮对气球进行20次充气。两轮实验过后，同伴离开，被试进行问卷填写。
3.2 结果
首先，对三组被试的人口学变量与冒险行为量表测得的冒险行为水平进行描述统计与差异检验，结果见表2 ，发现三组被试的组间差异不显著(ps>0.05)。
表2 实验2描述统计与组间差异检验 |
| 变量 | 总样本(n=81) | 仅在现场(n=28) | 对面观看(n=26) | 旁边观看(n=27) | F | p |
| 年龄 | 14.14(1.05) | 14.29(1.17) | 13.96(1.06) | 14.15(0.90) | 1.28 | 0.282 |
| 性别(%) | 47.0 | 46.4 | 50.0 | 48.0 | 1.72 | 0.190 |
| ARQ-R | 0.40(0.35) | 0.46(0.31) | 0.31(0.46) | 0.44(0.39) | 1.20 | 0.311 |
| BART | 73.05(17.63) | 61.82(14.30) | 74.10(17.95) | 83.68(13.14) | 30.22 | 0.001 |
然后以同伴数量为组内变量，同伴在场方式为组间变量，BART任务中未爆炸气球的平均充气次数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首先对各实验组的BART得分进行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方差齐性[F(5, 156)=1.05, p>0.05]，然后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
表3 同伴数量和在场方式与冒险行为的方差分析 |
| SS | dƒ | MS | F | p | 1−β | ||
| 同伴在场数量 | 2649.26 | 1 | 2649.26 | 12.11 | 0.001 | 0.07 | 0.93 |
| 同伴在场方式 | 13220.85 | 2 | 6610.43 | 30.22 | <0.001 | 0.28 | 1.00 |
| 交互作用 | 68.15 | 2 | 34.07 | 0.16 | 0.862 | 0.002 | 0.07 |
同伴数量的主效应显著[F(1, 156)=12.11, p<0.01, η${_{\rm p}^2} $ =0.07]，说明两个同伴在场情境下，青少年冒险行为显著高于一个同伴在场的情境；同伴在场方式的主效应也显著[F(2, 156)=30.22, p<0.001, η${_{\rm p}^2} $ =0.28]，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发现三种在场方式两两差异显著(ps<0.001)，同伴旁边观看时青少年的冒险水平高于同伴对面观看，后者又高于同伴仅在现场；同伴数量与同伴在场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对比实验1与实验2的数据，将一个同伴仅在现场和独自情境下青少年冒险行为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二者差异不显著[t(56)=1.91, p>0.05]。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同伴观看情境下早期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实验1结果显示在气球模拟风险任务中，无论是同伴现场观看还是同伴在线观看，都可以引发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同伴在场效应。具体而言，相比独自一人的单独情境，不论是现场观看，还是在线观看，只要青少年意识到有同伴在观看他们时，其冒险水平都更高。实验1的结果还显示同伴现场观看要比在线观看所引发的冒险行为更多，假设1成立。实验2结果显示在气球模拟风险任务中，同伴的在场方式与数量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具体来说，当在对面位置即距离相同时，观看要比仅在现场更能增加青少年冒险行为；当同伴现场观看但距离不同时，在距离较近的旁边位置观看会比距离较远的对面位置观看更能增加青少年冒险行为，假设2成立。实验2的结果还发现，在场同伴数量越多，引发的同伴在场效应越强，假设3也成立。此外，对比实验1与实验2的数据后发现，单个同伴仅在现场与独自情境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水平没有差异(p>0.05)，说明感知到同伴观察是增加早期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必要因素。
4.1 同伴观看方式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
实验1发现在气球模拟风险任务中，青少年在同伴观看的情境下要比单独时更加冒险，并且同伴现场观看引发的同伴在场效应强于同伴在线观看。首先，这些结果证实了双系统理论(Casey, 2015; Shulman et al., 2016; Steinberg, 2010)。在同伴情境下，青少年的社会情绪系统使得冒险行为所带来的奖赏更有价值，进而比独自情境时更加冒险。考虑到青少年中同伴互动的奖赏价值升高(Blakemore, 2018)，同伴的存在可能会使情绪奖赏系统敏感，从而对冒险行为的潜在回报线索做出反应。因此，与同伴在一起时，处于青少年早期阶段的儿童尤其倾向于冒险，这可能源于相互竞争的大脑系统的成熟失衡。
其次，实验1的结果与以往同伴现场观看使得青少年冒险行为增加的研究结果一致(Chein et al., 2011; Harakeh & Vollebergh, 2011; MacLean et al., 2014; Somerville et al., 2019)。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者同样采用气球模拟风险任务考察同伴在场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仅现场观看并不能使晚期青少年的冒险增加(Reynolds et al., 2014)，这与本研究的实验1结果不同。造成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同伴影响的敏感性随着年龄增大而减小(Knoll et al., 2017)，并且同伴影响抵抗能力随年龄增大而提高(Steinberg & Monahan, 2007)。
最后，本研究发现同伴现场观看的影响效果强于在线观看。相比在线观看，在实验现场观看的同伴可能更大程度唤醒青少年的社会情绪系统，使得被试对冒险所带来的收益更敏感，青少年可能为了“取悦”现场观看的同伴而冒险(Blakemore, 2018; Ciranka & van den Bos, 2020)。在线观看时，即便青少年相信自己正在被同伴观看，却看不到同伴的任何反馈信息，这使得同伴在场效应的强度明显下降。
4.2 同伴在场方式与数量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
实验2考察了同伴在场方式与数量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更近的同伴距离和更多的同伴数量会增加青少年冒险行为。可能的解释是更近的距离增加了青少年情绪系统的唤醒程度，对冒险的奖赏更敏感，因此冒险行为也更多。这一结果丰富了Somerville等人(2019)的研究结论。虽然对面观察与旁边观察都能增加青少年冒险，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Chein et al., 2011; Smith et al., 2014; Somerville et al., 2019)，但是以往研究并没有区分同伴距离的调节作用，而本研究首次在冒险行为的实验任务中发现了同伴距离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所以实验1发现在线观看没有现场观看的影响作用强，也可能是现场观看时同伴的实际距离更近导致的。
依据实验2的研究结果，在场同伴的数量也会增加青少年冒险行为。以往研究对同伴在场的操控主要集中于在场方式，并没有深入探讨同伴数量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发现在场的同伴数量越多，青少年越容易冒险。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同伴数量增加使得青少年情绪唤醒程度变高。根据社会促进理论(Zajonc, 1965)，同伴现场观看会引发社会唤醒，同伴数量越多，引发的社会唤醒程度越高，从而导致社会情绪系统对奖赏更加敏感，继而追求冒险。另一方面，根据社会影响理论(Latané, 1981)，他人在场的影响强度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Jackson & Latané, 1981)，本研究中两名同伴在场时表现出更强的影响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同伴数量与在场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这说明二者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的机制，即便二者都可以用双系统理论来诠释。同伴数量增多可能增加青少年的社会唤醒程度，而同伴观看可能会给青少年带来压力，使得青少年害怕被评价，当一个同伴仅在现场却不观看时，与青少年在独自情境下的冒险行为没有差异的研究结果为此推论提供了证据，但仍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被试年龄范围可扩展至整个青少年阶段。本研究只考察了青少年早期阶段的儿童，未来研究可以增加对中晚期青少年的考察，以便对比不同阶段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同伴影响。其次，实验范式存在局限。本研究采用的是气球模拟任务范式，虽然这一范式已经证明与现实的冒险行为相关(邓尧 等, 2022)，但是实验室情境难以完全复制青少年现实生活中的冒险习惯，未来研究可以使用更多生活中的冒险情境来提高结论的生态效度。再次，实验设计有待改进。其一，在同伴在场方式上，因现实问题取消了“旁边仅在场”的设定，后续研究可以利用VR技术，控制旁边观看的同伴的视域；其二，本研究发现同伴的数量越多，引发的同伴在场效应越强，但是同伴数量的维度仅有单个同伴与两个同伴，建议未来增加在场同伴的数量来探索同伴团体的影响。最后，本研究发现同伴数量和同伴观看对青少年冒险的影响机制也许不同，社会动机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研究可采用电生理研究设备探究二者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心理与神经机制。
5 结论
本研究考察同伴在场的具体情境对早期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同伴观看会增加青少年冒险行为，在场同伴的距离越近、人数越多，青少年冒险行为水平越高。为此，避免青少年聚集参与高危冒险行为是减少青少年消极冒险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