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错误信息的传播。事实核查和辟谣平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错误信息的进一步传播，但并不能完全消除错误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现有研究表明，错误信息存在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CIE)，即最初呈现的信息在随后通过更正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个体在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中，仍然会部分依赖或利用最初的错误信息，从而导致错误信息对认知和行为的持续影响(Ecker et al., 2015; Johnson & Seifert, 1994; van Huijstee et al., 2022)。在研究中，常用的研究范式是要求被试阅读一则依次呈现错误信息和更正信息的虚构事件，将其回答推理问题时对原始错误信息的依赖程度作为错误信息CIE的指标(Johnson & Seifert, 1994; O’Rear & Radvansky, 2020)，推理分数越高，表明CIE越大。关注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揭示错误信息CIE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错误信息CIE的理论假设，在实践中更好地设计减少甚至消除错误信息CIE的更正方法。
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差异如固有态度(Ecker et al., 2014)、认知能力(Brydges et al., 2018)、思维方式(Pennycook & Rand, 2019)等可能影响CIE；而信息因素如错误信息的呈现形式(Rich & Zaragoza, 2016)、载体(Xu et al., 2020)、更正信息的来源(Ecker & Antonio, 2021)等也会影响CIE。迄今，极少有研究探讨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本研究拟探讨错误信息效价和CIE的关系，具体问题如下：(1)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是怎么样的？(2)如果消极错误信息存在更大的CIE，则其可能的内部原因是什么？
目前仅有少数研究直接关注了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Ecker等(2022)综述错误信息信念形成及其难以更正的认知、社会和情感因素，提出在社会和情感因素上，情绪是除了来源可信度、世界观外的一个影响错误信息信念的关键因素。Walter和Tukachinsky(2020)通过元分析对比了实验材料为消极错误信息(19个)的研究和实验材料为积极/中性错误信息(13个)的研究，结果发现消极错误信息产生的CIE和积极错误信息无显著差异，但文中也指出元分析中所选取的研究均没有操作错误信息的效价。Chang等(2019)的研究涉及了对错误信息效价的直接操纵。他们在实验2中以未更正条件为基线，比较了高抑郁反思者和低抑郁反思者在积极和消极错误信息CIE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对于高抑郁反思者，积极错误信息更难更正；而对于低抑郁反思者，消极错误信息更难更正。该研究初步揭示了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可能影响，但该结果是基于特殊被试得到的，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还有待新的验证。
另一方面，来自印象更新领域的研究结果间接提示消极错误信息可能产生更大的CIE(Cobb et al., 2013; Guillory & Geraci, 2016; van Huijstee et al., 2022)。Cobb等检验了错误信息效价对政治人物印象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撤回目标人物的积极错误信息后，印象更新成功。但是撤回消极错误信息后，人们依然保留了部分消极印象。van Huijstee等关于错误信息效价对医院印象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但人物印象的心理模型和事件的心理模型可能并不相同(Ecker & Rodricks, 2020)。印象形成是各种信息的整合，以形成更全局的表征。而事件的心理模型(mental model)是指人们对展开的事件构建一个心理模型，并试图保持理解的一致性，维持子事件及其因果关联的时间序列，以确定先行因素如何导致最终的结果(Johnson & Seifert, 1994; Lewandowsky et al., 2012)。因此，在经典的以叙事事件为材料的CIE研究背景下，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可能影响尚需要直接的实验依据。
如果消极错误信息存在更大的CIE，它的认知机制是什么？目前，CIE的理论假设有两种：记忆提取失败假设和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记忆提取失败假设认为，当读者遇到关于事件的问题时，所有与事件相关的信息，包括错误信息和更正信息，都会被激活，错误信息的激活和更正信息的激活相互竞争，错误信息的自动激活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是CIE产生的主要原因(Brydges et al., 2020; Lewandowsky et al., 2012; Rich & Zaragoza, 2020)。Brydges等发现，和无错误信息条件相比，接受错误信息为真时引发了更强的LPC波幅，这可能说明CIE和在提取阶段强烈地回忆错误信息，进而导致抑制失败有关。
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认为，人们阅读一个故事或事件时会围绕事件的因果链构建一个情境模型或心理模型(Rich & Zaragoza, 2020)。人们试图用更正信息取代错误信息时会威胁到模型内部的一致性，因此CIE的发生是因为更正信息较差的编码或未能完整地整合到模型中(Brydges et al., 2018; Gordon et al., 2017)。信息效价可能通过影响初始错误信息的信念而影响心理模型的整合或更新。首先，错误信息效价可能影响错误信息信念。错误信息信念(misinformation belief)是指人们相信错误信息的程度(Ecker & Antonio, 2021)。Ecker等(2022)认为情感因素是错误信息信念更新过程中的一个障碍。这可能是由于负性偏向的存在，人们在决策时遵循“坏比好更重要”的心理原则(Baumeister et al., 2001)。因此相对于积极错误信息，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信任消极错误信息。新闻准确性知觉研究发现，新闻的情感特征影响其可信任度，为上述观点提供了间接的证据。Hilbig(2009)发现，相对于积极形式呈现的信息(80%的婚姻持续了10年及以上)，人们更容易相信以消极形式呈现的信息(20%的婚姻持续时间不到10年)。Bago等(2022)发现，对新闻标题的情绪反应可能影响对新闻的信任。因此，错误信息效价有可能通过加深错误信息信念而使其更难被更正，引发更大的CIE。其次，错误信息信念对CIE的作用已得到了实验结果支持。Susmann和Wegener(2022)以经典的仓库失火事件为材料，检验了错误信息信念和CIE的关系，结果发现，错误信息信念正向预测CIE。Buczel等(2022)以6个不同场景的叙事信息为材料，结果同样发现错误信息信念正向预测CIE。但是，错误信息效价是否通过错误信息信念对CIE产生影响还需要检验。
综上，本研究拟通过两个行为实验探讨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及其认知机制。实验1采用CIE经典范式，以叙事类错误信息为实验材料，检验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即消极错误信息是否比积极错误信息的CIE更大。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测量了错误信息再认正确率和错误信息信念，探讨消极错误信息比积极错误信息引发更大CIE的内部原因。
2 实验1：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
实验1检验在叙事事件中，消极错误信息是否比积极错误信息更难更正。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采用G*Power 3.1预估样本量，参考CIE相关研究(Ecker & Rodricks, 2020; Susmann & Wegener, 2022)，选取小到中等的效应量(f=0.15)，当样本量为82人时，统计检验力在α=0.05时可以达到0.9。随机招募94名本科生，筛选填充材料正确率超过60%的被试，最终有效被试90名(男生50名)，年龄范围18～23岁(平均年龄19.30±1.18岁)。
2.1.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信息效价：消极、积极)×2(条件：控制条件、错误信息更正条件)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推理分数。
2.1.3 实验材料
参考金花等(2022)的研究，改编8段积极新闻事件、8段消极新闻事件，2个填充事件(样例见表1 )。每个故事均由6句话组成，分为两个版本，不同版本通过第二句信息进行操纵。第一句为点明新闻事件，第二句为条件句，解释事件原因。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第二句(“乘客说，大巴车内出现了火苗”)与第五句(“现场的消防人员说没有火灾的迹象”)矛盾，称为错误信息，而第五句内容称为更正信息。控制条件下，第二句(“乘客说，大巴车临时出现故障”)和第五句无矛盾，称为关键信息，但第五句不属于更正句。推理问题由三个和错误信息紧密联系的问题组成(如，“应审查预防火灾的措施”)，采用9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9=完全同意)，被试完成推理问题时越依赖原始错误信息“大巴车出现了火苗”，就会越同意推理陈述“应审查预防火灾的措施”，即给予推理陈述高评分。因此，推理问题的分数越高说明被试越依赖原始的错误信息，CIE越大。
表1 实验材料样例 |
| 效价 | 控制条件 | 错误信息更正条件 |
| 积极 | 某外卖商家月销量六千单。 学生说，该商家在抖音的点击率很高。 该商家的位置位于临近郊区。 上个月，卫生部门对该商家进行了检查。 经调查，该商家卫生不符合标准。 人们点外卖时要综合考虑。 | 某外卖商家月销量六千单。 学生说，该商家食品卫生、包装干净。 该商家的位置位于临近郊区。 上个月，卫生部门对该商家进行了检查。 经调查，该商家卫生不符合标准。 人们点外卖时要综合考虑。 |
| 消极 | 今天，开往某城市的大巴车未能正点运行。 乘客说，大巴车临时出现故障。 乘客被要求返回候车室等候进一步消息。 负责人员此时无法进行面谈。 现场的消防人员说没有火灾的迹象。 最终取消了该大巴车的行程。 | 今天，开往某城市的大巴车未能正点运行。 乘客说，大巴车内出现了火苗。 乘客被要求返回候车室等候进一步消息。 负责人员此时无法进行面谈。 现场的消防人员说没有火灾的迹象。 最终取消了该大巴车的行程。 |
注：不同实验条件中仅第二句(条件句)信息不同。 |
材料准备：(1)3名心理学研究生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推理问题的合理性等进行检查。(2)16名研究生评估了第二句信息的效价(1=非常消极，9=非常积极)和唤醒度(1=非常平静，9=非常激动)。积极和消极信息的效价(M积极=6.15, SD积极=1.01; M消极=2.71, SD消极=0.68)差异显著[t(15)=9.16, p<0.001, Cohen’s d=2.31]。积极和消极信息的唤醒度(M积极=4.35, SD积极=2.03; M消极=4.35, SD消极=1.82)差异不显著[t(15)=0.05, p=0.961]。
2.1.4 实验流程
实验采用E-Prime 2.0逐句呈现，被试按照自定速度阅读，所有信息均不可回看。每个新闻事件阅读结束后，立即评估3个推理问题的同意程度。
2.2 结果
推理分数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信息效价主效应显著，F(1, 89)=7.59，p=0.007，η$ _{\mathrm{p}}^{2} $ =0.09，消极条件下的推理分数显著高于积极条件。条件主效应显著，F(1, 89)=40.04，p<0.001，η$ _{\mathrm{p}}^{2} $ =0.31，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的推理分数显著高于控制条件。交互作用显著，F(1, 89)=6.18，p=0.015，η$ _{\mathrm{p}}^{2} $ =0.07。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消极错误信息的推理分数(M=4.35, SD=1.31)显著高于积极错误信息(M=3.78, SD=1.26)，F(1, 89)=11.85，p=0.001，η$ _{\mathrm{p}}^{2} $ =0.12。在控制条件下，消极关键信息的推理分数(M=3.30, SD=1.35)和积极关键信息(M=3.39, SD=1.43)差异不显著[F(1, 89)=0.33, p=0.570](见图1 )。同时，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消极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的推理分数显著高于消极控制条件，F(1, 89)=38.77，p<0.001，η$ _{\mathrm{p}}^{2} $ =0.30，积极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的推理分数显著高于积极控制条件，F(1, 89)=4.66，p=0.034，η$ _{\mathrm{p}}^{2} $ =0.05，说明两种情况下均产生了CIE。
3 实验2：消极错误信息难更正的内部原因
实验2检验消极错误信息比积极错误信息引发更大CIE的内部原因。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由于两水平被试内的中介效应分析至少需要60个有效样本(王阳, 温忠麟, 2018)。因此重新招募66名大学生。筛选填充材料正确率超过60%的被试，最终有效被试62名(男生36名)，年龄范围18～22岁(平均年龄19.52±0.86岁)。
3.1.2 实验设计
采用2(信息效价：消极、积极)×2(条件：控制条件、错误信息更正条件)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推理分数、信息再认正确率、信念分数。
3.1.3 实验材料
新闻事件和推理问题同实验1。
3.1.4 实验流程
首先进行CIE任务，基本同实验1。被试首先阅读一个新闻事件，并回答3个推理问题和1个信念评估问题。信念评估方式参考Susmann和Wegener(2022)，如“你是否同意以下观点—大巴车临时出现故障(控制条件)/大巴车内有火苗(错误信息更正条件)(1=完全不同意，9=完全同意)”。当被试阅读完所有的新闻事件后，再依次参加分心任务和再认任务。分心任务要求被试填写一个与实验任务无关的问卷(时长3分钟)，旨在减少被试对实验材料的回忆。再认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句子是否在阅读任务中出现过，如果出现过则为“真”，如果没有出现过则为“假”，共计32个句子(16真，16假)。为了平衡句子的效价和对事件的因果解释程度，控制条件下的第二句信息和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的第二句信息互为真假。举例如下：如果被试在CIE任务中阅读的是错误信息更正版本，第二句为“乘客说，大巴车内出现了火苗”，那么再认任务中，“大巴车内出现了火苗”则为真，“大巴车临时出现故障”则为假。
3.2 结果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值见表2 。
表2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描述统计(M±SD) |
| 条件 | 信息效价 | 推理分数 | 信息再认正确率 | 信念分数 |
| 错误信息更正 | 消极 | 5.44±1.39 | 0.82±0.14 | 4.85±1.37 |
| 积极 | 4.24±1.16 | 0.83±0.18 | 4.18±1.41 | |
| 控制 | 消极 | 3.94±1.40 | 0.87±0.13 | 6.89±1.09 |
| 积极 | 3.53±1.36 | 0.82±0.14 | 6.74±1.05 |
推理分数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信息效价主效应显著，F(1, 61)=23.46，p<0.001，η$ _{\mathrm{p}}^{2} $ =0.28，消极条件下的推理分数显著高于积极条件。条件主效应显著，F(1, 61)=75.02，p<0.001，η$ _{\mathrm{p}}^{2} $ =0.55，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的推理分数显著高于控制条件。交互作用显著，F(1, 61)=8.70，p=0.004，η$ _{\mathrm{p}}^{2} $ =0.1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消极错误信息条件下的推理分数显著高于积极错误信息条件[F(1, 61)=34.31, p<0.001, η$ _{\mathrm{p}}^{2} $ =0.26]。在控制条件下，消极关键信息条件下的推理分数和积极关键信息条件差异不显著[F(1, 61)=3.37, p=0.071]。
信息再认正确率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信息效价主效应不显著，F(1, 61)=2.42，p=0.125，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1, 61)=0.94，p=0.335，交互作用不显著，F(1, 61)=2.19，p=0.144。
信念分数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信息效价主效应显著，F(1, 61)=8.97，p=0.004，η$_{\mathrm{p}}^{2} $ =0.13，消极错误信息的信念分数显著高于积极错误信息。条件主效应显著，F(1, 61)=199.72，p<0.001，η$_{\mathrm{p}}^{2} $ =0.78，控制条件下的信念分数显著高于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交互作用显著，F(1, 61)=4.17，p=0.045，η$_{\mathrm{p}}^{2} $ =0.0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控制条件下，消极关键信息的信念分数和积极关键信息的信念分数差异不显著[F(1, 61)=0.99, p=0.324]。但在错误信息更正条件下，消极错误信息的信念分数显著高于积极错误信息[F(1, 61)=9.54, p=0.003, η$_{\mathrm{p}}^{2} $ =0.14]。
为进一步检验消极错误信息CIE更大的内部过程，采用SPSS22.0的MEMORE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王阳, 温忠麟, 2018; Montoya & Hayes, 2017)。其中自变量为错误信息效价，中介变量为错误信息信念，因变量为错误信息依赖(推理分数)。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R2=0.28, F(2, 59)=11.62, p=0.001]。消极错误信息信念显著高于积极错误信息(b=0.67, SE=0.22; t(59)=3.09, p=0.003, 95% CI=[0.24, 1.10])，错误信息信念正向预测错误信息依赖(b=0.49, SE=0.11; t(59)=4.69, p<0.001, 95% CI=[0.28, 1.70])。错误信息信念在错误信息效价对错误信息依赖的预测模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33, 95% CI=[0.12, 0.62]; 直接效应为0.87, 95% CI=[0.49, 1.25])(见图2 )。
4 讨论
本研究以叙事事件为材料，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错误信息效价对其CIE的影响及其可能的认知解释。结果发现，消极错误信息的推理分数和信念分数显著高于积极错误信息的，错误信息信念在信息效价和CIE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两类错误信息的再认准确率无显著差异。结果提示，消极错误信息CIE更大，结果符合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
4.1 消极错误信息比积极错误信息更难更正
本研究两个实验一致地发现，相对于积极错误信息，消极错误信息产生了更大的CIE。说明消极错误信息更难更正，结果和印象更新领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Cobb et al., 2013; Guillory & Geraci, 2016; van Huijstee et al., 2022)。该结果符合负性偏向理论，也可被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所解释。推理问题的答案基于事件的情境模型，无法直接从所呈现的信息中得到(Johnson & Seifert, 1994)。阅读过程中，事件相关的消极错误信息可能在事件心理模型中建立起和其他信息更强的联结，从而导致后继的更正信息难以被整合到事件的心理模型中，和事件其他信息建立有效的联结。如此，难以修正基于包含错误信息的情境模型所做的任何事先推断，从而使错误信息对推理过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引发更大的CIE。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积极错误信息也存在CIE。而印象更新领域的研究发现，积极错误信息被撤回后，人物或客体印象能得到完全更新，即不存在CIE(van Huijstee et al., 2022)。如前言所述，人物印象的心理模型和事件的心理模型并不完全相同(Ecker & Rodricks, 2020)。事件的心理模型是个体阅读事件或故事时围绕事件的因果链建立起来的一个情境模型，错误信息的撤回和更正信息的呈现可能影响因果链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增加阅读过程中情境模型的更新难度和记忆提取时错误信息的自动激活强度，导致CIE。而印象形成是目标对象多个维度上的特征信息整合，错误信息的撤回和更正因果关系的破坏。已有研究发现，和事件存在因果关系的错误信息更难更正(Susmann & Wegener, 2022, 2023)。
4.2 消极错误信息难更正的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
在得到消极错误信息比积极错误信息更难更正的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在已有的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理论假设的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其认知机制。本研究发现，消极错误信息的再认正确率和积极错误信息无显著差异。这提示，消极错误信息更大的CIE可能不是因为消极错误信息编码强度高、难以被抑制而导致，不支持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记忆提取失败假设。但也可能和实验方法有关。本研究采用自定步调的阅读使被试可以对文本信息进行充分的加工，这可能导致对两类错误信息进行了同等程度的编码。在注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会优先加工消极信息；而当注意资源充足时，机体可以调节资源充分加工积极刺激(黄宇霞, 罗跃嘉, 2009)。Kensinger和Corkin(2003)也发现，无时间压力时，消极图片和积极图片的自由回忆效果差异不显著。
研究发现，消极错误信息信念显著高于积极错误信息信念，并在错误信息效价对CIE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提示，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可以在认知层面解释消极错误信息比积极错误信息更难更正的现象。首先，人们更倾向于信任消极信息，这符合负性偏向理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怀疑消极信息的风险高于信任消极信息的风险(Fessler et al., 2014)。态度改变的锚定和调整模型(anchoring-and -adjustment model of attitude change)相关研究表明，当人们的初始态度较强时，他们建立新态度的可能性最小(Wilson et al., 2000)。心理模型是动态变化的，初始的错误信息出现后，就会成为模型的一部分。本研究推测，当错误信息信念程度较高时，基于事件的心理模型可能更具有稳定性，导致心理模型更新难度增加，新的心理模型难以建立。其次，错误信息信念可能降低更正动机，致使更正信息难以整合到心理模型中。根据认知一致性(Lewandowsky et al., 2012)，当人们相信错误信息之后，会具有更强的动机推理以拒绝不一致的更正信息，来维持原有的心理模型。
4.3 贡献和局限
本研究采用经典的CIE范式，揭示了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及其内部原因。理论上，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是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的两种主要假设之一，金花等(2022)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可能与编码阶段对更正信息的编码而非整合异常有关。本研究提示，消极错误信息更大的CIE符合心理模型更新失败假设，其原因可能是错误信息更被信任，从而导致更正信息更难以整合到事件模型中。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两个实验均为行为实验，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设计任务态功能磁共振实验，通过比较消极和积极错误信息编码时情绪相关脑区的激活差异为上述解释提供有力的证据。其次，本研究是在没有时间压力的情景进行的，而现实情景下人们不一定会匹配不同效价错误信息的加工时间和资源。最后，实验设计上，本研究仅对比了消极错误信息和积极错误信息，并未考虑中性错误信息，可能导致内部效度的不足。后续实验可以设计消极和中性条件的对比以得到更严谨的结论。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消极错误信息存在更大的CIE，错误信息信念部分中介错误信息效价对CIE的影响。消极错误信息更大的CIE可能与心理模型更新失败有关，而后者可能和消极错误信息的信念更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