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冒险行为是个体对结果不确定性行为的自愿选择(Crone et al., 2016)。从其基本意义上来看，冒险行为的结果有好有坏，并且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冒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例如，偷窃、跳伞、攀岩、竞争岗位、暴露隐私等等。按照行为的社会可接受度，冒险行为可以分为积极(社会可接受的)冒险行为和消极(社会不可接受的)冒险行为(Duell & Steinberg, 2019)。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积极冒险与消极冒险不一样，积极冒险有利于个人发展和提升幸福感(例如，建立新友谊，参加选拔面试，尝试新事物等)(Morgan, 2004; Romer et al., 2017)。在精神卫生保健服务中，接受系统脱敏治疗就是一种积极冒险行为，虽然会增加治疗风险，但从长远来看，会带来积极的效果(Morgan, 2004)。而消极冒险对个人幸福感和身心发展有潜在的危害(例如，酗酒、偷窃、酒驾等)(Duell & Steinberg, 2020; Fryt & Szczygiel, 2021)。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存在共同性，两种冒险行为都需要付出成本、具有风险性和结果不确定性(Duell & Steinberg, 2019)。研究表明，具有高冒险倾向的个体可能同时进行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Wood et al., 2013)，这可能是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心理机制。感觉寻求理论认为，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的启动都是基于对新奇的、惊险的体验产生渴望(Duell & Steinberg, 2020; Fischer & Smith, 2004)。因此，冒险行为本质上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行为，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冒险行为，对个体身心健康与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冯雪珂 等, 2024; 于腾旭, 胡金生, 2023; Romer et al., 2017)。
回顾近十几年国内该领域研究，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更多关注的是青少年群体的冒险行为(李晓明 等, 2022; 刘金平 等, 2008; 田录梅 等, 2018)，较少针对大学生群体。个体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冒险行为，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晚期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其认知和情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许静, 杨秀君, 2019)。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大学生而言，高考压力的消失，父母监管的放松以及宽松而新鲜的校园环境，客观上也为大学生参与各种冒险行为提供了条件。Fryt和Szczygiel(2021)对比了不同年龄阶段积极冒险与消极冒险行为的发生率，结果表明，成年早期的积极冒险行为高于青少年，消极冒险行为则低于青少年。因此，将冒险行为的相关研究扩展到成年早期，制定针对性的研究工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冒险行为的测量工具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消极冒险行为的测量，较少针对积极冒险行为。例如，张晨等人(2011)对Gullone等人(2000)编制的青少年冒险问卷(Adolescent Risk-taking Questionnaire, ARQ)进行修订，研究者认为冒险是一种消极后果大于积极后果的行为，并在修订后的问卷中包括刺激寻求、鲁莽、叛逆和反社会4个维度。李晓明等人的研究中并未明确指出冒险行为的风险程度，但其使用的冒险行为测量工具包含的社会冒险(例如，公开表明与朋友的观点不同)、娱乐冒险(例如，赌博、在打滑的路上骑车)、安全冒险(例如，自杀、酗酒、打架斗殴)和道德冒险(例如，考试作弊、造谣生事)四个维度中，更多体现严重不良后果的冒险行为。也有研究者专门修订了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问卷(窦凯 等, 2020)，亲社会冒险行为指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积极效果的冒险行为(窦凯 等, 2020; Do et al., 2017)。亲社会冒险虽然对个体也具有积极意义，但更多体现为利他行为，积极冒险则是直接表现为有利于个人成长和发展的行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积极冒险行为的概括性强于亲社会冒险行为(冯雪珂 等, 2024; Crone & van Duijvenvoorde, 2021; Duell & Steinberg, 2020)。
Duell和Steinberg(2020)整合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的内容，编制了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Positive and Negative Risk Taking, PNRT)。该问卷已经在国外相关研究中得到使用(Fryt et al., 2024; Fryt & Szczygiel, 2021)。Duell和Steinberg在编制问卷时，参考了Fischer和Smith(2004)的测量工具，并对积极冒险行为的项目进行了调整。他们更加强调冒险行为的潜在损失，因为积极冒险行为的负面后果往往不够明显，与消极冒险行为的后果相比更为模糊。例如，“尝试过一项新运动”被修改为“尝试过一项新运动，或者玩过一项你不擅长的、可能会让自己感到尴尬的运动”。通过这样的调整，能够凸显积极冒险行为与消极冒险行为一样，具有风险性和结果不确定性。自我报告式问卷的问题往往比较含糊，容易引起不同的理解，而PNRT问卷的题目更加具体、客观，将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的危险后果直接呈现给被试，能较好地避免积极冒险后果不清晰带来的测量偏差。
综上所述，冒险行为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积极冒险被认为有利于个体身心发展，而消极冒险呈现出对个体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为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可以考虑通过培养积极冒险行为，避免消极冒险行为，也可以考虑从共同心理因素进行干预(例如，感觉寻求)。但这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如何避免青少年群体的消极冒险行为(贾晓珊 等, 2022; 李晓明 等, 2022; 张晨 等, 2011)。这不仅没有关注培养积极冒险行为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还缺乏相应的研究工具。因此，将有关冒险行为的研究扩展到积极冒险的范围，以及将年龄段扩展到成年早期，对个体的积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翻译修订Duell和Steinberg(2020)编制的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以研制有效的工具来评估中国大学生群体的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的汉化过程
通过与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Duell & Steinberg, 2020)研发者进行邮件沟通，获得本研究对PNRT问卷进行修订以及使用的许可。本研究对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的修订过程包括以下步骤。(1)问卷翻译。首先由2名英语笔译专业研究生进行翻译，将Duell和Steinberg研发的PNRT问卷翻译成中文。(2)问卷校正。由团队中的2名研究生在此基础上对预测问卷进行表述纠错修改，再由一位心理学专家对翻译和修改的条目进行核对，并在作者与专家充分讨论后对表述仍存在问题的内容进一步修改。(3)问卷回译。由英语专业的高校老师将中文版问卷回译成英文，对回译稿和问卷英文原稿进行对比，再根据译文的差异情况对中文翻译内容进行调整，最终确定中文版问卷。
2.2 研究对象
样本1：选取四川省3所高校，通过线下课堂展示问卷星链接进行施测，回收有效问卷1062份，有效率为92.75%。其中大一171人(16.10%)，大二143人(13.47%)，大三623人(58.66%)，大四125人(11.77%)；男生263人(24.76%)，女生799人(75.24%)。使用G*Power计算灵敏度，取中等效应量d=0.50，显著性水平α=0.05，得出一组样本要求159人，另一组样本要求475人，说明263名男性和799名女性被试可达到独立样本t检验的95%的统计检验力。对该数据进行随机分半处理之后，一半(n1=531)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一半(n2=531)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以及效标关联效度检验。
样本2用于重测信度。从样本1中随机选取86人进行重测，剔除无效数据6个，最终获得80对匹配数据，有效率为93.02%。参考以往研究，重测信度的样本量符合研究标准(郭鑫 等, 2024; 吴明隆, 2000)。其中女生45人(56.25%)，男生35人(43.75%)。
2.3 研究工具
2.3.1 中文版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
中文版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共包括28个条目，分为积极冒险和消极冒险2个维度，积极冒险和消极冒险分别包含1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对过去6个月行为的发生率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冒险行为的频率越高。原始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4和0.80(Duell & Steinberg, 2020)。
2.3.2 感觉寻求量表
已有研究表明，感觉寻求与积极冒险和消极冒险呈正相关，这两种行为都是由对新奇、刺激体验的渴望所驱动的(Fischer & Smith, 2004)。本研究采用Chen等人(2013)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简版感觉寻求量表，该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追求感觉刺激的倾向越强，参与冒险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3.3 简式Barratt冲动量表
研究发现，高冲动的个体参与消极冒险行为的频率也越高(Duell & Steinberg, 2020)，本研究采用罗涛等人(2020)修订的简式 Barratt中文版冲动量表。该量表由8个题项组成，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更容易产生冲动性行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3.4 大五人格外向性分量表
大五人格量表中的外向性维度是指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频率，研究发现，外向性与积极冒险行为显著正相关，个体的性格越外向，更可能参与冒险行为(刘金平 等, 2008)。本研究采用王孟成等人(2011)编制的简版大五人格量表，其中外向性维度有8题，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外向性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2.0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效度分析等，采用Amos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第一步，采用临界比率法对样本1的数据进行区分度检验，按照前27%和后27%的标准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戴海琦, 2015)。根据被试冒险行为总分进行高低分组的独立样本t检验，各题目均达到显著差异(p<0.001)，这表明各条目的区分度良好。第二步，进行题总相关检验同质性，结果发现第11题与总分的相关为0.24，低于0.3，参照以往研究(刘红云, 2019)，将其删除。第三步，参照以往研究，分析所有项目的点测量相关系数，检验题目与题目之间的同质性(赵守盈 等, 2024)，结果发现，属于消极冒险的题目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3～0.84，属于积极冒险的题目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1～0.65，而消极冒险的题目与积极冒险的题目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在0.3以下，说明各维度内的题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而积极冒险维度与消极冒险维度不具有同质性，这与原版问卷也将积极冒险和消极冒险分别测量一致。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1中的一半(n1=531)采用主成分分析以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总题项的KMO为0.96，球形检验结果为p<0.001，说明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总题项的碎石图(见图1 )可以得到特征根值大于1的2个因子，与预期一致。在根据特征值自动提取因子的情况下，参考王战旗和张兴利(2020)的研究，设定0.35的绝对值为排除阈限，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得到2个因子，2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1.77%，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方法检查各项目载荷，第一个因子载荷的范围是0.59～0.77，第二个因子的载荷范围0.61～0.91。成分矩阵见表1 。
表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1=531) |
| 题 项 | 因子1 积极冒险 | 因子2 消极冒险 |
| P1即使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被选上，依然去参加选拔或面试。 | 0.77 | |
| P5即使我不确定是否会被选上，仍然去竞选学校或其它组织中的领导一职。 | 0.75 | |
| P6即使我认为可能会被拒绝，仍然会向刚认识的人发出邀约。 | 0.72 | |
| P12在不确定我其他朋友会有何反应的情况下，开始一段新的友谊。 | 0.71 | |
| P7选(或上)一门我完全不懂或看起来很有挑战性的课。 | 0.69 | |
| P13即使可能会尴尬或难堪，我仍然会尝试一项新的运动或我不擅长的运动。 | 0.69 | |
| P8即使不确定别人是否会喜欢，我仍然去尝试新发型或新衣服。 | 0.68 | |
| P9即使认识的人不多，可能没人聊天，我仍然去参加聚会或社交活动。 | 0.68 | |
| P14即使我不确定是否能融入新的群体，我仍然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 0.67 | |
| P4即使可能会不喜欢，我仍然去尝试新的食物。 | 0.64 | |
| P2参加我不确定是否会喜欢的活动或社团等。 | 0.63 | |
| P3告诉别人真相，即使他们不想听。 | 0.60 | |
| P10告诉别人我的秘密或分享我的私事。 | 0.59 | |
| N13给别人发色情消息或图片。 | 0.91 | |
| N5在商店偷东西。 | 0.90 | |
| N3发生不安全性行为。 | 0.90 | |
| N7打架。 | 0.90 | |
| N8用武器威胁或伤害某人。 | 0.89 | |
| N10即使我知道会有麻烦，我仍然会在作业或考试中作弊。 | 0.89 | |
| N6去危险的地方。 | 0.88 | |
| N2搭乘醉酒司机的车。 | 0.85 | |
| N4抽烟。 | 0.83 | |
| N11即使可能会惹上麻烦或功课落后，我还是决定逃课。 | 0.82 | |
| N12没告诉父母就偷偷溜出家门(或远行)。 | 0.81 | |
| N14超速行驶。 | 0.80 | |
| N9开车时看手机而不注意路况。 | 0.79 | |
| N1喝酒。 | 0.61 |
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结构基础上，使用另一半数据(n2=531)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显示，双因素模型拟合结果较好(见图2 )，各结构拟合指数见表2 。
3.4 效标关联效度和已知群体效度
对531份有效数据进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本研究采用感觉寻求、冲动性和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作为效标，测量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的效标关联效度。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感觉寻求、冲动性、外向性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 。积极冒险行为与消极冒险行为、感觉寻求和外向性均呈现显著正相关(p<0.01)；消极冒险行为与感觉寻求和冲动性显著正相关(p<0.01)。按测量学要求，效度系数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甚至低于0.20的效度系数也能说明测量的有效性(郑日昌, 2015)。因此，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表3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 1.积极冒险行为 | 2.93 | 0.66 | ||||
| 2.消极冒险行为 | 1.97 | 1.01 | 0.34** | |||
| 3.感觉寻求 | 2.93 | 0.74 | 0.31** | 0.38** | ||
| 4.外向性 | 3.01 | 0.65 | 0.42** | 0.04 | 0.28** | |
| 5.冲动性 | 2.77 | 0.65 | 0.08 | 0.41** | 0.24** | 0.03 |
注：**p<0.01。 |
参考已有研究者根据已知研究结论来证明测量工具的有效性(钟霜 等, 2022; Hofer et al., 2018)。已有研究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参与冒险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单雯 等, 2010; Apicella et al., 2017)。本研究利用样本(n2 =531)数据对冒险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性在消极冒险维度(M=2.35, SD=1.06, t=5.10, p<0.001)显著高于女性(M=1.84, SD=0.97)。在积极冒险方面，男性(M=3.06, SD=0.75, t=2.56, p<0.01)也显著高于女性(M=2.89, SD=0.62)。
3.5 信度分析
对样本(n2 =531)中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0和0.97。在间隔八周后对样本1的80名同学进行重测形成样本2，结果表明，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83和0.85。在信度分析中，信度系数数值基于0.8以上，能达到较好的测量要求(吴明隆, 2000)。
4 讨论
尽管已有研究证明了积极冒险行为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但这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缺乏相应的测量工具，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由此，本研究对PNRT问卷进行汉化和修订，建立了适用于大学生的中文版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并检验该问卷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度、效度。Duell和Steinberg(2020)的研究中显示了PNRT问卷计分方式的特殊性，没有进行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的测量，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使用，分别为0.74和0.80。本研究所得的二维模型结构也与原问卷基本一致，中文版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首先，对问卷进行区分度检验和同质性检验。区分度检验显示，各题目区分度良好；同质性分析删除了同质性较差的第11题，保留其他题目。接着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将符合标准的27题(积极冒险行为13题，消极冒险行为14题)进行结构验证，二维结构的模型拟合良好，数值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其次，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0和0.97，重测信度为0.83和0.85，说明该测验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此外，本研究分析了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与感觉寻求之间的相关，结果显示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都与感觉寻求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跨文化的研究结果一致(Duell & Steinberg, 2020; Fryt et al., 2021)。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的参与都与个体追求感觉寻求倾向相关，两种冒险行为都基于个体对新奇、刺激体验的渴望所驱动(Fischer & Smith, 2004)。这说明感觉寻求可能是两种冒险行为共同的心理机制。因此，在考虑培养个体的积极冒险行为时，可以通过新奇的活动来激发个体的兴趣，例如，在面试选拔时，改变以往成规的面试形式，凸显创新、新颖的面试风格。同样在针对规避消极冒险行为时，尽量避免消极冒险行为体验的新奇性，增加其后果危害性，减少个体的兴趣体验。
结果还显示，积极冒险行为与外向性显著正相关。人格系统中的外向性反应个体对社会互动、亲社会的关注(Patterson et al., 2019)。因此，外向的人对社会互动更为关注，也更容易参与积极冒险行为，例如：主动建立友谊的积极冒险行为就是个体对社会互动关注的表现。消极冒险行为与冲动性显著正相关，这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证明了认知控制缺陷是导致冲动的、消极冒险行为的主要原因的观点(Duell & Steinberg, 2020)。因此，在避免个体的消极冒险行为上，培养个体的行为控制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以上结果不仅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而且还凸显培养积极冒险和避免消极冒险的异同点。
最后，研究结果还发现，在性别上的差异性，男生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参与冒险行为(Duell et al., 2018; Harris & Jenkins, 2006)。在行为决策中，这种差异可以用行为决策的风险感知来解释，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对风险感知的敏感性更高，因此较少参与冒险(Figner & Weber, 2011; Harris & Jenkins, 2006)。
本研究是国内关于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问卷的初步尝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仅选取了四川省的部分高校学生作为被试，虽然结合参测学生的人口学信息综合来看，样本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推广使用，但未来仍可以考虑采用更有代表性的全国数据做进一步探究。第二，效标效度主要通过问卷测量数据支持，未来研究还可以考虑使用行为实验数据(例如，气球模拟风险任务和爱荷华赌博任务等)进一步检验和支持。
总而言之，有关积极与消极冒险行为的研究，未来还可以做出更多的探索和验证。可以从探究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的共同或不同心理机制来考虑如何培养个体的积极冒险行为和避免消极冒险行为；也可以从环境因素(家庭、学校等环境)探讨环境对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从心理健康角度探讨积极冒险和消极冒险行为与个体心理健康的联系。
5 结论
冒险行为问卷共包含两个分维度，积极冒险行为问卷13题，消极冒险行为问卷14题，总计27道题，且均具备较好信效度，模型拟合较好，是测量中国大学生冒险行为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