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认知与情绪理解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截至目前，对于认知如何影响儿童情绪理解的理论归因和内在机制尚未达成共识(李泉 等, 2019; Denham et al., 2012; Wang & Feng, 2024)。回顾文献发现，学龄前期儿童执行功能对情绪理解具有显著预测作用(Wang & Feng, 2024)，执行功能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控制行为并促进社会互动，从而促进情绪理解的发展(Denham et al., 2012)。然而，仅探讨执行功能和情绪理解的单向影响不足以揭示学龄前期儿童发展的整体规律。尽管已有研究通过纵向追踪视角探讨了执行功能与情绪理解之间的双向关系，但这些研究并未区分执行功能子成分的独立作用(Wang & Feng, 2024)。鉴于执行功能各子成分的发展速度不一致(王静梅 等, 2019)，其与情绪理解的具体关系仍有待挖掘。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包括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种子成分(Miyake et al., 2000)。有研究认为，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更倾向于以一个整体进行运作(Howard et al., 2015; Wiebe et al., 2008; Wiebe et al., 2011)，但这一观点在学界仍存在分歧，例如，张乾一和文萍(2013)指出执行功能中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在儿童时期即可分离。为解决前人研究中的争议，本研究将执行功能细分为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及认知灵活性，以探讨其对情绪理解的差异化影响。
根据动态技能理论，个体的各种技能会随着年龄增长与身体发展而组织成不同的技能链条，这些技能链条之间相互影响，并逐渐形成发展网络(Fischer & Bidell, 2006)。基于此，本研究推测执行功能各子成分与情绪理解可能通过该发展网络相互促进，同时，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执行功能能够促进儿童的社会互动，进而促进情绪理解的发展(Denham et al., 2012)。基于动态技能理论与上述研究，本研究推测执行功能与情绪理解之间可能存在双向预测效应。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执行功能与情绪理解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但鉴于执行功能系统本身是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周玫, 周晓林, 2003)，本研究将重点探讨执行功能对情绪理解的影响。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并非孤立发展的认知和情感能力，两者通过复杂的动态关系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儿童认知和情感发展轨迹(钟建安, 雷虹, 2010; Morra et al., 2011)，这一观点与动态技能理论相契合(Fischer & Bidell, 2006)。具体到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的关系，首先，Morra等人指出，工作记忆容量能够显著预测情绪理解。根据新皮亚杰理论，儿童需要一定的工作记忆容量来构建新奇、复杂的认知结构，从而将情绪本身表征和环境联系在一起(Case, 1992; Demetriou et al., 1993)。这表明，儿童工作记忆容量越大，其对现实场景中各种人和事的表征越好，情绪理解能力也越强。其次，虽然关于情绪理解对工作记忆的单向研究较少，但钟建安和雷虹发现，作为情绪调节策略的认知重评可以通过调节大学生的负性情绪从而缓解其工作记忆下降。情绪理解作为情绪调节的核心内容(徐琴美, 何洁, 2006)，其仍有可能促进工作记忆发展。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儿童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之间可能存在双向预测关系。
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但现有研究结论尚未统一。例如，Martins等人(2016)通过横断研究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未发现抑制控制对儿童情绪理解的预测作用。然而，李泉等人(2019)和田园等人(2019)的研究则认为，抑制控制在情绪理解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抑制控制能力强的儿童不仅能更好地控制无关刺激的干扰，而且在情绪理解方面表现更佳(张航 等, 2023)，这一矛盾可能源于横断设计无法区分变量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尽管近年来有学者通过纵向研究探讨了执行功能与情绪理解的关系(李泉, 冯廷勇, 2022; Wang & Feng, 2024)，但具体到执行功能子成分与情绪理解之间的动态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动态技能理论框架下，抑制控制可能与情绪理解通过发展网络相互作用。一方面，抑制控制的发展通过推动个体广泛认知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情绪理解，心理理论是儿童对他人认知状态和思维的理解(Martins et al., 2016)，而情绪理解又属于心理理论中的社会知觉成分(李佳, 苏彦捷, 2004)。因此，儿童抑制控制能力的提升可以使其更有能力去认知和理解他人的想法与情感，进而推动情绪理解的发展。另一方面，情绪理解可能通过认知资源分配影响抑制控制(Blankson et al., 2012)。这意味着，情绪理解能力较高的儿童更善于利用认知资源调控行为，使得抑制控制的能力更强。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儿童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之间可能存在双向预测关系。
有学者认为，认知灵活性会参与到儿童的情绪理解当中，其依据是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认知控制框架模型，该模型认为，执行功能及其子成分允许个体在不同情境下进行灵活反应，从而帮助其将情绪调节至合适的状态(Miyake et al., 2000; Pruessner et al., 2020)。情绪理解是情绪调节的初始阶段(张航 等, 2023)，因此，认知灵活性可以帮助儿童进行情绪理解。此外，国内学者对4～5岁儿童的追踪研究发现，认知灵活性能够显著预测这一年龄段儿童的情绪理解(Wang et al., 2021)。然而，关于情绪理解对认知灵活性的反向预测作用，现有研究尚未充分验证(Pruessner et al., 2020)。基于动态技能理论的观点(Fischer & Bidell, 2006)，本研究推测情绪理解亦会对认知灵活性产生促进作用。故本研究提出假设3：儿童的认知灵活性与情绪理解之间可能存在双向预测关系。
综上，基于动态技能理论，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对3～6岁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和情绪理解进行测查，通过构建执行功能子成分与情绪理解的交叉滞后模型，重点关注执行功能子成分对情绪理解的影响，并探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预测效应以及执行功能各子成分的潜在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取中部某省会城市某所幼儿园的小、中、大班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时隔6个月的两次测试。第一次施测(T1)共有163名儿童参加了测试，因为存在特殊儿童或儿童没有全程完成测试等情况，所以第一次施测的有效数据为160份。其中，小班54人(男25)，平均年龄3.75±0.38岁；中班59人(男33)，平均年龄4.81±0.43岁；大班47人(男32)，平均年龄5.64±0.37岁，小、中、大班总平均年龄4.69±0.85岁。间隔6个月后，第二次追踪测量(T2)包括对306名儿童的测查，第二次施测有效数据为236份。将两次有效数据进行配对，最终收集到的有效数据为108份。其中，小班30人(男14)，平均年龄4.29±0.45岁；中班45人(男28)，平均年龄5.31±0.41岁；大班33人(男21)，平均年龄6.12±0.41岁，小、中、大班总平均年龄5.27±0.82岁。两次测查共流失52人，流失率为32.5%。独立样本t检验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有效样本与流失样本在工作记忆(t=−0.68, p>0.05)，认知灵活性(t=−1.86, p>0.05)，抑制控制(t=−0.57, p>0.05)，情绪理解(t=−1.42, p>0.05)，性别(χ2=0.62, p>0.05)，班级(χ²=4.25, p>0.0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流失的样本并未引入偏倚。
2.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执行功能中工作记忆、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三种子成分及情绪理解，测试均使用E-Prime2.0进行。每项测试的得分总和为相应能力的总分，得分越高代表该能力水平越高。本研究所有任务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主试一对一进行，确保儿童在安静、独立的环境中完成任务。测试顺序为：Beads任务、白天−黑夜Stroop任务、兔子−小船分类任务、情绪理解任务(Willoughby et al., 2012)。
2.2.1 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测量采用Beads任务，任务共有三个级别且难度逐级上升(张乾一, 文萍, 2013; Thorndike et al., 1986)。任务开始前，研究者会呈现3组几何图形，分别为黄色组、蓝色组和红色组，每组几何图形均包括圆形、三角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任务开始时，屏幕会出现一张只有一个几何图形的图片，要求儿童记住其颜色和形状，随后呈现一张有几个几何图形组合的图片，要求儿童指出哪几个图形之前出现过，主试记下相应编号。难度升级后，其他步骤与之前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儿童需要记忆的几何图形从1个变成2个或3个。儿童每次记忆图片时间为2000 ms，共有2次练习和15次正式试次，每个难度级别各有5次正式试次。正确回答计1分，错误回答不计分，得分范围0～15分。
2.2.2 抑制控制
抑制控制测量采用白天−黑夜Stroop任务(Gerstadt et al., 1994)。任务开始时，屏幕中会呈现一张“太阳”或者“月亮(星星)”的图片，儿童在看到“太阳”时，需要说出“黑夜”，看到“月亮(星星)”时，需要说出“白天”。共有5次练习和20次正式试次。正确回答计1分，错误回答不计分，得分范围0～20分。
2.2.3 认知灵活性
认知灵活性测量采用兔子−小船分类任务(Jacques & Zelazo, 2001)，可能出现的图形包括红色兔子、蓝色兔子、红色小船、蓝色小船。任务开始时，屏幕上会呈现一张图片，图片中共出现3个图形，儿童需要按照“形状一致”或“颜色一致”的要求将其中的两个图形归为一类。任务分为三轮，每轮先进行形状分类再进行颜色分类，每张图片呈现时间为8000 ms。共有10次练习和36次正式试次。儿童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正确反应计1分，超过规定时间作答、未作答或回答错误则不计分，得分范围0～36分(李红 等, 2004)。
2.2.4 情绪理解
情绪理解测量采用Pons等人(2003)编制的测验。该测验共测量4个维度，分别是对外因所引起的情绪理解、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和基于线索的情绪理解，相关的图片和故事材料均在电脑中播放呈现，且材料中的主人公与当前测试的儿童性别一致。当测试任务进行时，要求儿童从呈现的表情图片中选出符合当下情境的图片。每项任务回答正确计1分，错误计0分，总分范围为0～10分。得分越高代表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越高。
2.3 数据处理
对两次测试的数据利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Amos24.0进行交叉滞后模型的构建及路径的分析。
3 结果
3.1 3～6岁儿童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情绪理解的相关分析
对两个时间点的各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除T2认知灵活性与T1工作记忆，T2抑制控制与T1工作记忆、T2工作记忆、T1认知灵活性，T1情绪理解与T2认知灵活性、T2抑制控制之外，两个时间点的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和情绪理解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1 执行功能子成分与情绪理解的相关矩阵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1.工作记忆T1 | ||||||||
| 2.工作记忆T2 | 0.50** | |||||||
| 3.认知灵活性T1 | 0.40** | 0.45** | ||||||
| 4.认知灵活性T2 | 0.16 | 0.20* | 0.35** | |||||
| 5.抑制控制T1 | 0.26** | 0.29** | 0.43** | 0.21* | ||||
| 6.抑制控制T2 | 0.17 | 0.10 | 0.12 | 0.23* | 0.20* | |||
| 7.情绪理解T1 | 0.42** | 0.46** | 0.43** | 0.13 | 0.42** | 0.08 | ||
| 8.情绪理解T2 | 0.33** | 0.33** | 0.31** | 0.22* | 0.20* | 0.20* | 0.33** | |
| M | 7.25 | 8.40 | 31.10 | 33.37 | 18.43 | 18.95 | 8.18 | 8.83 |
| SD | 2.82 | 2.14 | 5.96 | 3.24 | 2.88 | 1.84 | 1.71 | 1.16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2 3～6岁儿童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情绪理解的交叉滞后分析
用Amos24.0分别建立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的交叉滞后模型。结果发现，在控制年龄和性别后，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与情绪理解的模型拟合较好，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的模型拟合良好。
此外，为明晰执行功能整体是否会对情绪理解存在预测作用，本研究首先对执行功能整体与情绪理解进行了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χ2/df=0.81, p>0.05, GFI=0.99, NFI=0.94, CFI=1.00, SRMR=0.04)，T1执行功能对T2情绪理解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6, p<0.05)。
3.2.1 3～6岁儿童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的交叉滞后分析
对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结果如图1 所示，模型拟合较好(χ2/df=0.62, p>0.05, GFI=0.99, NFI=0.96, CFI=1.00, SRMR=0.04)。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T1至T2工作记忆(β=0.38, p<0.001)和情绪理解(β=0.24, p<0.05)自回归路径系数均显著，表明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情绪理解在半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T1工作记忆对T2情绪理解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3, p<0.05)，T1情绪理解预测T2工作记忆作用显著(β=0.30, p<0.001)。
3.2.2 3～6岁儿童认知灵活性与情绪理解的交叉滞后分析
对认知灵活性与情绪理解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结果如图2 所示，模型拟合较好(χ²/df=0.71, p>0.05, GFI=0.99, NFI=0.93, CFI=1.00, SRMR=0.04)。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T1至T2认知灵活性(β=0.36, p<0.001)和情绪理解(β=0.24, p<0.05)自回归路径系数均显著，表明儿童的认知灵活性和情绪理解在半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T1认知灵活性对T2情绪理解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1, p<0.05)，T1情绪理解预测T2认知灵活性作用不显著(β=−0.02, p>0.05)。
3.2.3 3～6岁儿童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的交叉滞后分析
对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结果如图3 所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df=1.07, p>0.05, GFI=0.98, NFI=0.87, CFI=0.99, SRMR=0.05)。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T1至T2情绪理解(β=0.31, p<0.01)自回归路径系数显著，表明儿童的情绪理解在半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T1抑制控制预测T2抑制控制作用边缘显著(β=0.20, p=0.05)，T1抑制控制预测T2情绪理解作用不显著(β=0.06, p>0.05)，T1情绪理解预测T2抑制控制作用不显著(β=0.003, p>0.05)。
4 讨论
4.1 3～6岁儿童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T1的工作记忆和情绪理解均可以预测T2的情绪理解和工作记忆。先前横断研究指出，工作记忆能够预测情绪理解(李玲源 等, 2023)，本研究通过纵向追踪进一步发现了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存在双向预测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动态技能理论。一方面，儿童的工作记忆发展得越好，其工作记忆的容量可能更大、新旧记忆的刷新频率也可能更高，从而促进儿童的共情能力，进而提高情绪理解能力(张航 等, 2023)。另一方面，儿童在进行情绪理解时涉及对情绪含义的判断和信息加工(高伟 等, 2021)，而工作记忆作为个体在短时间内储存和加工信息的能力，在儿童情绪理解能力提升的同时，其工作记忆也将得到相应的加强。因此，对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路径而言，这提示可以适当锻炼儿童的工作记忆，使其情绪理解也得到加强，而情绪理解的进步反过来也会促进工作记忆的发展。
4.2 3～6岁儿童认知灵活性与情绪理解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T1的认知灵活性可以预测T2的情绪理解，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Wang et al., 2021)。这表明，认知灵活性强的儿童在面对不同情绪信息时能够灵活地进行转换和识别，从而促进情绪理解的发展。儿童如果要在不同情绪信息中做出合适的情绪反应，首先便要正确地理解情绪。认知灵活性作为一种关键的认知能力，能够帮助儿童在面对情绪信息时迅速识别环境变化，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而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情绪信息并做出适宜的情绪反应(高伟 等, 2021)，由此可见，儿童的认知灵活性对其情绪理解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遗憾的是，本研究暂未发现情绪理解对认知灵活性的预测作用。这可能与两者的认知加工过程有关。情绪加工通常通过减少认知负担来帮助个体更快速地做出适应性反应(姜春萍, 周晓林, 2004)。相比之下，认知灵活性则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来完成任务切换和策略调整(Diamond et al., 2005; Miyake et al., 2000)。因此，占据更多认知资源的认知灵活性在促进情绪理解中更具优势，而情绪理解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不足以对其产生预测作用。这一发现为今后从认知加工过程角度讨论认知灵活性与情绪理解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此，在儿童日常生活教学中，家长和教师可以通过规则转换类游戏来有效促进儿童认知灵活性的发展，从而为其情绪理解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李玲源 等, 2023)。
4.3 3～6岁儿童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的关系
本研究并未发现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的双向预测关系，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Wang & Feng, 2024)。其原因表现在：一方面，可能与测试任务有关。尽管李红等人(2004)指出“白天−黑夜”Stoop任务适用于学前与学龄儿童，但本研究中的儿童两次测查的任务得分较为接近，说明该工具在高能力区间内仍存在难以捕捉精细差异的可能。这种测量敏感度的不足，可能会削弱变量间的统计关联性，进而导致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之间未能呈现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结合其他类型的抑制控制任务或认知评估工具，以更全面地评估儿童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可能与抑制控制的抑制贬值效应有关。抑制贬值效应是个体抑制刺激导致其对该刺激的情绪感受朝向负性一端变化的情况，当个体对刺激施加的抑制强度越大，该刺激受到的贬值程度也越大(石曜彰, 孟现鑫, 2021)。具体来说，受测儿童在抑制控制任务中需频繁抑制优势反应(如看到“太阳”时的优势反应为“白天”)，但可能由于其执行功能尚未完全发展成熟而对任务刺激施加了更高程度的抑制。这种过度抑制不仅消耗了有限的认知资源，还可能影响了他们对情绪信息的理解和处理，进而干扰了情绪理解的测试结果，导致抑制控制对情绪理解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除此之外，儿童能否通过抑制控制从而对他人进行情绪理解也可能与其认知共情发展水平有关。执行功能是共情发展的基础，相比情绪共情，其对认知共情的影响更为显著(Yan et al., 2020)。认知共情是一种随着个体发展逐渐成熟且受认知调控的能力，它涉及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和推理(颜志强, 苏彦捷, 2021)。结合本研究结果，本次测查的儿童在抑制控制方面的发展可能尚未达到能够显著促进认知共情发展的水平。由于认知共情在情绪理解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抑制控制的不足可能间接影响了认知共情的发展，进而未能显著促进情绪理解的提升。这一发现提示，在探讨执行功能与情绪理解的关系时，需要综合考虑各子成分的差异化作用。虽然如此，本研究仍发现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抑制控制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促进情绪理解。本研究为今后通过控制认知共情等与抑制控制相关的变量以进一步验证抑制控制与情绪理解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对于T1抑制控制预测T2抑制控制呈边缘显著的结果，可能与执行功能子成分的发展速度有关。有研究指出，认知灵活性与抑制控制最先发展，其次是工作记忆，且3～4岁儿童执行功能的提高多于4～5岁儿童(王静梅 等, 2019)。本研究两次测查的儿童平均年龄在4岁左右，故儿童的抑制控制虽然在这一阶段有所发展但可能无法达到十分显著的程度。该结果可能为今后通过划分不同年龄段以探讨儿童抑制控制的发展速度提供了证据。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次研究只对3～6岁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及情绪理解的情况进行了两次测查，未来研究可加入第三次情况的测查以丰富对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与情绪理解发展轨迹与趋势的探究。其次，本研究并未对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和情绪理解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未来研究可加入相关的中介或调节变量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1)3～6岁儿童T1执行功能对T2情绪理解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3～6岁儿童的工作记忆与情绪理解在T1和T2之间具有显著双向及正向预测作用；(3)3～6岁儿童T1认知灵活性对T2情绪理解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