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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and Self-Esteem

  • Lupei LIU 1 ,
  • Gang QIN , *, 1 ,
  • Caihua FE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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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Faculty of Software Technologies,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801
  • 2.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801

Received date: 2025-03-15

  Online published: 202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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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and self-esteem in this relationship,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430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Meaning in Life Scale, the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the Rumination Scale, and the Self-Esteem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meaning in life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2) rumination and self-esteem played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respectively; 3) meaning in life had an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and self-esteem.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influence path of meaning in life on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ich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ite this article

Lupei LIU , Gang QIN , Caihua FENG .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and Self-Esteem[J].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026 , 24(3) : 418 -424 .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3.017

1 引言

大学生面临着学业、就业与升学的压力,人际关系与恋爱的困扰以及未来规划等诸多现实问题(俞国良, 2022),致使大学生成为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曹丽颖, 2024)。研究者发现导致我国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的首要原因是自杀,且占非正常死亡的47.2%(Zhu et al., 2021)。引发大学生自杀的首要预测风险因素是抑郁(杨洋, 韩继明, 2022),抑郁是一种心境障碍,主要表现为持续性的心境低落、自我评价过低、思维速度迟缓等(谭钦丹, 2023),研究表明,抑郁会影响大学生的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导致大学生出现社交障碍、目标感丧失、学业受损等问题(谭钦丹, 2023; 杨洋, 韩继明, 2022)。鉴于抑郁受多因素共同影响,本研究将引入反刍思维与自尊两个变量,基于抑郁的认知理论及生命意义感的维持模型,深入探讨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期为预防大学生抑郁,促进其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生命的领悟、评估和理解,能使个体意识到自身生命的价值性、方向性和目标感的主观体验(King & Hicks, 2021)。生命意义感能显著预测抑郁的产生、变化与发展,生命意义感的缺失是导致个体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Yuan et al., 2024)。抑郁的认知理论(Beck, 1970)强调,个体对自我的消极认知是抑郁形成的核心机制,生命意义感水平较低时,个体容易陷入“目标模糊−价值缺失−认知偏差”的恶性循环,增加抑郁风险。根据意义维持模型,高生命意义感意味着个体拥有稳定的意义框架,能够有效缓冲压力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维持心理健康(张鹏 等, 2024)。实证研究表明,高生命意义感不仅能够增强个体对压力的心理适应力,也有助于促进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从而显著降低抑郁水平(张野 等, 2021)。反之,生命意义感缺失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迷茫、空虚与无价值感,导致抑郁风险上升(Boreham & Schutte, 2023)。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生命意义感作为个体内在的认知与动机资源,能够通过增强心理适应性与应对效能,对大学生的抑郁产生直接抑制作用。据此,提出假设1: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抑郁具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
反刍思维是指个体对负性事件前因后果进行重复性、被动性的消极思考(Nolen-Hoeksema, 1991)。反刍思维被证实是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谭钦丹, 2023),意义体验−意义寻求模型(Steger et al., 2009)指出,低生命意义感会促使个体对压力事件进行负面评价,从而陷入反刍思维。反应风格理论阐明,反刍思维作为一种消极认知反应风格,会加剧负面情绪和阻碍问题解决,进而诱发个体的抑郁状态(邹海燕, 房娟, 2025)。实证研究支持了生命意义感对反刍思维的预测作用,商士杰和白宝玉(2022)的研究表明,高生命意义感个体更倾向于采用适应性认知策略,缓解个体抑郁,而低生命意义感则与反刍思维的增强显著相关,导致个体抑郁水平升高。一项纵向研究也发现生命意义感能够通过减少消极认知来降低抑郁风险,揭示了中介机制的存在(Park, 2010)。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反刍思维在生命意义感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尊是指个体在自我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价值的主观体验和评估,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Quan & Sun, 2024)。依据意义维持模型,当个体感知到较高的生命意义感时,会认可自身的价值与目标,这种积极的自我参照与价值确认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孙洪礼, 2022)。自尊的缓冲器假说指出,高自尊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应对压力与挫折,缓解抑郁情绪(Greenberg et al., 1992)。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对自尊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孙洪礼, 2022),实证研究指出,自尊与抑郁密切相关,低自尊往往伴随抑郁情绪,而高自尊则常与积极的心理健康相关(Landa-Blanco et al., 2024)。意义维持模型进一步指出,大学生通过获得他人认可与自我肯定来构建和维持自尊,而自尊有助于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减少抑郁风险(田一迪 等, 2023)。由此,可以推测高生命意义感能够提升自尊水平,减轻大学生抑郁。据此,提出假设3:自尊在生命意义感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意义维持模型,当个体感知到生命意义感不足时,会激活认知补偿机制,表现为反复思考负面事件以试图重构意义感(Park, 2010)。这一过程符合该模型的核心假设,即意义感缺失会触发补偿性认知加工。同时,依据抑郁的认知理论(Beck, 1970),反刍思维作为一种消极认知模式,会加剧个体对负面信息的关注,从而影响情绪健康。自尊的缓冲器假说指出(Greenberg et al., 1992),低自尊会削弱个体应对压力的心理资源,使其更容易受到抑郁情绪的影响。此外,反刍思维与自尊之间的关系亦得到实证支持,谭华玉和黎光明(2019)发现,反刍思维通过降低自尊间接影响抑郁水平。综上,基于意义维持模型和抑郁的认知理论,生命意义感不足可能触发反刍思维,进而削弱个体的自尊水平,增加抑郁风险。据此,提出假设4:反刍思维与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从山西省某高校招募大学生被试,由经过培训的课题组成员以纸质问卷形式进行发放。本次共发放问卷1450份,剔除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430份,回收率达98.62%。男生901人,女生438人,性别缺失91人;独生子女444人,非独生子女971人,缺失15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8.31岁(SD=0.66岁),均为大一学生,专业背景为计算机类。被试均自愿参与本次问卷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工具

2.2.1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量表(王鑫强 等, 2016),共10个题目,包括人生意义体验(如“我很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人生意义追寻(如“我正在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以往研究显示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信效度(王鑫强 等, 2016)。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2.2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中文版抑郁自评量表(张丹霞 等, 2012),被试通过对自己近一周的实际感受来反映自己的抑郁水平,该量表共有20个题目,如“我感到情绪沮丧,郁闷”。本量表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其中“1”代表“从无或偶尔”,“4”代表“总是如此”,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以往研究显示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信效度(张丹霞 等, 2012)。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3 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中文版反刍思维量表(韩秀, 杨宏飞, 2009),共有22个题目,分为症状反刍(如“我常常想我是多么孤独”)、反省深思(如“我常常分析最近发生的事以便理解为什么感到郁闷”)、强迫冥想(如“我常常想我究竟做了什么会导致这样”)三个因子。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其中“1”代表“从不”,“4”代表“总是”,分数越高表示反刍思维程度越严重。以往研究显示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信效度(韩秀, 杨宏飞, 2009)。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2.4 自尊量表

采用中文版自尊量表(王阳 等, 2025),量表包括10个题目,如“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4”代表“完全相符”,其中第3、5、8、9、10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以往研究显示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信效度(王阳 等, 202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8.0和Mplus8.3对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结果可能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故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对所有项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2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2.06%的变异量,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见表1)表明:生命意义感与反刍思维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反刍思维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自尊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MSD123456
1.性别
2.年龄18.310.66−0.10***
3.是否独生0.12***−0.09***
4.生命意义感49.859.16−0.050.04−0.01
5.反刍思维42.6812.44−0.04−0.02−0.04−0.16***
6.自尊29.294.840.09***−0.004−0.020.36***−0.42***
7.抑郁40.357.54−0.03−0.01−0.05−0.33***0.50***−0.64***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3.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后,生命意义感对抑郁的总效应显著(β=−0.25, p<0.001)。其次,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反刍思维和自尊,得到如图2所示的路径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可接受:χ2/df=7.33,CFI=0.98,TLI=0.94,RMSEA=0.07,SRMR=0.02。由图2可知,生命意义感显著负向预测反刍思维(β=−0.11, p<0.001),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0.30, p<0.001),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08, p<0.001);反刍思维显著负向预测自尊(β=−0.30, p<0.001),反刍思维正向预测抑郁(β=0.33, p<0.001);自尊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40, p<0.001)。
图2 反刍思维和自尊的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取样1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结果显示(见图2表2),路径1:生命意义感→反刍思维→抑郁,占总效应的比值为16%,路径2:生命意义感→自尊→抑郁,占总效应的比值为48%,路径3:生命意义感→反刍思维→自尊→抑郁,占总效应的比值为4%,这3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即反刍思维和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反刍思维与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和抑郁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表2 生命意义感作用于抑郁的中介效应值及效应量
路径 Effect Boot SE 95%CI 效应量(%)
生命意义感→反刍思维→抑郁 −0.04 0.01 [−0.06, −0.01] 16
生命意义感→自尊→抑郁 −0.12 0.01 [−0.15, −0.10] 48
生命意义感→反刍思维→自尊→抑郁 −0.01 0.01 [−0.02, −0.01] 4
直接效应 −0.08 0.02 [−0.13, −0.03] 32
总中介效应 −0.17 0.02 [−0.20, −0.13] 68
总效应 −0.25 0.03 [−0.30, −0.20]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抑郁的认知理论和生命意义感的维持模型,探讨了生命意义感作用于大学生抑郁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生命意义感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大学生抑郁,还可以通过反刍思维和自尊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作用于大学生抑郁。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大学生抑郁领域的研究,也为预防和减少大学生抑郁提供了科学解释。

4.1 生命意义感对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生命意义感是抑郁的保护性因素,即生命意义感高的大学生,其抑郁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与既有研究结论相符(Onyekachi et al., 2024)。这与意义维持模型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该模型认为,个体具有维持意义感的内在动力,当意义感遭到挑战或削弱时,会引发强烈的负面情绪(左世江 等, 2016)。研究者一致认为,生命意义感被视为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核心要素(Onyekachi et al., 2024)。当大学生感知到生命意义感不足时,其基本心理需求可能受挫,会诱发或加剧抑郁;而高生命意义感则有助于大学生通过参与具有目标导向的活动满足心理需求,增强情绪适应能力,降低抑郁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在阐释该预测关系时需注意其潜在的复杂性与双向性。一方面,生命意义感作为重要的心理保护资源,能够有效缓冲抑郁的产生;另一方面,抑郁状态亦可能削弱个体感知和构建意义的能力,形成负向循环(吴雅颖, 2024; Steger et al., 2009)。研究结果验证了生命意义感在大学生抑郁预防中的积极作用,也提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二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动态交互机制。因此,本研究的发现不仅强化了生命意义感在大学生抑郁研究领域的地位,也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实践方向。基于本研究结果,建议高校工作者在干预设计中融入“意义体验−目标导向”双维路径,通过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人生目标、积极悦纳环境、有效转化压力,系统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以期增强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深度与应用价值

4.2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反刍思维在生命意义感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表明反刍思维是生命意义感影响抑郁的关键机制变量,该结果与商士杰和白宝玉(2022)的研究发现一致。具体而言,当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时,其反刍思维倾向降低,抑郁水平也随之下降;相反,生命意义感水平较低时,个体更容易陷入反复、消极的思维模式,从而增加抑郁风险。反应风格理论阐释了反刍思维在抑郁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当个体反复陷入消极思维时,会强化对自我的负面认知图式,大学生容易陷入持续的自我反思状态难以解脱,持续消耗心理资源,使个体过度聚焦于负性事件及其引发的情绪反应,加剧抑郁风险(邹海燕, 房娟, 2025; Nolen-Hoeksema, 1991)。值得注意的是,反刍思维作为认知脆弱性因子,其形成受到生命意义感的影响,高生命意义感能够帮助个体从更宏观的视角理解挫折,增强认知灵活性与情绪调节能力,从而有效阻断“意义缺失−反复思考−情绪恶化”的恶性循环(谭钦丹, 2023; Koster et al., 2011)。已有研究表明,针对反刍思维的认知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大学生的抑郁症状,进一步佐证了该路径在实践中的关键地位(黄秦, 2021)。基于上述机制,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应重视对高反刍思维学生的早期识别与干预。建议设计并实施“认知−问题解决”双轨训练方案:一方面通过认知重构技术帮助学生打破消极思维循环,另一方面培养其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与情绪疏解技巧,从而降低反刍思维水平,缓解抑郁风险。

4.3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自尊在生命意义感与大学生抑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赖雪芬 等, 2016)。抑郁的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中对自我的消极图式是抑郁形成的核心机制。当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较高时,其对自我的评价更为积极,对生命目标的追求更具动力,这种正向认知资源有助于抑制消极自我图式的激活,从而保护自尊水平,减少抑郁发生的可能(张娣 等, 2023; Beck, 1970)。相反,当生命意义感缺失时,个体容易陷入目标模糊与动机衰减的状态,难以维持对自我价值的正向认知,会出现自我否定、悲观归因等认知偏差,最终导致自尊水平下降与抑郁程度上升(桑青松 等, 2019)。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揭示了“意义−认知−情绪”之间的内在联系,高意义感不仅为大学生提供目标导向的心理动力,也通过强化积极自我概念来抵御负面认知模式,从而维持健康的自尊状态。这一机制提示,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除了关注大学生的意义维持能力与认知调适策略。应针对低自尊大学生群体构建“阶梯式自尊强化”干预方案,系统提升其意义维持能力与自我价值感。

4.4 反刍思维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揭示了反刍思维与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这不仅表明两条路径并行不悖,更揭示了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抑郁影响机制的递推过程,高生命意义感首先通过赋予生活以方向和目的,帮助个体减少在对负面情绪上的反复思考,而这种建设性的、非反刍的认知风格,使得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和积累成功经验,从而逐步建立起稳固的高水平的自尊,一个低反刍、高自尊的大学生,其抑郁风险自然大大降低。生命意义感的维持模型指出,生命意义感不仅需要建立,更需要通过认知、情绪与行为资源的持续投入得以维持,高生命意义感个体倾向于构建积极的目标框架与认知策略,从而减少对负性事件的反复思考,阻断反刍思维的恶性循环(张荣伟, 李丹, 2018)。反刍思维作为一种典型的消极认知模式,会强化个体对自我的负面图式,进而损害自尊系统(张超 等, 2023)。当生命意义感充足时,个体能够调动认知资源以抑制反刍思维,保护自尊免受侵蚀,从而降低抑郁发生可能性(张超 等, 2023; Beck, 1970)。这一链式中介模型提示人们,生命意义感首先作用于更具流动性的认知过程,即反刍思维,进而通过持续积极的认知行为模式,塑造相对稳定的特质性自我评价,即自尊,有效降低大学生抑郁水平。基于本研究结果,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应着力构建多层次干预体系,通过“意义建构−认知调控−自尊强化”三位一体的策略,系统提升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

4.5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系统性地构建并验证了三个关键心理变量对大学生抑郁影响的整合作用机制,通过整合的模型证实,生命意义感是通过缓解认知脆弱性(反刍思维)和激发学生积极自我信念(自尊)的双重渠道,以及二者间的动态联动,最终实现对抑郁的保护作用。这不仅从机制层面回应了“为何”生命意义感能减轻抑郁,更从过程层面揭示了“如何”起作用,体现了本研究的系统性与先进性。基于此,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应推行“三位一体”的干预策略:上游着力于生命意义感的培育;中游针对高反刍思维学生进行认知干预;下游对低自尊群体实施阶梯式自尊强化训练。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理论视角和实践框架,也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很难充分考察其动态过程及其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使用纵向研究设计来验证模型,更加深入考察随时间变化过程中生命意义感如何影响大学生反刍思维、自尊和抑郁。其次,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大学生的自我报告,虽然反刍思维、自尊等变量需依赖个体主观体验,但单一数据来源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变量间的复杂关系。下一步可以通过多角度报告,如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观察、同伴互评进一步验证,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最后,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样本来源于计算机类专业大一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当前研究结果在解释与推广时需保持谨慎。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不同学科门类、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验证和丰富本研究结论在不同群体中的适用性。

5 结论

(1)生命意义感与反刍思维、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反刍思维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2)生命意义感不仅能直接预测抑郁,还能通过反刍思维和自尊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3)反刍思维和自尊在生命意义感和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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