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道德一直是人类行为和价值观的核心，其意义在于规范个体行为，保障社会秩序。从道德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道德观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进化和历史中逐渐演变和塑造的，人类思维中的深层次隐喻现象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认为，隐喻就是把具体概念作为始源域，向以抽象概念为代表的目标域映射的过程(Lakoff & Johnson, 1999)。隐喻最初被看作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类似于语言学中的“暗喻”，在具身认知思潮的影响下，Lakoff和Johnson(1980)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人类认知的手段。通过隐喻，个体把对原概念理解的结构模式映射至目标概念，从而更清晰明了地理解目标概念。在概念隐喻中，存在两个认知域：始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始源域一般是指简单的、熟悉的、能直接感知到的具体概念(如空间、冷暖、明暗等)，目标域则是复杂的、陌生的、无法直接感知的抽象概念(如道德、时间、情绪等)。简单而言，概念隐喻就是个体通过简单的具体概念去表征复杂的抽象概念，如“重要”是通过重量维度去表征价值维度。
同理，道德概念的水平空间隐喻则是将水平空间这一具体、可感知的概念作为始源域，将抽象的道德概念作为目标域，通过水平空间来理解道德概念的过程。中文常见的表述有“旁门左道”“无出其右”等，英文中的“right”“left”也有正误之意，那么个体是否会通过左右空间方位来表征道德概念呢？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道德概念与右侧空间、不道德概念与左侧空间存在隐喻联结(Chasteen et al., 2010; Lin & Oyserman, 2021; Liu et al., 2020)。Chasteen等在一项目标检测任务中发现，当被试看到道德或不道德类单词时，会对之后呈现在与道德(右侧位置)或不道德(左侧位置)概念相容的位置的目标图形反应更快，说明不同词汇会激活不同的空间方位。Chen等(2018)通过改进的IAT范式同样发现被试会参照左右空间表征道德概念，当道德概念出现在屏幕右侧，不道德概念出现在左侧时，被试进行词汇判断的反应会更快。Liu等的研究中，当要求被试识别词汇时，如果材料向右转动，被试会更快更准确地识别出道德词，而当材料向左旋转时，他们会更快更准地识别出不道德词。
以上研究表明道德概念与水平方位的隐喻表征确实存在心理现实性，且右表征道德，左表征不道德。但目前对道德概念隐喻进行研究的大部分是西方学者，中文语境下的研究还较少，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隐喻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汉语情境下的道德空间隐喻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究。考虑哪些因素会影响空间隐喻的情况，以及想要探究隐喻情况如何，就要追溯到空间隐喻效应如何形成，Lakoff和Johnson(1980)指出空间隐喻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受到身体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文化视角来看，隐喻联结可以通过文化传承来维持和传播。人们从本土的文化如语言符号、仪式、故事和传统习俗以及社会环境中学习隐喻并将之应用于自己的思考和表达中，使其在社会和个体层面上持续存在。前人认为水平空间隐喻的形成是因为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准则和文化习俗中，用右表示积极和道德，左表示消极和不道德，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形成了“道德−右”和“不道德−左”的空间隐喻联结。但实际上，这种“右好左坏”的道德效价更多稳定存在于西方文化中，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左右效价的指向并非一成不变。《道德经》中记载“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战国时期有“虚左以待”，明朝的坐席次序以左为尊，表明这些朝代可能存在一种左好右坏的思想，可见左右文化在朝代更替中已经多次变化。此外，与传统比较，如今人们的空间表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礼节规定也有所不同，相比于道德类词汇，“左”和“右”更多地应用在像“左顾右盼”“左思右想”“左右为难”等词汇中，而在这些词中左右并无明显的效价区分。因此，受文化影响的水平空间隐喻效应的存在性有待进一步探究。
身体特异性假说认为，身体运动和感知是认知过程的基础，个体的身体特性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认知(Casasanto, 2011)。人类通过视、听、嗅、味、触等感知世界，并将这些感知经验用于理解和建构概念。个体在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因利手方向有更好的流畅性而形成了利手方向−积极，非利手方向−消极的空间效价(殷融 等, 2012; Casasanto, 2009)，但身体特异性的心理表征范围是有限的(Çatak et al., 2018)，这种效价也并非稳定存在。沈曼琼等(2014)发现右利手被试在水平方位上没有表现出左右空间的隐喻效应，国外研究也发现利手特性并不影响被试对左右情绪图片的识别(Rodway et al., 2003)，不同情感效价的材料也不会促进被试在左右空间的活动(Fernández et al., 2019)，也有研究发现利手确实与水平空间情感效价存在关联性，但这种关联不会在无意识中自动激活(De La Vega et al., 2012)。可见，受利手影响的水平空间隐喻效应的存在性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除行为证据外，很多学者会使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以期获得更多神经层面的证据。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是一种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可以记录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时的大脑电位活动。ERP技术在隐喻研究中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Li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16; Wang et al., 2018; Xie et al., 2014)，在道德空间隐喻方面，有研究通过脑电技术探索道德概念中的垂直空间隐喻效应(Li et al., 2023)，发现道德度较高的词显示在底部时比显示在顶部时激活的N200、P300和N400幅度更强，因而证明道德概念与垂直维度之间存在“道德上、不道德下”的对应关系。也有研究考察具身因素和语言因素对道德概念加工的影响，发现二者都会影响词汇的空间形象性，且具身因素在加工中期才开始发挥作用(王汉林 等, 2020)，但鲜见对水平维度的隐喻情况进行探究。根据前人研究及本研究目的，本研究选取N200、P300和N400作为主要观测成分。N200一般与认知冲突水平密切相关(Folstein & van Petten, 2008)，P300则与注意分配和认知资源的消耗相关(McCarthy & Donchin,1981)，N400是研究语义加工的重要指标，与语义整合的难度密切相关(Hubbard et al., 2014)。
综上，左右空间的道德效价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采用空间Stroop范式(杨继平 等, 2017)，词汇随机呈现在屏幕左侧或右侧，被试需要对词汇词义进行判断。该范式和经典的色词Stroop类似—在色词Stroop中，字体颜色会干扰文字意义，空间Stroop中则是空间方位会干扰词汇判断。前人研究认为道德词汇与右侧空间，不道德词汇与左侧空间具有隐喻一致性，也就是说道德词出现在右侧空间，不道德词出现在左侧空间时，更符合人们的认知。由此提出假设：如果隐喻效应真实存在，那么相比于一致试次(道德词汇呈现在右侧和不道德词汇呈现在左侧的试次)，不一致试次(道德词汇呈现在左侧和不道德词汇呈现在右侧)的词汇判断会受到空间方位的干扰，导致反应时更长，且不一致试次会造成更大的认知冲突，语义加工的难度也会更大，需要被试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因此也会激活更大的N200、P300和N400。
2 实验1：道德概念呈现方位对词义判断的影响
实验1采用空间Stroop范式，探讨个体理解道德抽象概念时是否与左右空间存在相应隐喻联结，即考察道德概念呈现方位对词义判断的影响。若存在相应的隐喻关联，则被试在进行词义判断时，会对呈现在与隐喻方位一致的道德类词汇反应更快，呈现在不一致方位的词汇反应则更慢。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用G*Power 3.1.9软件计算被试量，当显著性水平为0.05且效应量Cohen’s f为中等值0.25时，达到0.8的统计检验力至少需要24名参与者，考虑到一定的被试流失，本实验共招募31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6名，女生25名，平均年龄为20.54±1.62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和理解障碍，实验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词汇类型：道德词汇、不道德词汇)×2(词汇呈现方位：左侧、右侧)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是被试作出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2.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实验材料为道德类词汇。材料从相关文献中筛选并由34名不参加正式实验同学进行1～9的道德效价评分(1代表“非常道德”，9代表“非常不道德”)。选取得分最高和最低的20个词(共40个)作为实验词汇。将道德词的得分(M=1.62, SD=0.11)与中值5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差异显著[t(19)=−132.41, p<0.001]；将不道德词的得分(M=8.05, SD=0.26)与中值5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差异显著[t(19)=51.48, p<0.001]，表明这些词汇都具备明显的相应效价。通过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查询系统分析词频，发现道德词(M=5186.35, SD=5959.44)和不道德词(M=3056.00, SD=3626.03)差异不显著[t(38)=1.33, p=0.180]。此外，道德词的笔画数(M=15.90, SD=4.41)和不道德词的笔画数(M=18.10, SD=3.81)无显著差异[t(38)=−1.69, p=0.100]，说明材料符合实验要求。
实验采用杨继平等(2017)的空间Stroop范式，用E-Prime3.0软件编程，程序背景为白色，词汇为黑色30号宋体，注视点“+”为红色30号宋体。明确实验任务后，被试需要坐在电脑前，离显示屏大约60 cm，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按左键和右键进行反应。指导语要求被试既快又准地判断屏幕左侧或右侧出现的词汇的词性。实验包括练习部分和正式部分。练习时，要求被试对练习词(10个道德词和10个不道德词)进行判断，每次按键后，计算机都会显示正误情况和反应时。正式实验则没有任何反馈。具体程序见图1 。
首先，屏幕中央会出现红色注视点，持续800 ms，然后屏幕1/4(左)或3/4(右)处会随机出现道德相关词汇，指导语要求被试既快又准地进行判断并按键，出现道德词按左键，不道德词按右键(指导语在被试间进行了平衡)。40个实验词汇左右各呈现一次，所以正式实验共80个试次。正式实验前有20个练习试次，练习之后，被试若理解实验任务和操作则按“1”键开始正式实验，不理解则按“0”键重新练习。
2.2 结果
为确保统计结果准确，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剔除错误率30%以上的被试数据(杨继平 等, 2017; Hill & Lapsley, 2009)，反应时数据删除反应错误和反应时超过3个标准差的试次。一共剔除1名被试数据，其余数据均符合要求。将数据录入SPSS26.0进行分析和处理。被试进行词性判断时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见表1 。
表1 实验1中被试进行词性判断时的反应时和正确率(M±SD) |
| 反应时(ms) | 正确率(%) | ||||
| 道德词 | 不道德词 | 道德词 | 不道德词 | ||
| 左侧 | 656±97 | 682±97 | 94.83±7.01 | 93.17±6.36 | |
| 右侧 | 660±97 | 681±98 | 94.00±9.77 | 95.17±6.76 | |
对反应时进行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贝叶斯分析，结果发现：词汇类型主效应显著，F(1, 29)=8.95，p=0.006，η${_{\rm p}^2} $ =0.24，BF10=4.67，有中等程度的证据支持道德词判断的反应时(M=658 ms, SD=95 ms)显著短于不道德词(M=681 ms, SD=96 ms)；呈现方位的主效应[F(1, 29)=0.02, p=0.882, BF10=0.29]，词汇类型与呈现方位的交互作用[F(1, 29)=0.09, p=0.764, BF10=0.27]均不显著，且中等程度的证据支持差异不显著的结果。
对正确率进行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贝叶斯因子分析，结果发现：词汇类型的主效应[F(1, 29)=0.06, p=0.809, BF10=0.25]，呈现方位的主效应[F(1, 29)=0.27, p=0.609, BF10=0.27]，词汇类型与呈现方位的交互作用[F(1, 29)=1.20, p=0.283, BF10=0.92]均不显著，有中等程度的证据支持主效应不显著和较弱的证据支持交互作用不显著的结果。见图2 。
2.3 讨论
实验1通过空间Stroop范式，探讨道德抽象概念与左右空间的隐喻联结。实验结果显示，词汇类型和左右位置之间没有出现交互作用，表明个体不会依据左右方位来表征道德概念，这与部分前人研究的结果不一致(Chasteen et al., 2010; Lin & Oyserman, 2021)。但还不能对道德水平空间隐喻效应是否存在得出明确的定论，相比于垂直方位，水平方位的隐喻效应本身较弱，可能反应时和正确率的数据不足以使之体现，因此，实验2进一步结合ERP技术，通过更加敏感的大脑电位活动变化对隐喻效应继续进行探索。
3 实验2：道德概念水平空间隐喻效应中的神经机制探索
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被试在词汇加工过程中的大脑电位活动的变化。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被试量的确定同实验1。实验2共招募36名在校学生，其中男生14名，女生22名，平均年龄为21.44±2.60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和理解障碍。所有被试均无精神疾病史，脑部未受过损伤且实验前保证充足的睡眠，实验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3.1.2 实验设计及程序
同实验1。不同之处在于，为防止被试疲劳，参考前人研究，在词汇判断前后设置一段随机空屏，时长分别为800～1200 ms和1000～1200 ms，词汇判断时间设置为1000 ms。为保证脑电信号足够叠加，将80个试次重复呈现4次，累计共320个试次，程序见图3 。
3.1.3 脑电信号记录与处理
数据采集使用Neuroscan和Curry8软件操作系统，使用国际10-20系统扩展的64导电极帽收集信号。采样率为1000 Hz，电极与头皮间的电阻均小于5 KΩ。离线处理使用Matlab运行的EEGLAB2021工具包，以全脑平均为参考，高通滤波和低通滤波分别设置为0.1 Hz和40 Hz，带阻滤波设置为48～52 Hz，数据分段后手动剔除头动伪迹并使用独立成分分析(ICA)自动矫正眼电和肌电伪迹，同时，将波幅超过±100 μV的波段视为伪迹，和反应错误的试次一并剔除。
根据本研究目的及前人研究，以及数据波形图和地形图的特征，本研究分析了N200(100～200 ms)、P300(250～350 ms)、N400(350～450 ms)三个成分。其中P300选取中央区(C3、Cz、C4)，中央顶区(CP3、CPz、CP4)，顶区(P3、Pz、P4)，枕区(O1、Oz、O2)四个脑区的电极进行分析。N200和N400选取额区(F3、Fz、F4)，额中央区(FC3、FCz、FC4)，中央区(C3、Cz、C4)，中央顶区(CP3、CPz、CP4)的电极进行分析。
3.2 结果
3.2.1 行为结果
为确保统计结果准确，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预处理方式同实验1，所有数据均符合要求。将数据录入SPSS26.0中进行分析和处理。被试进行词性判断时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见表2 。
表2 实验2中被试进行词性判断时的反应时和正确率(M±SD) |
| 反应时(ms) | 正确率(%) | ||||
| 道德词 | 不道德词 | 道德词 | 不道德词 | ||
| 左侧 | 596±51 | 628±44 | 94.86±5.16 | 94.10±4.73 | |
| 右侧 | 594±51 | 623±39 | 95.35±4.57 | 93.51±5.72 | |
对反应时进行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贝叶斯因子分析，结果发现：词汇类型主效应显著，F(1, 35)=47.63，p<0.001，η${_{\rm p}^2} $ =0.58，BF10=146138.40，极强的证据支持道德词判断的反应时(M=595 ms, SD=50 ms)显著短于不道德词(M=625 ms, SD=41 ms)；呈现方位的主效应[F(1, 35)=0.75, p=0.393, BF10=0.29]，词汇类型与呈现方位的交互作用[F(1, 35)=0.06, p=0.812, BF10=0.28]均不显著，中等及较弱证据支持无差异的结果。
对正确率进行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贝叶斯因子分析，结果发现：词汇类型主效应显著，F(1, 35)=7.25，p=0.011，η${_{\rm p}^2} $ =0.17，BF10=2.71，较弱证据支持道德词判断的正确率(M=0.95, SD=0.05)显著高于不道德词(M=0.94, SD=0.05)；呈现方位的主效应[F(1, 35)=0.02, p=0.886, BF10=0.20]，词汇类型与呈现方位的交互作用[F(1, 35)=1.05, p=0.312, BF10=0.50]均不显著，中等及较弱证据支持无差异的结果。
3.2.2 ERP结果
根据脑电波形图和地形图，发现左右眼动对脑电造成了较大影响，为排除左右眼动的影响，将道德词汇呈现在右侧的试次和不道德词汇呈现在左侧的试次合并，命名为隐喻一致性试次，将道德词汇呈现在左侧的试次和不道德词汇呈现在右侧的试次合并，命名为隐喻不一致性试次。
对N200、P300和N400的平均波幅，峰值和潜伏期分别进行2(一致性)×4(脑区)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在平均波幅、峰值和潜伏期上，三种成分一致性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0.05)；脑区的主效应均显著(ps<0.05)；一致性和脑区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见图4 。
表3 脑电成分方差分析结果 |
| N200 | P300 | N400 | |||||||||||||
| F | p | BF10 | F | p | BF10 | F | p | BF10 | |||||||
| 平均波幅 | 一致性 | 0.35 | 0.557 | 0.01 | 0.27 | 1.09 | 0.306 | 0.04 | 0.26 | 1.67 | 0.206 | 0.05 | 0.47 | ||
| 脑区 | 11.34*** | 0.000 | 0.56 | >100.00 | 22.78*** | 0.000 | 0.72 | >100.00 | 21.96*** | 0.000 | 0.71 | >100.00 | |||
| 一致性×脑区 | 1.06 | 0.383 | 0.11 | 0.51 | 0.12 | 0.947 | 0.01 | 0.06 | 0.94 | 0.434 | 0.10 | 0.37 | |||
| 波峰 | 一致性 | 0.11 | 0.740 | 0.00 | 0.30 | 1.08 | 0.308 | 0.04 | 0.26 | 0.68 | 0.415 | 0.02 | 0.31 | ||
| 脑区 | 16.42*** | 0.000 | 0.65 | >100.00 | 16.96*** | 0.000 | 0.65 | >100.00 | 21.77*** | 0.000 | 0.71 | >100.00 | |||
| 一致性×脑区 | 0.61 | 0.613 | 0.06 | 0.14 | 0.07 | 0.974 | 0.01 | 0.05 | 0.59 | 0.628 | 0.06 | 0.13 | |||
| 潜伏期 | 一致性 | 0.79 | 0.380 | 0.03 | 0.26 | 1.01 | 0.322 | 0.03 | 0.26 | 0.36 | 0.551 | 0.01 | 0.27 | ||
| 脑区 | 3.02* | 0.047 | 0.25 | 14.76 | 12.14*** | 0.000 | 0.57 | >100.00 | 4.50* | 0.011 | 0.33 | 14.92 | |||
| 一致性×脑区 | 0.63 | 0.602 | 0.07 | 2.19 | 0.81 | 0.500 | 0.08 | 0.40 | 2.32 | 0.098 | 0.20 | 2.12 | |||
注：*p<0.05，***p<0.001。 |
3.3 讨论
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被试在词汇加工过程中的大脑电位活动的变化，借此探讨个体理解道德抽象概念时是否与左右空间存在隐喻联结。脑电结果显示，N200、P300、N400等ERP成分都没有显著差异，表明具体的水平方位与抽象的道德概念之间没有相应的隐喻联结。
4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对道德概念中的水平空间隐喻效应进行了探索。实验1发现，个体在理解道德抽象概念时，左右空间没有产生隐喻效应的促进或干扰。实验2发现，词汇加工过程中诱发的N200、P300、N400等成分均没有显著差异，综合两个实验结果说明，本研究没有发现道德抽象概念与水平空间的隐喻联结效应，表明个体不会以左右位置为参照来表征道德概念。
实验1和实验2均发现，被试对道德概念词的反应明显快于不道德词，这与前人研究相符(杨继平 等, 2017; Liu et al., 2020)。研究者将此视为一种“对不道德的注意偏向”(杨继平 等, 2017; Hill & Lapsley, 2009)，注意偏向主要包括三个成分：注意警觉、注意解除困难和注意回避(Posner & Petersen, 1990)。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将注意优先分配到适宜的刺激上有利于个体的生存，特别注意那些可能对自己造成损害或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因此负性刺激更容易引起注意警觉以及注意解除困难，导致反应时更长(刘静怡 等, 2013)，这是符合进化规律的。此外，该结果也可能与人的动机本能有关，负向刺激会唤醒个体的回避动机，正向刺激则会使个体产生趋向动机(刘文娟 等, 2016)，因此才会在不道德词汇上耗费更长时间。
两个实验都没有出现水平空间隐喻效应，方差分析及贝叶斯因子的结果都未显示出显著差异，说明在汉语文化中，左右并没有明显的道德效价区分。以往研究多使用左右文化倾向和左右利手的情绪效价来论证空间隐喻效应的存在性，但本研究的结果显然表明，汉语情境下的被试并没有建立起水平维度的道德空间隐喻。
首先，“右好左坏”的文化在时代变迁中已多次变化，虽然一些存在明显效价倾向在词语被保留了下来，但并未得到一以贯之的稳定传承，只有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还保留着左右的差异(Chen et al., 2018)。从西方文化来看，右边会被视为积极、正面甚至神圣的一侧，左边则被认为是较为负面或不祥的一侧，使用左手甚至可能被视为不礼貌或不卫生(施海涛, 2008)。但中国文化中，尚左尚右也依据各种情况和场合而变通，既有“祥车旷左。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礼记•曲礼上》)，也有“执左道以乱政”(《礼记•王制》)，还有“仁者右也，道者左也”(《礼记•表记》)，没有明确统一的左右尊卑指向。可见，隐喻具有文化差异性(丁凤琴, 王冬霞, 2019)，这种差异导致东西方群体形成了不同的空间表征，因此西方的研究中大多出现了水平空间隐喻效应，而汉语情境中则未出现。
此外，虽然不同利手群体会因运动流畅性对左右空间形成不同的感知(Casasanto, 2009)，但有研究表明，手部动作流畅性和空间情感偏好是相互独立的影响因素(孙潇 等, 2023)，不同利手确实存在与优势手一致的内隐空间情感偏好，但这种偏好并不足以影响反应时，反应时更多是由于手部动作流畅性引起的，而为了控制可能的无关变量，本研究全部用右手反应，因此可能导致反应时间无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眼动设备来考察这种空间内隐偏好。
另外，个人的左右情绪效价会因成长背景不同而产生差异。已有研究显示，左右空间与时间之间也存在隐喻联结，过去到未来可以表征为一条从左到右的心理空间线(何听雨 等, 2020)，因此有更多积极成长经历的个体会对左侧空间有更高的积极感知，有更多负面体验的个体则会对左侧空间有更消极的感知，如果预期未来会有很多积极体验，也可能对右侧空间产生更积极的感知。这意味着由经历形成的空间隐喻会有很大个体差异，这也可能导致水平维度的隐喻效应不稳定。近期也有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各个阶段都持有肯定态度，自我评价整体呈现积极倾向(张锋 等, 2024)，因此对左右空间都有着积极感知，导致水平空间隐喻效应未出现。
虽然本研究并未发现道德概念空间隐喻效应的存在，但对道德概念隐喻的研究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及应用前景。有学者探究儿童道德隐喻的发展，发现学前儿童道德概念的隐喻认知能力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贺晓玲 等, 2021)，这可以为道德教育活动提供一些参考，如在形成初步隐喻联结之前，抓住儿童道德发展的关键期，通过引导儿童建立某种隐喻联结来增强儿童的道德感知，以帮助儿童形成稳固的道德观。其次，有研究发现犯罪者、欺凌者、反社会人群及精神病态患者等特殊人群的道德认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偏差(张亚慧, 鲁忠义, 2019; Meier et al., 2007)，表现为道德隐喻联结效应较弱，提示可以通过道德空间隐喻的研究识别这些个体，并及时进行教育，以更好地纠正道德认知和行为。
总体上，本研究首次将ERP技术应用于道德的水平空间隐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已有的道德概念隐喻和具身道德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参考。但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由于左利手被试稀缺，本研究只招募了右利手被试，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纳入左利手被试进一步进行探讨；另一方面，文化会对空间隐喻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招募不同文化下的被试，尝试探究文化对空间隐喻造成的影响。此外，道德概念词汇难免包含情绪效价，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很有可能对道德词汇进行相应的情绪加工，因此实验结果很有可能是道德效价和情绪效价两种因素综合影响造成的，有研究认为情绪认知的加工会快于道德认知的加工，因为情绪是基于直觉的自动化加工，而道德则需要认知资源去反思和推理(Zhai et al., 2018)，这种情况下，情绪效价会造成更大的干扰，未来的研究应该尝试尽量将二者分离或排除情绪效价的干扰。在不断完善和详尽的研究中，研究者有望更好地理解语言和隐喻在人类道德思考中的重要意义。
5 结论
道德词汇出现在隐喻一致和隐喻不一致方位时的反应时、正确率以及脑电成分N200、P300和N400的激活程度均无显著差异，说明在汉语文化中，道德概念与水平空间之间不存在隐喻效应，个体不会依据左右方位来表征道德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