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共教育部党组, 2018)中指出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成和败、得和失”，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大学生面临着学习、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挑战(辛自强 等, 2011)。如何认识失败，对于大学生的积极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失败影响个体的行为或心理。一些研究发现，失败提升个体后续任务的绩效表现(Follette & Jacobson, 1987; Goodhart, 1986)，相比那些早期发展顺利的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屡遭挫折的科学家，往往在后期取得更高的科研成就(Wang et al., 2019)；另一些研究发现，任务失败后，个体在类似工作中付出的努力变少、学习效果变差(Eskreis-Winkler & Fishbach, 2019)。
归因理论认为，失败对个体的影响取决于其对失败的归因(Weiner & Kukla, 1970)。归因会直接影响个体情感反应、对此后相同或相似任务的期待、行为选择和坚持努力的程度等。如果将失败归因为能力的话，失败会带来消极影响。Dweck等人进一步指出，人们对于能力是否可变持有两种不同的心态(mindset)。持固定心态的个体倾向认为能力是不可变的，失败是对自己能力的否定。持成长心态的个体倾向认为能力是可以提升的，失败提供了有助于改进的反馈(Dweck, 2006; Dweck et al., 1995; Dweck & Leggett, 1988)。因此，即使同样是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不足，个体对能力是否可变的心态会影响其面对失败的不同反应(Hong et al., 1999)。
关于“失败”这一客观事件本身，个体也持有不同的心态。失败心态是个体如何看待“失败”的思维模式，反映了个体对失败带来积极和消极影响的信念。Haimovitz和Dweck(2016)假设，人们可能持有失败促进学习和成长的心态(failure-is-enhancing mindset)，或者失败抑制学习和成长的心态(failure-is-debilitating mindset)。父母的失败心态通过其教养行为影响子女的成长心态和学业成就(Haimovitz & Dweck, 2016; Xie et al., 2022)。当个体感知到父母认为失败有害时，自身更倾向于持有失败有害的心态和智力固定心态(Tao et al., 2022)。研究表明，那些认为失败不利于成长和发展的大学生更可能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胡心怡, 陈英和, 2018)，报告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吴艾柯 等, 2022)。心理弹性则在思维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黄莲琼 等, 2024)。
然而，上述研究将失败心态视为从抑制到促进的单维变量(Haimovitz & Dweck, 2016)。以新加坡华人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个体对失败的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维度(Sim & Wong, 2010)。这可能是由于西方人更倾向于使用线性思维，而东方人则更倾向于使用辩证思维(Peng & Nisbett, 1999; Spencer-Rodgers et al., 2009; Yama & Zakaria, 2019)。研究也确实发现了现有量表的文化适应性欠佳，在中国被试的样本中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刘春晖 等, 2023; Tao et al., 2022)。因此，开发适合中国文化的失败心态测量工具，对于了解大学生的失败心态、探讨失败心态对个人成长发展的影响，进而有效开展抗挫折教育至关重要。
本研究将基于质性访谈，探索中国大学生失败心态的结构，编制量表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测量学检验。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大学生失败心态分组模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一步验证量表的有效性。
2 大学生失败心态量表的编制
2.1 被试
访谈样本：依据“目的性抽样”原则，选取访谈对象20人。大一至大四学生各5人，男、女生各10人。
初测样本：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抽取天津某高校762名大学生进行失败心态初始量表的测试，剔除不认真作答等异常数据后，获得有效数据699份。其中，大一学生242人，大二学生230人，大三学生227人，男生513人，女生186人。平均年龄为19.18±1.16岁。
2.2 编制方法与过程
2.2.1 深度访谈
告知被试访谈概况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访谈提纲开展访谈，访谈时长在20至40分钟不等，全程录音。访谈提纲包括：①在你眼中，什么是失败？你是怎样看待失败的？②你人生中经历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失败是什么？这次失败给你带来了什么？你是怎样看待这次失败的？③失败都带给你哪些影响？你是怎样看待失败对你的影响的？④关于失败，你都总结反思到了什么？将访谈录音进行逐字转录。采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文字进行分析，以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式作为分析方法。在一级编码阶段，通过开放式编码，将原始材料中与失败心态有关的词句进行编码，获得28个码号，共129个参考点。二级编码阶段为主轴编码，通过合并内容含义相近的码号，将28个码号合并为4个主范畴，分别为促进成长、反思改变、痛苦打击和贬低否定。三级编码阶段为核心编码，将4个主范畴合并为2个核心范畴，分别是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见表1 )。
表1 编码结果及部分示例 |
| 核心编码 | 主轴编码 | 参考点(个) | 开放式编码(示例) | 原始资料(示例) |
| 积极失败心态 | 促进成长 | 38 | 从中学习 | 02：每次失败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
| 反思改变 | 36 | 改变不足 | 06：失败可以让自己找到不足去修正 | |
| 消极失败心态 | 痛苦打击 | 36 | 打击 | 07：给人打击特别大 |
| 贬低否定 | 19 | 自我否定 | 03：让自己觉得什么都做不好 |
2.2.2 题项编制
根据访谈确定维度，初步进行题目编制，获得20个项目。经研究小组评定，形成包含14个项目的初测量表，两个维度各包含7个项目。积极失败心态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将失败看成是积极的、有益处的、起促进增强作用；消极失败心态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将失败看成是消极的、有害处的、起限制阻碍作用。量表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6代表“非常同意”。
2.3 结果
2.3.1 项目分析
对初测样本进行项目分析，采用临界比值法和题总相关作为分析指标(吴明隆, 2010)。以27%进行高低分组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所有题目的临界比值均大于3.00，ps<0.001；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各项目与分量表总分的相关，相关系数均大于0.40，ps<0.001。各项目难度系数在0.42～0.85之间，难度适中。因此，所有项目均保留。
2.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χ2=4469.25，p<0.001，KMO=0.91，说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根据因子负荷小于0.40以及交叉负荷较高的剔除原则，逐步剔除项目12、4、8和10。最终形成的正式量表包含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2个，累计解释总方差的58.42%。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消极失败心态(F1)，其含义是个体把失败看成是消极的、有害处的、起限制阻碍作用的；积极失败心态(F2)，其含义是个体把失败看成是积极的、有益处的、起促进增强作用的。每个因子5个项目，共10个项目。具体信息见表2 。最后保留的10项目的碎石图见图1 。
表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
| 项目 | F1 | F2 | 共同度 |
| 6.失败让我怀疑自己的价值 | 0.80 | 0.67 | |
| 3.失败会让我陷入痛苦 | 0.80 | 0.65 | |
| 1.失败让我没面子 | 0.76 | 0.57 | |
| 13.失败会打击我的热情和积极性 | 0.75 | 0.63 | |
| 14.失败让我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 | 0.74 | 0.57 | |
| 9.失败提示我需要更加努力 | 0.78 | 0.63 | |
| 7.失败意味着获得成长的机会 | 0.78 | 0.62 | |
| 5.失败是值得从中学习的经历 | 0.76 | 0.61 | |
| 2.失败提示我需要反思自己的方法策略 | 0.72 | 0.51 | |
| 11.失败提示我需要调整自己的目标或方向 | 0.60 | 0.38 | |
| 特征值 | 3.94 | 1.91 | |
| 解释率 | 30.55% | 27.87% |
3 大学生失败心态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3.1 研究方法
对大学生失败心态正式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3.1.1 被试
样本1：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抽取天津某高校的750名大学生进行失败心态量表的测试，剔除不认真作答等异常数据后，获得有效数据684份用于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其中，大一243人，大二229人，大三212人；男生479人，女生205人；平均年龄为19.16±1.16岁。
样本2：采取整群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天津某高校131名大一学生完成两次失败心态量表的测量，前后间隔4周，获得有效匹配数据124对用于重测信度分析。其中男生97人，女生27人；平均年龄为18.14±0.65岁。
样本3：采用整群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天津某高校的175名大学生进行失败心态和心理弹性的测量，用于效标效度分析。剔除不认真作答等异常数据后，获得有效数据152份，其中，大一76人，大二66人，大三10人；男生89人，女生63人；平均年龄为19.59±0.88岁。
3.1.2 研究工具
3.2 结果
3.2.1 信度检验
(1)内部一致性信度
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为0.83，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2)重测信度
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分维度在两次施测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1和0.76，表明量表的重测信度较好。
3.2.2 效度分析
(1)结构效度
用Amos21.0对正式量表的测试数据(样本1)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大学生失败心态的双维结构，构建并比较失败心态的2个模型结构：模型1为单因素结构，将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看作单一维度的两端；模型2为双因素结构，将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看作相对独立的两个维度。各项拟合指标见表3 。
表3 大学生失败心态单、双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 |
| 模型 | χ2/df | RMSEA | SRMR | GFI | NFI | CFI |
| 1 | 31.96 | 0.21 | 0.18 | 0.67 | 0.55 | 0.55 |
| 2 | 3.46 | 0.06 | 0.04 | 0.97 | 0.95 | 0.97 |
在结构效度上，一般来说，可接受的模型拟合指数是：GFI、NFI、CFI大于0.90，RMSEA和SRMR小于0.08，χ2/df小于5(温忠麟 等, 2004)。结果显示，模型1不成立，模型2的拟合性效果较好，大学生失败心态量表的两维度理论建构与实际调查数据有较好的拟合，表明本研究中设想的大学生失败心态两维度理论结构合理。失败心态结构模型及其相关路径系数见图2 。
(2)效标效度
基于样本3的数据，以心理弹性作为关联效标，分析大学生失败信念量表的效标效度。结果表明，积极失败心态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r=0.58, p<0.001)，消极失败心态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r=−0.49, p<0.001)，量表效标效度较好。
(3)测量等值性检验
采用Mplus8.3软件对样本1进行跨性别等值性检验。如表4 所示，大学生失败心态量表的两维测量结构在性别上支持形态等值、负荷等值和尺度等值这3种等值检验，各模型拟合良好，CFI和RMSEA的变化量均未超过建议的临界值(Cheung & Rensvold, 2002)，即ΔCFI≤0.01，ΔRMSEA≤0.015。
表4 大学生失败心态两维结构的测量等值检验 |
| 模型 | χ2 | df | CFI | RMSEA | 模型比较 | ΔCFI | ΔRMSEA |
| M0(Configural) | 157.25 | 68 | 0.96 | 0.046 | |||
| M1(Metric) | 167.85 | 76 | 0.96 | 0.057 | M1 vs. M0 | −0.001 | 0.011 |
| M2(Scalar) | 182.64 | 84 | 0.96 | 0.060 | M2 vs. M1 | −0.003 | 0.013 |
4 大学生失败心态量表效度的再检验
4.1 研究方法
为进一步验证量表的效度，在另一个较大的样本中考察大学生失败心态，并进一步分析失败心态与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指标(一般健康问题)的关系，探讨个体失败心态模式的多样性以及积极、消极失败心态对心理健康的独特影响。
4.1.1 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抽取天津某高校的3175名学生，剔除不认真作答等异常数据后，获得有效样本2922份，其中，大一718人，大二730人，大三734人，大四740人；男生1471人，女生1451人；平均年龄19.48±1.37岁。
4.1.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失败心态量表
量表包含消极失败心态和积极失败心态两个维度，各5个项目，共10个项目。量表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6代表“非常同意”。在本样本中，两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和0.81。
(2)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Diener等人(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5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满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3)一般健康问卷(GHQ-12)
采用Goldberg和Williams(1988)编制的一般健康问卷。该量表包括12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代表“从不”，4代表“经常”，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4.2 结果
4.2.1 失败心态和心理健康的描述统计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如表5 所示。结果显示，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的相关显著，但相关系数值较低(r=−0.26, p<0.001)，表明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更倾向于是两个独立维度，而非单一维度的两极。积极失败心态与一般健康问题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消极失败心态与一般健康问题显著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
表5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2922) |
| M | SD | 1 | 2 | 3 | |
| 1.积极失败心态 | 23.92 | 3.86 | |||
| 2.消极失败心态 | 14.89 | 5.31 | −0.26*** | ||
| 3.生活满意度 | 21.31 | 6.14 | 0.29*** | −0.45*** | |
| 4.一般健康问题 | 22.09 | 6.04 | −0.40*** | 0.53*** | −0.47*** |
注：***p<0.001。 |
4.2.2 失败心态模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为探讨个体的失败心态模式，参照陶沙(2006)对于乐观−悲观倾向的分组方式，将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得分转化为标准分，以0分为界高低分组，两两组合分为四组。将在积极失败心态分数大于0，同时消极失败心态分数小于0的个体，命名为积极失败心态倾向型(积极组)；将在消极失败心态分数大于0，同时积极失败心态分数小于0的个体，命名为消极失败心态倾向型(消极组)；将两维度标准分都小于0的个体，命名为倾向不明型；将两维度标准分都大于0的个体，命名为双重倾向型。结果显示，32.58%(952人)的个体归为积极组，28.54%(834人)的个体归为消极组，12.97%(379人)的个体为倾向不明组，25.91%(757人)的个体为双重倾向组。
对上述四组被试在积极、消极失败心态上的分数进行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在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上的差异均显著(F积极=1762.17, p<0.001; F消极=2181.50, p<0.001)。事后比较显示，积极失败心态，积极组>双重倾向组>消极组>倾向不明组(ps<0.001)；消极失败心态，消极组>双重倾向组>倾向不明组>积极组(ps<0.05)，表明分组有效。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失败心态模式个体的心理健康情况，对四组被试在生活满意度和一般健康问题上的特点进行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失败心态模式的被试在生活满意度和一般健康问题上的差异均显著(F生活满意度=168.57, p<0.001; F一般健康=351.07, p<0.001)。事后比较显示，在生活满意度上，积极组>倾向不明组>双重倾向组>消极组(ps<0.01)。在一般健康问题上，消极组>双重倾向组>倾向不明组>积极组(ps<0.05)。结果表明，不同失败心态模式有着明显不同的心理健康状况。
采取分层回归分析，第一步控制年级与性别变量，第二步控制消极失败心态或积极失败心态的作用，第三步分别考察积极失败心态或消极失败心态对生活满意度和一般健康问题的独立预测作用。结果表明，失败心态是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预测因素，消极失败心态可以独立解释生活满意度变异的20.78%(F=788.03, p<0.001)，积极失败心态独立解释率为7.57%(F=244.97, p<0.001)；失败心态是一般健康问题的有效预测因素，消极失败心态可以独立解释一般健康问题变异的27.70%(F=1118.88, p<0.001)，积极失败心态的独立解释率为16.23%(F=565.97, p<0.001)。
5 讨论
5.1 中国大学生失败心态结构的建构和量表编制
失败心态是个体看待失败的一种朴素的内隐观念，反映了个体对失败的基本认知。了解大学生的失败心态，有助于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引导其形成关于成败的正确认识，进而促进其健康成长和积极发展。本研究基于已有理论和文献，在访谈的基础上编制量表题目并逐步修订形成正式量表。首先，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失败心态的结构由两个维度构成，即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在特征值、共同度和解释变异量方面，均达到了因素选取的标准。之后，用另一个样本数据对因素结构加以验证，结果各项拟合参数均支持两因素模型，表明中国大学生失败心态的结构是合理的。此外，失败心态两个分量表的得分在本研究不同样本中的相关值均低于0.3，说明二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样支持了双维度的理论构想。Cacioppo等人(1997)的研究表明，个体对于同一客体的积极与消极评价确实可能是互相独立的。看似矛盾的态度不一定是单维两极的(徐展菲, 席居哲, 2018)。
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向整体性，倾向于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西方人偏向于形式逻辑思维(侯玉波 等, 2016; 彭华, 2017; Nisbett et al., 2001)。另外，尽管失败往往意味着一个消极后果，但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失败当成上天锻炼个人的方法，视之为提升自己的机会和方式(罗鸣春 等, 2020; 史梦薇, 赵守盈, 2014)，认为失败等困苦经历能够成就一个人(景怀斌, 2006)。因此，与西方人将失败的好坏作为单一维度的两极不同，中国文化下人们的失败心态包括积极−消极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结构。
在测量学分析方面，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到达0.8以上，历时四周后的重测信度则在0.7～0.8之间。这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模型的各常用拟合指数均达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而且，在男生和女生群体之间具有良好的跨组别测量等值性。先后采用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的积极和消极指标作为效标，结果发现失败心态的两维度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和一般心理症状均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量表可以作为评估大学生失败心态的可靠工具。
5.2 个体失败心态模式的多样性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研究通过考察个体失败心态模式及其与心理健康积极、消极指标的关系，再次验证量表的效度。本研究将个体分别以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标准分0分为界分为高、低组，两两组合分为四组：积极失败心态倾向组、消极失败心态倾向组、双重倾向组和倾向不明组。数据分析显示，除明显积极失败心态倾向和明显消极失败心态倾向的个体外，还存在两种倾向均强或均弱的个体，且后两者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并不低(分别为25.91%和12.97%)。其中，双重倾向组更好地体现了对失败的辩证看法。
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本研究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一般心理问题作为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王鑫强 等, 2016)。研究发现，积极失败心态与一般健康问题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消极失败心态与一般健康问题显著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这和已有研究结果的趋势是一致的。从消极生活事件中发现益处与更少的抑郁和更高的幸福感有关(Helgeson et al., 2006)。持失败有害观的大学生可能会报告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吴艾柯 等, 2022)。避免失败的动机和心理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宋勃东 等, 2015)。
进一步分析表明，四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和一般心理健康问题上的得分均有显著的组间差异。其中，积极失败心态倾向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最高，心理症状越少；消极失败心态倾向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最低，心理症状越多；双重倾向组与倾向不明组个体居中，相对而言，前者在心理健康状况的积极指标和消极指标都表现得更差一些。相关分析表明，积极失败心态和生活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和一般健康呈负相关，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消极失败心态和生活生活满意度负相关，和一般健康呈正相关，是心理健康的危险性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相对独立，消极失败心态的独立贡献率相对更大一些。
5.3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是样本来源于一所高校，取样范围偏窄且较为同质，未来需要在更广泛的样本中进一步检验量表的适用性。初步调查显示失败心态与心理健康相关，但是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分别在失败应对和心理健康维护上的作用机制仍待进一步探讨。已有研究表明，心态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能够通过干预调整(傅小兰, 2017; Yeager & Dweck, 2020)。能否及如何通过失败心态干预来促进心理健康将是未来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东西方文化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个体失败心态的跨文化差异及其影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6 结论
失败心态包含积极失败心态和消极失败心态两个维度。本研究编制的失败心态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评估大学生失败心态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