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历重要他人(如父母、伴侣等)的离世，即丧亲(bereavement)，会导致丧亲者表现出对逝者的思念、渴望及强烈的情绪痛苦等哀伤(grief)症状(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在适应丧亲的过程中，丧亲者通常会维持与逝者的联结，例如整理并保存遗物、梦到逝者、与逝者对话等(Yi et al., 2023)。这种生者与逝者间持续的、内在的联结被称为持续性联结(continuing bonds, CB)(何丽 等, 2016)。我国传统哀悼仪式中也有与逝者牌位沟通、头七“烧七”、清明节扫墓等具有特殊意义的仪式(苏完女, 林秀珍, 2012)，这侧面说明了中国丧亲者与逝者建立持续性联结的期望。
丧亲后个体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持续性联结。一方面，丧亲者可能表现得好像逝者没有去世，听到逝者和自己说话、保留具有重要意义的物品等(Florczak & Lockie, 2019)。另一方面，丧亲者可能会感到逝者的精神在指引自己前进，把逝者作为自己生活的榜样(Hussein & Oyebode, 2009)。前者是希望在物理上接近逝者，严重时甚至可能产生与逝者有关的错觉或幻觉；而后者则是希望在心理上接近逝者，形成逝者的心理表征并将其作为安全基地。由此，Field和Filanosky(2009)将上述两种持续性联结分别定义为外化联结(externalized CB)和内化联结(internalized CB)。
关于外化和内化联结对哀伤适应的作用，现有研究仍无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发现，外化联结与哀伤症状水平正相关(Lipp & O’Brien, 2022)；内化联结与哀伤症状存在负向关系(Scholtes & Browne, 2015)。然而，Black等人(2022)发现内化联结和外化联结均与更高的哀伤症状水平有关。此外，有研究在控制了外化联结后，内化联结仍与哀伤症状水平呈正相关(Hopf et al., 2024)。上述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提示，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只考虑外化联结和内化联结分别的作用，可能有所局限。此外，丧亲者往往同时表现出两种持续性联结，且不同个体的表现模式可能有所差异，因此识别丧亲者内化和外化联结异质性的组合模式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与哀伤症状的关系。潜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作为一种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根据连续的外显指标对个体进行分类，区分出类别内同质、类别间异质的亚群体，并考察这些亚群体与预测因素或心理健康结果的关系，与已有的变量为中心的研究互为补充(王阳 等, 2022; Howard & Hoffman, 2018)。本研究采用此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将持续性联结两个维度的非独立性纳入考虑，以期刻画同一丧亲者身上同时存在的两种持续性联结的模式，并为持续性联结在哀伤适应中的作用提供新的实证证据。
内化和外化联结与丧亲时长存在负相关关系(Field & Filanosky, 2009)，而以往研究中的丧亲者大多丧亲1年及以上，可见目前对急性哀伤期个体的持续性联结状况和作用仍缺乏了解。急性哀伤期是丧亲事件发生后最初经历的阶段，通常为丧亲后的12个月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Prigerson et al., 2021)。这一时期丧亲者普遍会感到麻木、难以接受死亡、被强烈的悲伤淹没，并且这一时期的哀伤反应可以预测长期的丧亲后适应结果(Boelen & Lenferink, 2022; Shear et al., 2013)。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首先通过LPA确定持续性联结表现的不同亚群体，进一步检验不同亚群体间的哀伤症状水平是否存在差异，以拓展对急性哀伤期个体的持续性联结的不同模式及其与哀伤症状的关系的认识。
已有文献表明，部分人口学因素及丧亲相关因素与持续性联结表现有关。人口学因素方面，丧亲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与外化联结水平呈负相关(Black et al., 2022; Field & Filanosky, 2009)；另外，研究发现，某些持续性联结的建立与宗教信仰及其仪式有关(Suhail et al., 2011)。就丧亲相关因素而言，除前述的丧亲时长外，研究还发现亲人因暴力原因去世或经历创伤性丧亲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外化联结和更少的内化联结(Hopf et al., 2024)；逝者年龄越大、与逝者亲密度越高的丧亲者内化联结更多、外化联结更少(李梅 等, 2015; Black et al., 2022)。因此，本研究还将考察上述因素对丧亲者归属于不同持续性联结亚群体的预测力，为制定针对不同特征丧亲群体的干预方案或帮扶政策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探索处于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的持续性联结存在何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亚群体之间的哀伤症状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人口学因素和丧亲相关因素对不同持续性联结亚群体的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程序与被试
本研究为“新冠肺炎疫情中丧亲者心理援助”项目的一部分(Tang et al., 2021)，于2020年5月至2021年1月开展，研究程序及材料均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同意。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通过互联网招募近1年内经历过重要他人离世的成年人完成线上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哀伤及持续性联结的测量问卷。完成问卷后，研究者向被试发放相应的报酬及测评反馈，并提供哀伤自助资源。
本研究共收回160份有效问卷，并筛除1名未完整填写问卷的参与者。研究最终的有效样本为159名丧亲者，其中女性较多，且大部分接受过本科/大专及以上教育，基本信息如表1 所示，其中2名被试的数据缺失与逝者关系，另有2名被试的数据缺失逝者年龄。
表1 人口学信息及丧亲相关信息统计(n=159) |
| 人口学信息 | M±SD或人数(%) | 丧亲相关信息 | M±SD或人数(%) |
| 丧亲者性别 | 逝者性别 | ||
| 0=男性 | 61(38.4%) | 0=男性 | 98(61.6%) |
| 1=女性 | 98(61.6%) | 1=女性 | 61(38.4%) |
| 丧亲者年龄(岁) | 30.31±11.51 | 逝者年龄 | 57.19±23.78 |
| 受教育程度 | 丧亲时长(月) | 5.55±2.10 | |
| 1=高中及以下 | 26(16.3%) | 与逝者关系 | |
| 2=本科/大专 | 106(66.7%) | 0=一级亲属 | 98(62.4%) |
| 3=硕士/博士 | 27(17.0%) | 1=非一级亲属 | 59(37.6%) |
| 宗教信仰 | 祖父母或其他亲属 | 41(26.1%) | |
| 0=无 | 145(91.2%) | 伴侣 | 14(8.8%) |
| 1=有 | 14(8.8%) | 朋友 | 4(2.5%) |
| 去世原因 | |||
| 1=非暴力原因 | 132(83.0%) | ||
| 2=暴力原因 | 27(17.0%) | ||
| 关系亲密度 | 1.69±0.76 | ||
| 丧亲预期 | 2.07±1.17 | ||
注：一级亲属包括父母、子女及同父母的兄弟姐妹；非暴力原因包括疾病或自然衰老；暴力原因包括自杀、他杀、意外事故、自然灾害。 |
2.2 研究工具
2.2.1 基本信息调查表
此调查表包含人口学信息和丧亲相关信息两个部分。人口学信息包括丧亲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丧亲相关信息包括逝者的性别、年龄、去世原因、去世时间，以及丧亲者与逝者关系、亲密程度、丧亲预期等。其中，丧亲者与逝者关系要求丧亲者报告与逝者的客观关系类型(如，丧失父母、祖父母等)；亲密程度由一道5点计分题目测量，要求丧亲者自我报告与逝者的主观亲密程度(1=非常亲密, 5=非常疏远)；丧亲预期也由一道5点计分题目测量(1=完全没有, 5=非常充分)。
2.2.2 复杂性哀伤问卷
Prigerson等人(1995)开发的复杂性哀伤问卷(Inventory of Complicated Grief, ICG−19)用于测量丧亲者的哀伤症状。该问卷的中文版由Li和Prigerson(2016)修订，包含19个条目，5点计分(1=从不, 5=总是)，得分越高表明哀伤症状水平越高。量表信效度良好，且建议在中国丧亲者中的最佳划界分为48分，即总分高于48分的丧亲者有发展为延长哀伤障碍的潜在风险(Li & Prigerson, 2016)。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
2.2.3 持续性联结量表
2.3 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SPSS25.0对数据进行清理与重新编码，将受教育程度以“2=本科/大专”为参考组别进行虚拟编码，随后进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接下来采用Mplus8.7进行LPA及回归混合模型分析。根据丧亲者CBS-16的自我报告分数，从单分类模型开始逐步增加分类数，采用极大似然法依次估计模型。选择最佳模型时，AIC、BIC、aBIC值越小、Entropy值越大表明该模型与数据的拟合越好；另外，LMR和BLRT检验显著表明该k个分类的模型比k−1个分类的模型更优(王孟成, 毕向阳, 2018)。
为了探索人口学因素及丧失相关因素是否能够预测丧亲者所属的潜在类别，在潜剖面模型中加入辅助变量，采用稳健三步法在考虑分类误差的前提下考察它们对个体所属潜在类别的影响；另外，在确定潜在类别的模型中加入哀伤症状作为协变量，采用BCH法考察其在不同类别间的差异(王孟成, 毕向阳, 2018)。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丧亲者哀伤症状总分的平均值为33.31分(SD=15.42)。以Li和Prigerson(2016)建议的最佳划界分48分作为标准，本样本中32位丧亲者的哀伤症状高于此临界值，占总样本量的20.13%。参与者的内化和外化联结总分的平均值分别为31.45(SD=8.98)和13.21(SD=5.49)，二者与哀伤症状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36(p<0.001)和0.58(p<0.001)。
3.2 持续性联结的潜在类别
1～5个分类的模型的拟合指标及显著性检验如表2 所示。可见，随着分类个数的增加，AIC、BIC和aBIC的值均逐渐减小；Entropy的值在四分类及五分类时都较高；LMR检验和BLRT检验结果均表明，四分类模型优于三分类模型和五分类模型。综上，本研究认为该急性哀伤期群体的持续性联结存在4个潜在类别。
表2 持续性联结的潜在类别(n=159) |
| 类别数 | AIC | BIC | aBIC | Entropy | LMR(p) | BLRT(p) | 最小亚组占比(%) |
| 1 | 8092.42 | 8190.63 | 8089.33 | ||||
| 2 | 7388.65 | 7539.02 | 7383.91 | 0.929 | 0.003 | <0.001 | 38.36 |
| 3 | 7167.28 | 7369.82 | 7160.90 | 0.924 | 0.037 | <0.001 | 25.78 |
| 4 | 7023.01 | 7277.73 | 7014.99 | 0.950 | 0.047 | <0.001 | 13.84 |
| 5 | 6938.08 | 7244.97 | 6928.42 | 0.951 | 0.286 | <0.001 | 6.92 |
进一步的方差分析及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3 )，各类别间持续性联结总分差异显著[F(3)=190.72, p<0.001]，事后比较发现，除C2与C3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余类别间的总分差异均显著。另外，各类别在内化和外化联结的水平上也均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类别内，丧亲者的内化联结均显著高于外化联结水平。
表3 各类别间及类别内持续性联结水平的比较 |
| 类别 | n | 持续性联结总分 (M±SD) | 内化联结 (M±SD) | 外化联结 (M±SD) | 内化、外化联结水平的 差异检验 |
| C1: 低联结组 | 48 | 1.88±0.38 | 2.10±0.53 | 1.52±0.49 | t(47)=5.58 p<0.001 |
| C2: 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 | 56 | 3.06±0.39 | 3.77±0.44 | 1.88±0.56 | t(55)=24.10 p<0.001 |
| C3: 中等联结组 | 33 | 2.86±0.26 | 2.95±0.29 | 2.71±0.48 | t(32)=5.58 p=0.020 |
| C4: 高联结组 | 22 | 4.00±0.39 | 4.15±0.90 | 3.76±0.53 | t(21)=3.41 p=0.003 |
| 类别间差异检验 | C1 < C3 ≈ C2 < C4 | C1 < C3 < C2 < C4 | C1 < C2 < C3 < C4 |
结合图1 可知，C1在所有题目上的得分都相对最低，即这部分丧亲者出现内化和外化联结的程度均相对较低，故将其命名为低联结组；该组包含48名丧亲者，占全部被试的30.19%。C2在内化联结上的得分较高，但在外化联结上得分中等偏低，故命名为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该组包含56名丧亲者，是占比最大的亚群体(35.22%)。C3和C4在所有题目上的得分处于中等、相对最高水平，故分别命名为中等联结组和高联结组，二者分别包含丧亲者33人和22人，各占全部被试的20.75%和13.84%。
3.3 各组哀伤症状比较
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各类别间的哀伤症状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与低联结组(M=26.17, SD=2.18)相比，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M=33.14, SD=1.87)、中等联结组(M=35.27, SD=2.70)和高联结组(M=46.52, SD=2.78)都表现出更多的哀伤症状(χ2=5.87, p=0.015; χ2=6.63, p=0.010; χ2=37.99, p<0.001)，且高联结组的哀伤症状水平比中等联结组(χ2=9.39, p=0.002)和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χ2=18.43, p<0.001)更高。
3.4 影响持续性联结潜在类别的因素
首先，当以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为参照组时，男性相比于女性更可能属于低联结组；丧亲者的年龄越大，其归属于低联结组和中等联结组的概率越大；逝者去世时的年龄越小，丧亲者更可能属于中等联结组；从客观的关系类型上说，丧亲者与逝者的血缘关系越远，越可能属于低联结组；而从主观亲密程度来看，丧亲者感知到的与逝者的关系越疏远，其越可能属于低联结组或中等联结组。其次，当以低联结组为参照时，丧亲者年龄越小越可能属于高联结组；另外，丧亲者与逝者的关系越亲密，其越可能属于高联结组。最后，当以中等联结组为参照时，丧亲者的年龄越小、与逝者关系越亲密，则其归属于高联结组的概率越大(见表4 )。
表4 预测个体所属潜在类别的相关因素及其参数估计 |
| 预测因素 | B | SE | p | 预测因素 | B | SE | p |
| 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vs. 低联结组a | 低联结组vs. 高联结组b | ||||||
| 性别 | –1.27 | 0.55 | 0.020 | 性别 | 0.87 | 0.62 | 0.161 |
| 年龄 | 0.09 | 0.03 | 0.004 | 年龄 | –0.08 | 0.04 | 0.036 |
| EDU1 d | 0.30 | 0.68 | 0.662 | EDU1 | 0.17 | 0.75 | 0.825 |
| EDU2 d | 0.42 | 0.58 | 0.463 | EDU2 | –1.85 | 1.09 | 0.088 |
| 宗教信仰 | –0.56 | 0.83 | 0.499 | 宗教信仰 | 1.29 | 0.83 | 0.121 |
| 与逝者关系 | 1.64 | 0.67 | 0.015 | 与逝者关系 | –0.93 | 0.73 | 0.202 |
| 丧亲时长 | 0.06 | 0.12 | 0.590 | 丧亲时长 | 0.09 | 0.13 | 0.459 |
| 去世原因 | –0.69 | 0.87 | 0.428 | 去世原因 | –0.46 | 0.93 | 0.623 |
| 丧亲预期 | 0.06 | 0.46 | 0.906 | 丧亲预期 | –0.28 | 0.56 | 0.617 |
| 关系亲密度 | 1.59 | 0.38 | <0.001 | 关系亲密度 | –1.29 | 0.56 | 0.022 |
| 逝者年龄 | –0.03 | 0.02 | 0.072 | 逝者年龄 | 0.01 | 0.01 | 0.639 |
| 逝者性别 | –0.18 | 0.53 | 0.732 | 逝者性别 | 0.28 | 0.56 | 0.623 |
| 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vs. 中等联结组a | 中等联结组vs. 高联结组c | ||||||
| 性别 | –0.54 | 0.65 | 0.406 | 性别 | 0.14 | 0.71 | 0.844 |
| 年龄 | 0.09 | 0.03 | 0.005 | 年龄 | –0.08 | 0.04 | 0.043 |
| EDU1 | –1.10 | 1.20 | 0.360 | EDU1 | 1.56 | 1.25 | 0.211 |
| EDU2 | –0.76 | 0.79 | 0.338 | EDU2 | –0.67 | 1.23 | 0.586 |
| 宗教信仰 | –0.61 | 1.54 | 0.692 | 宗教信仰 | 1.35 | 1.42 | 0.343 |
| 与逝者关系 | 1.04 | 0.75 | 0.166 | 与逝者关系 | –0.33 | 0.77 | 0.670 |
| 丧亲时长 | 0.02 | 0.14 | 0.889 | 丧亲时长 | 0.14 | 0.15 | 0.354 |
| 去世原因 | –0.97 | 0.96 | 0.308 | 去世原因 | –0.17 | 0.99 | 0.866 |
| 丧亲预期 | –0.04 | 0.52 | 0.944 | 丧亲预期 | 0.37 | 0.60 | 0.534 |
| 关系亲密度 | 1.54 | 0.40 | <0.001 | 关系亲密度 | –1.24 | 0.58 | 0.032 |
| 逝者年龄 | –0.03 | 0.02 | 0.049 | 逝者年龄 | 0.01 | 0.02 | 0.447 |
| 逝者性别 | 0.53 | 0.63 | 0.400 | 逝者性别 | –0.44 | 0.65 | 0.501 |
注：a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为参照组；b低联结组为参照组；c中等联结组为参照组；d EDU1和d EDU2为受教育程度经虚拟编码后的变量。 |
4 讨论
目前关于持续性联结的研究多从变量中心的视角出发探讨其预测因素和与哀伤症状的关系。本研究从个体中心的角度进行潜剖面分析，探究了持续性联结不同模式的预测因素，并发现这些模式与哀伤症状的关系，从而为更深入地理解持续性联结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新认识。
4.1 丧亲者持续性联结的4种模式
潜剖面分析表明，丧亲者的持续性联结可以分为4个亚组，且所有亚组的内化联结水平均显著高于外化联结水平，与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一致(Black et al., 2022; De Luca et al., 2017)，说明内化联结是丧亲者与逝者保持联结的主要形式。这可能是因为外化联结具有类似于创伤后应激症状的侵入性再体验的特点，所以它是暂时的、偶发的，频率比内化联结要低(Field & Filanosky, 2009)。
此外，低联结组、中等联结组和高联结组虽然在持续性联结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均存在明显差异，但是总体趋势较为一致，可以认为它们仅存在量的差异。然而，本研究还发现存在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虽然该组的持续性联结总分与中等联结组无显著差异，且同样介于低联结组和高联结组之间，但是该组两类联结的差异比其他3组更为明显。这一发现补充了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表明持续性联结在个体水平上并不是由低到高的连续体，而是存在质的差异。这可能与丧亲者的依恋风格有关，有研究指出不同依恋风格的丧亲者对持续性联结的使用方式不同，还有研究进一步发现高依恋回避的个体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外化联结和更少的内化联结，而依恋焦虑可能与内化与外化联结都呈正相关(Black et al., 2022; Stroebe et al., 2012; Yu et al., 2016)，但未来还需要深入探讨依恋风格与持续性联结不同模式的关系。
4.2 持续性联结模式与哀伤症状的关系
本研究也探索了持续性联结的不同模式与哀伤症状水平的关系。高联结组的哀伤水平高于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和中等联结组，且这三个组的哀伤水平均高于低联结组。这一结果印证了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即持续性联结整体水平越高的组，当下的哀伤症状水平越高(Currier et al., 2015; Hopf et al., 2024)。另外，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和中等联结组的哀伤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尽管外化联结水平更低，但是较高的内化联结也可能提升哀伤水平，这为内化联结与哀伤症状的正向关系提供了额外的证据(Black et al., 2022)。
同时，这一结果也表明，当考虑到持续性联结的具体类型时，以往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仅能显示两种联结分别对哀伤症状的作用(Field & Filanosky, 2009)，而本研究则进一步说明，内化联结和外化联结会在丧亲者身上共存，并共同对其哀伤症状水平产生影响。外化联结固然会增加丧亲者的哀伤症状水平，但是正如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的表现所示，即使外化联结水平较低，过度的内化联结可能也不利于丧亲适应，因此把握好内化联结的度可能是其作用效果的关键。未考虑到共存的两种联结的组合模式，可能是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中发现内化联结对哀伤症状水平的预测作用存在不一致的原因之一(Field & Filanosky, 2009; Lipp & O’Brien, 2022; Scholtes & Browne, 2015)。
此外，本研究聚焦的群体为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较高的内化联结可能表明他们过于沉浸于丧亲事件本身。此时，对该群体进行哀伤干预的焦点可能并不在于将外化联结转化为内化联结(Yu et al., 2016)，更重要的可能是陪伴在丧亲者身边、帮助他/她意识到自己的哀伤、给予其足够的时间表达哀伤(Casarett et al., 2001)。
4.3 持续性联结不同模式的预测因素
以往研究发现了许多关于持续性联结的预测因素，本研究同样探讨了这些因素是否以及怎样预测持续性联结的不同模式。丧亲者为女性、与逝者的血缘关系越近，越有可能属于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而不是低联结组。这与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女性的内化和外化联结水平都比男性更高，失去一级亲属的内化联结高于失去二级亲属(De Luca et al., 2017)。相比低联结组和中等联结组，丧亲者年龄越小，越有可能属于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和高联结组，而以往偏相关分析表明，丧亲者年龄越大，外化联结水平越低，内化联结水平越高(李梅 等, 2015; Field & Filanosky, 2009)。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被试群体的平均年龄比以往两项研究更小，而不同年代出生的个体也可能受时代影响而形成不同观念。此外，逝者年龄越小，越有可能属于中等联结组而不是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这获得了以往研究的支持，即逝者年龄越小，丧亲者的内化联结越少而外化联结越多(李梅 等, 2015)。与逝者越亲密，也越有可能属于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和高联结组，印证了内化联结和关系亲密度正相关(Black et al., 2022; Field & Filanosky, 2009)。丧亲者与逝者的关系越亲密，越倾向于将积极的回忆以内化联结的形式保存下来，用于指导丧亲后的生活(Sekowski & Prigerson, 2022)。
但是，本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丧亲时长、丧亲原因和丧亲预期均不能预测个体所属亚组。以往发现这些因素与持续性联结的相关性的研究其参与者大多丧亲1年及以上，而本研究中均为急性哀伤期丧亲者。上述因素对于持续性联结不同模式的预测作用有待在不同被试群体中进一步探究。
4.4 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上，研究从个体中心的视角发现了丧亲者持续性联结的异质性，为持续性联结的外在−内在化模型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Field & Filanosky, 2009)，通过与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进行比较，加深了对持续性联结及其预测因素和与哀伤症状的关系的理解。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关注急性哀伤期丧亲者的持续性联结，揭示了在丧亲早期需提供预防性干预的个体特征，如干预高内化联结水平个体的哀伤症状。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的被试均处于急性丧亲期，得到的4种持续性联结模式需谨慎推广至丧亲时长超过1年的群体。其次，受各种现实条件限制，本研究可及的急性哀伤期丧亲者人数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再次，本研究数据收集在新冠疫情期间完成，这一背景可能影响持续性联结的表达形式和频率(Mortazavi et al., 2023)，故本研究的结果可能无法反映一般情况丧亲者的持续性联结，今后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在更多样的丧亲者中进行结果验证。最后，本研究中的哀伤症状与持续性联结在同一时间点测量，未来可以采用追踪研究进一步考察持续性联结的不同模式对哀伤症状的预测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发现对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而言，其持续性联结存在4类不同的表现模式，分别为低联结组、较高内化−较低外化联结组、中等联结组和高联结组。其中，低联结组丧亲者的哀伤症状最少。丧亲者的性别、年龄、与逝者关系及亲密程度可以预测丧亲者的亚群体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