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创造力(creativity)通常是指个体产生独创且适用的产品或观念的能力，独创性和适用性是其主要特征(周淑金 等, 2020; Runco & Jaeger, 2012)。独创性指的是新颖的、独一无二的想法或产品(Zhou et al., 2020)。已有研究经常使用流畅性(想法的数量)、灵活性(想法归入不同类别的数量)和新颖性(与他人想法的差异)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创造力(Guilford, 1950)，这些指标实际上反映了创造力中的发散思维特征，即独创性特征(Harvey & Berry, 2023; Zhou et al., 2024)。然而，只有独创性的想法或产品不足以体现创造力(McCarthy et al., 2018)。适用性是创造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主要用于评估新想法的有效性和价值(Runco & Jaeger, 2012)。相较于独创性，适用性在以往研究中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儿童的创造力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张景焕 等, 2020; Barbot et al., 2016; Torrance, 1968)。其中，Torrance最早提出的创造力“四年级下降”(fourth-grade slump)现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Barbot et al., 2016)，这种现象被称为小学生创造力发展的潜在“危机”(Gralewski et al., 2016)。无独有偶，胡卫平和韩琴(2006)也提出该阶段是小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四年级是新颖性特征发展的关键点(李秀菊 等, 2014)。有鉴于此，对处于关键节点的小学四年级儿童创造力发展进行拓展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问题行为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表现出的一种适应不良行为，其表现形式多样，包括内化问题行为如焦虑、抑郁和退缩，以及外化问题行为如攻击性、违纪和反社会行为(Fu et al., 2019)。研究发现，儿童期的问题行为是青少年和成人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Fancourt & Steptoe, 2019)。创造力，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则是儿童适应动态环境的关键要素(Lu & Kaiser, 2022)，在引导儿童应对环境挑战和预防问题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Fancourt & Steptoe, 2019)。因此，探讨儿童创造力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联，可为预防和干预儿童问题行为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
关于创造力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往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Plucker et al., 2004; Tacher & Readdick, 2006)。一些研究发现创造力和外化问题行为存在负向关联(Plucker et al., 2004)，另一些研究发现创造力的流畅性、灵活性和新颖性与特定的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正向关联，例如言语攻击(Tacher & Readdick, 2006)和规则破坏(Chan & Chan, 1999)。而创造力与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同样复杂。有研究指出抑郁程度较低的个体在创造性任务中表现得更好(Fancourt & Steptoe, 2019; Lüdeke et al., 2020)，也有研究发现创造力与抑郁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Paek et al., 2016)，或认为创造力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是随着研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Silvia & Kaufman, 2010)。总之，创造力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存在许多争议，创造力与问题行为的测量方式、测量群体的差异以及智力是否被控制等因素，均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Paek et al., 2016)。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研究中所选取的创造力指标均以流畅性和新颖性为主；而适用性作为创造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却极少成为考量的指标。事实上，适用性在创造力中代表了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能力指标(Niu & Kaufman, 2013)，适用性特征是否纳入创造力测评中可能是儿童创造力和内、外化问题行为关系结果不一致的一个原因。例如，疯狂天才理论，基于独创性与创造力等同的前提，认为创造力与心理健康问题呈正相关(Plucker et al., 2004)。这种观点可能导致一些教育工作者将冲动或破坏性行为与创造力联系起来(Scott, 1999)。独特和偏离正常的想法可能具有独创性，但独创性本身并不等同于创造力。独创的想法应该通过收敛思维进行评估，以达到适宜，创造力是发散的独创性与收敛的适用性不断权衡的结果。正因如此，独创性与适用性常常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Zhou et al., 2024)。
有研究认为，创造力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Robson, 2014)。中国农村地区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较小，相比城市保留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要素(Chen et al., 2021; Liu et al., 2018)，独创性与适用性的权衡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Niu & Kaufman, 2013)，在中国农村地区可能有更多的体现。以往我国儿童的创造力研究多选用城镇学龄儿童为样本(张景焕 等, 2020)，有关农村儿童创造力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本研究拟聚焦农村样本，探究农村儿童创造力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创造性活动的社会性(Zhou et al., 2020)，创造力被看作个人创新思维与社会规范相结合的产物(Adair & Xiong, 2018)。高适用性内容与中国文化强调的和谐理念更加吻合，更不容易引发外化问题行为。同时，只有独创性而不适用的想法或行为更容易被认为是破坏性的，恶意创造力就是高独创低适用(新奇却背离社会价值)的典型。然而，独创性本身包含流畅性和新颖性，这有助于个体在人际互动中采用多样化和创新性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从而减少攻击性等外化问题行为(谷传华 等, 2009)。因此，本研究推测适用性与外化问题行为呈负相关，独创性与外化问题行为的相关不明确，但独创且适用有助于减少外化问题行为。
针对创造力与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早期研究发现具有高图形和语言创造力的儿童可能比其他人对某些负面事件更敏感，出现更多的负面情绪(DeMoss et al., 1993)；然而，高独创性儿童又具有灵活的替代性思维，即便对他人的负面情绪暗示更敏感(Chan & Chan, 1999)，也能以替代性思维转移对负性情绪的关注，可能会有多种解决问题策略以减少内化问题行为(Fox & Schirrmacher, 2012)。为此，本研究推测独创性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此外，由于农村地区保留较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适用性高的个体更容易被他人所接纳，不容易出现内化问题，因此适用性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也可能存在负相关。
综上，本研究以农村小学四年级儿童为例，探究儿童创造力的独创性和适用性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某农村地区两所公立小学339名四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孩189人(55.8%)，平均年龄9.98岁(SD=0.48岁)，年龄范围为9～12岁。94.5%的儿童来自完整家庭，85.5%的儿童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20.6%的父亲和17.6%的母亲受过大学或高等教育，58.0%的家庭月收入低于5000元。
2.2 研究材料
2.2.1 创造力
采用物品多用途测验(Alternative Use Test, AUT)评估儿童的创造力水平，该测验被广泛用于评估创造力，AUT表现已被证实是现实生活中创造力的可靠预测指标(Zhou et al., 2024)。参照以往研究测试流程(Hao et al., 2017)，本研究通过PowerPoint幻灯片的形式，分别将六种常见的生活用品，包括铅笔、衣架、杯子、书本、图钉和鞋子，以文字形式投影到班级前面的大屏幕上，每张幻灯片向儿童展示3分钟。施测时，鼓励儿童尽可能发挥想象力，任何新颖观点(只要觉得与常规用途不同)均可大胆写出来。包含指导语与每个物品呈现的间隔时间，AUT总测试时间大约为25分钟。
使用独创性和适用性衡量儿童在AUT上的表现。独创性得分以频率赋分法进行评价(Mouchiroud & Lubart, 2001)，主要参照Storme等人(2017)以及Zhou等人(2024)的独创性计分程序。即对每个用途依据频率进行1～5赋分，频率越低，得分越高，表示独创性越高。适用性分数计算依据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Amabile, 1983)，两个评分者各自对被试所填写的物品用途进行5点评分，1代表“不适用”，5代表“非常适用”(Zhou et al., 2024)。本研究中评分者信度(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为0.75。
2.2.2 教师评价的问题行为
采用教师−儿童评价量表(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评估儿童的问题行为(Hightower et al., 1986)，要求每个班级的班主任对班级每个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进行评分。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方式，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外化问题行为包括多动、攻击性、违规行为等6个条目，例如，“固执、倔强”，“经常攻击同伴(打架)”。内化问题行为包括焦虑、抑郁、躯体化问题等7个条目，例如，“忧虑、担心”，“胆小，害怕”。对教师评分结果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儿童的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Chen et al., 2005; Liu et al., 2018)。本研究中，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和0.81。
2.2.3 智力
考虑到创造力与智力(intelligence)的相关性(Benedek et al., 2014)，需要在研究中控制智力的影响。因此，使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四版(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Fourth Edition, WISC-IV)获得儿童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 IQ)。智力测验包括块设计、相似性、数字广度、矩阵推理、编码和理解六个子测验，计算儿童的测验总分。所需时间大约为50分钟。以往研究发现，对6至16岁儿童，这些子测验能很好地评估儿童智力水平，且已证明与创造力的相关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Benedek et al., 2014; Wechsler, 2003)。
2.3 研究程序
AUT测验是以班级为单位完成的，为了避免施测过程中不必要的干扰，每个班级由一名经过培训的主试施测，并配备一名带班老师辅助维持班级纪律。班主任老师完成对班级每个儿童问题行为的评估。与此同时，为了控制IQ对结果的影响，主试对每个儿童开展一对一的WISC-IV评估。除了教师评价，其他所有评估均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博士和硕士生来完成。本研究获得上海师范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研究的儿童父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1 。
表1 各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 1. 独创性 | 3.25 | 0.65 | |||||
| 2. 适用性 | 3.31 | 0.62 | −0.39*** | ||||
| 3. 外化问题 行为 | 0.00 | 1.00 | −0.10 | 0.11* | |||
| 4. 内化问题 行为 | 0.00 | 1.00 | −0.26*** | 0.01 | −0.06 | ||
| 5. 性别 | 0.44 | 0.50 | 0.12* | 0.02 | −0.24*** | −0.03 | |
| 6. IQ | 101.68 | 11.60 | 0.31*** | −0.18** | −0.03 | −0.25*** | −0.02 |
注：性别，0=男，1=女；*p<0.05，**p<0.01，***p<0.001，以下同。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独创性与适用性、内化问题行为均显著负相关，适用性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和IQ与研究的核心变量均呈现显著相关，故后续分析将性别和IQ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3.2 创造力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为检验独创性和适用性对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及适用性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使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 LMS)进行数据分析。相比传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LMS能够有效控制测量误差，同时避免乘积指标问题(方杰, 温忠麟, 2018)。根据Maslowsky等人(2015)的建议，进行LMS时需要构造两个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即不含潜调节项的基准模型(M1)和含潜调节项的潜调节模型(M2)，如果模型M1拟合良好且模型M2比M1拟合指数更好，则表明调节效应成立(方杰, 温忠麟, 2018)。由于Mplus软件进行LMS时不提供CFI、TLI、SRMR等拟合指标，判断潜调节模型的拟合情况可以通过比较AIC差值和似然比检验完成。本研究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robust)进行模型估计；分析数据缺失模式发现样本数据(缺失比例范围为0.6%到8.6%)为完全随机缺失(Little, 1988)，χ2(212)=228.87，p=0.203，根据以往研究者建议(Graham, 2009)，采用全息最大似然估计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处理缺失值。所有统计分析在Mplus7.4软件上完成，分析时将性别和IQ作为协变量予以控制。
结果表明不含潜调节项的基准模型拟合良好(M1)，χ2(311)=459.43，p<0.001，CFI=0.92，TLI=0.91，RMSEA=0.07，AIC=23587.23，BIC=23939.22。加入潜调节项后，模型M2的AIC=23581.25，相比模型M1，AIC减少了5.98，模型有所改善。似然比检验中，模型M1的Log Likelihood=−11701.61，SCF(scaling correction factor)=1.76，模型M2的Log Likelihood=−11696.62，SCF=1.75，校正后的–2LL=7.52，Δdf=2，p=0.023，说明含调节项的模型优于基准模型。综合来看，AIC差值比较和似然比检验均表明含调节项模型是可以接受的。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见表2 )，控制性别和IQ后，独创性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β=−0.22, p=0.022)，独创性与适用性的交互项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9, p=0.008)；独创性(β=−0.45, p<0.001)和适用性(β=−0.29, p=0.018)对内化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独创性与适用性的交互项对内化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适用性仅在独创性与外化问题行为间起调节作用。为了进一步理解调节效应的本质，采用Aiken和West(1991)的程序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如图2 所示，对于高适用性组，独创性与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β=−0.42, p=0.007)，而对于低适用性组，独创性与外化问题行为关联不显著(β=−0.03, p=0.391)。
表2 创造力对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效应分析 |
| 变量 | β | SE | t | 95%CI |
| 外化问题行为 | ||||
| 性别 | −0.27 | 0.05 | −5.36*** | [−0.36, −0.17] |
| IQ | 0.00 | 0.07 | 0.03 | [−0.13, 0.13] |
| 独创性 | −0.22 | 0.10 | −2.29* | [−0.41, −0.03] |
| 适用性 | −0.09 | 0.10 | −0.94 | [−0.29, 0.10] |
| 独创性×适用性 | −0.19 | 0.07 | −2.65** | [−0.34, −0.05] |
| 内化问题行为 | ||||
| 性别 | 0.02 | 0.06 | 0.29 | [−0.10, 0.13] |
| IQ | −0.17 | 0.07 | −2.41* | [−0.30, −0.03] |
| 独创性 | −0.45 | 0.13 | −3.57*** | [−0.70, −0.20] |
| 适用性 | −0.29 | 0.12 | −2.37* | [−0.53, −0.05] |
| 独创性×适用性 | 0.03 | 0.06 | 0.50 | [−0.09, 0.15] |
此外，采用多组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检验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M2)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表明，设置所有路径系数相等的限制模型的Log Likelihood=−11925.15(SCF=1.70)，相比于未限制任何路径系数性别相等的自由模型的Log Likelihood=−11914.67(SCF=1.70)，校正后的–2LL=12.33，Δdf=8，p=0.137，说明含潜调节项的结构方程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选取农村地区的四年级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探讨创造力的独创性和适用性与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独创性与适用性显著负相关，独创性显著负向预测内、外化问题行为，适用性仅显著负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此外，结果还发现了独创性与适用性的显著交互效应，表现为独创性对外化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仅在高适用性水平下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在农村背景下儿童创造力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4.1 儿童创造力发展现状
本研究发现独创性与适用性呈负相关，表明儿童在创造力的表现上往往难以同时兼顾想象力与实际可行性，这与以往研究一致(Zhou et al., 2024)。从概念上看，独创性关乎儿童的想象力，常指打破常规的想法(Lane et al., 2016)，适用性则通过社会规范和现实的可行性来限制思维的独创性(McCarthy et al., 2018)，这表明独创性与适用性在本质上是相互制衡的。在认知过程方面，独创性依赖于程序性记忆，而适用性则依赖于陈述性记忆，两者具有不同的认知机制(周淑金 等, 2020; Huang et al., 2015)。由于该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和脑发育特点，兼顾独创性与适用性的双高发展存在较大的挑战。根据该研究发现，家庭和学校在培养儿童创造力时，应充分考虑独创性与适用性之间的关系，并寻求有效的策略来平衡两者，以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全面发展。
4.2 创造力与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在控制了性别与IQ后，回归分析发现独创性与适用性均负向预测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这一结果表明，即便独创性与适用性呈负相关，它们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均具有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创造力对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性，高独创或高适用性的儿童都可能存在较少的内化问题行为。一方面，高适用性儿童的行为与想法更倾向于符合社会规范。四年级儿童正好处在道德发展的习俗阶段(conventional stage)(Kohlberg, 1976)，该阶段儿童的适用性表现更容易被他人接纳，从而可能减少因社会排斥而产生的内化问题。另一方面，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产生源于认知能力的缺陷(Chi et al., 2016)，而高独创性的儿童往往表现出较高的认知灵活性，能有效进行认知重评，并采用多样化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Hanley & Garland, 2014)。因此，创造力可以帮助儿童心理建设，使儿童更好地适应环境(Hanley & Garland, 2014; McCarthy et al., 2018)。总之，创造性思维和行为有助于儿童提升自我效能感，增强自我实现的积极体验(Tan et al., 2019)，这可能减少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发生。
4.3 创造力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关于创造力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与预期不一致的是，独创性而非适用性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这或许与四年级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有关，该阶段儿童创造力更多是日常创造力(little-c)，独创性并非意味着必须打破规则和违反社会规范，也可以通过重组、整合、修改等方法来实现(Shen et al., 2019)。事实上，从独创性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独创性对于儿童具有保护性作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Chen et al., 2021; Liu et al., 2018)，农村地区也更加接纳儿童的独创性思维。与此同时，适用性虽然有助于个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群体，但缺乏独创性的高适用性可能使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显得过于刻板和不灵活，给人留下固执的印象。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独创性与适用性的交互作用显著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高独创性的儿童，只有在高适用性水平下，才有较少的外化问题行为。该结果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减缓机制不谋而合，研究表明儿童自身较低的认知抑制与较高的社会规范相互作用导致外化问题行为减少(Lüdeke et al., 2020)。那么，低认知抑制的独创性和高规则导向的适用性相结合，可以有效预防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Harris & Reiter-Palmon, 2015)。基于此，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关注儿童独创力培养的同时，也要重视儿童适用性方面的引导(McCarthy et al., 2018)，基于社会规范的创新思维培养更有可能预防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Adair & Xiong, 2018; Niu & Kaufman, 2013)。
总体而言，本研究考察了创造力的独创性和适用性与问题行为的关系。独创性是被广泛认可的创造力的首要方面(Smith et al., 2008; Zhou et al., 2018)，显著负向预测农村儿童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适用性也是创造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适用性不仅负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并且在外化问题行为上具有调节作用，表明独创性与适用性共同对儿童的适应性发展产生影响。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通过横断设计有效探讨了创造力与内、外化问题的关联。在初步探索阶段，横断设计可以有效发现潜在的关联，为后续的因果分析提供坚实基础(Wang & Cheng, 2020)。然而，横断研究数据无法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探索性的发现，并探讨创造力与内、外化问题关联中潜在的因果机制，未来研究应考虑采用长期纵向追踪或实验设计。其次，本研究被试都是四年级儿童。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创造力发展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Torrance, 1968)，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其他年龄段仍有待研究。此外，本研究首次提出创造力的适用性特征在儿童问题行为中的作用，但该结论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最后，本研究采用的AUT测验主要用来测量儿童的发散思维。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其他类型的测验，如聚合思维等(Dietrich & Kanso, 2010)，以更全面了解创造力对儿童发展的意义。
5 结论
农村四年级儿童创造力表现为独创性与适用性负相关。就儿童创造力与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言，独创性与适用性均显著负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独创性显著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并且存在独创性与适用性的显著交互效应，表现为独创性对外化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仅在高适用性水平下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