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被定义为个体的高级认知活动，指个体产生新颖且有用的想法和产品的能力(Cuijpers et al., 2021)。Guilford(1956)的智力三维结构理论指出，创造性思维包括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和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发散思维是一种批判性的创造过程，指对单个问题提出新想法或解决方案的能力，包括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三个特点(杨文静 等, 2016)。聚合思维强调思维主体基于过去的知识经验来分析和整合给定信息，并从中提炼出优化的创造性方案，核心特点为顿悟(Guilford, 1967)。
情绪是个体创造性表现的重要预测变量(Baas et al., 200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具身情绪对创造性的影响。具身情绪思想主张个体情绪表达、情绪知觉，以及对情绪的加工和理解都与个体的生理唤醒密切相关(Wu et al., 2020)。身体的构造、活动与感知影响情绪的性质和质量(叶浩生 等, 2021)。目前，对具身情绪的诱发主要采用面部表情操纵和身体姿势操纵。面部表情操纵主要是通过使用道具控制被试脸部的肌肉，使其做出相应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操纵则是指通过不同的身体动作形成扩张或蜷缩姿势。前人研究已证明面部表情操纵和身体姿势操纵可以有效诱发具身情绪(陈建新 等, 2020; 姚海娟 等, 2018)。
前人研究发现，创造力也具有具身性的特点(Stanciu, 2015)。Leung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在固定路线上行走，在自由路线行走的被试在创造性任务上表现得更好。Wang等人(2019)通过VR技术让被试体验“打破墙壁”的环境，发现在“破墙”环境下被试的创造性表现高于“无墙”环境。除了身体运动，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也是具身创造力领域研究的重点(Malinin, 2019)。研究发现，相比于维持蜷缩姿势的个体，采用扩张姿势的个体在创造性思维的灵活性维度和独特性维度得分更高(Andolfi et al., 2017)。Fernández-Abascal和Díaz(2013)对发散思维的产生与具身情绪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具身积极情绪有利于创造性发散思维的产生，而具身消极情绪对创造性发散思维的产生没有影响。拓展−建构理论指出，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认知活动具有拓展性，增强了个体的注意范围，大量信息进入意识水平并加以整合，为解决创造性问题提供更多的材料，进而提高个体创造性(王艳梅, 郭德俊, 2008)。认知灵活性提高理论提出，积极情绪能够降低个体对注意资源的内隐性控制，拓宽其注意广度，降低个体对无关信息的过滤抑制能力，有利于个体产生更多的新颖性想法(胡卫平 等, 2015)。还有研究者分别对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进行操纵，发现具身情绪和外显情绪的相容性会促进个体的创造性思维表现(陈建新 等, 2020)。回顾以往关于具身启动和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这些研究存在实验设计、具身操纵范式等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研究均证明，具身操纵影响个体的创造性思维(Michinov & Michinov, 2024)，且身体姿势对情绪激活可能有助于解释创造性思维的变化(Michinov & Michinov, 2022)。
情绪障碍与创造性思维关系的研究历时已久，前人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躁郁症(Srivastava & Ketter, 2010)，对抑郁症的关注较少，且关于抑郁状态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创造性思维，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者提出抑郁状态是为个体内省提供机会(Jamison, 1995)，抑郁状态下个体敏感度增强，这种状态可能有利于创造性表达。但另有研究者认为，抑郁症患者具有能量减少，兴趣和认知能力降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提高(Miller et al., 2019)。
虽然以往研究探讨了情绪障碍个体(包括抑郁)的创造性思维表现，但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此外，通过梳理以往有关研究，发现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前人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临床情绪障碍个体(包括抑郁症、躁狂症以及双相情感障碍)的创造性思维(Miller et al., 2019)，较少有研究以抑郁的亚临床状态(抑郁倾向)个体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抑郁倾向个体的创造性思维表现。抑郁倾向是指表现出持续的抑郁情绪但是未达到临床诊疗标准，没有明显的抑制性表现，无明显的认知和行为抑制(Gupta, 2009)，抑郁倾向状态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会对个体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极大提高了发展为抑郁症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对抑郁倾向人群加以关注。第二，前人的研究中多是通过外显情绪的诱发启动抑郁状态个体的情绪(张鹏程 等, 2017; Baas et al., 2008)，较少有研究采用具身的方式启动内隐情绪。近年来，有研究者将具身操作应用于抑郁倾向个体的干预，发现具身操作可以改善抑郁倾向个体的负性情绪(张亚, 2014)，其内在机制以及具身操作是否可以进一步影响抑郁倾向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值得探讨。
针对以上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以抑郁倾向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面部表情操纵(实验1)与身体姿势操纵(实验2)，探讨具身启动是否能够影响抑郁倾向个体的情绪活动，同时进一步探讨具身情绪对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2 实验1：面部表情操纵对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2.1 被试
使用G*Power 3.1软件计算样本量，效应量设置为0.4，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达到80%的统计检验力，共需要66人。被试分组标准：采用二次筛选法，首先，使用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Second Edition, BDI-II)筛选5分及以上的抑郁倾向个体。其次，在14天时间内邀请符合初筛标准的大学生进入结构式访谈。访谈者为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医院的临床心理科门诊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习培训(总时长960小时)，并由一名临床心理科主治医生和一名心理学专业老师对其进行临床定式访谈操作的培训和指导。访谈的筛选标准为：排除重性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焦虑障碍、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排除具有精神分裂症病史或家族史个体；排除神经系统疾病史个体；排除定期服用药物的个体。共计84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实验，每名被试随机分配到各组。删除不认真作答和未能正确理解创造性思维任务的被试10人，最终74个数据纳入分析，其中微笑组26名，抑制微笑组25名，对照组23名，其中男生12名，女生62名，平均年龄为20.30±2.67岁。三组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结束后，对于所有抑郁倾向的被试在征求其意见的基础上转介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开展进一步的心理辅导。
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三水平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面部表情操纵(微笑组、抑制微笑组、对照组)，因变量为外显和内隐情绪得分、发散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独特性三维度得分以及聚合思维的顿悟得分。
2.3 实验材料
(1)情绪评定材料
采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测量被试外显情绪(Watson et al., 1988)。采用中文版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Implicit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est, IPANAT)测量被试内隐情绪(汪海彬 等, 2018)。
(2)创造性思维材料
发散思维测量采用Guilford(1967)提出的替代使用任务，要求被试尽可能多地写下常见物体的新颖且实际的用法。该测验任务已构建编码系统，在正常人群中有较高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姚海娟 等, 2018)。聚合思维测量采用顿悟字谜测验，实验人员在“原型启发效应”字谜库中抽取7对字谜作为实验材料(吴真真 等, 2009)。
2.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包含以下阶段。
第一，情绪自评前测(T1)：被试进入实验室到达指定位置后平复情绪，使之处于平静状态，完成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以及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
第二，面部表情操纵：对于具身积极情绪组(微笑组)，要求被试用牙齿横咬木筷，呈现出微笑的面部表情；对于具身消极情绪组(抑制微笑组)，要求被试用嘴唇竖含木筷，由于嘴唇嘟起或紧闭，抑制了微笑的面部表情，所以被试呈现出悲伤的面部表情。两组被试在面部表情的操纵下完成创造性思维任务以及情绪后测。对照组不做任何表情操纵。
第三，创造性思维任务：包括替代使用任务和顿悟字谜测验，平衡两个任务的顺序。替代使用任务要求被试3分钟内在答题卡上尽可能多地写出“回形针”的新颖且实际的用途。顿悟字谜测验分为原型字谜学习阶段和靶字谜测验阶段，被试需要在学习阶段找出规律，并利用规律在测验阶段猜测谜题，每题限时25秒。
第四，情绪自评后测(T2)：采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以及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再次对被试的情绪进行评定。
第五，情绪恢复：整个实验任务完成后播放舒缓音乐平复被试的情绪。
2.5 结果
通过SPSS26.0软件对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各实验组情绪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2.5.1 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得分
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依据发散思维评分标准，对三名研究生的评定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表明，流畅性得分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达到0.99，p<0.001；灵活性得分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达到0.79，p<0.001；独特性得分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达到0.71，p<0.001。结果表明三名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较高，最终发散思维各维度的测验分数取三名评分者评分的平均得分。
表1 不同面部表情操纵下各组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得分(M±SD) |
| 维度 | 面部表情操纵 | ||
| 对照组 | 抑制微笑组 | 微笑组 | |
| 顿悟 | 3.65±1.30 | 3.60±1.08 | 3.88±1.37 |
| 流畅性 | 6.31±2.52 | 6.12±2.11 | 7.64±3.56 |
| 灵活性 | 3.84±1.08 | 3.80±0.78 | 4.46±1.95 |
| 独特性 | 0.87±0.78 | 0.69±0.50 | 1.47±1.39 |
对顿悟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面部表情操纵的主效应不显著，F(2, 71)=0.37，p=0.691，即不同面部表情操纵下，各组顿悟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对流畅性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面部表情操纵下，各组流畅性得分差异不显著，F(2, 71)=2.19，p=0.119。对灵活性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组被试的灵活性得分差异不显著，F(2, 71)=1.83，p=0.168。
对独特性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面部表情操纵下，被试独特性得分差异显著，F(2, 71)=4.51，p=0.014，η${_{\rm p}^2} $ =0.11。进一步分析发现，微笑组独特性得分显著高于抑制微笑组，t(49)=2.66，p=0.005，Cohen’s d=0.75；微笑组显著高于对照组，t(47)=1.85，p=0.033，Cohen’s d=0.54；而抑制微笑组和对照组无显著差异，t(46)=0.94，p=0.533。
2.5.2 内隐和外显情绪分析
各组内隐和外显的情绪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和表3 所示。
表2 实验1内隐情绪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
| 因变量 | 面部表情操纵 | 测量时间 | |
| T1 | T2 | ||
| IPA得分 | 对照组 | 46.87±11.60 | 47.59±10.63 |
| 抑制微笑组 | 48.35±10.34 | 46.04±11.43 | |
| 微笑组 | 45.89±9.54 | 49.50±9.91 | |
| INA得分 | 对照组 | 38.86±11.02 | 41.49±12.24 |
| 抑制微笑组 | 38.47±13.45 | 41.24±11.28 | |
| 微笑组 | 40.06±10.13 | 39.37±11.13 | |
内隐积极情绪(IPA)分析结果表明，微笑组的IPA得分T2测量显著高于T1测量，F(1, 71)=4.11，p=0.046，η${_{\rm p}^2} $ =0.06；抑制微笑组和对照组的IPA得分T2测量与T1测量相比无显著差异。三组被试T1和T2的内隐消极情绪(INA)和外显积极(PA)、消极情绪(NA)得分无显著差异。
表3 实验1外显情绪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
| 因变量 | 面部表情操纵 | 测量时间 | |
| T1 | T2 | ||
| PA得分 | 对照组 | 26.74±8.00 | 26.13±8.10 |
| 抑制微笑组 | 26.52±6.87 | 25.84±8.28 | |
| 微笑组 | 26.89±5.95 | 24.03±6.70 | |
| NA得分 | 对照组 | 15.30±6.35 | 15.78±6.50 |
| 抑制微笑组 | 16.95±5.77 | 17.72±7.68 | |
| 微笑组 | 17.45±5.54 | 17.57±6.06 | |
2.6 小结
实验1结果发现，微笑组独特性得分高于抑制微笑组和对照组，表明积极的面部表情操纵有利于抑郁倾向个体的创造性思维的表现。情绪分析结果表明，微笑组内隐积极情绪显著提高，表明微笑的面部表情操纵能够提升抑郁倾向个体的内隐积极情绪。
3 实验2：身体姿势操纵对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3.1 被试
被试量的确定与被试分组标准均与实验1相同。共计83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实验，每名被试随机分配到各组。删除不认真作答和未能正确理解创造性思维任务的被试6人，最终77名被试数据(扩张姿势组26名，蜷缩姿势组24名，对照组27名)纳入分析，其中男生12名，女生65名，组间平衡性别，平均年龄为20.01±1.13岁。三组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在征求其意见的基础上均转介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
3.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三水平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身体姿势操纵(扩张姿势组、蜷缩姿势组、对照组)，因变量为外显和内隐情绪的两次测量分数、发散思维各维度得分以及聚合思维的顿悟得分。
3.3 实验材料
与实验1的实验材料相同。
3.4 实验程序
实验流程包含五个部分，除具身情绪诱发采用身体操纵范式外，其余流程同实验1。
身体姿势操纵：扩张姿势组要求被试腰部稍微挺直并向后靠到椅子后背、双手朝外放在扶手上、双腿张开并往前伸展保持扩张姿势；蜷缩姿势组要求被试腰部弯曲、双手靠拢放在大腿上、双腿合拢且小腿往后缩保持蜷缩姿势(Zabetipour et al., 2015)。无启动情况下被试自然、轻松地坐在椅子上，不对身体姿势做要求。
3.5 结果
3.5.1 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得分
依据发散思维评分标准，对三名评分者的评定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表明，流畅性得分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达到0.99，p<0.001；灵活性得分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达到0.89，p<0.001；独特性得分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达到0.85，p<0.001。结果表明三名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较高，最终发散思维各维度的测验分数取三名评分者评分的平均得分。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
表4 不同身体姿势操纵下各组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得分(M±SD) |
| 维度 | 身体姿势操纵 | ||
| 对照组 | 蜷缩姿势组 | 扩张姿势组 | |
| 顿悟 | 3.33±1.30 | 3.75±1.19 | 3.65±1.20 |
| 流畅性 | 6.91±2.75 | 6.85±1.90 | 7.15±2.65 |
| 灵活性 | 4.11±1.28 | 3.83±1.38 | 4.73±1.38 |
| 独特性 | 0.88±0.55 | 0.75±0.81 | 1.41±1.25 |
对顿悟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身体姿势操纵的主效应不显著，F(2, 74)=0.81，p=0.447，即不同身体姿势操纵下，各组被试的顿悟得分差异不显著。对流畅性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身体姿势操纵的主效应不显著，F(2, 74)=0.11，p=0.898，即不同身体姿势操纵下，各组被试流畅性得分差异不显著。
对灵活性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身体姿势操纵的主效应显著，F(2, 74)=3.29，p=0.043，η${_{\rm p}^2} $ =0.08。进一步分析发现，扩张姿势组灵活性得分显著高于蜷缩姿势组，t(48)=2.50，p=0.015，Cohen’s d=0.65；扩张姿势组灵活性得分高于对照组并达到边缘显著，t(51)=1.69，p=0.081，Cohen’s d=0.46；蜷缩姿势组和对照组无显著差异，t(49)=0.81，p=0.440。
对独特性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身体姿势操纵的主效应显著，F(2, 74)=3.76，p=0.028，η${_{\rm p}^2} $ =0.09。进一步分析发现，扩张姿势组独特性得分显著高于蜷缩姿势组[t(48)=2.24, p=0.013, Cohen’s d=0.63]和对照组[t(51)=2.00, p=0.037, Cohen’s d=0.55]；而蜷缩姿势组和对照组无显著差异，t(49)=0.66，p=0.623。
3.5.2 内隐和外显情绪分析
不同身体姿势操纵下各组被试内隐和外显情绪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 和表6 所示。
表5 实验2内隐情绪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
| 因变量 | 身体姿势操纵 | 测量时间 | |
| T1 | T2 | ||
| IPA得分 | 对照组 | 46.40±10.13 | 48.29±10.49 |
| 蜷缩姿势组 | 46.33±9.26 | 43.54±10.78 | |
| 扩张姿势组 | 47.08±13.41 | 49.73±14.88 | |
| INA得分 | 对照组 | 37.79±10.99 | 40.76±12.00 |
| 蜷缩姿势组 | 35.71±11.18 | 36.83±11.49 | |
| 扩张姿势组 | 32.81±9.68 | 36.73±11.66 | |
表6 实验2外显情绪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
| 因变量 | 身体姿势操纵 | 测量时间 | |
| T1 | T2 | ||
| PA得分 | 对照组 | 25.56±6.53 | 24.94±7.04 |
| 蜷缩姿势组 | 25.75±7.31 | 21.96±6.90 | |
| 扩张姿势组 | 26.89±8.13 | 26.54±9.65 | |
| NA得分 | 对照组 | 17.88±7.86 | 17.84±7.52 |
| 蜷缩姿势组 | 16.17±5.96 | 16.33±6.39 | |
| 扩张姿势组 | 19.73±7.32 | 17.62±6.46 | |
内隐积极情绪(IPA)分析结果表明，蜷缩姿势组的IPA得分T2测量边缘显著低于T1测量，F(1, 74)=4.11，p=0.087，η${_{\rm p}^2} $ =0.04；扩张姿势组的IPA得分T2测量边缘显著高于T1测量，F(1, 74)=4.11，p=0.089，η${_{\rm p}^2} $ =0.04；对照组IPA得分T2测量与T1测量相比无显著差异，F(1, 74)=4.11，p=0.194。三组被试T1和T2的内隐消极情绪(INA)得分无显著差异。
外显积极情绪(PA)分析结果表明，蜷缩姿势组的PA得分T2测量显著低于T1测量，F(1, 74)=15.14，p<0.001，η${_{\rm p}^2} $ =0.17；扩张姿势组和对照组的PA得分在T2测量与T1测量相比无显著差异。外显消极情绪(NA)分析结果表明，扩张姿势组的NA得分T2测量显著低于T1测量，F(1, 74)=7.09，p=0.010，η${_{\rm p}^2} $ =0.09；蜷缩姿势组和对照组的NA得分T2测量相比于T1测量无显著差异。
3.6 小结
实验2结果表明，扩张姿势组灵活性和独特性得分显著高于蜷缩姿势组和对照组，即积极的身体操纵有利于抑郁倾向个体的创造性思维表现。内隐情绪结果显示，扩张姿势组的内隐积极情绪得分升高，蜷缩姿势组的内隐积极情绪得分降低。外显情绪结果发现，扩张姿势组的外显消极情绪得分降低，蜷缩姿势组的外显积极情绪得分降低。
4 总讨论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以抑郁倾向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2个实验探讨两种不同的具身情绪启动方式对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影响。结果发现：面部表情操纵诱发的具身积极情绪能够提升抑郁倾向个体的内隐积极情绪，且有利于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独特性维度的表现(实验1)；扩张姿势操纵诱发的具身积极情绪能够提升抑郁倾向个体的内隐积极情绪并降低其外显消极情绪，且有利于抑郁倾向个体的创造性思维灵活性维度和独特性维度的表现(实验2)。
实验1和实验2结果存在一致性，均表明积极的具身情绪启动有利于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的独特性维度，与前人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姚海娟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通过面部肌肉控制技术诱发参与者的具身积极情绪有利于其创造性思维独特性的表现。Fernández-Abascal和Díaz(2013)的研究发现外显和具身的积极情绪都有利于个体思维独特性表现。基于拓展−建构理论的观点，积极情绪状态能够拓宽个体的注意力边界，为创造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元化的信息资源，从而有效提升个体的创造力(王艳梅, 郭德俊, 2008)。而从认知灵活性提升的角度来看，积极情绪会减少个体对注意资源的内隐调控，降低对无关信息的过滤与抑制，这一变化促进了新颖观念的涌现(胡卫平 等, 2015)。
实验2结果发现扩张姿势组的灵活性得分高于蜷缩姿势组和对照组，这表明积极的身体姿势操纵促进了抑郁倾向个体灵活性表现。实验1中各组灵活性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关于灵活性得分两个实验得到不一致的结果，很大可能与具身情绪操纵方式不同有关，实验2中身体姿势对抑郁倾向个体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有研究表明，身体姿势是严重抑郁障碍诊断的重要行为指标，抑郁状态个体表现出来的状态多是佝偻或萎靡不振的身体姿势(Parker, 2007)。Wilkes等人(2017)关于直立姿势与抑郁的研究中发现，所有参与实验的抑郁症患者的下垂姿势明显多于健康人群。关于不同具身操纵方式可能会引发不同强度的具身情绪这一假设，目前尚无直接的研究证据，但本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面部表情操纵，身体姿势操纵对情绪活动的影响更大，这一发现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本研究将具身情绪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从心理健康个体深入到异常心理个体(抑郁倾向个体)，再一次证明了情绪与创造力是建立在身体体验的基础上，拓展了具身情绪启动与创造性思维关系的研究。抑郁倾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调整面部表情或身体姿态来调节消极情绪和认知，治疗或改善抑郁症状。后期也可以继续探讨具身情绪与其他异常心理(焦虑、强迫等)的关系。此外，本研究为提升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初步的实验证据：本研究结果说明积极的身体动作有利于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的表现。这与具身理论一致，积极的身体动作能帮助个体突破认知定势，身体的活跃与个体的思维发展存在内在联系(叶浩生, 2023)。所以，在个体的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过程中，应该激发个体的身体活动，做到“从做中学”的教学原则，把身体活动融于各类教学活动中，致力于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发展提升创造力。
综合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可以推测对抑郁倾向个体进行积极的具身启动有利于其创造性思维的表现，这一结果可能是通过具身情绪对抑郁倾向个体情绪的影响而实现的，但是其具体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使用ERP或者fMRI来探究抑郁倾向个体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时其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情况，考察抑郁倾向个体在创造性认知过程中的脑机制。
5 结论
(1)微笑的面部表情操纵促进了抑郁倾向个体创造性思维独特性维度的表现，扩张的身体姿势操纵促进了抑郁倾向个体在创造性思维的独特性维度和灵活性维度的表现。(2)具身面部表情操纵可以影响抑郁倾向个体的情绪活动，微笑组内隐积极情绪显著提高。扩张姿势增加了抑郁倾向个体内隐积极情绪，降低其外显消极情绪，蜷缩姿势降低抑郁倾向个体的内隐和外显积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