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们存在一种普遍的刻板印象—女性处于月经期间时更为易怒、暴躁。“易怒、暴躁”在心理学领域中被称为攻击性。由于月经期是女性的性腺激素的周期性波动所产生的独特生理状态，于是研究者认为性腺激素的起伏可能是导致女性的攻击性在不同月经周期阶段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对于月经周期正常的女性来说，性腺激素中雌二醇和孕酮对个体影响较大，且二者呈规律性波动(谢幸, 苟文丽, 2013)。在一个月经周期期间，雌二醇和孕酮最早均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月经的结束，雌二醇水平迅速升高，直到排卵前一天左右达到最高值；此时，孕酮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在缓慢上升中。雌二醇水平会在排卵后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大概在排卵后的第7～8天左右，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同时达到峰值。此后，两者水平再次下降，直至下一个月经周期开始时降至最低。
尽管已有研究发现，女性处于不同的月经周期阶段时，其攻击性认知、情绪或行为会发生变化。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例如，有研究显示，孕酮水平与攻击性认知呈正相关(Conway et al., 2007)；但也有研究结果呈现出它们的负相关关系(Brambilla et al., 2010)。还有研究表明，较高的孕酮(Ziomkiewicz et al., 2012)和雌二醇(邓颖妍 等, 2011)水平与较低的攻击性情绪有关；但也有研究不支持上述结果(Derntl et al., 2008)。同时，根据雌二醇和孕酮的变化情况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状态：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均较低，雌二醇水平高和孕酮水平低，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均较高。但是，已有研究并未完全概括以上三种状态(Derntl et al., 2008; Ritter, 2003)。因此，为了解女性的攻击性在月经周期中的变化情况，弥补已有研究不足，本研究选取女性月经周期的三个时间点开展相关实验。具体来说，卵泡中期：大约在月经结束后2～3天，此时雌二醇和孕酮水平都相对较低；卵泡后期：排卵试纸呈现阳性后的1～2天，此时雌二醇水平较高，而孕酮水平仍然较低；黄体中期：排卵后7～9天，此时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均达到较高值。
攻击性通常可以分为三个维度：认知、情绪和行为。其中，攻击性认知是指个体对他人所持有的负面评估(Anderson & Bushman, 2002)。攻击性情绪强调的是个体的愤怒、冲动这类负性情绪(潘绮敏, 张卫, 2007)。而攻击性行为指的是个体对他人实施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类伤害行为(潘绮敏, 张卫, 2007)，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关系攻击等。
根据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的短时效应模型，个人特征与环境因素会通过个体的生理唤醒路径、认知路径和情绪路径的交互，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Anderson & Bushman, 2002)。在女性的月经周期中，雌二醇和孕酮的水平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波动，这种变化对她们的生理唤醒状态产生显著影响。在认知方面，随着雌二醇和孕酮的变化，可能会激活或抑制与攻击性相关的记忆脚本。而在情绪层面，这些激素的波动同样可能改变女性对模糊情境或中性面孔的判断。最终，个体在经过评估和思考后，决定如何表现自己的行为。
研究者无法推测上述两项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是由于测量工具的不同，还是Ritter(2003)的研究没有测量雌二醇和孕酮水平而导致结果不准确造成的，或者二者皆是。不过，Ziomkiewicz等人(2012)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人员以122名健康成年女性为研究对象，收集每天早晨的唾液样本，并记录她们的情绪状态。结果显示，孕酮水平升高显著降低了参与者的攻击性和易怒感。该结果与Brambilla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证实了高水平的孕酮也可以降低个体的攻击性情绪。可是也有研究显示，在黄体晚期，孕酮水平的升高使得女性对于威胁信号更加敏感(Conway et al., 2007)。
目前，仅发现一项研究使用实验范式进行调查。Probst等人(2018)使用最后通牒任务测量了48名女性(分别在卵泡晚期和黄体中期)的反应性攻击，结果并未发现雌二醇和孕酮在其中的作用。该结果与Ritter(2003)的结果类似，但是该研究测量的反应性攻击与使用问卷测量出的攻击性并不相同。另一项研究检查了281名自杀未遂的育龄女性在24小时内的雌二醇和孕酮水平(Baca-Garcia et al., 2010)。研究发现，雌二醇和孕酮浓度较低时，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率可能会增加。可是，这种测量方式无法确定雌二醇和孕酮水平与自我伤害的因果关系。
综上，已有研究对雌二醇和孕酮水平与女性的攻击性认知、情绪以及行为的关系研究较少，并且研究结论难以达成统一。本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原因：首先，一些研究仅依赖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这使得结果过于依赖被试的自我评价(Brambilla et al., 2010; Ritter, 2003)，可能导致个体对自身状况的误判(Carré & Olmstead, 2015)。其次，有的研究未对被试的雌二醇和孕酮的实际水平进行测量(Brambilla et al., 2010; Ritter, 2003)。自我报告的月经周期日期常常会出现偏差，可能错过被试的真实激素水平高峰(Small et al., 2007)。最后，部分研究并未完全考虑到雌二醇和孕酮的协同作用(Ziomkiewicz et al., 2012)，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能较好地证实性腺激素的效用。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明确女性性腺激素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选择女性月经周期中的三个阶段，考察在三种雌二醇和孕酮组合条件下的个体攻击性的变化。并且，为了弥补采用自我报告法不够客观的弊端，本研究采取问卷法和实验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女性的攻击性认知、情绪和行为进行调查。
攻击性认知的评估采用了词汇判断任务(Greitemeyer & Osswald, 2011)以及特质攻击性问卷中的敌意维度(Anderson & Bushman, 2002)。在攻击性情绪方面，使用了情绪面孔识别任务(Stevens et al., 2001)和特质攻击性问卷中的愤怒维度(Anderson & Bushman, 2002)进行测量。而攻击性行为的评估则基于竞争反应时任务(王星星 等, 2021)和特质攻击性问卷中的身体攻击性及言语攻击性维度(Anderson & Bushman, 2002)。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当雌二醇和孕酮水平较高时，假设1：参与者对攻击性词汇的反应时会延长，敌意评分会降低；假设2：参与者对愤怒情绪图像的识别数量会减少，愤怒评分也会相应降低；假设3：参与者倾向于选择更低的噪音音量和更短的噪音时长，竞争反应时会增长，身体和言语攻击的得分将会降低。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招募在校女大学生自愿参加实验，要求最近三个月月经周期规律，且未服用避孕药或其他激素药物。最终选定25名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女性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0.32±1.78岁。为了避免练习效应，受试者在三个月经周期阶段内随机进行施测。
根据G*Power先验分析，本研究评估f=0.4，α=0.05，1−β=0.8的样本量为66/3=22。随后，基于G*Power的敏感性分析，本研究将α设置为0.05，1−β设置为0.8，总样本量为75，并计算得到f=0.37。
2.2 实验材料
2.2.1 特质攻击性问卷
由Buss和Perry(1992)编制，共29题。该问卷涵盖了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及敌意四个维度。采用五级李克特计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在第16题、第19题和第26题上进行反向计分，删除了低负荷的第16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及其四个维度在三次测量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56至0.93之间。
2.2.2 词汇判断任务
预实验选定了26个词语，其中一半为攻击性词汇，一半为中性词汇。两组词汇在理解性(t=−0.27, p=0.79)、熟悉性(t=1.47, p=0.16)和亲社会性(t=1.71, p=0.10)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攻击性方面(t=−24.34, p<0.001)存在显著差异。
在正式实验阶段，增加了52个无意义的双字词，使总数达到78个词。实验要求被试判断这些词汇是否为真实词，若是则按“P”键，若不是则按“Q”键。在每个词呈现之前，会有一个持续1000毫秒的注视点“＋”作为提示。在完成练习阶段后，正式实验包括两个组块，每个组块包含104个试次，其中有26个真实词语和26个无意义的词语，每个试次循环两次。所有词汇将以随机顺序呈现给被试。
2.2.3 情绪面孔识别任务
预实验选取了80张中性面孔图片(均来自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其中男性和女性各40张，在愉悦度(t=−0.51, p=0.61)和唤醒度(t=−0.34, p=0.73)方面无显著差异。
在正式实验阶段，程序将展示上述的80张中性面孔图像，要求参与者判断这些面孔是否传达出“愤怒”的情绪。如果参与者认为面孔表达了“愤怒”，则按“F”键；如果认为没有表达“愤怒”，则按“J”键。在每张图片展示之前，会有一个持续1000毫秒的注视点“＋”作为提示。在进入正式实验之前，参与者将进行一个练习阶段，以熟悉实验流程。正式实验包括两个组块，每个组块含80个试次(20张男性、20张女性图片，每张图片随机呈现两次)；两个组块使用的图片不同，共160个试次。所有图片通过Photoshop软件统一调整大小和亮度，以确保实验条件的一致性。
2.2.4 竞争反应时任务
在实验中，参与者被告知将在线比较反应时，反应慢者会受到噪音干扰。实验共25回合，参与者会赢13局、输12局，且首局必输。噪音强度设定为1～10，持续时间为0.5～5秒。研究中，参与者的反应时及对对手施加的噪音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平均值，将作为攻击性行为的衡量标准。
2.2.5 雌二醇和孕酮的储存与处理
为了获取被试的唾液样本，本研究采用了专门设计的唾液收集管，并将收集到的样本妥善储存于−80℃的冰柜中，以确保样本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随后，利用德国IBL公司提供的唾液17β-雌二醇和孕酮检测试剂盒，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唾液中的雌二醇和孕酮的浓度进行检测和分析。本研究的唾液样本后续处理工作由深圳市科润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确保每一步骤均符合相关的实验标准和要求。
2.3 研究设计
实验前准备：(1)提前一天提醒被试，在实验前12小时内不得饮酒、喝咖啡和奶茶；(2)确定卵泡后期，并发放排卵检测试纸，要求被试在试纸呈现阳性后的第1～2天参加实验。
实验当天的安排(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之间)如下：(1)在实验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内，参与者不得进食、吸烟、嚼口香糖或刷牙，但可以适量饮用白开水，以保持口腔的清洁和自然状态；(2)参与者不得使用口红或润唇膏，以避免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3)参与者需使用干净的矿泉水进行漱口，这样可以确保所收集的唾液样本不会受到外界污染的影响；(4)参与者在实验开始前需填写知情同意书，以确认他们知晓并同意参与实验的所有条款和细节；(5)参与者还需完成一份关于攻击性的量表问卷；(6)在实验过程中，参与者将随机完成词汇判断任务和情绪面孔识别任务，这两个任务的顺序是随机的，最后，参与者将进行竞争反应时任务。
3 结果
3.1 不同月经周期阶段中的雌二醇和孕酮的含量
雌二醇在月经周期上的主效应显著，F(2, 48)=5.71，p<0.01，η${_{\rm p}^2} $ =0.19；孕酮在月经周期上的主效应显著，F(2, 23)=7.61，p<0.01，η${_{\rm p}^2} $ =0.40。Bonferroni检验结果显示，雌二醇在卵泡中期与卵泡后期以及卵泡中期与黄体中期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孕酮在卵泡中期与黄体中期间存在显著差异(图1 )。描述性统计见表1 。
3.2 不同月经周期阶段中的攻击性特质及其分维度的差异
攻击性特质[F(2, 48)=1.90, p=0.16]、身体攻击性[F(2, 48)=1.24, p=0.30]、言语攻击性[F(2, 48)=1.02, p=0.37]、敌意[F(2, 48)=0.29, p=0.75]在月经周期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仅有愤怒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2, 48)=2.67，p=0.08，η${_{\rm p}^2} $ =0.10。Bonferroni结果显示，黄体中期的愤怒得分边缘显著低于卵泡后期(p=0.07)。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
表2 不同月经周期阶段的攻击性得分 |
| 变量 | 卵泡中期 | 卵泡后期 | 黄体中期 | |||||
| M | SD | M | SD | M | SD | |||
| 攻击性特质 | 2.61 | 0.71 | 2.63 | 0.57 | 2.53 | 0.65 | ||
| 身体攻击性 | 2.24 | 0.85 | 2.31 | 0.71 | 2.19 | 0.77 | ||
| 言语攻击性 | 2.82 | 0.63 | 2.81 | 0.60 | 2.70 | 0.62 | ||
| 愤怒 | 2.84 | 0.79 | 2.88 | 0.65 | 2.72 | 0.74 | ||
| 敌意 | 2.74 | 0.94 | 2.71 | 0.71 | 2.68 | 0.82 | ||
3.3 不同月经周期阶段中的攻击性认知的差异
月经周期对攻击性词汇判断的影响边缘显著[F(2, 48)=3.09, p=0.06, η${_{\rm p}^2} $ =0.11]，对中性词汇的影响显著[F(2, 48)=7.75, p<0.01, η${_{\rm p}^2} $ =0.24]。Bonferroni检验的结果表明，在黄体中期的女性对攻击性词汇的反应时边缘显著低于卵泡中期(p=0.09)和卵泡后期(p=0.08)的表现。同时，在黄体中期时，她们对中性词汇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卵泡中期(p=0.006)和卵泡后期(p=0.003)。
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相关数据详见表3 和图2 。结果显示，黄体中期的女性在面对中性词汇时的反应时明显短于在面对攻击性词汇时。
3.4 不同月经周期阶段中的攻击性情绪的差异
在对个体识别愤怒情绪图片数量进行分析时，结果显示其主效应并不显著[F(2, 48)=1.56, p=0.22]。
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在三个周期阶段，女性判断男性面孔图片为愤怒的数量显著高于女性面孔图片，结果见表4 。
表4 不同月经周期阶段的女性识别愤怒情绪图片的数量 |
| 面孔性别 | 卵泡中期 | 卵泡后期 | 黄体中期 | |||||
| M | SD | M | SD | M | SD | |||
| 女 | 5.92 | 5.71 | 7.80 | 6.83 | 6.04 | 5.83 | ||
| 男 | 11.96 | 11.24 | 13.36 | 13.47 | 9.64 | 8.87 | ||
| t | −2.97** | −2.93** | −2.23* | |||||
3.5 不同月经周期阶段中的攻击性行为的差异
竞争反应时[F(2, 23)=1.19, p=0.32]、噪音强度[F(2, 48)=0.73, p=0.49]和噪音持续时间[F(2, 48)=0.03, p=0.97]在月经周期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三者在不同周期阶段之间无显著差异，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 。
表5 竞争反应时、噪音强度和噪音持续时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 变量 | 卵泡中期 | 卵泡后期 | 黄体中期 | |||||
| M | SD | M | SD | M | SD | |||
| 竞争反应时(ms) | 315.43 | 127.54 | 295.13 | 63.36 | 283.57 | 48.60 | ||
| 噪音强度 | 5.63 | 1.22 | 5.38 | 1.71 | 5.56 | 1.48 | ||
| 噪音持续时间(s) | 2.58 | 0.68 | 2.57 | 0.70 | 2.54 | 0.85 | ||
4 讨论
女性体内的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在月经周期中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研究采用了被试内实验设计，结合了问卷法和实验法，旨在深入分析女性在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是否会表现出显著的攻击性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差异。为此，本研究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假设，但是研究结果并未完全符合预期。
4.1 攻击性认知
研究结果显示，问卷调查结果未呈现周期差异，与Ritter(2003)研究一致。而在进行词汇判断任务时，女性在不同月经周期阶段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与卵泡中期和卵泡后期相比，女性在黄体中期对中性和攻击性词汇的反应时明显缩短。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孕酮水平的升高，女性在处理这些词汇时的神经反应变得更加迅速。经过排除练习效应的分析后，研究进一步指出，孕酮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增强某些神经网络之间的相互连通性，从而影响认知反应的处理能力(Hidalgo-Lopez et al., 2020)。在黄体中期，受试者对中性词汇和攻击性词汇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对攻击性词汇的反应时明显延迟，而在卵泡中期和后期则没有观察到这种差异，这与Brambilla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相符。这一发现表明，女性体内孕酮水平的增加可能降低自身的攻击性认知，提示孕酮在影响攻击性认知上的重要作用。
此外，问卷结果缺乏显著性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人们往往会掩饰自己的负面想法，因此问卷调查可能会触发其防御机制，导致结果的真实性受到影响。其次，词汇判断任务主要测量的是被试的内隐攻击性认知，参与者仅需进行按键反应，实际上并不清楚自己反应背后的真实心理动机。最后，行为实验法相比于问卷调查更加敏感(Carré & Olmstead, 2015)，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到性腺激素水平在周期性波动中引发的短暂状态变化。
4.2 攻击性情绪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当女性在黄体中期的孕酮水平较高时，她们所报告的愤怒情绪相对较低，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Ziomkiewicz et al., 2012)。然而，在情绪面孔识别任务中，并未观察到类似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的限制，使得当前数据的下降趋势并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已有研究表明，孕酮水平与个体对恐惧、悲伤等负面情绪的反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Derntl et al., 2008)，这提示孕酮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具有镇静的效果(Landgren et al., 1987)以及抗焦虑的作用(Zhu et al., 2004)。因此，可以推测，在孕酮水平较高的女性中，她们对负面情感的识别能力可能会降低。
但是，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卵泡中期与黄体中期的差异在问卷和行为实验中均不显著，而这与已有研究一致(Derntl et al., 2008)。结合上述结果，作者推测，相比于卵泡中期，女性在卵泡后期可能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情绪；随后，其攻击性情绪会随着孕酮水平的升高而降低。而本研究的结果并未呈现出明显的统计学差异，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被试量的不足。但是可以观察到卵泡后期的愤怒得分和将图片识别为愤怒的个数是比卵泡中期有所上升的。
4.3 攻击性行为
女性攻击性行为不受性腺激素波动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结果既有一致(Probst et al., 2018)，也有不一致之处(Baca-Garcia et al., 2010; Brambilla et al., 2010; Ritter, 2003)。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如之前提到的，问卷中的一些敏感题目可能会使得被试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次，实验室中的攻击性范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实际研究内容(Wong et al., 2019)。同时，一般攻击模型指出，个体在表现行为前需要进行评估和决策(Anderson & Bushman, 2002)。在现实情境中，环境因素、参与人物、事件起因及反应后果等都是个体做出反应时的参考条件。最后，攻击性行为的产生需要执行功能的配合。de Bondt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不同雌二醇和孕酮水平阶段并未显著影响默认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的活动。这表明，即便女性在攻击性认知或情绪上可能出现变化，她们的行为表现也可能不会因此产生明显的改变。换言之，性腺激素水平的波动似乎不会直接导致女性在行为上的显著差异。
4.4 研究意义与局限
综上，本研究结论符合一般攻击模型的假设，即个体的生理唤醒会影响其攻击性认知和情绪，而不一定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产生。本研究得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结论，即高水平的孕酮与女性的攻击性认知及情绪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关于雌二醇在攻击性认知和情绪方面的作用仍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黄体中期的攻击性降低可能源于未能成功怀孕，这一状态可能激发个体的社交动机(Liening et al., 2010)，这种生理变化或许是为了适应环境，增强社会支持，从而更好地应对生存挑战。
本研究依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被试量的不足可能是导致本研究结果偏离预期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应尝试用大样本数据进行验证。第二，本研究选择的三个月经周期阶段无法概括女性整个月经周期的变化。未来研究应增加被试数量和实验次数，以全面绘制女性在整个月经周期内攻击性的变化情况。第三，本研究的愤怒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虽然删除了第16题，保证了研究的完整性，但这也导致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有所下降。不过本研究的信度较低不是个例(Chen et al., 2018)。推测可能是问卷本身的原因。该问卷从首次使用距今已经大约30年，问卷本身并没有较大的修订和变化，未来研究可能需要对已有问卷进行一些适应性的修改。第四，本研究结果仅能表明孕酮对女性攻击性的影响，而不包括雌二醇。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雌二醇在女性攻击性中的作用，特别是其与孕酮的交互影响。此外，需更全面地探讨雌二醇和孕酮对女性攻击性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并扩展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群体，以提高研究的普适性和外部有效性。
5 结论
本研究再次验证了一般攻击模型。研究结论表明，女性性腺激素的周期性波动会对她们的攻击性认知和情绪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她们的攻击性行为。具体来说，孕酮水平的升高能够降低女性的攻击性认知和攻击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