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春期是个体毕生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期，该阶段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是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内化问题主要包括焦虑、抑郁在内的一系列消极感知，是评估心理健康的重要消极指标(Jamnik & DiLalla, 2019)。发展情境理论强调，随着时间推进，个体与所处环境(物理环境、社会成员)之间构成了影响个体发展的相互动态循环作用模式(Lerner, 2006)。因此，纵向研究更有利于发现个体变化特征，合理推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
家庭是个体生存发展系统中最基础的分析单元，对青少年发展有重要影响。教养方式作为父母对“教与养”的认知、情感及行为的结合表现，能更好地反映亲子交往的实质(Darling & Steinberg, 1993)。其中，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侵入式教养策略，通过引发内疚或焦虑感等方式操控子女的情感、思想及亲子间情感联结，限制孩子自我发展和表达，具有长期消极作用(Barber & Harmon, 2002)。基于动态双向视角的相互作用模型(the transactional model)提出，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个体在接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会给予环境反馈(Sameroff & Mackenzie, 2003)。一方面，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会阻碍个体的心理自主性(Chen et al., 2021)，使其形成消极自我图式，出现焦虑和抑郁等内化问题(Chyung et al., 2022)。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能够降低父母的敏感性，使其对子女更为苛刻，并为减少子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而采取心理控制的教养策略来操控其情感(Wijsbroek et al., 2011)。因此，父母消极教养与子女内化问题间的相互诱发与持续推进似乎更能反映初中生心理发展的实质。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内化问题相互预测。
此外，青少年处于个体−分离化阶段，他们自青春期早期开始逐渐降低对父母的依赖，直至达到独立或依恋其他人(Allen, 2008)，该阶段个体寻求友谊的需求更加强烈，校园人际关系对其社会性发展的意义渐趋明显(刘晓薇 等, 2021)。校园排斥作为一种压力性社交情境，指学生在校园中被他人或其他团体拒绝或忽视，难以建立和保持正常人际关系，归属和关系需求均受阻(张野 等, 2018)。目前，关于青少年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二者关系方向性的观点尚未统一。一方面，校园排斥不但损耗了初中生的同伴关系，还会降低其自我评价水平，从而增加罹患内化问题的风险(王凯, 张野, 2020)。研究发现，校园排斥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Kraines et al., 2019)。另一方面，对于焦虑、孤独或行为退缩的青少年而言，消极的情绪与行为特征会阻碍其拓展社交网络、获取情感支持，并成为他们脱离人际社交圈、遭受他人排斥的危险性因素(LoParo et al., 2023)。Spyropoulou和Giovazolias(2022)的追踪研究发现，罹患抑郁症状的青少年更容易遭受同伴侵害。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之间是否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但在相似领域已有追踪研究考察校园负性经历与内化问题间的双向关系。例如，一项纳入117 520名儿童与青少年的纵向元分析发现，内化症状和同伴受害之间存在双向关系(Christina et al., 2021)。由此推测，校园排斥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很可能处于持续反馈与强化的动态恶性循环之中。据此，本研究基于相互作用模型提出假设2：校园排斥与初中生内化问题能够相互预测。
近年来，有关家庭与学校两大环境系统如何作用于个体的观点不断发展。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纳了亲子关系对个体的基础性影响作用(Shaver & Mikulincer, 2002)，并衍生出间接效应模型，该模型强调一种关系情境通过另一种关系情境对个体问题行为的间接影响(田菲菲, 田录梅, 2014)，即父母教养能够通过子女的校园人际交往影响其后期行为适应。横断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通过校园排斥间接预测青少年消极社会适应(张野 等, 202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校园排斥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有学者认为，父母心理控制与未来校园人际关系之间存在中介路径，个体的内化问题可能是二者间的近端过程机制(Parke & Ladd, 2016)。相关研究发现了内化问题在家庭功能与校园受欺负间的中介作用(蒋舒阳 等, 2018)。据此提出假设4：内化问题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校园排斥之间起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焦虑、抑郁等问题在青少年早期逐渐表现出性别上的分化(Wang et al., 2016)。性别图式理论指出，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Flook, 2011)。青春期女生的情感需求更细腻，相较男生更易受到他人的影响(Schleider et al., 2014)，也更易将家庭消极经验泛化到后续校园人际关系中(Chung et al., 2011)。青春期学生在遭受同伴拒绝与侵害后的情绪与行为反应也存在性别差异，男生为维护自己的群体地位，更易表现出攻击等外显问题行为，而女生更易产生自我怀疑及焦虑等内部失调问题(Sullivan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5：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间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
综上，本研究采用纵向交叉滞后设计，探究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初中生内化问题的关系及性别差异，为促进我国青少年积极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河南省两所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为被试，进行连续3次问卷调查。第一次于2019年5月(T1)施测，之后每隔6个月再进行一次追踪调查(分别记为T2和T3)。第一次施测获得被试672人。由于请假、转学等原因，共有57人未能完整参与三次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共578名被试完整参与3次调查。其中，男生269(46.54%)人，女生309(53.46%)人；初一323(55.88%)人，初二255(44.12%)人。第一次施测时被试平均年龄14.37±0.73岁。卡方检验和t检验结果表明，流失被试与有效被试在性别[χ2(1)=1.28, p=0.27]和年级[χ2(1)=0.96, p=0.33]上均无显著差异；在T1的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和内化问题上均无显著差异(ts<–0.93, ps>0.05)，表明本研究中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内化问题
采用王润程等人(2013)修订的青少年自评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共包含8个分量表，本研究选用焦虑/抑郁分量表测量内化问题，共16道题。采用3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内化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3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0.89、0.92。
2.2.2 父母心理控制
采用Wang等人(2007)翻译修订的父母控制问卷中文版中的父母心理控制分问卷。该问卷共18道题，分为引发子女内疚感、爱的撤回和权力专断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3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0.91、0.93。
2.2.3 校园排斥
采用张野等人(2019)编制的青少年遭受校园排斥问卷。该问卷共17道题，分为被拒绝、被中伤、被差别对待和被忽视四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青少年遭受校园排斥的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3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85、0.90。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连续进行三次问卷施测，每次数据采集前均征得被试的知情同意。每次问卷调查约25分钟，被试作答完毕后，主试将问卷当场收回。采用SPSS25.0进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采用Mplus8.3进行交叉滞后分析。考虑到本研究中部分变量可能非正态(West et al., 1995)，因此在随后的模型分析中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法。
2.4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双因子模型法检验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汤丹丹, 温忠麟, 2020)。结果显示，双因子模型与未加方法因子模型拟合指数变化分别为，T1：ΔCFI=0.043，ΔTLI=0.029，ΔRMSEA=0.002，ΔSRMR=0.007；T2：ΔCFI=0.082，ΔTLI=0.057，ΔRMSEA=0.003，ΔSRMR=0.004；T3：ΔCFI=0.058，ΔTLI=0.048，ΔRMSEA=0.005，ΔSRMR=0.013。均小于临界值，表明三次测量均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结果显示，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在3次测量中，变量两两间显著正相关(r=0.26～0.79, ps<0.001)，具体见表1 。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
| M±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1.性别 | ||||||||||
| 2.父母心理控制T1 | 2.59±0.75 | 0.05 | ||||||||
| 3.校园排斥T1 | 2.22±0.50 | 0.05 | 0.34*** | |||||||
| 4.内化问题T1 | 1.43±0.36 | 0.01 | 0.40*** | 0.57*** | ||||||
| 5.父母心理控制T2 | 2.62±0.80 | 0.10* | 0.58*** | 0.26*** | 0.37*** | |||||
| 6.校园排斥T2 | 2.19±0.55 | 0.11** | 0.32*** | 0.61*** | 0.53*** | 0.42*** | ||||
| 7.内化问题T2 | 1.45±0.39 | −0.01 | 0.37*** | 0.40*** | 0.63*** | 0.50*** | 0.60*** | |||
| 8.父母心理控制T3 | 2.58±0.80 | 0.12** | 0.51*** | 0.29*** | 0.37*** | 0.68*** | 0.36*** | 0.46*** | ||
| 9.校园排斥T3 | 2.29±0.62 | 0.05 | 0.28*** | 0.59*** | 0.59*** | 0.33*** | 0.65*** | 0.53*** | 0.40*** | |
| 10.内化问题T3 | 1.41±0.43 | −0.07 | 0.28*** | 0.42*** | 0.63*** | 0.37*** | 0.51*** | 0.76*** | 0.48*** | 0.67***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2 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的交叉滞后分析
基于相关分析结果，构建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之间的自回归交叉滞后模型。为简化模型，对各变量的指标进行打包处理，设置同一时间点潜变量误差之间相关，并对性别进行控制。最终模型运行结果见图1 ，模型拟合指标整体可接受：χ2/df=3.43，RMSEA=0.07，SRMR=0.03，CFI=0.98，TLI=0.94。
自回归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1)初中生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在三次测量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2)父母心理控制与内化问题之间符合相互作用模型，即T1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T2内化问题(β=0.14, p=0.001)，T2内化问题显著正向预测T3父母心理控制(β=0.17, p<0.001)，该结果支持假设1；(3)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之间符合相互作用模型，即T1内化问题显著正向预测T2校园排斥(β=0.33, p<0.001)，T2校园排斥显著正向预测T3内化问题(β=0.26, p<0.001)，该结果支持假设2；(4)T2校园排斥在T1父母心理控制与T3内化问题间的纵向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3，95%置信区间为[0.001, 0.050]，该结果支持假设3；(5)T2内化问题在T1父母心理控制与T3校园排斥间的纵向中介效应不显著，该结果不支持假设4。
3.3 交叉滞后模型的性别差异比较
进一步构建男、女群体的交叉滞后模型(见图2 、图3 )，拟合指标可接受(男: χ2/df=2.98, RMSEA=0.09, SRMR=0.03, CFI=0.98, TLI=0.92; 女: χ2/df=3.19, RMSEA=0.09, SRMR=0.02, CFI=0.98, TLI=0.92)。结果发现：(1)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在男生和女生群体中均具有稳定性；(2)男生的内化问题能稳定预测随后的父母心理控制，具体表现为T1内化问题显著预测T2父母心理控制(β=0.17, p=0.006)，T2内化问题显著预测T3父母心理控制(β=0.18, p=0.001)；女生的父母心理控制与内化问题之间符合相互作用模型，即T1父母心理控制显著预测T2内化问题(β=0.30, p<0.001)，T2内化问题显著预测T3父母心理控制(β=0.16, p=0.002)；(3)男生的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之间符合相互作用模型，T1内化问题显著预测T2校园排斥(β=0.47, p<0.001)，T2校园排斥显著预测T3内化问题(β=0.21, p=0.014)；女生的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不仅符合相互作用模型，即T1内化问题正向预测T2校园排斥(β=0.24, p=0.020)，T2校园排斥正向预测T3内化问题(β=0.32, p<0.001)，还存在校园排斥对随后内化问题的稳定预测作用，即T1校园排斥正向预测T2内化问题(β=0.15, p=0.002)，T2校园排斥正向预测T3内化问题(β=0.32, p<0.001)；(4)女生群体中，T2校园排斥在T1父母心理控制与T3内化问题的纵向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21, 0.126]，而这一结果在男生群体则不显著，上述结果支持假设5。
4 讨论
4.1 父母心理控制与内化问题的相互作用
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内化问题之间符合相互作用模型，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Yu et al., 2021)，即初中生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既是父母心理控制的消极结果，又是其风险诱因。
首先，T1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T2内化问题。一方面，我国文化推崇“爱之深，责之切”的教养观念，父母的严厉管教常被看作“负责任”的表现。父母过度干涉和控制子女心理上的自我，而不考虑其情感和心理需求阻碍了初中生自主性的形成和发展，降低其内部控制感，导致无助感，从而引发内化问题(Chyung et al., 2022)。另一方面，虽然青春期早期个体的思维与意识迅猛发展，但其认知仍具有片面性。不同于父母的认知视角，他们倾向于将这种控制和干涉感知为不合理(邢晓沛 等, 2017)，即使言语或行为上顺从，情感上也会产生极大冲突，继而出现内化问题。
其次，T2内化问题显著正向预测T3父母心理控制。根据“压力说”，青少年的内化问题作为一种情绪压力源，映射在父母心中的形象是“退缩消沉、适应不良的”，这使父母更易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干涉，使其行为表现符合社会期望(Chao, 1994)。此外，Wijsbroek等人(2011)认为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是降低父母敏感性和耐心的潜在催化剂，为了减少初中生的情绪问题，父母更倾向于采用心理控制的育儿策略。
4.2 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的相互作用
本研究表明，校园排斥与初中生内化问题之间符合相互作用模型。首先，T1初中生内化问题显著正向预测T2校园排斥。具体而言，T1的被试处于七至八年级，在青春期早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可能会经历各种情绪变化和波动，引发同伴的负面反馈(Smetana & Rote, 2019)。根据人际关系理论，内化问题者的高依附性和隔离感、低归属感和愉快感等特征易引发他人排斥、批判等不良反应(Coyne, 1976)，此类特征本身是遭受排斥与侵害的风险诱因，同时个体在受到同伴侵害或排斥时表现出的退缩以及较少的反击或自我保护行为使他们被进一步排斥于人际关系网络之外(Kochel et al., 2012)。
此外，T2校园排斥显著预测T3内化问题。在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的儒家文化背景下，初中生重视与同龄人保持积极关系，将社会冲突(如遭受校园排斥)视为可耻经历(Shen et al., 2023)。因此，遭受校园排斥的初中生可能将自身的负面想法和情绪内化，进而诱发焦虑与抑郁。另外，本研究表明，校园排斥对初中生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在初中前期并不显著。首先，个体人际沿“父母−教师−同伴−其他人”的路径发展，而个体发展进程的不同导致校园人际对初中生的影响存在进度差异；其次，人际情感随时间发展具有累积效应，校园排斥亦如此，个体在初中前半段遭受的校园排斥，对内化问题的最终形成尚需时间累积。
4.3 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的关系
除家庭、学校对初中生问题行为的独立作用机制，本研究还发现校园排斥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内化问题间的纵向中介作用，即消极教养方式能通过校园人际交往影响初中生后期的心理与行为发展。以往类似研究也发现，朋友支持在父母关系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Liu, 2006)。一方面，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儿童在亲子交往中会观察、模仿习得父母的操控性行为，这导致其在后续校园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类似的干涉或支配性行为(Sun et al., 2017)，进而增加其遭受校园排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校园排斥的情境下，初中生面临负面信息的卷入，这种消极的人际反馈导致其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并逐渐衍生出内化问题(王凯, 张野, 2020)。此外，本研究并未发现内化问题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校园排斥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与以往观点有所差异(Parke & Ladd, 2016)，可能由于第三次数据收集时，被试处于升学、分班阶段，其精力更多聚焦于学习，降低了校园排斥的敏感度，校园排斥行为也有所减少，因此该阶段并未呈现出内化问题对校园排斥的预测作用。未来应进一步深入考察该阶段“父母消极教养−个体问题行为−校园人际”三个变量的作用机制，以期得到更为细致的结论。
4.4 交叉滞后模型的性别差异
结果发现，在父母教养、校园人际与个体行为间，不同性别群体有不同作用模式。在女生群体中，父母心理控制与内化问题之间符合相互作用模型，而男生群体则仅存在内化问题对父母心理控制的单向影响。根据性别增强模型，自儿童时期开始，父母与同性别子女互动交流增多，因而对同性别子女的社会化承担了更多责任，而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使母亲对子女的照顾更多，因而导致家庭教养(主要为母亲)对女孩的社会化行为作用更明显(Laursen & Collins, 2009)。此外，与男生相比，青春期女生具有更高水平的自主需要(Modrek et al., 2021)，而父母心理控制则会阻碍初中生自主需要的满足，进而增强了罹患内化问题的风险(Inguglia et al., 2016)。因此，父母心理控制对初中生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在女生群体中更为显著。
其次，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间的关系也存在性别差异。相较于男生，女生群体校园排斥对内化问题的影响更为稳定持久。初中阶段女生的同伴群体更为亲密，人际交往在其生活中的地位也更为重要，因此良好同伴关系的保护作用以及同伴排斥的破坏作用均十分明显(Davies & Lindsay, 2004)。相对而言，男生在遭受校园排斥后，更易产生宽恕心理来缓解部分消极情绪，减少消极行为(张珊珊 等, 2020)。
最后，女生群体中存在父母心理控制T1−校园排斥T2−内化问题T3纵向中介路径，即间接效应模型更适合女生。社会角色理论认为，个体行为符合性别刻板印象，在面临压力情境时，男生更可能外化负面情绪而导致问题行为(Rodkin et al., 2000)。而女生的自我认知与发展更多地在人际相处中进行(Raja et al., 1992)，对依恋关系和情感需求更强烈，因而亲子关系的基础性影响较男生更为明显，父母的高水平心理控制对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更易溢出到未来校园人际关系中。
4.5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采用被试自陈报告来收集数据，虽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但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在后续研究中应采用多元数据收集渠道。其次，虽进行了三次追踪，但对初中生而言，可能存在因时间间隔较短而产生的变化不明显情况，同时，数据样本的限制也使本研究结论的推广价值还需进一步验证。最后，关于如何促进个体积极发展，一方面源于对危险性因素的防控，另一方面则应放大保护性因素的作用。未来的研究焦点可放在发掘个体积极人格特质等因素，以及外在干预变量的探索与实施，通过内外联合对青少年问题行为进行全方位预防和干预。
5 结论
(1)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内化问题符合相互作用模型。(2)校园排斥与初中生内化问题符合相互作用模型。(3)校园排斥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内化问题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父母心理控制、校园排斥与内化问题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于女生而言，父母心理控制越高、校园排斥越严重，越容易出现内化问题，而男生则相反，男生的内化问题越多，越容易诱发父母心理控制与校园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