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职场中，人们既有可能被组织或领导否定人性，也可能自己贬损自己的人性(Baldissarri et al., 2017)。例如，长期从事枯燥或繁重工作的人可能感觉自己更像是“机器、牛马或物品”。这种指向自身的人性忽视或贬低，即自我去人性化(Kronfeldner, 2021)。参考Haslam(2006)的人性双分类模型，自我去人性化可以理解为个体将自己视为“物品”或“动物”，而非“人”的自我认知方式(孙钾诒, 刘衍玲, 2021)。这种消极的自我认知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心理与行为后果，如更低的自尊和工作满意度(Baldissarri et al., 2023)、更差的工作绩效(Baldissarri & Andrighetto, 2021)。因此，识别自我去人性化的高危人群并进行针对性干预，对员工和组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对工作中自我去人性化前因的探讨多聚焦于外部因素，如去人性化的工作经历(Nguyen et al., 2022)，虐辱型领导风格(Sainz & Baldissarri, 2021)，重复、琐碎和被他人支配的工作特征(Andrighetto et al., 2018)等。这些研究中个体往往处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但作为认知主体，个体自身的观念特质或行为倾向与自我去人性化的关联可能更密切。鉴于本研究聚焦工作中的自我去人性化，而参与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用劳动力交换货币的经济行为。因此，本研究以经济人信念为依据区分不同的亚群体，并探讨自我去人性化的群体差异以及经济角色优先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期有效筛查自我去人性化的高危人群。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领域最基本的人性假设，它将人简化为自利和理性两大特征(亚当•斯密, 2005)。自利强调个体行为的目的或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理性强调个体要有能力且足够聪明地知道如何实现自利的目标(Xin & Liu, 2013)。经济人信念，即对这种经济人人性的主观信念，可以引导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自利动机会削弱个体对社会利益的关注，而理性作为个体实现目标的能力或手段，则可能因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分化出个人理性或社会理性(辛自强, 2020)。例如，刘国芳和辛自强(2021)研究发现：高自利高理性的“冷酷型”亚群体具有精致利己、冷漠的个人理性特征；低自利高理性的“温情型”亚群体具有社会取向(不利己)、温暖的社会理性特征；以及中自利中理性的“温和型”亚群体具有中庸的特征。据此推断，自利和理性信念在心理结构上相对独立，但在作用机制上却是可组合或叠加的。
自利和理性信念可以独立地与自我去人性化相关联。自利信念反映了个体对利益和金钱的关注程度。有研究表明，过分看重金钱可能会破坏个体与他人的社会联结，如形成市场定价心态(Teng et al., 2016)，减少对他人的共情关注和捐赠意愿(刘好 等, 2023)，进而产生指向互动双方的去人性化(Ruttan & Lucas, 2018; Wang & Krumhuber, 2017)。新近研究也发现，去人性化广泛发生在缺乏情感联结的社会关系中，这可能与个体的归属需求被忽视或拒绝有关(Haslam, 2022; Karantzas et al., 2022)。因此，个体对自利信念的认同程度越高，与他人建立紧密社会联结的倾向就越低，进而增加了自我去人性化的风险。由此推断，具有高自利信念的个体，其自我去人性化水平可能更高(假设1)。理性信念反映了个体实现自利目标的能力。有关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与去人性化的研究发现，去人性化与能力感知有关(Kuljian & Hohman, 2023)。老人和儿童这类容易让人产生低能力刻板印象的群体，也更容易被认为去人性化(Boudjemadi et al., 2017; Goff et al., 2014)。而且理性思维本身就是个体人性化感知的核心成分，是个体区别于动物的重要人性特征(Haslam, 2006)。因此，个体对理性信念的认同程度越高，就越可能觉察到自身的理性思维和能力，进而降低自我去人性化的风险。由此推断，具有高理性信念的个体，其自我去人性化水平可能更低(假设2)。
在个体的工作过程中，自利和理性信念还可以联合发挥作用。当个体以劳动力身份进入市场后，会嵌入到交换性质的市场关系中(如，劳务关系)(Granovetter, 1985)。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孙晋, 2020)，受自利动机驱使，人们往往会基于理性选择采取“内卷”的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例如无偿加班、随叫随到和身兼多职等(孙笑然 等, 2023)。这种将更多时间和精力从非经济角色中抽出，优先保障经济角色需求的行为，被称为经济角色优先性(Bieliński & Hövermann, 2023)。据此推理，经济角色优先性可能是个体实现自利目标的理性选择，是高自利和高理性信念联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角色优先性可能会诱发自我去人性化。当个体的经济角色与其他社会角色冲突时，经济角色优先性意味着个体将在交换性质的市场关系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而阻碍亲缘、浪漫和朋友等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例如，与家人或朋友分隔两地，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取消家庭或朋友聚会等(Bieliński & Hövermann, 2023)，这类行为的频繁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自身情感需求的满足，进而诱发自我去人性化(Haslam, 2022)。即，个体的经济角色优先性越高，自我去人性化越高。综合来看，具有高自利高理性信念的冷酷型亚群体可以通过高经济角色优先性与高自我去人性化相关联(假设3)。
个体的经济人信念与自我去人性化的联系复杂且紧密。经济人信念中的自利和理性维度既可能与自我去人性化形成独立且相反的直接关系，也可能通过联合诱发经济角色优先性同自我去人性化建立间接关系。对于这种复杂关联，仅分析变量间关系很难对其进行整合。虽然构造交互效应可以比较自利和理性信念的不同组合模式，但随着变量水平数的增多，二者的关系也会变得复杂且难以解释(Collins & Lanza, 2010)。相比之下，个体中心的潜剖面分析方法更易于理解且贴合实际，能够将自利和理性信念的不同组合模式映射到现实中的真实群体(Bouckenooghe et al., 2019)，进而为研究者比较自我去人性化在不同亚群体间的结构性差异并筛选其高危人群提供支持。
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潜剖面分析的方法区分经济人信念的亚群体；然后，通过比较自我去人性化和经济角色优先性的群体差异筛选高危和免疫人群；最后，检验经济角色优先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高危人群的自我去人性化干预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关注工作中的自我去人性化，且为有效测量经济角色优先性的发生频率，选择有工作经验的个体为被试。在线收集824份问卷，根据被试填答情况剔除问题问卷10份(如，答题时间小于平均用时1个标准差，所有题项答案一致等)，保留有效问卷814份，有效率为98.79%。其中，女性被试395名(48.53%)；被试年龄介于16～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57±5.38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经济人信念
选用刘国芳和辛自强(2021)的简版经济人信念量表，包含自利和理性信念维度，共4题。例如，自利信念中的“多数人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利益”；理性信念中的“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比较，不应该轻易做出选择”。6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 6=完全符合)，各维度均分及总均分越高代表个体的自利、理性和经济人信念越高。本研究中，自利、理性维度和经济人信念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76、0.81和0.71。
2.2.2 经济角色优先性
选用由Bieliński和Hövermann(2023)编制的市场化心态量表中的分量表，测量角色冲突情况下个体经济角色优先于非经济角色的频率，共5题。例如，“出于工作职责，你不得不取消和家人的见面”。5点计分(1=从不, 5=总是)，总均分越高代表个体经济角色的优先性越高。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为0.85。
2.2.3 自我去人性化
选用由Bastian等人(2012)修订和简化的人性化感知量表，通过反向计分衡量自我去人性化的程度，共8题。例如，“我觉得自己的思维是开阔的，可以比较清楚地考虑一些事情”。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 7=完全符合)，反向计分后的总均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我去人性化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为0.77。
2.3 数据分析
使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Mplus8.0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并根据信息评价指标(AIC、BIC、aBIC)、分类指标(Entropy)、似然比检验指标(LMR、BLRT)和最小类别比例(smallest class proportion)来确定经济人信念的潜在类别。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构建包含类别自变量(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的中介作用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总数共计5个，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22.17%，因此，本研究的测量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首先，对研究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探讨主要变量与性别和年龄的相关关系(见表1 )。结果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的自利水平更高(p=0.013)，经济角色优先性更弱(p=0.002)，且自我去人性化水平更高(p=0.004)。个体的年龄与理性(p=0.037)、经济角色优先性(p<0.001)显著正相关，与自我去人性化显著负相关(p<0.00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814) |
| 变量 | M±SD | r | Partial r | ||||
| 性别 | 年龄 | 1 | 2 | 3 | |||
| 1.自利 | 3.39±1.21 | 0.09* | –0.03 | ||||
| 2.理性 | 4.48±1.08 | –0.04 | 0.07* | 0.30*** | |||
| 3.经济角色优先性 | 2.62±0.84 | –0.11** | 0.28*** | 0.12*** | 0.10** | ||
| 4.自我去人性化 | 3.24±0.86 | 0.10** | –0.19*** | 0.21*** | –0.09** | 0.14*** | |
注：性别，女=0，男=1；†p<0.1，*p<0.05，**p<0.01，***p<0.001，以下同。 |
为进一步了解各主要变量间的关系，控制性别和年龄效应后进行偏相关分析(见表1 )。结果显示：经济人信念的自利和理性维度相关显著(p<0.001)。其中自利与经济角色优先性(p<0.001)和自我去人性化(p<0.001)均显著正相关；理性与经济角色优先性(p=0.006)显著正相关，与自我去人性化(p=0.007)显著负相关。此外，经济角色优先性与自我去人性化显著正相关(p<0.001)。由上可知，经济人信念的自利和理性维度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不一致，暗示经济人信念亚群体的经济角色优先性和自我去人性化也可能存在差异。
3.3 经济人信念的潜在剖面分析
首先，以经济人信念的自利和理性维度作为观察变量建立潜在剖面模型，从1分类模型开始探索经济人信念的潜在剖面结构，拟合指标见表2 。
表2 潜在剖面分析各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n=814) |
| 模型 | AIC | BIC | aBIC | Entropy | LMR(p) | BLRT(p) | 潜在类别比例 |
| 1 | 5064.93 | 5083.74 | 5071.03 | ||||
| 2 | 4834.06 | 4866.97 | 4844.74 | 0.96 | <0.001 | <0.001 | 0.06; 0.94 |
| 3 | 4796.09 | 4843.11 | 4811.35 | 0.76 | <0.001 | <0.001 | 0.06; 0.49; 0.45 |
| 4 | 4723.27 | 4784.39 | 4743.11 | 0.81 | <0.001 | <0.001 | 0.05; 0.61; 0.16; 0.18 |
| 5 | 4696.78 | 4772.01 | 4721.20 | 0.79 | 0.011 | <0.001 | 0.14; 0.03; 0.04; 0.55; 0.24 |
结果显示，随着分类的增加，AIC、BIC与aBIC的值逐渐降低，表明模型拟合越来越好；LMR和BLRT均显著，说明当前的分类模型均优于前一个分类模型；但5分类模型中的最小类别比例仅为0.03(低于0.05)，意味着该类型在人群中的占比很小，不予考虑；且仅二分类和四分类模型的Entropy值在0.80以上，保证了分类准确性大于90%。因此，综合模型的可解释性，本研究确定四分类模型为经济人信念的最佳拟合模型(见图1 )。
参考刘国芳和辛自强(2021)经济人信念的三分类结构(温和型、温情型和冷酷型)，对上述潜类别命名，类别2的自利(M=3.48, SD=0.55)和理性(M=4.38, SD=0.82)信念均处于平均水平，命名为“温和型”(n=493, 60.57%)；类别3的自利(M=1.70, SD=0.48)信念较低，理性(M=4.94, SD=0.79)信念较高，命名为“温情型”(n=128, 15.72%)；类别4的自利(M=5.09, SD=0.46)和理性(M=5.23, SD=0.62)信念均最高，命名为“冷酷型”(n=151, 18.55%)；此外，本研究还区分出人群中占比相对较少的类别1人群，鉴于该类别的自利(M=1.33, SD=0.42)和理性(M=1.62, SD=0.67)信念均最低，将其命名为“反向型”(n=42, 5.16%)。
然后，以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为自变量，引入结果变量经济角色优先性和自我去人性化，采用BCH法构造带有连续因变量的混合回归模型，探讨经济角色优先性和自我去人性化在经济人信念潜类别间的差异，结果见表3 。
表3 经济角色优先性和自我去人性化的经济人信念潜类别比较(n=814) |
| 经济人信念潜类别比较 | 经济角色优先性 | 自我去人性化 | ||||
| M±SD | χ2 | M±SD | χ2 | |||
| Overall test | 11.30* | 25.44*** | ||||
| 1(反向型) | 1 vs. 2 | 2.34±0.18 | 1.44 | 3.23±0.15 | 0.10 | |
| 1 vs. 3 | 2.83† | 4.68* | ||||
| 1 vs. 4 | 6.87** | 2.00 | ||||
| 2(温和型) | 2 vs. 3 | 2.56±0.04 | 1.32 | 3.28±0.04 | 15.25*** | |
| 2 vs. 4 | 8.61** | 3.80† | ||||
| 3(温情型) | 3 vs. 4 | 2.67±0.08 | 2.33 | 2.84±0.10 | 24.73*** | |
| 4(冷酷型) | 2.85±0.09 | 3.47±0.08 | ||||
结果显示：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在经济角色优先性上的总体差异显著(p=0.010)。其中，冷酷型在经济角色优先性上的得分最高，显著高于反向型(p=0.009)和温和型(p=0.003)。反向型在经济角色优先性上的得分最低，且与温情型的得分差异边缘显著(p=0.092)。其余类别间的经济角色优先性差异不显著。
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在自我去人性化上的总体差异显著(p<0.001)。其中，温情型在自我去人性化上的得分最低，显著低于反向型(p=0.031)、温和型(p<0.001)和冷酷型(p<0.001)。冷酷型在自我去人性化上的得分最高，且与温和型的得分差异边缘显著(p=0.051)。其余类别间的自我去人性化差异不显著。
3.4 经济角色优先性的中介作用
首先，通过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构建包含有分类自变量(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的中介作用模型。自变量采用虚拟编码，生成3个虚拟变量(D1、D2和D3)。考虑到温和型的自利和理性信念均处于中等水平，因此将其作为参照组，编码为D1=0、D2=0、D3=0；反向型编码为D1=1、D2=0、D3=0；温情型编码为D1=0、D2=1、D3=0；冷酷型编码为D1=0、D2=0、D3=1。此外，经济角色优先性为中介变量，自我去人性化为因变量，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该中介作用模型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见表4 。
表4 中介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变量 | 总模型(自我去人性化) | 模型1(经济角色优先性) | 模型2(自我去人性化) | |||||
| β | t | β | t | β | t | |||
| 性别 | 0.06 | 1.73† | –0.08 | –2.24* | 0.07 | 2.03* | ||
| 年龄 | –0.18 | –5.18*** | 0.26 | 7.75*** | –0.21 | –6.01*** | ||
| D1 | –0.13 | –0.84 | –0.12 | –0.77 | –0.12 | –0.75 | ||
| D2 | –0.42 | –4.40*** | 0.08 | 0.84 | –0.43 | –4.54*** | ||
| D3 | 0.18 | 1.97* | 0.32 | 3.61*** | 0.14 | 1.50 | ||
| 经济角色优先性 | 0.13 | 3.71*** | ||||||
| R2=0.07 | R2=0.10 | R2=0.09 | ||||||
| F(5, 806)=13.05*** | F(5, 806)=17.34*** | F(6, 805)=13.35*** | ||||||
根据表4 可知，对于总模型，控制性别和年龄效应后，自我去人性化只对D2(p<0.001)和D3(p=0.049)回归显著，即温情型和温和型之间的差异显著负向预测自我去人性化，而冷酷型和温和型之间的差异显著正向预测自我去人性化。对于模型1，控制性别和年龄效应后，经济角色优先性仅对D3回归显著(p<0.001)，说明只有冷酷型和温和型之间的差异显著正向预测经济角色优先性。对于模型2，在总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预测变量经济角色优先性后，自我去人性化仅对虚拟变量D2(p<0.001)和经济角色优先性(p<0.001)回归显著，说明经济角色优先性显著正向预测自我去人性化，且冷酷型和温和型之间的差异对自我去人性化的直接效应被分流弱化，而温情型和温和型差异的直接效应无明显变化。基于上述结果绘制经济角色优先性的中介路径图(见图2 )。
整体模型检验显示：总效应显著，F(3, 806)=9.59，p<0.001；直接效应显著，F(3, 805)=9.14，p<0.001。自变量为虚拟变量D1、D2时相对间接效应不显著，95%CI分别为[–0.03, 0.06]和[–0.03, 0.01]，均包含0；自变量为D3时相对间接效应显著，95%CI为[–0.07, –0.01]，不包含0，故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见表5 )。
表5 经济角色优先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虚拟变量 | B | SE | 95%置信区间 | 效应比(%) |
| D3 | ||||
| 相对直接效应 | –0.12 | 0.08 | [–0.27, 0.04] | 76.20 |
| 相对中介效应 | –0.04 | 0.01 | [–0.07, –0.01] | 23.80 |
| 相对总效应 | –0.15 | 0.08 | [–0.31, 0.00] |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只有自变量为D3时，经济角色优先性的中介作用显著。也就是说，冷酷型和温和型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经济角色优先性作用于自我去人性化，相对中介效应占相对总效应的比值为23.80%。
4 讨论
4.1 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
本研究发现了经济人信念的四个亚群体：温和型、冷酷型、温情型和反向型。其中，前三种类型与刘国芳和辛自强(2021)的研究一致，说明这些类别在现实中较为稳定。而反向型占比虽低(5.16%)，但它能映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群体，因而具有实践意义。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增强了对四个亚群体的了解，温和型在自我去人性化和经济角色优先性上仍表现“中庸”；冷酷型“又卷又丧”，具有最高的经济角色优先性和自我去人性化水平；温情型“卷但积极”，其经济角色优先性也很高，但自我去人性化水平最低；反向型更倾向于“享受躺平人生”，其经济角色优先性最低，且自我去人性化的风险也很低(仅高于温情型)。这些群体特征的揭示有助于识别自我去人性化的高危(冷酷型)和免疫人群(温情型)，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4.2 经济人信念潜类别的自我去人性化和经济角色优先性
本研究发现，冷酷型(高自利高理性)与温情型(低自利高理性)在自利信念上的差异可能与高自我去人性化有关，而温情型(低自利高理性)相较于反向型(低自利低理性)在理性信念上的差异可能与低自我去人性化有关。该结果与变量关系下，自利信念与自我去人性化的正向关系，以及理性信念与自我去人性化的负向关系相一致。这验证了假设1和2。基于理论分析可知，自利和理性信念对自我去人性化的作用机制可能不同。高自利信念的个体关注利润，可能更倾向于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进而诱发自我去人性化(Teng et al., 2016; Wang & Krumhuber, 2017)。而高理性信念的个体更可能因感知自身的理性思维或能力而降低自我去人性化(Kuljian & Hohman, 2023)。
本研究还发现，冷酷型(高自利高理性)相较于温情型(低自利高理性)在自利信念上的差异与经济角色优先性并无显著联系；而冷酷型(高自利高理性)相较于温和型(中自利中理性)或反向型(低自利低理性)在自利和理性信念上的共同差异才与高经济角色优先性有关。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表明具有高自利和高理性信念的个体，更可能为了追逐竞争优势而主动选择“内卷”(孙笑然 等, 2023)，从而表现出高频的经济角色优先性。
自利和理性信念之于自我去人性化矛盾且独立的关系模式，以及之于经济角色优先性的联合作用，一方面佐证了刘国芳和辛自强(2021)的观点，自利和理性信念在心理结构层面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对此进行了扩展，二者在行为层面(如，经济角色优先性)的作用效果是可组合或叠加的。具体来看，自利具有目标定向功能，而理性为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Xin & Liu, 2013)，如个体理性或社会理性(辛自强, 2020)。然而，经济人信念这种异质性的心理结构和组合式的作用机制在以往默认样本同质的变量关系研究中常被忽视。本研究对经济人信念进行潜剖面分析，不仅可以突出其亚群体的结构性差异，还可以通过亚群体间的比较，分析自利和理性信念作用于个体心理与行为的不同组合效果。
4.3 经济角色优先性在经济人信念潜类别与自我去人性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温情型和温和型的差异可以直接预测低自我去人性化(无关经济角色优先性的直接保护作用)；而冷酷型和温和型的差异可以通过高经济角色优先性间接预测高自我去人性化(经由经济角色优先性的间接损害作用)，验证了假设3。概括而言，经济人信念亚群体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通过直接保护和间接损害两种心理模式与自我去人性化建立联系。
其中，温情型相较于温和型的直接保护作用，是低自利信念和高理性信念共同削弱自我去人性化的结果。低自利信念的个体不过分注重利益，参与交换属性人际关系的倾向性更低(Teng et al., 2016; Wang & Krumhuber, 2017)，从而降低了对自身情感需求的威胁和自我去人性化的风险。高理性信念的个体可能因感知到自己的智慧或能力而增加了对自身独特人性的感知(Kuljian & Hohman, 2023)。冷酷型相较于温和型的间接损害作用则是由高自利和高理性信念联合诱发经济角色优先性实现的。一方面，高自利信念的风险因素(关注利益)和高理性信念的保护因素(能力感知)在自我去人性化上的效果可能会相互抵消；另一方面，高自利和高理性信念的联合效应可以诱发高频的经济角色优先性，进而妨碍个体情感需求的满足(Bieliński & Hövermann, 2023)，增强自我去人性化。
概括而言，温情型和冷酷型相较于温和型亚群体的差异会分别通过直接保护和间接损害的心理模式与自我去人性化相关联，这与本研究发现的免疫(温情型)和高危群体(冷酷型)相呼应，虽然两类人群都经历了高频的经济角色优先性，但只有冷酷型群体的经济角色优先性是其自我去人性化的风险因素，这可能与冷酷型相较于温情型亚群体的高自利信念有关。
本研究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一方面，发现了自我去人性化的免疫(温情型)和高危(冷酷型)人群，有助于企业根据群体特质进行针对性干预。例如，通过培育关心型组织伦理氛围提高员工间的社会联结抑制冷酷型亚群体的自我去人性化风险。另一方面，发现经济角色优先性是高危人群(冷酷型)自我去人性化的风险因素，为员工调节自身行为进而抑制自我去人性化提供了切入点。例如，启示个体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不盲目内卷，当工作和家庭产生冲突时，尽可能保障自己在家庭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虽然研究重点关注工作场景下的自我去人性化，但未充分考虑工作经验等相关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Baldissarri et al., 2023; Michel et al., 2011)。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不同工作环境中的自我去人性化诱因，并对可能的干扰因素进行更全面的控制。另一方面，本研究主要探讨了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经济角色优先性与自我去人性化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提供因果关系的强有力证据。后期可采用实验法，进一步揭示经济人信念的潜类别对自我去人性化的因果影响及内在心理机制。
5 结论
(1)经济人信念可以区分出温和型、冷酷型、温情型和反向型四个亚群体。(2)具有高自利高理性特征的冷酷型亚群体自我去人性化水平最高，属于高危人群；具有低自利高理性特征的温情型亚群体自我去人性化水平最低，属于免疫人群。(3)仅冷酷型亚群体通过经济角色优先性这一风险因素与自我去人性化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