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组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意志活动减弱和认知功能下降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心境障碍(陆林, 2018)，有超过90%的抑郁症患者在抑郁发作期间表现出包括PM等认知功能障碍的症状(储召松 等, 2020; Castaneda et al., 2008)。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PM)是指个体能够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或遇到特定情境时，记得并执行某项任务的能力(Hertel & Hardin, 1990; McDaniel & Einstein, 2000)，PM的加工包含四个阶段：(1)PM意图形成；(2)在进行其他任务时对PM意图的保持；(3)PM线索的识别和监测；(4)意图执行(李文杰 等, 2024; Kliegel et al., 2005)。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失败都会导致PM失败，PM在日常生活中有重要作用，如记得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吃药、完成某项工作等。抑郁症患者存在PM功能障碍 (Altgassen et al., 2009; Chen et al., 2013; Jeong & Cranney, 2009; Kliegel et al., 2005; Li et al., 2013; Rude et al., 1999)，具体表现为抑郁症患者对非显著线索的监测能力明显下降，需依赖高度显著的提示才能触发意图(Altgassen et al., 2009)；难以形成或维持未来导向的意图(McDaniel et al., 2008)；意图在延迟期间易丢失(Zhou et al., 2017)，即使检测到线索，执行意图时反应更慢，反映意图提取执行困难(如“看到药盒后仍延迟服药”)(Rude et al., 1999)，尤其在需要自主发起的任务中(Arnold et al., 2015; Kliegel et al., 2005)。自动加工理论(Einstein & McDaniel, 1990)认为PM是由一种自发的联想记忆系统来调节的，它的提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动加工的过程。预备注意加工观点认为，PM的实现依赖于对任务环境的策略性监控(Smith, 2003; Smith & Bayen, 2004)，PM是一个主动的加工过程，需要占用一定的注意资源，因此会对当下任务造成一定的干扰。在多重加工理论看来，PM的完成依赖自动加工和策略性加工两种机制(McDaniel & Einstein, 2000)。
执行意图编码方式是一种补偿方法，可以提高PM成绩。它通过创建“if-then”的情境−行动联结，使得个体在识别到特定情境时能够自动地回忆起需要执行的行动(Bowden et al., 2017; Shelton & Christopher, 2016)，最初用于帮助人们实现目标(Gollwitzer & Sheeran, 2006)。执行意图编码主要有三种形式：(1)口头重复，即PM指令以“如果”“那么”的形式呈现。被试被要求多次重复指令。(2)想象，即被试被要求想象自己正在脑海中执行PM任务。(3)言语重复和想象相结合，即被试不仅要以“如果”“那么”的形式口头重复，同时还要想象自己正在脑海中执行PM任务。研究发现，言语重复和想象相结合的方法是干预PM成绩最有效的方法(Chen et al., 2019; Chen et al., 2016)。
执行意图编码对PM的作用路径，主要有三个观点：观点一，主张执行意图编码加强了PM线索和PM反应之间的关联，并有助于PM意图执行，因此，个体在看到PM线索时会自发地做出PM反应。换言之，在执行意图编码条件下，个体在PM线索监测和意图执行之间的连接增强，从而不需要更多认知资源来进行意图执行，强调其在线索出现后的作用(Gollwitzer, 1999; McDaniel & Scullin, 2010; McFarland & Glisky, 2012; Parks-Stamm et al., 2007; Rummel et al., 2012)。观点二，主张执行意图编码强调了PM任务的重要性，改变了个体的认知资源分配策略。换言之，在执行意图编码条件下，个体更加关注对PM线索的识别和监测，从而分配更多的认知资源，是一个监控加工过程，强调其在线索出现前的意图保持阶段的作用(Brewer & Marsh, 2010; Zimmermann & Meier, 2010)。观点三，主张执行意图编码对PM的影响是一个既有自动加工又有监控加工的复杂过程，因为除了自发地检索PM，其他过程可能仍需要认知资源来完成PM任务，如将注意力从正在进行的任务转移到PM任务(Chen et al., 2014)。
抑郁症患者常伴有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功能低下，导致主动监控(策略性加工)能力下降，难以维持意图或监测靶线索(Drevets et al., 2008)，抑郁情绪可能抑制海马体功能，破坏线索−意图的连接(Joormann & Gotlib, 2008)，难以成功执行PM。执行意图通过反复练习“如果X出现，那么我就执行Y”(如“如果手机闹铃响，我就吃药”)，减少对工作记忆的依赖，转为依赖自动加工，同时执行意图明确靶线索(如时间、地点)可减轻前额叶的持续监控压力(Gollwitzer & Sheeran, 2006)。Aarts等人(1999)的研究认为，执行意图编码方式主要通过增强线索的识别和监测，提高被试的意图执行，从而提高PM成绩。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执行意图编码方式增强了被试的线索监测阶段，从而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PM成绩，但执行意图编码方式没有增强线索监测到意图执行之间的连接(Qin et al., 2022)。Webb和Sheeran(2007)在健康被试中采用序列启动范式检验了执行意图编码方式对线索监测，以及线索监测和意图执行之间的连接的影响，结果发现，执行意图编码方式通过增强线索监测及线索监测和意图执行之间的连接共同提高PM成绩。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除了研究群体不同之外，另一原因是因变量测量方式不同，以往研究多以进行中任务(OT)的反应时的延长反映个体是否参与前瞻线索的监测，结果显示，PM任务增加了个体OT任务的反应时(Heathcote et al., 2015)。然而，增加的反应时是否可以用来反映PM线索监测存在争论(Anderson et al., 2019; Meier & Rey-Mermet, 2012)，反应时也难以直接测量线索监测到意图执行之间的连接。
执行意图编码方式通过影响哪些加工阶段提高PM成绩尚不清楚。眼动追踪的方法有利于考察个体PM加工的不同阶段(Shelton & Christopher, 2016)，比起OT任务的反应时，通过眼动追踪记录总注视次数(total fixation counts, TFC)更能直观地考察PM线索监测阶段，Bowden等人(2017)的研究中，被试事先被告知PM线索出现在哪个试次上，发现当PM试次临近时被试对试次的注视次数会增加，表明注视次数可以考察PM线索监测阶段；此外，眼动追踪还可用于测量个体完成PM任务时的各阶段情况(陈思佚, 周仁来, 2010; Moyes et al., 2019; West et al., 2007)。覃晓静和王亚(2023)以总注视次数(TFC)考察前瞻线索监测阶段注意资源投入，TFC越多代表个体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来监测前瞻线索，搜索刺激呈现到首次注视线索的时间(time to first fixation, TFF)用来衡量被试对前瞻线索识别和监测，以首次看到线索到做出前瞻反应的时间(first fixation to response, FFTR)考察个体对前瞻意图的执行。Qin等人(2022)将从PM线索出现到做出反应的时间，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反映早期阶段的指标为刺激呈现到首次注视线索的时间(TFF)和PM线索上的首次注视时间。反映晚期阶段的指标为PM线索上的总注视时间和首次注视到反应的时间(FFTR)。从PM加工的阶段来看，早期眼动指标反映PM线索监测，而晚期指标反映PM意图执行(Qin et al., 2022)。本研究结合以上指标，将TFF、TFC作为早期线索监测阶段的指标，FFTR作为晚期意图执行阶段的指标。
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将抑郁症患者分为两组，A组完成执行意图编码方式任务，B组完成标准编码方式任务；C组为健康组，完成标准编码方式任务；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记录被试完成PM线索的视觉搜索任务(陈思佚, 周仁来, 2010)时的正确率、反应时、TFC、TFF和FFTR(覃晓静, 王亚, 2023)。以探讨执行意图编码方式通过哪个阶段促进抑郁症患者的PM成绩。抑郁症损伤前额叶相关的执行功能(如计划、监控、抑制)(Burgess et al., 2001; Costa et al., 2011; Drevets et al., 2008)，而PM依赖这些功能，具体表现为在执行PM任务时会导致反应时延长、正确率下降，使得抑郁症患者PM成绩差于对照组。本研究假设为：B组的反应时延长且显著长于C组；B组的正确率下降，且显著低于C组。如果执行意图编码方式通过影响PM的线索监测阶段提高抑郁症患者的PM成绩，那么在TFC、TFF上，抑郁症患者(A组，执行意图编码)和健康组(C组)无差异。如果执行意图编码方式通过影响PM的意图执行阶段提高抑郁症患者的PM成绩。那么在FFTR上，抑郁症(A组)和健康组(C组)无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内蒙古某医院门诊抑郁症就诊患者50名，其中29名抑郁症患者完成执行意图编码任务(即A组)，21名抑郁症患者完成标准编码任务(即B组)；21名从社会招募的健康成人完成标准编码任务(即C组)。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此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前被试及家属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且研究得到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抑郁症患者筛选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抑郁症的诊断标准；(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DS)评分标准分大于50分；(3)参与实验前1个月内无抗抑郁治疗史和无电休克治疗史。抑郁症患者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精神障碍者；(2)神经系统疾病患者；(3)脑器质性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史。人口学变量统计结果见表1 。
表1 人口学变量统计结果 |
| A组 | B组 | C组 | F/χ2 | |
| 年龄(岁) | 27.00(7.77) | 27.86(8.11) | 23.33(1.59) | 2.77 |
| 性别(女/男) | 23/6 | 15/6 | 13/8 | 1.83 |
| 受教育年限(年) | 14.48(2.50) | 14.48(2.52) | 15.57(0.98) | 1.86 |
| SDS得分 | 64.03(15.62) | 65.90(13.07) | 38.57(9.22) | 29.12*** |
注：括号外是平均数，括号内是标准差；***p<0.001。 |
经检验，三组的年龄差异不显著[F(2, 68)=2.77, p=0.070]；三组的性别差异不显著[χ2(2)=1.83, p=0.401]；三组的受教育年限差异不显著[F(2, 68)=1.86, p=0.163]；三组的SDS得分差异显著[F(2, 68)=29.12, η2=0.46, p<0.001]，事后比较显示，A组与B组的差异不显著[t(48)=0.49, p=0.875]，A组显著高于C组[t(48)=6.70, p<0.001]，B组显著高于C组[t(40)=6.68, p<0.001]。
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因变量包括PM任务和OT任务的正确率、反应时以及眼动指标。眼动指标包括总注视次数(TFC)、搜索刺激呈现到首次注视线索的时间(TFF)、首次注视到反应的时间(FFTR)。
2.3 实验材料与仪器
刺激物是128幅常见物体的黑白线条画，取自Snodgrass和Vanderwart(1980)的研究。实验材料中，PM线索是水果简笔画，有苹果、香蕉等，OT目标是与OT任务中目标词匹配的简笔画。采用EyeLink Portable Duo眼动仪进行眼动采集，采样率为2000 Hz，采用E-Prime 2.0软件编程，使用联想ThinkPad电脑呈现，屏幕分辨率为1366×768像素。
2.4 实验程序
实验包括OT任务和PM任务。OT任务是词图搜索任务，先向被试呈现一个靶目标词，再同时呈现四个简笔画图片，被试判断四个简笔画中是否有前面靶目标词表示的图片。如果靶目标存在，则用右手食指按“J”键，如果靶目标不存在，则用左手食指按“F”键。与此同时，要求被试看到水果(PM线索)时，用右手食指按“B”键(代表PM反应)，而不是做出靶目标存在/不存在的反应。每一个试次都以“+”注视点开始，持续500毫秒，靶目标词显示500毫秒，搜索显示直到被试按下“B”键反应，最长呈现3000毫秒(图1 )。
先进行练习，练习包括两部分：(1)练习任务操作，练习材料与实验材料内容的种类相同，但与实验材料不重复；(2)识别水果简笔画，将正式实验中的水果简笔画(即PM线索)呈现给被试，保证被试不会因不认识PM线索而未做出正确的按键反应。练习结束之后，被试根据他们所在的组收到PM指令。在执行意图编码组中，被试被要求重复“如果$\cdots \cdots $ ”“那么$\cdots \cdots $ ”，将指令大声朗读三次：“在单词图片搜索任务中，如果我遇到一个涉及水果的简笔画/如果我遇到‘苹果’或‘香蕉’ ，那么我会按‘B’键。”然后，被试被要求尽可能生动地想象自己执行PM任务。在标准编码组中，指导语为：当你看到水果的图片时，你按“B”键。将指令大声朗读三次，其他要求相同，PM任务编码时间相同。
正式实验包括64个有靶目标的试次(靶目标存在)和64个没有靶目标的试次(靶目标不存在)。在64个靶目标试次中，有60个只包含靶目标的试次和4个同时包含靶目标和PM线索的试次。在这些试次中，靶目标在四个位置中各出现了16次，PM线索在四个位置中各出现了1次。在64个没有靶目标的试次中，有60个既不包含靶目标也不包含PM线索的试次，有4个只包含PM线索的试次，PM线索在四个位置中各出现了1次。PM线索以伪随机序列嵌入OT任务中，第12、44、76和108个试次为靶目标加PM线索，第28、60、92和124个试次为只包含PM线索。为位于屏幕四个位置的每个简笔画对象设置一个兴趣区(ROI)，均为540×350像素的矩形，分别标记为靶目标、PM线索和分心兴趣区。图1 的流程图中，如果同时出现靶目标和PM线索，只需要执行PM任务。
2.5 数据分析
反应时是从搜索刺激呈现到按键反应的时间。分析的眼动指标：(1)总注视次数(TFC)，即对进行中任务分心对象的总注视次数(闫国利 等, 2013)，用来衡量被试对前瞻线索监测的情况，对分心对象的总注视次数越多，则代表个体投入越多的注意资源监测前瞻线索(覃晓静, 王亚, 2023)；(2)搜索刺激呈现到首次注视线索的时间(TFF)，即在PM任务中，从搜索刺激呈现开始到第一次注视点落在线索之间的时间，用来衡量被试对前瞻线索识别和监测，TFF越长表明线索监测越差(Qin et al., 2022)；(3)首次注视到反应的时间(FFTR)，即第一次注视PM线索到做出按键反应之间的时间，用来衡量被试对前瞻意图执行的情况，FFTR越短，则抑郁症患者对PM执行过程更可能是自动加工，FFTR越长，则抑郁症患者对PM执行过程更可能是需要认知资源的监控加工(覃晓静, 王亚, 2023; Qin et al., 2022)。
3 结果
眼动数据只保留注视时间大于80ms的数据，删除3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覃晓静, 王亚, 2023)，删除数据占总数据的5.3%。本研究基于R语言软件，采用方差分析方法。结果见表2 。反应时和眼动指标是在正确回答试次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
表2 PM与OT任务的反应时、正确率及眼动指标(M±SD) |
| 任务 | 指标 | A组 | B组 | C组 | F | p | 效应量 |
| PM | 正确率 | 0.67±0.21 | 0.61±0.19 | 0.72±0.21 | 1.44 | 0.243 | 0.04 |
| 反应时(ms) | 1667±551 | 1750±781 | 1401±477 | 4.10 | 0.021 | 0.11 | |
| TFF(ms) | 641±162 | 636±155 | 617±166 | 0.15 | 0.865 | 0.00 | |
| FFTR(ms) | 1007±356 | 1102±460 | 811±218 | 3.62 | 0.032 | 0.10 | |
| OT | 正确率 | 0.95±0.03 | 0.93±0.03 | 0.96±0.02 | 4.44 | 0.015 | 0.12 |
| 反应时(ms) | 1625±582 | 1650±712 | 1528±573 | 0.98 | 0.381 | 0.03 | |
| TFC | 1.53±0.20 | 1.51±0.29 | 1.43±0.19 | 1.28 | 0.285 | 0.04 |
(1) PM任务。正确率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 68)=1.44, p=0.243]。反应时上，组别主效应显著[F(2, 68)=4.10, p=0.021]。使用Tukey’s HSD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A组与B组差异不显著[t(48)=0.66, p=0.787]，B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C组[t(40)=2.70, p=0.023, Cohen’s d=0.78]，A组与C组差异不显著[t(48)=2.25, p=0.070]。
(2)OT任务。正确率上，组别主效应显著[F(2, 68)=4.44, p=0.015]。事后多重比较显示，A组与B组差异不显著[t(48)=2.09, p=0.099]，B组的正确率显著低于C组[t(40)=2.92, p=0.013, Cohen’s d=0.30]，A组与C组差异不显著[t(48)=1.05, p=0.550]。反应时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 68)=0.98, p=0.381]。
(3)眼动指标。TFC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 68)=1.28, p=0.285]。TFF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 68)=0.15, p=0.865]。FFTR上，组别主效应显著[F(2, 68)=3.62, p=0.032]。使用Tukey’s HSD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A组与B组差异不显著[t(48)=0.92, p=0.632]，B组的FFTR显著长于C组[t(40)=2.63, p=0.029, Cohen’s d=0.64]，A组与C组差异不显著[t(48)=1.91, p=0.144]。
4 讨论
不执行意图编码方式的抑郁组，也就是抑郁标准编码组，其PM任务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健康标准编码组，表明其意图提取效率低下，需更多时间检索和激活目标行为，OT任务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健康标准编码组，表明其认知资源分配失衡，因PM任务占用过多资源而牺牲OT表现，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Altgassen et al., 2009; Chen et al., 2013; Jeong & Cranney, 2009; Kliegel et al., 2005; Li et al., 2013; Rude et al., 1999)。抑郁标准编码组，其PM任务上的FFTR显著长于健康标准编码组，FFTR是第一次注视PM线索到做出按键反应之间的时间，反映意图执行阶段。TFF是从注视PM线索到提取记忆中的意图（即“意识到需要做什么”），反映监测阶段。在本研究中，两组对PM线索的TFF无差异，说明抑郁组并非因“未监测到线索”而延迟做出反应，问题更可能出现在执行阶段。先前研究在探讨执行意图编码的作用机制时，侧重于PM线索出现前的意图保持阶段，而忽略了PM线索出现到执行的过程(Chen et al., 2014)。Chen等人(2013)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PM功能受损主要为线索监测阶段，即抑郁症患者在OT任务和PM任务中都表现出更多的注视次数、更长的总注视时间和平均注视时间，目标干扰了抑郁症患者对线索的监测。本研究结果显示在OT任务的反应时上主效应不显著，但在正确率上，抑郁标准编码组显著低于健康标准编码组，结合眼动指标，本研究认为可能是PM线索与反应之间没有形成自动化的连接导致抑郁症患者在执行阶段效率下降，从而导致OT任务正确率低。
执行意图编码方式的抑郁组，其PM任务上的FFTR与健康标准编码组差异不显著，而抑郁标准编码组，其PM任务上的FFTR显著长于健康标准编码组，抑郁标准编码组其PM任务上的FFTR显著长于健康标准编码组，表明抑郁标准编码组的执行意图效率差于健康标准编码组。PM任务中的TFF以及OT任务中的TFC上，三组的差异不显著，表明执行意图编码方式未在PM的线索监测阶段起作用，与Woods等人(2007)、Qin等人(2022)以及覃晓静和王亚(202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Woods等人与Qin等人的研究显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PM的加工过程中，其线索监测和意图提取阶段存在缺陷，因此不能有效地在OT任务和PM记忆任务间灵活转换，Henry等人(2007)的研究推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PM损害是原发性的，而不是完全归因于其他认知功能损害，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抑郁症患者PM受损阶段可能不相同(Henry et al., 2007)。覃晓静和王亚的研究对象是健康群体，且对PM线索进行了聚焦水平控制，主要考察线索监测阶段，因而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执行意图编码的抑郁组与健康标准编码组在OT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上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执行意图编码方式没有以降低OT任务的目标搜索成绩来提高PM成绩。
根据执行意图编码效应的作用路径的三种观点，即自动化加工、监控加工、包含自动化和监控加工两种，本研究结果支持自动化加工观点，因为采用执行意图编码方式的抑郁组，其FFTR即从第一次注视PM线索到做出反应的时间，缩短到与健康标准编码组无差异，即执行意图编码方式将目标行为与具体情境线索(如时间、地点)强绑定，形成条件性自动化反应(Gollwitzer & Sheeran, 2006)，使得抑郁症患者无需额外消耗认知资源而自动化执行PM任务，由于抑郁症患者的PFC功能低下导致主动监控能力不足(如难以持续搜索非显著线索)，所以推断执行意图无法修复监测阶段的加工缺陷。
本研究以抑郁症患者为被试，利用眼动追踪技术研究了执行意图编码对抑郁症患者PM的影响阶段，直接考察了PM线索出现之前的线索监测阶段以及PM出现之后的执行阶段。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的PM成绩低于健康组，执行意图编码方式提高了抑郁症患者PM任务的成绩，这种提高可能与编码方式加强了PM线索和预期行为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了PM意图的执行有关。本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PM失败可能与PM线索和意图执行之间较弱的连接有关，执行意图编码方式通过建立情境−行为的自动化连接(McDaniel et al., 2008; Rummel et al., 2012)，减少认知负荷、降低工作记忆需求，帮助抑郁症患者弥补其PM的缺陷。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主要关注了PM的线索监测和执行阶段，未深入探讨不同抑郁亚型或严重程度对干预效果的调节作用，以及样本量较小，没有更深入地探讨执行意图编码组和标准编码组的抑郁症患者间的差异，未来可进一步增加样本量并细分被试群体以提高干预的精准性。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改善抑郁症患者的PM缺陷提供了可操作的干预策略。执行意图编码通过“如果−那么”将特定情境与目标行为直接关联，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认知负荷，减少对动机和意志力的依赖，从而提高服药依从性(如“如果闹钟响，那么立刻吃药“)、促进日常功能恢复(“如果起床，那么立刻拉开窗帘”)及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如果出现自伤念头，那么拨打心理热线或去医院接受治疗”)等。执行意图编码方法具有低成本、易操作和高度个性化特点，使其适合在临床、社区甚至数字心理健康平台(如APP或智能提醒系统)中推广。未来可探索将执行意图编码整合至认知行为疗法或正念干预中，形成多模态治疗方案，进一步优化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
5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执行意图编码通过影响PM执行阶段产生作用，支持了PM的自动化加工理论，即编码方式通过建立情境−行为的自动化连接，重新分配认知资源，促进抑郁症患者的执行过程更加自动化，提高其PM的执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