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重大自然灾难不仅会导致人身损害、财产损失，还会给受灾人群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导致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PTSS)等消极心理反应(Cénat et al., 2020; Labarda et al., 2020)。其中，PTSS被认为是自然灾难受灾群众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在受灾青少年群体中有着较高的发生率。例如，有研究发现，“4·20”雅安地震一年后，受灾青少年PTSS的检出率为37.6%(Zhou & Wu, 2022)；“8·8”九寨沟地震一年后，受灾青少年PTSS的检出率为46.3%(Qi et al., 2020)；利奇马台风一年半后，有10.7%的男中学生和14.8%的女中学生出现了PTSS(Huang & Zhou, 2024)；甚至在曾经历过暴雨的青少年群体中，PTSS的检出率依旧高达15.2%(Quan et al., 2017)。
除了消极心理反应之外，自然灾难后的青少年群体也会报告积极的心理变化，其中典型的积极心理反应主要体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Gou & Ma, 2023; Nguyen et al., 2023)。目前，大量的研究发现，PTG在自然灾难后的青少年群体中也有较高的发生率。例如，有研究发现，“5·12”汶川地震一年后，青少年PTG的发生率为60.2%(Zhou et al., 2018)；“4·20”雅安地震一年后，青少年PTG的发生率为44.4%(Zhou & Wu, 2022)；“8·8”九寨沟地震一年后，有31.1%的青少年报告了PTG(Zhou et al., 2022)。
PTSS和PTG在青少年群体中都有较高的发生率，意味着两者可能同时存在。对此，Tedeschi和Calhoun(2004)提出的PTG认知理论给予了解释，认为创伤后的应激反应能够激活个体对创伤事件的认知加工，导致个体对创伤后的自我、人际和世界进行认知重构，有助于其发现灾难背后蕴藏的意义，从而促进PTG的实现(Zhou et al., 2015)。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发现，PTSS与PTG可以同时存在于自然灾难后的受灾人群中(周宵 等, 2017; Wu et al., 2016; Zhou et al., 2015)。不过，并非所有的受灾人群都会同时报告PTSS和PTG。例如，Zhou等(2018)的研究发现，在“5·12”汶川地震一年后，青少年群体中PTSS和PTG共存的发生率为50.1%；Cao等(2018)的研究发现，在“5·12”汶川地震九年半后，成年人群体中PTSS与PTG共存的发生率仅为21.1%。
自然灾难后，为什么有些人会同时报告PTSS和PTG，另一些人却不会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同时考察PTSS与PTG的预测因素及其相应的机制，明确两者的预测因素及其机制的异同(Dekel et al., 2011)。根据Freedy等(1992)的灾难心理风险因素模型，影响灾后心理反应的因素可以分为灾难前因素(例如，灾难准备度、人格特质等)、灾难当下因素(例如，灾难暴露)和灾难后因素(例如，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这三类因素可以整合在一起对灾后心理反应产生影响。不过，当前研究主要从灾难当下和灾难后因素出发探讨PTSS和PTG的预测机制，为数不多的研究从灾难前视角出发，探讨了人格特质对PTSS和PTG的作用，却很少有研究关注灾难准备度对两者的预测机制。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灾难准备度与PTSS和PTG之间关系的研究，为PTSS和PTG的影响机制提供新的证据。
所谓灾难准备度，是指提前做出相应的计划以确保能够对灾难进行有效的回应，包括紧急和有效的预警，从潜在受灾地区转移人员和财产等(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7)，以及关于灾难及其预防和应对的知识技能、面对灾难时的自我认知和情绪调节等(McLennan et al., 2020)。一般而言，灾难准备度包括物理和心理方面的准备，也包括防护性设备的可及性、财产条件等方面的准备(Muir et al., 2017)。灾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可以提升个体面对灾难时的应对逻辑和思考能力(Roudini et al., 2017)，增加个体对灾难背景的了解，强化个体应对灾难的控制感，提升应对的效能感(Boylan & Lawrence, 2020)。更重要的是，对灾难做出准备，也能够提升个体的灾难意识，降低个体对灾难的恐惧和担心，维系灾后个体认知功能的良性运作和改善其行为表现(Reser, 1996)。这些都可以降低灾难对个体心理的冲击，缓解消极心理结果(Galappatti & Richardson, 2016)，促进其积极心理适应。因此，有研究发现灾难准备度可以降低消极心理反应(James et al., 2020)，增加积极心理变化。
那么灾难准备度又是如何影响灾后个体PTSS和PTG的呢？应激接种理论(stress inoculation theory)认为，在应激事件发生之前，提供与之类似的假设性应激事件能够为个体应对现实情境中的应激事件提供准备，增加其应对的效能感(Meichenbaum, 1985)，提升个体对灾难及相关情绪的应对。研究也发现，在灾难来临之前就做出相应的物理和心理准备，提升个体关于灾难的知识和预防技能，可以激活个体应对灾难及相关情绪的动机，提升其应对效能(Boylan & Lawrence, 2020)，改善灾后个体应对的策略(Becker et al., 2013; Boylan & Lawrence, 2020)。
在以往的研究看来(Zhou et al., 2022)，灾难之后的应对可以分为问题聚焦应对和情绪聚焦应对。其中，前者主要侧重于明确所面对的困境信息，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有计划地解决这一困境；后者主要是逃避因困境所致的情绪，包括寻求他人的情绪支持、否认困境、发泄情绪等(Folkman & Moskowitz, 2004)。对于已经做好应对灾难及其相关情绪准备的个体而言，他们在灾难来临时能够积极主动地调动所准备的资源应对灾难的消极影响(Becker et al., 2013; Boylan & Lawrence, 2020)，而不会一味地逃避和否认。因此，灾难准备度高的个体会更多地采取问题聚焦应对而非情绪聚焦应对。不过，个体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同，其灾后创伤心理反应也会有所差异。例如，问题聚焦应对能够使个体积极地面对困境，动用相关资源、调整自己行为，实现对灾难的适应(Zhou et al., 2022)。因此，使用问题聚焦应对策略可以缓解PTSS、促进个体的积极心理变化。相反，情绪聚焦应对的个体倾向于采取幻想或者否认来应对灾难事件，容易出现回避的认知和行为反应，难以将灾难信息整合进自己的认知系统之中(Tuncay & Musabak, 2015)，无法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加工，从而可能增加个体的应激反应、降低其对灾难的积极适应。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灾难准备度可以通过个体的应对方式间接地影响PTSS和PTG。
理论上，灾难准备度可以直接影响PTSS和PTG，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影响PTSS和PTG，但是缺少实证研究证明。此外，鲜有研究从灾难前的准备度出发，考察PTSS与PTG的影响机制差异，以明确两者共存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青少年对灾难具有较高的易感性(Margolin et al., 2010)，容易在创伤后出现诸多消极心理结果(伍新春 等, 2018)，灾前的准备却可以缓冲灾难对其的心理冲击，缓解消极心理问题。为降低灾难对青少年心理的冲击，也为灾后青少年心理干预提供实证数据支持，本研究以青少年为被试，考察灾难准备度、应对方式与PTSS和PTG之间的关系，检验应对方式在灾难准备度与PTSS和PTG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假设模型见图1 。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于2021年“7·20”河南特大暴雨灾害3个多月后，在受灾严重地区的某市选取764名初中学生为被试，进行纸质版问卷线下调查。其中，男生404人(52.9%)、女生360人(47.1%)；平均年龄为14.39±0.91岁，年龄范围为13～16岁。所有被试均是此次灾难的亲身经历者。
2.2 研究工具
2.2.1 创伤暴露
采用自编的洪涝灾难暴露问卷来测量青少年的创伤暴露程度。该问卷主要参照洪涝灾难暴露问卷(Quan et al., 2020)和暴雨相关经历问卷(Quan et al., 2017)中的题项内容编制而成，问卷包括了10个题项，例如“我被洪水冲走了”“我被洪水困住了”等。每个题项采用0和1计分，其中0代表“没有此经历”、1代表“有此经历”。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76；效度指标良好，χ2(31)=116.34，CFI=0.940，TLI=0.913，RMSEA=0.060，90%CI=[0.049, 0.072]，SRMR=0.045。
2.2.2 灾难准备度
研究翻译了McLennan等(2020)编制的灾难心理准备度量表。在正式施测前，根据翻译的灾难心理准备度量表对初中生进行了访谈，基于访谈的结果对部分题项的语言表述进行了调整，确保量表的语言简洁、清晰，避免歧义，符合现实情况等。翻译后的量表共计18个题项(例如，“我知道在自然灾难情况下，可以使用哪些策略让自己平静下来”)，包括对外在环境的觉察和认知，对心理反应的预期、觉察和管理等两个维度，主要测量被试在灾难之前对灾难的心理准备程度。采用4点计分，其中0代表“没有”，3代表“总是”。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7；效度指标良好，χ2(134)=1049.99，CFI=0.937，TLI=0.928，RMSEA=0.095，90%CI=[0.089, 0.100]，SRMR=0.032。
2.2.3 应对方式
采用陈树林等(2000)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来测查青少年的应对方式。该量表包括问题聚焦应对和情绪聚焦应对两个维度，共计36个题项，采用4点计分，其中0代表“从不”，3代表“经常”。该量表在灾后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Zhou et al., 2022)。在本研究中，问题聚焦应对和情绪聚焦应对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和0.92。
2.2.4 创伤后应激症状
2.2.5 创伤后成长
2.3 研究程序
研究采用SPSS26.0和Mplus7.0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所用问卷条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中使用的问卷条目进行因素分析，共抽取15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因子旋转前后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总方差变异量分别为25.09%和12.63%，均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接下来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随后在相关的基础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研究的假设。其中，PTSS和PTG分别采用其所属维度抽取潜变量，其他变量均采用显变量进行模型检验。
3 结果
3.1 灾难准备度、应对方式、PTSS与PTG之间的相关分析
研究首先考察了PTSS与PTG的检出率，根据青少年PTSS诊断分数为31分(Foa et al., 2018)，PTG判定分数为66分(Zhou et al., 2018)，发现本研究中的青少年PTSS与PTG检出率分别为30.9%和41.4%。在考察灾难准备度、应对方式与PTSS和PTG之间的相关时，也将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纳入进来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以发现，性别分别与创伤暴露、灾难准备度和两种应对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与其他变量的相关不显著；年龄仅与情绪聚焦应对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创伤暴露分别与两种应对和PTSS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变量的相关不显著；灾难准备度分别与两种应对和PTG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PTSS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问题聚焦应对分别与情绪聚焦应对和PTG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PTSS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情绪聚焦应对分别与PTSS和PTG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TSS与PTG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表1 灾难准备度、应对方式、PTSS与PTG之间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表 |
| 变量 | M(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 1.性别 | ||||||||
| 2.年龄 | 14.39(0.91) | 0.01 | ||||||
| 3.创伤暴露 | 3.17(2.37) | 0.09** | −0.03 | |||||
| 4.灾难准备度 | 27.40(12.90) | 0.13*** | 0.01 | 0.01 | ||||
| 5.问题聚焦应对 | 31.67(13.15) | 0.13*** | 0.01 | 0.14*** | 0.60*** | |||
| 6.情绪聚焦应对 | 18.74(10.63) | 0.08* | 0.09* | 0.18*** | 0.22*** | 0.47** | ||
| 7.PTSS | 23.47(15.93) | 0.03 | 0.01 | 0.32*** | −0.10** | −0.08* | 0.33*** | |
| 8.PTG | 55.83(27.24) | 0.07 | 0.03 | 0.07 | 0.47*** | 0.57*** | 0.26*** | 0.05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2 应对方式在灾难准备度与PTSS与PTG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考虑到相关分析中，性别、年龄、创伤暴露等变量与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显著，在考察灾难准备度分别通过问题和情绪聚焦应对影响PTSS和PTG的机制时，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作为协变量予以控制。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之后，考察了灾难准备度对PTSS和PTG影响的直接路径，结果发现直接效应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33)=197.98，CFI=0.971，TLI=0.956，RMSEA=0.082，90%CI=[0.071, 0.093]，SRMR=0.041。路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之后，灾难准备度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PTSS(β=−0.12, p<0.01)、正向预测PTG(β=0.49, p<0.001)。
接下来，在直接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问题聚焦应对和情绪聚焦应对，构建了如图1 的中介效应模型。模型检验的结果发现，χ2(43)=253.17，CFI=0.968，TLI=0.946，RMSEA=0.081，90%CI=[0.071, 0.091]，SRMR=0.039。路径结果发现(见图2 )，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之后，灾难准备度可以分别显著地正向预测问题聚焦应对(β=0.60, p<0.001)、情绪聚焦应对(β=0.22, p<0.001)和PTG(β=0.21, p<0.001)，对PTSS的作用不显著(β=−0.002, p>0.05)；问题聚焦应对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PTG(β=0.46, p<0.001)、负向预测PTSS(β=−0.36, p<0.001)；情绪聚焦应对可以显著正向预测PTSS(β=0.46, p<0.001)，对PTG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 p>0.05)。这些结果说明灾难准备度可以直接显著地正向预测PTG，但不能直接显著地预测PTSS；灾难准备度可以通过问题聚焦应对正向预测PTG、负向预测PTSS，也可以通过情绪聚焦应对正向预测PTSS。不过，灾难准备度不能通过情绪聚焦应对显著预测PTG。
为了检验图2 中的中介效应显著性，采用偏差校正后的Bootstrap分析，抽取了2000个Bootstrap样本对图2 中的路径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 可以发现，灾难准备度分别通过问题聚焦应对和情绪聚焦应对影响PTSS的间接路径的95%置信区间，以及灾难准备度通过问题聚焦应对影响PTG的间接路径的95%置信区间不包括0，灾难准备度通过情绪聚焦应对影响PTG的间接路径的95%置信区间包括0。这些结果说明图2 中的中介路径成立。
表2 灾难准备度对PTSS和PTG预测路径的Bootstrap分析表 |
| 路径 | 95%CI | 标准化的间接效应估计值 |
| 灾难准备度→PTSS | [−0.099, 0.095] | −0.002 |
| 灾难准备度→问题聚焦应对→PTSS | [−0.277, −0.158] | −0.218*** |
| 灾难准备度→情绪聚焦应对→PTSS | [0.055, 0.144] | 0.100*** |
| 灾难准备度→PTG | [0.115, 0.311] | 0.213*** |
| 灾难准备度→问题聚焦应对→PTG | [0.209, 0.344] | 0.277*** |
| 灾难准备度→情绪聚焦应对→PTG | [−0.019, 0.014] | −0.003 |
4 讨论
本研究从灾难准备度的视角出发，考察PTSS与PTG的影响机制，以期明确两者机制的异同，进一步说明两者共存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在未纳入应对方式之前，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后的灾难准备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G、负向预测PTSS。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洪涝灾难前就做好相应的准备，青少年能够有条不紊地采取具体行动应对洪涝灾难给其带来的消极影响，降低个体对灾难的恐惧和担心，使其有效地调节灾难相关的心理应激(McLennan et al., 2020)，从而降低PTSS的发生概率。此外，灾难准备度也会提升个体应对灾难的信心，增加应对灾难的效能感(Boylan & Lawrence, 2020)，提升个体的心理控制感，增加其积极的自我觉知体验，最终也有助于其实现积极的心理变化。
在灾难准备度与PTSS和PTG的关系中加入应对方式之后，本研究发现灾难准备度依旧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G，但对PTSS的直接作用却变得不再显著。实际上，灾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其本质就是面对灾难时的一种积极态度和行为，它不需要通过其他因素就可以直接诱发积极的自我体验，导致积极心理变化，实现PTG。不过，灾难准备度却只有通过问题聚焦应对和情绪聚焦应对才可以影响PTSS，且灾难准备度通过这两种应对方式影响PTSS的方向恰恰相反。
具体而言，灾难准备度可以通过问题聚焦应对负向预测PTSS，通过情绪聚焦应对正向预测PTSS。以往研究已经表明问题聚焦应对可以缓解PTSS(Khamis, 2015; Weinberg et al., 2014)，情绪聚焦应对则会加剧PTSS(Gilbar et al., 2012; Lilly & Graham-Bermann, 2010)。那么，上述两个中介路径方向相反的直接原因，就在于灾难准备度既可以正向预测问题聚焦应对，也可以正向预测情绪聚焦应对。对于已经做好应对灾难准备的个体而言，他们在面对灾难时会积极寻求帮助、协调资源，去应对灾难带来的影响(Becker et al., 2013; Boylan & Lawrence, 2020)，因此其更倾向于采取问题聚焦应对。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即便个体做好了灾难的应对准备，一旦灾难超过了个体的承受范围，给个体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时，个体依旧会出现消极的情绪。在短时间内，情绪聚焦应对可以将这些情绪宣泄出去(Dempsey et al., 2000)。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其认知和情绪能力尚处在快速发展期，当其面对压力事件时，往往不能很好地进行应对。即便在灾难前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但在灾难来临、面对满目疮痍的场景时，也会发泄自己的情绪。因此对于在重大灾难前做好了准备的青少年而言，灾难发生后的短时间内，问题聚焦应对和情绪聚焦应对也可能同时存在。
尽管如此，研究发现，灾难准备度通过问题聚焦应对负向预测PTSS的强度大于其通过情绪聚焦应对正向预测PTSS的强度(|−0.218|>0.100)，说明灾难准备度整体上可以缓冲灾难对消极心理的影响，降低PTSS的严重性。与灾难准备度通过应对方式影响PTSS的机制不同，灾难准备度只通过问题聚焦应对正向预测PTG，通过情绪聚焦应对预测PTG的路径不显著。如上所述，即便灾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在重大灾难后的短时间内，青少年也可能会同时采用问题聚焦和情绪聚焦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不过，在采用问题聚焦应对时，青少年能够动用自己的人际和认知资源来应对自己的遭遇，接纳并重新理解这一遭遇情境，这有助于其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发现灾难背后蕴藏的意义，实现PTG(Zhou et al., 2022)。相反，在灾难的短时间内，情绪聚焦应对主要侧重在对灾难的回避和灾难相关情绪的发泄方面(Dempsey et al., 2000)。由于青少年的情绪能力发展不成熟，在使用情绪聚焦应对来处理灾难遭遇时，容易导致情绪上的失控，出现易激惹、没有耐心、心境不稳等问题，使其无法对灾难事件及其背后蕴藏的积极意义进行重新认知，因此情绪聚焦应对不能显著地预测PTG。
总之，研究发现，灾难准备度可以缓解PTSS、促进PTG的实现。其中，灾难准备度通过问题聚焦和情绪聚焦两种应对方式对PTSS和PTG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不过灾难准备度对两种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方向却是相同的。这些结果说明，在重大灾难后的短时间内，对于灾难之前有准备的青少年而言，问题聚焦和情绪聚焦应对可能同时出现。即便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灾难准备的青少年也更不容易出现PTSS，PTG发生的概率也更高，这进一步说明了有灾难准备的个体的PTSS和PTG同时发生的可能性较低。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PTSS和PTG共存关系理论，也为PTSS和PTG的影响机制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了理论贡献外，研究结果也可以为灾难相关心理干预提供一定的启发。首先，在灾难发生之前，应该开展灾难教育和灾难心理健康教育。其中，灾难教育主要帮助青少年掌握灾难发生的原因和频率、灾难的影响、灾难自救、灾难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灾难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帮助青少年掌握灾后心理行为反应的特征、灾后心理问题的发生率、灾后急性心理反应缓解方法(如蝴蝶拍技术、腹式呼吸放松训练技术等)、灾后专业求助渠道等相关知识和技能。其次，在灾后的短时间内，需要开展心理评估，筛选重点关注的青少年群体，例如因灾致残致伤、灾前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灾前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青少年群体，考察其创伤后应激症状情况。对症状已经发展成精神疾病的群体进行转介，对一般症状的群体进行个体或团体咨询，对没有症状的群体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最后，将心理危机干预与长期心理服务相结合，一方面对持续困扰的青少年开展创伤心理干预或心理危机干预，矫正青少年不良的应对方式，例如逃避、负向发泄等，帮助其重新建构对创伤事件的理解，积极应对灾难遭遇及其相关的负性情绪；另一方面，开展持续的心理健康服务，提升青少年的应对效能，促进其积极成长。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在灾难准备度预测PTSS和PTG的过程中，有很多其他的中介因素，本研究仅关注了应对方式，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其他的中介因素，明确不同因素的中介作用及其更深层次的中介机制。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暴雨洪涝灾难后的青少年群体，其结论是否可以推广至其他灾难后的人群中，还需要在不同灾难后的人群中进行验证。再次，本研究总体上是一个横断研究，尽管有强理论作为支撑，可以探索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但是依旧很难明确严格的因果关系，也不能明确变量间关系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此外，研究是在洪灾后三个月开展的，这可能会影响被试对灾前准备情况回忆的准确性，出现一定的报告偏差。最后，研究采用主观报告的量表进行调查，也有可能导致主观报告偏差。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方法结合的方式，基于创伤前纵向研究设计，灾前考察其准备度情况，灾后对其心理行为反应进行追踪调查，以弥补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
5 结论
(1)灾难准备度可以缓解PTSS、促进PTG的实现；(2)重大灾难后的短时间内，灾难准备度既可以诱发问题聚焦应对，也能激活情绪聚焦应对；(3)灾难准备度可以通过问题聚焦应对正向预测PTG、负向预测PTSS，也可以通过情绪聚焦应对正向预测PT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