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情绪对人类认知过程有重大影响(Isen et al., 1987; Jung et al., 2014; Sharot & Yonelinas, 2008; Tyng et al., 2017; Um et al., 2012; Vuilleumier, 2005)，情绪能够优化有限的注意资源，使之更加集中于与学习和记忆相关的信息上(Schupp et al., 2007; Seli et al., 2016)，从而促进记忆编码和信息检索(Sharot & Yonelinas, 2008)。因此，情绪是影响记忆形成的关键因素(LaBar & Cabeza, 2006)，揭示情绪对记忆的复杂作用，对于深入理解记忆形成以及优化教育和教学策略至关重要。情绪不仅能增强情绪刺激本身的记忆编码(Kensinger & Corkin, 2003; LaBar & Cabeza, 2006; Ochsner, 2000; Phelps & Sharot, 2008)，还能表现出对后续记忆编码的延续效应，即情绪记忆编码可以创造一个时间窗口，使得在窗口中的中性刺激记忆编码也得到增强(Ford et al., 2024; Schmidt & Schmidt, 2016; Tambini et al., 2017)。其机制可能在于：情绪唤醒促进了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释放(McGaugh & Roozendaal, 2002)，这些神经递质通过与杏仁核的协同作用，调节海马功能，从而影响情绪记忆的编码和巩固(Phelps, 2004)。
情绪对后续记忆的影响作用呈现出特异性增强(Kensinger et al., 2007)，称为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mood-congruity effect)(Perrig & Perrig, 1988; Rinck et al., 1992)，即在特定情绪状态下，人们对与该情绪相关的信息更易于加工和记忆(Bower et al., 1981; Matt et al., 1992; Mayer et al., 1995; Mecklenbräuker & Hager, 1984)。这一现象可能也与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Klein & Kihlstrom, 1986; Rogers et al., 1977)有关，即个体通过将信息与自身经历相联系来增强记忆(Symons & Johnson, 1997; Yin et al., 2021; Yin et al., 2019)。这种效应凸显了个体在面对与自身相关的情绪内容时，记忆加工能力的增强(杨红升, 黄希庭, 2007; Humphreys & Sui, 2015)。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和自我参照效应一起揭示了情绪对记忆的影响不是均匀的，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Vuilleumier, 2005)。但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简单情绪类型(如恐惧、悲伤等负性情绪和少数正性情绪)对记忆的影响(李雪冰, 罗跃嘉, 2007)，积极情绪可能促进与之相符的积极信息的记忆，而忽略或减少对消极信息的注意和记忆(Mecklenbräuker & Hager, 1984)，反之亦然。
本研究旨在探索复杂社会情绪(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危机感)如何影响个体后续记忆编码。基于Mackie等人(2000)提出的群际情绪理论，民族情绪是个体在对所属群体具有高度归属感和认同感时产生的一种强烈情感依赖和价值依附，这种情绪从个体层面扩展至群体层面，并因群体处境的不同而形成特定的群际情绪(Smith & Kim, 2006)。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危机感，作为两种深植于社会认同中的复杂群际情绪(Mackie et al., 2000; Tajfel & Turner, 2004)，不仅反映了个体对其民族身份和文化的自豪与认同，也映射了面对民族重大危机时的集体情绪反应，其核心在于身份标识的激活。根据Rudolph和Tscharaktschiew(2014)用积极和消极功能属性对23种复杂社会情绪的划分，民族自豪感属于“pride”，涵盖了对民族的积极情感、尊重以及源自民族认同的自豪和自尊(Fredrickson, 2004; Smith & Kim, 2006)；而民族危机感则被归类为“indignation”，指的是个体在民族面临重大危机时的愤慨和忧虑感，以及对未来必须做出重要决策的认识(Rudolph & Tscharaktschiew, 2014)。尽管已有研究在社会认知领域探讨了复杂社会情绪的影响(谢慧 等, 2023)，例如，青少年的国家自豪感如何预测其内群体偏好(张莹瑞, 佐斌, 2012)，或国家自豪感激活如何减弱个体的内群体偏好并促进高忠诚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张智琦 等, 2020)，但对于民族情绪如何具体影响后续记忆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
鉴于复杂社会情绪对后续记忆影响的实证研究不足，本研究旨在探索民族情绪唤醒对后续思政教育材料记忆编码的影响。结合上述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和自我参照效应，思政教育内容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议题及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种联系可能触发自我参照效应。同时，民族情绪的唤醒与后续的思政学习内容在情绪上具有一致性，可能促进情绪一致性记忆的形成。因此本研究假设：民族情绪唤醒将选择性增强对思政内容的记忆，而对数理统计材料的记忆及装饰性插图的记忆没有显著的影响，即民族情绪对后续记忆编码有选择性增强效应。
2 实验1：民族情绪唤醒选择性增强后续记忆编码
实验1采用情绪唤醒与记忆编码−提取范式，旨在探究民族情绪唤醒是否选择性地促进思政材料的记忆编码，而不影响插图记忆。实验分为民族情绪唤醒和记忆编码−测试两个阶段。被试首先观看情绪唤醒视频(约5分钟)，随后进行思政材料的记忆编码(约12分钟)和测试(约10分钟)。若民族情绪组的思政材料记忆成绩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且三组的插图记忆成绩无显著差异，则表明民族情绪唤醒可选择性增强思政记忆。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实验1共招募122名健康大学生，排除5份未完成测验的数据后有效数据117份，男性9名(7.69%)，女性108名(92.31%)，平均年龄20.21±1.13岁。被试被随机分成三组：民族自豪组38人，中性组40人，民族危机组39人。各组在性别比例和专业分布上均衡(卡方检验p>0.05)。被试事先对实验目的未知，实验后给予一定报酬。
2.1.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情绪唤醒视频、思政学习材料视频、情绪唤醒测量量表、思政学习记忆测验、思政插图记忆测验。
情绪唤醒视频刺激共有民族自豪组、中性组、民族危机组三组，统一去除字幕，分辨率均为1080P，帧率均为30fps，时长均为5分钟。(1)民族自豪感唤醒视频内容取自央视官网视频，列举近十年中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以体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民族危机感唤醒视频内容结合抗日战争影像史料和影视作品《觉醒年代》，列举晚清以来的革命、战争与牺牲，体现近代中国艰辛发展历程。(3)中性情绪唤醒视频内容取自纪录片《寻秘自然》第一集《生命起源》，讲述地球上生命形成的过程与前人对此进行的探索。
思政学习材料视频时长为11分52秒，由研究成员在思政课教师的指导下录制。视频内容来自人民网，所有学习内容均在演示文稿中以文字形式呈现，讲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和其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仅有10个装饰插图作为思政插图记忆测验的编码内容，例如，红旗、石狮子等。
情绪唤醒测量分民族情绪唤醒量表和中性情绪标准化量表，用于测量民族自豪感、民族危机感和中性情绪。(1)民族情绪唤醒量表：由于民族情绪内涵复杂，尚未有信效度高的量表，且针对民族情绪的问卷表面效度过高，容易产生练习效应，无法进行前测，所以采用纸笔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情绪唤醒的测量。量表共5题，参考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现状调查问卷(汪子健, 2021)，结合前期问卷调研结果和研究需要编制而成。量表结果由2名研究成员根据自豪、欣慰(民族自豪感)、屈辱、不安、恐惧、愤慨(民族危机感)等情绪唤醒标志词出现的次数和强度以及整体回答传达出的情绪水平进行1～20评分，量表总分代表情绪唤醒强度。(2)中性情绪标准化量表：采用中文版的PANAS量表(黄丽 等, 2003)，共20题，正性、负性情绪各10道题，对20个情绪状态词进行1～5的评分，量表总分代表情绪强度。本研究中施测的PANAS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02，说明信度良好。
思政学习记忆测验试题根据思政学习内容编写，共14题，其中记忆类(填空题)有12题，总分50分，由2名研究成员分别批改，评分者一致性系数为0.970。理解类(简答题)有2题，总分为50分，由相同2名成员批改，2题的评分者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8和0.933。
思政插图记忆测验共10题，内容为思政学习视频中的装饰性插图和与之相似的图片，被试需要分辨两张相似图片，并在其中选出在学习视频中看到的图片，统计正确的个数。
2.1.3 实验流程
采用单因素三水平(民族自豪组、中性组、民族危机组)的被试间设计。在指导语后，被试观看随机分配的情绪唤醒视频。视频播放完成后，进行情绪测量和视频学习阶段。最后，在测试阶段，被试完成学习记忆测验和插图记忆测验。实验流程见图1 。
2.1.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R、SPSS以及JASP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情绪类型下的两种学习记忆测验成绩(记忆类填空题和理解类简答题成绩)、插图记忆测验成绩进行差异比较。此外，在进行所有涉及三个变量水平的多重比较时，使用Bonferroni校正。
2.2 结果
2.2.1 情绪唤醒操作性检验
民族情绪唤醒量表5道题的评分一致性Spearman’s rho分别为0.92，p1<0.001；0.90，p2<0.001；0.94，p3<0.001；0.92，p4<0.001；0.93，p5<0.001，说明本实验中的民族情绪测量有较为良好的信度。
三组情绪量表得分分别为民族自豪感唤醒88.41，民族危机感唤醒78.74，中性情绪报告40.41，说明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危机感的唤醒较为有效(图2A )。
2.2.2 思政学习测验成绩
以记忆类(填空题)成绩和理解类(简答题)成绩(表1 )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图2B )。民族情绪唤醒影响记忆类成绩的主效应显著，F记忆(2, 111)=9.83，p记忆<0.001，η$^2_{记忆}$ =0.13，BF10=79.67。两两比较的结果为，民族自豪组的记忆类成绩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t(76)=2.87，p=0.002，Cohen’s d=0.79，95%CI=[0.20, 1.12]，BF10=8.52。民族危机组的记忆类成绩也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t(77)=0.43，p<0.001，Cohen’s d=0.90，95%CI=[0.40, 1.32]，BF10=97.61。民族自豪组和民族危机组的记忆类成绩没有显著差异，t(75)=1.33，p=0.192，Cohen’s d=0.11，95%CI=[−0.15, 0.75]，BF01=0.50。在理解类成绩中，民族情绪唤醒的效应不显著，F理解(2, 111)=0.65，p理解=0.520，BF01=7.50。
表1 实验1思政学习测验成绩(n=117) |
| 情绪唤醒类型 | 记忆类 (填空题) | 理解类 (简答题) | n |
| 民族自豪感 | 22.68±7.41 | 14.18±7.21 | 38 |
| 中性情绪 | 16.10±7.96 | 14.79±8.59 | 40 |
| 民族危机感 | 23.62±9.42 | 16.14±8.05 | 39 |
2.2.3 思政插图记忆测验成绩
以插图记忆测验成绩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表2 )。民族情绪唤醒的效应不显著，F(2, 113)=0.25，p=0.772，BF01=9.91。
表2 实验1思政插图记忆测验成绩(n=117) |
| 情绪唤醒类型 | M±SD | n |
| 民族自豪感 | 5.46±1.48 | 38 |
| 中性情绪 | 5.32±1.64 | 40 |
| 民族危机感 | 5.56±1.29 | 39 |
3 实验2：民族情绪唤醒不增强数统学习的后续记忆编码
实验2将学习材料更换为与民族情绪无关的数理统计材料，考察民族情绪唤醒是否能够促进后续数理统计学习记忆和插图记忆。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实验2共招募127名健康大学生，排除未完成测验的3份数据后有效数据124份，男性11名(8.87%)，女性113名(91.13%)，平均年龄19.41±1.09岁。被试被随机分成三组：民族自豪组40人，中性组42人，民族危机组42人。各组在性别比例和专业分布上均衡(卡方检验p>0.05)。被试事先对实验目的未知，实验后给予一定报酬。
3.1.2 实验材料
除学习记忆材料、学习记忆测验和插图记忆测验内容更换为数理统计材料以外，实验2的实验刺激和实验1相同。
统计学习材料视频时长为12分20秒的心理统计学习视频，由研究成员对心理学院心理统计学专业课程资料进行整理后录制，学习材料参考《心理统计学(第三版)》(Cohen, 2011)，具体讲述了常量与变量、测量量尺、参数统计与非参数统计、假设检验和一类错误与二类错误的内容。
统计学习记忆测验试题摘自《心理统计学(第三版)》(Cohen, 2011)中习题，共13题，其中记忆类(填空题)题目为1至12题，总分为60分，由2名研究成员分别批改，评分者一致性系数为0.995。理解类(简答题)题目为第13题，有两个小问题，总分为40分，由相同2名研究成员分别批改，第13题的评分者一致性系数为0.971。
数统插图记忆测验共10题，内容为统计学习材料视频中的装饰性插图和与之相似的图片组成，被试需要分辨两张相似图片，并选出在学习材料视频中看到的图片，统计被试选择正确的个数。
3.1.3 实验流程
同实验1。
3.2 结果
3.2.1 情绪唤醒操作性检验
民族情绪唤醒量表5道题的评分一致性Spearman’s rho分别为0.91，p1<0.001；0.90，p2<0.001；0.92，p3<0.001；0.91，p4<0.001；0.88，p5<0.001，说明本实验中的民族情绪测量有较为良好的信度。
三组情绪量表得分分别为民族自豪感唤醒86.68，民族危机感唤醒81.11，中性情绪报告41.16，说明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危机感的唤醒较为有效(图3A )。
3.2.2 数统学习测验成绩
以记忆类(填空题)成绩和理解类(简答题)成绩(表3 )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图3B )。民族情绪唤醒对记忆类成绩影响效应不显著[F记忆(2, 118)=0.75, p记忆=0.477, BF01=6.84]，对理解类成绩影响也不显著[F理解(2, 118)=1.34, p理解=0.265, BF01=4.40]。在记忆类(填空题)成绩和理解类(简答题)成绩的总分中，民族情绪唤醒的效应也不显著，F总分(2, 118)=1.30，p总分=0.276，BF01=4.41。对三种情绪唤醒类型进一步多重比较也未发现显著差异，ps>0.05。
表3 实验2数理统计学习记忆测验成绩(n=124) |
| 情绪唤醒类型 | 记忆类 (填空题) | 理解类 (简答题) | n |
| 民族自豪感 | 36.91±11.92 | 19.81±9.67 | 40 |
| 中性情绪 | 34.11±10.74 | 17.07±7.58 | 42 |
| 民族危机感 | 36.55±11.78 | 19.20±8.31 | 42 |
3.2.3 数统插图记忆测验成绩
以数统插图记忆测验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表4 )。民族情绪唤醒的效应不显著，F(2, 121)=1.73，p=0.182，BF01=4.42。说明民族情绪唤醒不影响数统插图记忆。
表4 实验2数统插图记忆测验成绩(n=124) |
| 情绪唤醒类型 | M±SD | n |
| 民族自豪感 | 7.30±1.40 | 40 |
| 中性情绪 | 7.33±1.60 | 42 |
| 民族危机感 | 7.83±1.38 | 42 |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了民族情绪唤醒能够选择性地增强记忆编码，揭示了复杂社会情绪对记忆编码之间的特异性影响作用。实验1唤醒民族自豪感、民族危机感或中性情绪后考察其对记忆编码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中性情绪，唤醒的民族情绪(无论是民族自豪感还是民族危机感)显著增强了思政学习测验中的记忆类成绩，但对插图记忆没有影响。实验2将学习内容更换为与民族情绪无关的数理统计，进一步探索民族情绪记忆增强效应的内容特异性。结果表明，民族情绪唤醒对数统学习测验中的记忆类成绩及插图记忆均无显著影响，进一步显示了民族情绪记忆增强效应具有特异性和选择性。
本研究揭示了唤醒民族情绪能够选择性地增强记忆编码的新维度，具体体现在民族情绪唤醒后思政记忆编码得到增强，而对数理统计记忆及装饰性插图记忆没有显著影响，从而拓展了先前关于简单情绪类型对记忆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记忆编码前唤醒的复杂社会情绪同样对后续记忆编码产生影响，这一结果表明情绪对后续记忆编码的延续效应不仅限于基本情绪类型(Tambini et al., 2017)。与Tambini等人的发现相区别，记忆增强机制可能不完全依赖于神经激素和内分泌机制等生理因素(McGaugh, 2000; McGaugh & Roozendaal, 2002; Rimmele et al., 2016)。若生理唤醒是主要机制，民族情绪唤醒可能会普遍影响后续材料记忆。
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解释。一方面，与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相关(Perrig & Perrig, 1988; Rinck et al., 1992)。以往的研究表明，个体在特定情绪状态下更易于处理和记忆与该情绪相匹配的信息，而对不匹配的信息处理效果较差(Bower et al., 1981; Symons & Johnson, 1997; Yin et al., 2021; Yin et al., 2019)。此外，民族情绪作为一种深植于社会认同中的复杂群际情绪(Mackie et al., 2000; Tajfel & Turner, 2004)，其与简单情绪的关键区别在于身份标识的激发，使个体意识到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并产生情感依托和价值附着，从而激发群际属性和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因此，思政材料与唤醒的民族情绪一致性较高，身份标识匹配，被试在编码这些内容时表现更佳，而在处理与民族情绪一致性不高的数理统计及装饰性插图时表现较差。另一方面，这一效应可能与自我参照效应有关(Klein & Kihlstrom, 1986; Rogers et al., 1977)。当代中国大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情绪唤醒容易触发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体验，从而激活自我参照效应。由于思政学习内容与当前时政和生活密切相关，同样能够激活自我参照机制，从而显著影响他们对思政学习记忆的效果。此外，群际间情绪可能通过调节社会认知和记忆负载来影响个体的认知资源分配(黄殷, 寇彧, 2013; 张静 等, 2010)。例如，当个体处于群体环境中时，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关注与群体相关的信息，从而影响对其他信息的记忆和处理。青年学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本身可能对与群体相关的信息表现出更高的关注度和记忆能力。通过唤醒民族情绪，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从而增强群际间情绪对后续记忆编码的效应。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民族情绪的测量可能受到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而传统情绪研究中常用的生理指标(例如心率、血压、皮质醇水平和皮肤电反应)在评估情绪唤醒度的个体差异时存在挑战(李雪冰, 罗跃嘉, 2007; Sequeira et al., 2009)。本研究采用了纸笔自我报告的方法来记录被试的主观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危机感，并严格执行评分标准。考虑到情绪表达的外显和内隐形式，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内隐联想测试(IAT)来衡量被试的内隐情绪，以减少自我报告可能受到的社会赞许性偏差，同时结合传统生理指标作为情绪唤醒度的客观衡量标准。其次，被试对学习材料的接触与熟悉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筛选排除了思政专业学生，以确保专业背景与材料无直接关联，未来的研究可以将熟悉度纳入协变量分析，或将思政学习材料扩展至更为宽泛的内容。最后，本研究的情绪唤醒和学习材料性质较为局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对比民族情绪和基本情绪对后续记忆编码的不同并探寻机制，以及选择更具普适性的学科材料作为对照，以增强实验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情绪唤醒与记忆编码−提取范式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复杂社会情绪唤醒对记忆编码的选择性增强效应。通过操纵记忆编码材料的情绪属性和社会情绪相关性，发现复杂的社会情绪唤醒显著增强了随后的与之相关的记忆编码过程，而不影响随后无关刺激的记忆编码。这一发现强调了社会情绪在记忆形成中的特定作用，为理解情绪对记忆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