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症状不仅具有即时性影响，追踪研究发现其与成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存在显著关联(Copeland et al., 2009; Georgiades et al., 2006)。因此，有必要及时识别和干预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避免其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青春期的心理变化与人际关系发展密切相关(纪林芹 等, 2011)。在这一阶段，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开始以同伴为中心(王大涛 等, 2023)，对同伴认可与接纳的需求愈发强烈。部分青少年可能因追求同伴认可而采取不当策略，如攻击行为，进而导致校园欺凌现象(Williford et al., 2011)。
研究表明，校园欺凌发生率在青春期达到高峰(杨晓霞 等, 2020)。卷入欺凌的青少年容易出现各种内化问题，如焦虑抑郁、自杀意念(Copeland et al., 2013)等。然而，欺凌事件并非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二元互动，还包括目睹欺凌发生的旁观者(Salmivalli et al., 2011; Yun, 2020)。以往研究指出，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少年曾报告以旁观者身份卷入校园欺凌(Rivers et al., 2009)。Salmivalli等人(1996)指出校园欺凌中存在四类旁观行为：保护行为(保护、安慰和支持受害者)、协助行为(协助欺凌者捉弄、折磨受害者)、强化行为(通过一些煽动性的言语或行为鼓动欺凌者)与局外行为(中立、选择忽视欺凌事件)。鉴于协助行为和强化行为的主观目的都是支持和促进欺凌，Troop-Gordon等人(2019)将两者合并称为亲欺凌行为，将校园欺凌旁观行为划分为保护行为、局外行为与亲欺凌行为。这一分类方式清晰简明地反映了旁观者在欺凌事件中的不同角色和行为倾向，本研究拟沿用该分类方式。
现有关于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多数研究仍基于传统潜变量模型，用总体或均分衡量焦虑抑郁的严重程度，假定各个条目(症状)的重要程度相同(王孟成 等, 2021)，忽略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心理病理学网络理论(the network theory of mental disorder, NTMD)，焦虑抑郁症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激活和维持的网络，该网络中存在一个或多个核心症状，与其他症状的联系更加紧密(Beard et al., 2016)。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已有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焦虑抑郁症状的内部关系。例如，McElroy等人(2018)对5～14岁儿童的焦虑抑郁症状进行纵向调查，发现症状之间形成高度关联的网络。王孟成等人的研究表明，焦虑抑郁网络结构稳定，形成较为紧密的集群，其核心症状为“很难放松下来”与“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网络分析方法通过评估所有症状的相对重要性，可判断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Dablander & Hinne, 2019)，为理解个体心理病理现象及精准干预提供数据支持。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的网络结构及其核心症状，并提出假设1：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网络结构，且该网络存在核心症状。
其次，已有研究证明，目睹欺凌事件可能增加个体的焦虑抑郁症状(Doumas & Midgett, 2021)。然而相关研究多忽略了旁观行为的不同类型，将“旁观行为”简单等同于“局外行为”，且未能明晰不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与以往研究(Craig & Pepler, 1998; Festinger, 1957)，当个体的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产生冲突时，会导致负性情绪体验。在三种旁观行为中，表现出局外行为的个体更有可能经历“应该干预”的想法与“袖手旁观”行为之间的矛盾，并产生痛苦(Yun, 2020)。相比之下，表现出亲欺凌行为与保护行为的个体，其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间可能不存在明显冲突(Panumaporn et al., 2020; Xie & Ngai, 2020)，因此二者因认知失调而导致焦虑抑郁的可能性较低。本研究旨在探讨校园欺凌中旁观行为的哪些维度作用于焦虑抑郁症状进而与整个焦虑抑郁网络相关联。从“桥梁”入手，切断症状之间的联系，能够“对症下药”地解决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焦虑抑郁问题。基于以往研究结果与认知失调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2：局外行为与个体焦虑抑郁的关联性更强。
最后，以往研究发现，个体的旁观行为及焦虑抑郁症状均可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储怡佳(2023)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青少年亲欺凌旁观行为的发展轨迹，发现青春期个体的亲欺凌旁观行为呈缓慢下降趋势。此外，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的保护行为逐渐减少，而局外行为更为普遍(Demaray et al., 2021)。对焦虑抑郁的纵向网络比较发现，从童年晚期到青春期，个体焦虑抑郁易感性呈现增加趋势，且症状网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陈嘉慧 等, 2024)。个体心理问题的网络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节点(即不同的症状或心理状态)和连接(即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Forbes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系网络存在跨时间差异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通过纵向网络分析法，识别青少年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及其与旁观行为的关键桥梁，并探讨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关系网络的跨时间差异性。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从江西、安徽两省六所中学选取被试，对其进行间隔六个月的两次问卷调查。第一次测量时间为2021年11月，共有1104名被试参加；2022年5月进行第二次测量，有21名同学因请假、转学、辍学原因未能参加。最终共有1083名被试完整参与两次测量(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流失被试与完整参与两次测试的被试在性别、年龄、各旁观行为、焦虑抑郁症状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本研究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问题。
表1 被试人口统计学信息(n=1083) |
| 人口统计学因素 | |
| 年龄, M(SD)a | |
| T1: 14.40(1.30) | |
| T2: 14.90(1.30) | |
| 性别, n(%) | |
| 男 | 535(49.40%) |
| 女 | 548(50.60%) |
| 家庭经济困难, n(%)a | |
| 很大困难 | 16(1.48%) |
| 较大困难 | 63(5.82%) |
| 较小困难 | 386(35.64%) |
| 没有困难 | 475(43.86%) |
注：a代表存在缺失数据。 |
2.2 研究工具
2.2.1 旁观行为
采用Salmivalli等人(1996)编制，Yun(2020)修订的校园欺凌旁观行为量表进行测量，共20个项目。中文版量表采用中英文回译法进行翻译。先由4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独立翻译成中文，经讨论后形成中文版初稿。再由1名心理学专业教授进行回译，将回译内容与原量表进行反复对比与修改，确保中译量表与原量表意思接近，同时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其中，保护行为7题，如“安慰受欺负的同学或鼓励他/她告诉老师”；局外行为7题，如“我虽想帮助受欺负的同学，但我也无能为力”；亲欺凌行为6题，如“协助那些欺负人的同学”。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计算各行为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越可能在旁观校园欺凌时做出相应行为。本研究中，两次测量保护行为、局外行为及亲欺凌行为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T1：0.70、0.84、0.81，T2：0.82、0.87、0.83。
2.2.2 焦虑抑郁
采用喻承甫等人(2011)修订的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青少年自评版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进行测量。共16个项目，例如，“我感到寂寞”。采用4点计分(1=“从不”，4=“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焦虑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两次测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为0.94。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前通过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在征得学生及其监护人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每班配备1～2名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担任主试，施测前由主试详细讲解指导语和例题，说明此次调查的意义，要求学生依据自身实际情况作答，并强调问卷结果的保密性与匿名性。在答题过程中若遇到任何不适题目，可以选择忽略不答，并有权随时退出调查。问卷作答完毕当场回收，整个施测过程约20分钟。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R 4.3.2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可视化分析及网络分析。相关性可视化分析采用corrplot程序包。网络分析过程如下。
首先，为识别青少年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使用qgraph程序包中EBICglasso函数构建网络结构(Epskam et al., 2018)。使用centralityPlot函数计算网络结构的中心性指标预期影响(expected influence, EI)(Bekkhus et al., 2023)。EI值越大，表明该节点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关联性越强。此外，本研究还报告了核心节点的可预测性，以评估网络中其他节点对核心节点的预测程度(Haslbeck & Fried, 2017)。
其次，为探讨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网络之间的“桥梁”，将桥梁预期影响作为衡量桥梁中心性的指标。桥梁预期影响越高，表明两变量在桥梁节点之间的关联性越强(Bekkhus et al., 2023)。使用bootnet程序包进行网络结构准确性与稳定性的评定。网络结构准确性通过边线权重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检验。置信区间范围越小，表明边线权重越精准。网络结构稳定性使用相关稳定系数(CS-coefficient)进行量化。根据Epskamp等人(2018)的建议，CS系数在0.50以上为可接受，最小不低于0.25。此外，对节点的预期影响进行Bootstrap差异检验，分析节点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最后，为检验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关系网络的跨时间差异性，使用Network Comparison Test程序包(NCT)进行网络结构的比较测试。通过置换测试(permutation test)检验T1、T2两个时间的网络结构是否存在差异(van Borkulo et al., 2023)。共包含三种检验：(1)全局强度不变性检验；(2)网络结构不变性检验；(3)边线强度不变性检验。全局强度和网络结构不变性检验用于分析网络结构的全局差异，边线强度不变性检验用于分析网络结构的局部差异。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
对T1、T2时间焦虑抑郁量表各题项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T1、T2所有题项的偏度(0.04～1.22)及峰度值(−1.28～0.90)均在可接受范围(±3个标准差)内，不存在显著的非正态性问题(Kline, 2015)。图1 通过可视化热图呈现了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T1时青少年的局外行为与T1时焦虑抑郁显著正相关(r=0.16, p<0.001)，T2时青少年的亲欺凌行为(r=0.14, p<0.001)、局外行为(r=0.22, p<0.001)均与T2时焦虑抑郁显著正相关。
3.2 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的网络分析
如图2 、图3 所示，为评估焦虑抑郁的网络结构，进行16个节点的正则化网络估计，生成120条边线，其中T1时间的非零权重边线73条(平均权重0.06)，T2时间的非零权重边线77条(平均权重0.06)。结果表明，T1、T2时焦虑抑郁量表中ADS2(我故意伤害我自己或企图自杀)与ADS10(我想到过自杀)的连接强度均最大。总体而言，T1与T2时青少年焦虑抑郁各症状之间联系较为紧密。
根据中心化测量及中心性差异测试结果(见图4 )，T1时预期影响最高的节点是ADS7(我过分恐惧或担心)(EI: T1/T2=1.20/1.10; 可预测性: T1/T2=0.68/0.68)，T2时预期影响最高的节点是ADS12(我忧虑重重)(预期影响EI: T1/T2=1.10/1.10; 可预测性: T1/T2=0.70/0.69)。T1时ADS7的预期影响显著高于其他节点，T2时ADS12的预期影响显著高于其他节点。因此，ADS7是T1时青少年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ADS12是T2时青少年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边线的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结果显示，整体网络估计的准确性较高，表明对单个边线的解释较为可靠。CS系数表明，整个网络的中心性稳定性良好(CS: T1/T2=0.75/0.75)。
3.3 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网络分析
对T1和T2时的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关系网络进行全局强度不变性测试、网络结构不变性测试、边线强度不变性测试。首先，全局强度不变性检验显示，T1、T2时该网络的全局强度差异不显著(整体强度T1=8.07, T2=8.25, p=0.56)。其次，网络结构不变性检验显示，T1、T2时的整体网络结构不存在显著差异(p=0.07)。最后，边线强度不变性检验显示(见表2 )，T1和T2之间共10条边线差异显著，对于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关系网络，DB(保护行为)和ADS12(我忧虑重重)两者的边线强度差异显著。
表2 T1、T2网络结构的边线不变性检验结果 |
| 节点 | 节点 | p | d(T2−T1) | |
| 焦虑抑郁 | ADS4 | ADS6 | 0.04 | −0.11 |
| ADS1 | ADS8 | 0.02 | −0.02 | |
| ADS6 | ADS9 | 0.02 | 0.09 | |
| ADS3 | ADS10 | 0.03 | 0.07 | |
| ADS2 | ADS11 | 0.03 | 0.14 | |
| ADS6 | ADS11 | 0.03 | 0.11 | |
| ADS11 | ADS12 | 0.05 | −0.09 | |
| ADS5 | ADS15 | 0.01 | −0.07 | |
| ADS9 | ADS13 | 0.05 | −0.02 | |
| 旁观行为−焦虑抑郁 | DB | ADS12 | 0.04 | −0.02 |
注：d(T2−T1)为两个时间点的边线权重差异。 |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纵向网络分析探讨了以下问题：第一，青少年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第二，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网络之间的“桥梁”。第三，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关系网络的跨时间差异性。
首先，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焦虑抑郁各症状构成较为紧密的网络结构，验证了假设1与心理病理学理论(Beard et al., 2016)，表明不同症状间存在连锁反应或激活效应(张伟霞 等, 2023)。本研究中T1时焦虑抑郁网络的核心症状是ADS7(我过分恐惧或担心)，T2时为ADS12(我忧虑重重)。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McElroy et al., 2018)，即“恐惧”、“忧虑”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网络的核心症状。此外，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并非一成不变，一种症状可能逐渐叠加或深化为另一种症状(陈嘉慧 等, 2024)。本研究中，T1时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主要表现为过度恐惧和担心，随时间推移可能深化为T2时更广泛的忧虑和不安，从而表现为忧虑重重。青少年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众多，对潜在不良事件的恐惧和担忧可能是焦虑抑郁产生的重要诱因(Borkovec et al., 1993)。因此，提供心理支持、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及掌握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是预防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重要手段。
其次，青少年目睹欺凌时选择“置身事外”可能是引发焦虑抑郁症状的重要风险因素。本研究发现“局外行为”是连接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重要桥梁，验证了假设2。以往研究指出，目睹校园欺凌的局外者可能会经历心理上的“共同受害”(D’Augelli et al., 2002)，担心在未来某个时刻成为受害者却无人“伸出援手”，进而出现较高水平的焦虑抑郁(Midgett et al., 2017)。此外，本研究发现旁观行为的三个维度与焦虑抑郁网络的关联强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局外行为与焦虑抑郁网络的关联强度在T1、T2两个时间均高于亲欺凌行为和保护行为。校园欺凌中的局外者可分为同情型局外者与冷漠型局外者(Yun, 2020)。同情型局外者可能理解欺凌事件的严重性，并经历“应该干预”的想法与“袖手旁观”行为间的心理矛盾(Doumas & Midgett, 2021)，进而表现出焦虑抑郁症状。冷漠型局外者常以“事不关己”等理由合理化其旁观行为(Yun, 2020)，但此类道德推脱策略(Bandura, 1999)与中国文化强调的“助人为乐”规范相悖，易引发社会负面评价。根据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 1957)，行为与价值观的冲突也可能加剧个体的焦虑抑郁症状。然而，亲欺凌旁观者与保护者可能不会经历这种“认知失调”。对于亲欺凌旁观者而言，他们可能为了获得同伴接纳、避免成为下一个欺凌目标而出于主观意愿做出亲欺凌行为，认同欺凌行为并加入欺凌行列(Xie & Ngai, 2020)，因此其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对于保护者而言，其行为与自身道德准则高度一致(Panumaporn et al., 2020)，因此较少出现认知失调。此外，保护者意识到自己在关键时刻为受害者提供了实质性帮助，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有助于减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产生(Midgett & Doumas, 2019)。
最后，与假设3不同，本研究发现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系网络结构在T1、T2两个时间相对稳定。由于两次施测间隔仅为6个月，较短的时间间隔可能不足以显著改变整体网络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关系网络的边线强度上，“保护行为”和ADS12(我忧虑重重)两者之间的边线强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由于保护者已经承担了相应的道德和社会责任，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和安慰(Raposa et al., 2016)，这种“问心无愧”的心理状态减少了其焦虑抑郁症状。此外，随时间推移个体可能积累了更多处理欺凌事件的经验，增强其干预欺凌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减少其内心的“忧虑”(Mills et al., 2006)。
本研究首次采用纵向网络分析法探讨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系网络，研究结果为校园欺凌旁观者的心理适应提供了新的干预视角。首先，针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网络，可使用VR技术让青少年沉浸式应对各种未知情境，AI机器人提供引导式问题解决方案，促使其在游戏化过程中提升情绪调节与问题解决能力，减轻其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恐惧”、“忧虑”)(Ren, 2020)。其次，反欺凌政策的制定需重视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心理健康。本研究拓展了以往研究结果，发现“局外行为”是连接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重要“桥梁”。芬兰的KiVa反校园欺凌干预计划(全称Kiusaamista Vastaan，意为“反对欺凌”)指出，唤醒局外者对欺凌事件进行干预是解决欺凌问题的重要策略(Salmivalli et al., 2011)。因此，相关部门可通过设计反欺凌主题课程体系(包含欺凌干预策略、道德认知培养等内容)、构建虚拟平台(模拟欺凌场景，以游戏化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共情训练)(Salmivalli et al., 2011)等方式，鼓励青少年正确干预欺凌事件，将“局外者”转变为“保护者”，切断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之间的“桥梁”，缓解青少年因目睹校园欺凌时“不作为”而产生的焦虑抑郁症状(Midgett et al., 2018)。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需要在未来加以完善。首先，本研究仅进行了两次调查，间隔时间为6个月，难以全面揭示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系变化。未来研究可采用长时程设计揭示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的发展模式及其与旁观行为的关系网络。其次，本研究并未基于交叉滞后的网络结构对变量间影响的方向性进行分析。未来研究可以使用该方法明晰变量间的影响方向。最后，本研究仅通过被试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测量，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和共同方法偏差，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多种数据收集方法避免类似问题。
5 结论
(1)青少年焦虑抑郁的核心症状为T1时间的“我过分恐惧或担心”，以及T2时间的“我忧虑重重”；(2)“局外行为”是连接青少年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重要桥梁；(3)T1、T2时间青少年校园欺凌旁观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系网络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