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恋者行为傲慢，有特权感，缺乏同情心，他们对自我形象和权力有着浮夸的需要，并过分追求成功和他人羡慕(Pincus et al., 2009)。前人研究发现自恋个体有更多攻击行为(Du et al., 2022)。攻击行为可能通过遗传或观察学习的方式产生代际传递(Veroude et al., 2016)。那么，父母的自恋水平是否会影响孩子的攻击行为？本研究主要关注父母的攻击行为与父母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在父母自恋与孩子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者普遍认为至少存在两种形式的自恋，分别为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Miller et al., 2011)。夸大自恋者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夸大、傲慢和支配性，而脆弱自恋者则更多地表现出敏感、不安全感以及对他人评价的过度依赖等(Miller et al., 2011)。虽然因子和聚类分析表明，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是两个独立的结构，但是这两种形式的自恋都具有自恋的核心特征，例如对自我的夸大幻想、有权利感以及为自己的利益剥削他人的意愿(Pincus et al., 2009)。
研究发现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如打击、踢和咬，最早发生在1岁左右，在2岁和3岁时增加并达到高峰，在4岁时下降(Tremblay et al., 2004)。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孩子能有效抑制自己的攻击行为。而那些不能很好抑制自己攻击行为的幼儿，在青春期及成年后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攻击行为，更严重的甚至可导致学习和社交困难(Broidy et al., 2003; Tremblay et al., 2004)。另外，张文新等人(2003)通过对幼儿攻击行为进行追踪研究发现：身体攻击在小班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并且与其他攻击形式相比，身体攻击在整个学前阶段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
幼儿的身体攻击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一方面，身体攻击行为会对被攻击对象造成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张文新 等, 2003)。另一方面，纵向研究表明，有攻击性的幼儿在青春期及成年后更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有更大的学习和社交困难(Broidy et al., 2003)。关注幼儿早期出现的攻击行为，对帮助幼儿减少攻击行为及降低攻击行为带来的影响有积极意义。
实证研究(Krizan & Johar, 2015)和元分析(Du et al., 2022)都表明，自恋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不同自恋类型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攻击形式。不过关于不同自恋类型与身体攻击行为的关系，还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相对于脆弱自恋者，夸大自恋者更倾向于采用身体攻击行为(Miller et al., 2011)。但是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有研究发现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都与更高水平的身体攻击行为相关(Krizan & Johar, 2015)。
父母的自恋行为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孩子的身体攻击行为。首先，自恋的父母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因此孩子可能成为其攻击的对象。已有研究表明，幼儿时期遭受身体攻击(身体虐待)会显著增加其在学龄前及幼儿阶段的攻击行为及其他行为问题(Keiley et al., 2001)。父母作为孩子的重要模仿对象，其攻击行为容易被孩子学习和模仿。此外，自恋行为具有一定的遗传性(Luo et al., 2014)，父母的自恋特质可能通过遗传传递给孩子，从而内在地导致孩子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父母的自恋行为(包括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是否会对孩子的身体攻击行为产生影响，以及父母的身体攻击行为是否在父母自恋与孩子身体攻击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明确。
心理控制源的概念最早由Rotter(1990)提出，指个体关于行为或事件后果是由自己控制还是由外部力量控制的预期或信念。心理控制源可分为内控和外控两种类型。内控者相信事情的发展由自身行为、信念和能力决定，而外控者则认为事情的发展主要由他人、运气等外部力量决定(郭力平, 2000)。近来有研究者提出自恋的感知控制理论(Hansen-Brown, 2018)，该理论认为夸大自恋倾向于内控，相信自己对社会关系和一般生活结果的控制力很高；而脆弱自恋倾向于外控，认为自己对社会关系及一般生活结果控制力很低。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夸大自恋与心理控制源没有显著相关(Wallace et al., 2012)，而脆弱自恋则与高外控相关(Sullivan, 2020)。
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是父母对教育子女的态度和看法，分为外控型和内控型(Campis et al., 1986)。内控型父母将孩子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往往具有责任感，并希望成为孩子的榜样；外控型父母将孩子的行为归因于机会或命运，甚至可能感觉受到子女的控制(Campis et al., 1986)。研究发现父母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内控程度低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更可能会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如溺爱型、放任型、专制型、不一致型)，而更少地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民主型)(郑名, 路娟, 2008)。另外，父母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外控水平越高，幼儿的心理行为问题越严重，更容易形成社会退缩性行为(谷芳秋, 2014)。
综上所述，夸大自恋与脆弱自恋可能具有不同的心理控制源。并且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心理控制源对子女的心理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现在尚不清楚两种自恋是否也会有不同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进而对子女的心理行为产生不同影响。
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自恋对3～6岁学龄前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父母的身体攻击行为和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是否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为此，测量了父母的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水平、身体攻击行为、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以及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父母的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水平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具有直接预测作用。(2)父母的两种自恋(夸大自恋和脆弱自恋)均与父母的身体攻击行为呈正相关，而父母的身体攻击行为又与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呈正相关。因此，父母的身体攻击行为在父母自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父母的夸大自恋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呈负相关(即更倾向于内控)，而脆弱自恋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呈正相关(即更倾向于外控)。此外，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呈正相关。因此，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在父母两种自恋类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假设模型如图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对4所幼儿园小班、中班和大班的823名幼儿家长进行调查。采用整群抽样，线上填写的方式。由各班班主任老师把问卷链接发给幼儿父母，并强调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完成。共回收799份问卷。其中有5份问卷因不是幼儿父母填写或未填与幼儿的关系而被删除。另有20份问卷因幼儿年龄不处于3～6岁而未被纳入分析。最终有效问卷为774份。父母的年龄范围为23～50岁，平均年龄35.38±5.15岁；幼儿的年龄范围为3～6岁，平均年龄4.40±0.9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病理性自恋量表
采用病理性自恋量表(PNI)来评估父母的自恋水平(李嘉 等, 2018; Pincus et al., 2009)。量表共包含52个题项(如“我希望别人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人”)，采用6点计分，从1(一点也不像我)到6(完全像我)。量表包括夸大幻想(GF)、自我牺牲式自我提高(SSSE)、剥削倾向(EXP)、特权愤怒(ER)、自我贬低(DEV)、隐藏自我(HS)和条件自尊(CSE)7个一阶因子，以及夸大自恋(PNIG)和脆弱自恋(PNIV)2个二阶因子。本研究用EXP来测量夸大自恋，用DEV、HS和CSE来测量脆弱自恋(康廷虎, 赵静, 2024; Weiss et al., 2021)。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PNIG和PNIV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8、0.94。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6.75，CFI=0.98，TLI=0.97，SRMR=0.02，RMSEA=0.08。
2.2.2 Buss-Perry攻击性量表
采用Buss和Perry(1992)改编并修订的Buss-Perry攻击性量表测量父母身体攻击行为。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本研究采用身体攻击这一维度，共包括8个题项(如“如果面对过分的挑衅，我可能会打他/她”)。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6.67，CFI=0.95，TLI=0.91，SRMR=0.05，RMSEA=0.08。
2.2.3 子女教育控制源量表
采用Campis等人(1986)编制的子女教育控制源量表来评估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类型。该量表包含5个维度，本研究选用父母对子女行为控制维度，共10个题项(如“有时我的孩子的行为令我无法约束”)。采用5点计分，从1(很不赞成)到5(很同意)。分数越高，表明家长的外控性越高，内控性越低。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复合信度为0.7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3.41，CFI=0.93，TLI=0.90，SRMR=0.05，RMSEA=0.06。
2.2.4 儿童行为量表
使用Achenbach和Edelbrock(1983)修订的儿童行为量表评估幼儿身体攻击行为。该量表包含8个维度，本研究选取攻击性行为这一维度，共有8个题项(如“常与其他孩子打架”)。采用3点计分，从0(完全不符合)到2(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5.71，CFI=0.93，TLI=0.89，SRMR=0.05，RMSEA=0.08。
2.2.5 人口学特征
父母和幼儿人口统计学特征，包含儿童年龄，儿童性别(男孩=0，女孩=1)，父母年龄，父母性别(父亲=0，母亲=1)，父母教育水平(用1～6分别指代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硕士及以上)。
2.3 数据处理
运用SPSS24.0对研究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Mplus8.3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周浩, 龙立荣, 2004)对数据进行了检验。根据Podsakoff等人(2003)的建议，单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低于40%表示共同方法偏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父母自恋类型、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和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的合计57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SPSS24.0，固定抽取一个因素。该因子解释率为27.86%，未超过40%。因此，初步认为本研究测量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前人研究显示PNI中的PNIG与PNIV有非常高的相关(Miller et al., 2014)。只有在控制了共同方差之后，PNI中的两个分量表才能很好地测量到夸大自恋与脆弱自恋(Weiss et al., 2021)。为了减少共同变异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把两种自恋的共同因子(包含GF、SSSE和ER)去除，只采用EXP测量父母夸大自恋，用DEV、HS、CSE测量父母脆弱自恋(详见下文)。结果显示夸大自恋与脆弱自恋仍存在较高相关(r=0.61, p<0.001)。因此，为了能更准确地体现两种自恋与其他变量的独立关系，在控制其中一种自恋之后，计算另一种自恋与其他变量的偏相关系数。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相关系数(偏相关系数)及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n=774) |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 1.幼儿年龄 | ||||||||||
| 2.幼儿性别 | −0.08* | |||||||||
| 3.父母年龄 | 0.09* | −0.04 | ||||||||
| 4.父母性别 | 0.04 | 0.04 | −0.21*** | |||||||
| 5.父母教育水平 | −0.09* | 0.01 | −0.17*** | −0.07 | ||||||
| 6.PNIG | 0.03 (0.01) | −0.06 (−0.01) | 0.08* (−0.08*) | −0.21*** (−0.14***) | −0.04 (0.01) | |||||
| 7.PNIV | 0.03 (0.02) | −0.09* (−0.07) | 0.03 (−0.02) | −0.16*** (−0.05) | −0.05 (−0.03) | 0.61*** | ||||
| 8.父母身体攻击 | 0.04 | −0.03 | 0.06 | −0.24*** | −0.06 | 0.38*** (0.11**) | 0.49*** (0.36***) | |||
| 9.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 | −0.01 | −0.01 | −0.05 | −0.01 | −0.05 | 0.19*** (−0.08*) | 0.41*** (0.37***) | 0.30*** | ||
| 10.幼儿身体攻击 | −0.07 | −0.22*** | −0.08* | −0.22*** | −0.04 | 0.14*** (−0.08*) | 0.33*** (0.31***) | 0.31*** | 0.36*** | |
| M | 4.40 | 35.38 | 4.34 | 2.72 | 2.91 | 2.19 | 2.83 | 1.59 | ||
| SD | 0.97 | 5.15 | 1.00 | 0.93 | 0.86 | 0.79 | 0.52 | 0.35 |
注：PNIG表示父母夸大自恋，PNIV表示父母脆弱自恋；括号里的是偏相关系数，即控制了PNIV计算PNIG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或控制了PNIG计算PNIV与其他变量的相关；*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父母自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的关系及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Mplus8.3进行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以检验所有的假设(Edward & Lambert, 2007)。由于变量的测量题项较多，根据相关文献建议(吴艳, 温忠麟, 2011)，将所有变量进行打包处理。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和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三个量表的打包方法是根据题项的载荷最大和最小配对原则，将各量表的题项打包成3个观测指标。PNI以一阶因子为观测指标。但是PNI的二阶因子结构目前仍存在争议(Weiss et al., 2021)。例如，Wright等人(2010)提出PNI的夸大自恋(PNIG)包含三个一阶因子，即夸大幻想(GF)、自我牺牲式自我提高(SSSE)和剥削倾向(EXP)；而脆弱自恋(PNIV)包含四个一阶因子，即自我贬低(DEV)、隐藏自我(HS)、特权愤怒(ER)和条件自尊(CSE)。然而，Karakoula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包含三个二阶因子的模型比Wright等人提出的两个二阶因子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度。他们认为DEV、HS和CSE测量了脆弱自恋，GF、SSSE和ER测量了夸大自恋，EXP则单独作为一个因子。而近期Weiss等人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交叉负荷(cross-loading)模型的拟合结果最好。在该模型中，DEV、HS和CSE为脆弱自恋因子，EXP为夸大自恋因子，GF、SSSE和ER为两种自恋共享因子(康廷虎, 赵静, 2024)。
为了确定最优的模型结构，对比了四种模型。所有模型均以父母自恋为自变量，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为因变量，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和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为中介变量，并同时控制了幼儿年龄、幼儿性别、父母年龄、父母性别和父母教育水平变量。四种模型中唯一改变的是自恋的结构，具体如下：模型1为基于Wright等人(2010)的两因子模型；模型2为基于Karakoula等人(2013)的三因子模型；模型3为基于Weiss等人(2021)的交叉负荷模型；在模型4中，为了减少共同变异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去除Weiss等人交叉负荷模型中的共享因子，仅采用EXP测量夸大自恋，DEV、HS和CSE测量脆弱自恋。结果显示，当采用Karakoula等人的三因子模型测量自恋时(模型2)，结构方程模型非正定，夸大自恋与脆弱自恋之间的标准化相关系数超过了1。其他三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2 所示。
表2 三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 |
| χ2/df | CFI | TLI | RMSEA | SRMR | |
| 模型1 | 4.41 | 0.93 | 0.92 | 0.07 | 0.06 |
| 模型3 | 4.36 | 0.93 | 0.92 | 0.06 | 0.06 |
| 模型4 | 3.51 | 0.94 | 0.93 | 0.06 | 0.06 |
从各模型的拟合指数可以看到，模型4的拟合效果最佳。模型4的拟合结果显示(见图2 )，父母夸大自恋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0.14, p=0.003)，父母脆弱自恋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15, p=0.011)，假设1得到了验证。
其次，夸大自恋对父母身体攻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11, p=0.038)，脆弱自恋对父母身体攻击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51, p<0.001)。另外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20, p<0.001)。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检验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重复取样5000次)检验，结果显示夸大自恋通过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值为0.02，95%CI=[0.00, 0.05](置信区间不包含0，此为保留两位小数结果)。由于夸大自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0.14)与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0.02)异号，说明父母身体攻击行为的中介效应属于遮掩效应。因此总效应为直接效应和所有间接效应的绝对值之和。通过计算中介效应与总效应(0.20)比值得到，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0%。脆弱自恋通过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影响的间接效应值为0.10，95%CI=[0.05, 0.17]，中介效应显著且占总效应(0.43)的23%。假设2得到验证。
最后，夸大自恋对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影响显著(b=−0.13, p=0.014)，脆弱自恋对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56, p<0.001)；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0.32, p<0.001)。夸大自恋通过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影响的间接效应值为−0.04，95%CI=[−0.08, −0.01]，中介效应显著且占总效应(0.20)的20%。脆弱自恋通过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影响的间接效应值为0.18，95%CI=[0.12, 0.26]，中介效应显著且占总效应(0.43)的42%。假设3得到验证。
4 讨论
4.1 父母身体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母夸大自恋水平越高，幼儿身体攻击行为越少；父母自身的身体攻击行为正向中介了两者的关系，即产生了掩蔽效应。这些结果说明父母夸大自恋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的影响是复杂的。本研究仅采用剥削倾向(EXP)来测量夸大自恋。EXP是基于自恋人格问卷(NPI)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对自恋的描述编制而成的(Miller et al., 2014)。最新的一项网络分析研究发现，EXP与NPI中的权威成分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Wang et al., 2023)。此前的研究表明，NPI中的权威和自我满足是夸大自恋的适应性成分，这些成分与较低的神经质水平、较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以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相关(余震坤 等, 2019)。因此，具有较高夸大自恋水平的父母可能表现出更稳定的情绪、更少的猜疑和退缩行为以及更低的神经质水平。这些良好的心理特质可能会减少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然而，EXP与更多的攻击行为相关(Pincus et al., 2009)。孩子可能习得或遗传父母的攻击行为(Veroude et al., 2016)。因此，夸大自恋水平高的父母因其自身有更多的攻击行为，进而增加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总之，尽管夸大自恋的某些适应性成分可能对幼儿行为有积极影响，但其潜在的攻击性仍可能对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与夸大自恋不同，父母脆弱自恋正向预测了幼儿身体攻击行为。脆弱自恋与很多不良情绪或心理特征呈显著正相关，比如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多疑、神经质、敌意水平高、冷酷无情等(Miller et al., 2011)。这些不良情绪或心理特征可能也在育儿过程中表现出来。情绪不稳定、神经质、具有敌意和冷酷无情的父母可能对孩子更严厉，且情感支持更少。父母严厉会增加孩子的攻击行为。另外，父母身体攻击行为中介了脆弱自恋与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脆弱自恋与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相关(Krizan & Johar, 2015)。父母的攻击行为可能会通过学习或遗传增加孩子的攻击行为(Veroude et al., 2016)。因此，高脆弱自恋的父母通过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增加了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脆弱自恋是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它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父母自身的攻击行为增加了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的可能性。
4.2 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夸大自恋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呈负相关，即父母的夸大自恋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认为子女教育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相反，父母的脆弱自恋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呈正相关，即脆弱自恋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认为子女教育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这些结果与自恋的感知控制理论(Hansen-Brown, 2018)的观点一致。该理论认为，夸大自恋者倾向于内控，相信自己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结果具有较高的控制力；而脆弱自恋者倾向于外控，认为自己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结果的控制力较低。父母的子女心理控制源不同，往往会导致其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江姗, 2013)。内控型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通常表现出更强的内控性，在教育孩子时更少采用专制的方式。相反，外控型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也倾向于外控，他们认为自己无法有效教育孩子，对孩子的成长持不可控的态度，不重视自身的教育责任，常常表现出对孩子的忽视和拒绝(郑名, 路娟, 2008)。
本研究还发现，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呈正相关，并且在父母夸大自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以及父母脆弱自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当父母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越倾向于外控时，子女往往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郑名和路娟(2008)的研究也发现，家长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越外控，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越多。
5 结论
(1)父母夸大自恋负向预测幼儿身体攻击行为，父母脆弱自恋正向预测幼儿身体攻击行为。(2)父母身体攻击行为在父母夸大自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在脆弱自恋与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在父母夸大自恋和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以及父母脆弱自恋和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之间，都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