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及其转换的影响：双因素模型视角

张庆吉; 郭丰波; 涂叶满; 卿再花; 宋凤

doi:10.12139/j.1672-0628.2025.04.018

心理与行为研究 >

2025 , Vol. 23 >Issue 4: 569 - 576

DOI: https://doi.org/10.12139/j.1672-0628.2025.04.018

应用心理学

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及其转换的影响：双因素模型视角

张庆吉 ¹ ,
郭丰波 ² ,
涂叶满 ³ ,
卿再花 ⁴ ,
宋凤 ^,*^,⁵

展开

1. 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东莞 523808
2. 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东莞 523808
3. 东莞理工学院化学工程与能源技术学院，东莞 523808
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生工作部，长沙 410205
5.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上海 201906

宋　凤，E-mail：nianniande_2008@126.com

收稿日期: 2024-08-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30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C88014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GD24CJY06)。

版权

收起

The Impact of Labor Values on the Latent Categories and Transitions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 Dual-Factor Model Perspective

Qingji ZHANG ¹ ,
Fengbo GUO ² ,
Yeman TU ³ ,
Zaihua QING ⁴ ,
Feng SONG ^,*^,⁵

Expand

1. School of Marxism,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523808
3.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Technology,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4.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5. Shanghai Baoshan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201906

Received date: 2024-08-09

Online published: 2025-09-30

Copyright

Fold

摘要

为考察青少年心理健康类型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并探讨劳动价值观对其潜在类别转换的影响，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采用劳动价值观问卷、抑郁−焦虑量表、攻击性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444名初中生进行3次间隔半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1)青少年心理健康可分为健康组、亚健康组和困扰组三个潜在类别；(2)劳动价值观显著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在横断面上个体劳动价值观越积极，其归属亚健康和困扰组概率越低；(3)劳动价值观显著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转变，在纵向时间维度上积极劳动价值观能使个体更易朝心理健康方向发展。

关键词： 青少年; 劳动价值观; 心理健康; 追踪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

张庆吉 , 郭丰波 , 涂叶满 , 卿再花 , 宋凤 . 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及其转换的影响：双因素模型视角[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5 , 23(4) : 569 -576 . DOI: 10.12139/j.1672-0628.2025.04.018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trends of the class of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over time, and the effect of labor values on the latent class transition of the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444 junior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three times with a six-month interval, by using the Labor Values Scale, the Scal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uss & 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Q-CV),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adolescen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latent classes: healthy group, sub-healthy group and disturbance group. 2) Labor valu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latent categories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The higher the labor values score was, the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sub-healthy and disturbance group. 3) Labor value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latent categories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abor values, the class transition of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is more likely to develop vigorously in a healthy way.

Key words： adolescents; labor values; mental health; longitudinal study

1 问题提出

青少年期是人生发展的过渡期，被称为生命周期的疾风暴雨期，心理危机高发(Jiang et al., 2022; Qin et al., 2021; Xu et al., 2022)。关注该时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心理健康模型主要关注消极的精神病理学指标，缺乏对幸福感等积极指标的关注，无法全方面衡量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应运而生，它包含主观幸福感(积极)和精神病理学症状(消极)两大指标，强调心理健康应该是高主观幸福感和低精神病理学症状的共存(Greenspoon & Saklofske, 2001; Suldo & Shaffer, 2008)。据此，研究者提出心理健康四分说理论，以主观幸福感为积极指标，以精神疾病内外化问题为消极指标，把心理健康分为完全心理健康、部分心理健康(也称易感者)、部分困扰(也称有困扰但自我满足者)和完全心理困扰者，这一区分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评估(海曼等, 2015; Hermann et al., 2024)。

双因素模型是目前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最佳模型，但也存在不足，如指标不统一，研究者基于“实践需要”人为选择指标，导致研究间结果参照标准不统一(Suldo & Shaffer, 2008)。此外，以往研究人群分类易受极端值、缺失值和被试流失等因素影响，导致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降低。同一被试在不同研究中会被划分到不同组别，造成被试所属组别稳定性差。据此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以个体为中心，参照前人研究，以心理问题的内化(抑郁、焦虑)和外化(攻击性)现象为消极指标(Zhou et al., 2020)，生活满意度作为积极指标(李白璐, 边玉芳, 2016; Pavot & Diener, 1993)，考察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

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与情绪紧密相连，认知评价影响情绪发生(原琳等, 2011)。价值观作为个体内在需求满足与否的认知评价尺度(金盛华, 李雪, 2005)，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与情绪体验，进而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当个体价值观与其基本需要相悖时，会产生焦虑、抑郁等(Mineka & Zinbarg, 2006)。劳动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观类型，反映了人们对劳动、劳动者、劳动成果等的主观价值态度(刘曦, 李珂, 2021)。研究表明劳动价值观通过增强社会支持网络，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Chao & Gu, 2021; Gu & Chao, 2021)。具有积极劳动价值观的个体更倾向于在劳动实践中与他人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和情感联结，从而获得情感支持和工具性帮助。这些支持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并缓解抑郁和焦虑等精神病理学症状，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保护作用。

鉴于青少年是生命周期中生长变化非常凸显的时期，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波动大，且存在较大个体发展差异性和群体异质性。相对于横向研究，纵向研究更能够揭示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本研究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视角，通过追踪研究，考察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及其转换的影响。具体而言，选取三个时间节点，以“个体”数据为中心进行潜在转换分析，考察个体心理健康类型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青少年心理健康分为四种潜在类别：高积极−低消极、高积极−高消极、低积极−高消极和低积极−低消极；H2：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类别有显著影响；H3：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类别转变有显著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固定间隔的纵向追踪设计和整群抽样方法，在广东省某市随机选取一所中学初一和初二学生开展持续一年的追踪调查，每6个月调查一次，共获得3次数据。605人参与初始调查，因请假、休学等先后有90和71人流失，最终444人(男生237人)完成三次调查，平均年龄为13.05±0.76岁。从T1～T3纵向流失率26.6%，对流失被试(n=161)与未流失被试(n=444)在T1时间点的结果进行检验，两组被试在性别[χ²(1)=−0.06, p=0.146]和年级[χ²(1)=−0.03, p=0.528]分布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劳动价值观(t=1.05, p=0.297)，抑郁(t=−0.78, p=0.438)，焦虑(t=−0.52, p=0.604)，攻击性(t=−0.06, p=0.949)和生活满意度(t=0.98, p=0.329)上也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研究对象缺失为随机性缺失。

2.2 研究工具

2.2.1 劳动价值观

采用Chao和Wang(2020)编制的劳动价值观问卷，问卷共5个因子，由于按劳分配因子在本研究中负荷较低，故删去该因子，仅选取诚实劳动、平等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热爱劳动4因子所包含的12个项目。使用第一次测评数据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²/df=3.29, RMSEA=0.072, CFI=0.920, IFI=0.921, GFI=0.944, RMR=0.049)。问卷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赞成，5=完全赞成)，得分越高表明劳动价值观越积极。量表三次施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2、0.83和0.87。

2.2.2 抑郁和焦虑

鉴于焦虑和抑郁是青少年内化问题的核心指标，广泛用于心理健康研究(Jiang et al., 2022; Zhou et al., 2020)，而压力更多反映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综合状态，但不一定直接指向精神病理学问题。故采用龚栩等(2010)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中的抑郁和焦虑分量表评估个体抑郁和焦虑水平，该量表可有效用于青少年群体(吴彩云等, 2021; Mellor et al., 2015)。每个分量表包括7个项目，被试需对项目内容的感受频率作答，采用4点计分(1=从不，4=总是)，得分越高表明抑郁和焦虑水平越高。两个量表三次施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0、0.91、0.91和0.85、0.88、0.84。

2.2.3 攻击性

采用攻击性问卷(AQ-CV)测量被试攻击性水平(李献云等, 2011; Buss & Perry, 1992)，问卷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维度，共30个项目，被试需回答题目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程度，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攻击性水平越高。问卷三次施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7、0.87和0.88。

2.2.4 生活满意度

采用Pavot和Diener(2009)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测量被试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个项目，被试需评定每个项目的认同程度，采用7点计分(1=非常不赞同，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量表三次施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4、0.85和0.88。

2.3 研究程序

项目施测前获得家长及学生同意，并对测评人员开展标准化培训。以班级为单位在课堂进行团体施测，每班配1名高校心理学教师为主试。所有被试在T1～T3三个时间点均需完成所有测评。

2.4 数据处理

采用Stata16进行数据匹配，使用SPSS18.0进行数据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Mplus8.3进行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换分析。第一步，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第二步，开展双因素心理健康模型的潜在剖面分析，以抑郁、焦虑、攻击性和生活满意度标准分为外显变量，利用BIC、aBIC、AIC、Entropy、LMR、BLRT确定双因素心理健康的潜在剖面数量；第三步，分别在T1～T3时间点，分析劳动价值观对于双因素心理健康潜在类别的优势比影响；第四步，开展T1～T3(T1→T2, T2→T3)双因素心理健康模型的潜在转换分析，并分析劳动价值观对双因素心理健康模型潜在转换的影响。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数据均由自评量表产生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方杰, 温忠麟, 2018)。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汤丹丹, 温忠麟, 2020)，对三次测量5个变量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T1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为9个，T2为9个，T3为8个，第一因子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6.12%、26.66%和29.22%，均小于40%，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为T1～T3时间点，劳动价值观、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抑郁、焦虑、攻击性)和积极指标(生活满意度)的描述统计和各变量间相关，结果发现劳动价值观与心理健康积极指标呈正相关，与消极指标均呈负相关。各消极指标间呈正相关，积极指标与消极指标呈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M	SD	labT1	labT2	labT3	depT1	depT2	depT3	anxT1	anxT2	anxT3	attT1	attT2	attT3	satT1	satT2
labT1	3.83	0.58
labT2	3.87	0.59	0.51^**
labT3	3.92	0.61	0.49^**	0.58^**
depT1	1.60	0.62	−0.31^**	−0.26^**	−0.30^**
depT2	1.60	0.62	−0.26^**	−0.31^**	−0.26^**	0.67^**
depT3	1.43	0.55	−0.22^**	−0.21^**	−0.33^**	0.57^**	0.63^**
anxT1	1.71	0.60	−0.20^**	−0.16^**	−0.24^**	0.83^**	0.56^**	0.49^**
anxT2	1.63	0.57	−0.19^**	−0.23^**	−0.22^**	0.61^**	0.81^**	0.57^**	0.65^**
anxT3	1.49	0.51	−0.15^**	−0.18^**	−0.30^**	0.53^**	0.54^**	0.82^**	0.58^**	0.62^**
attT1	1.97	0.74	−0.18^**	−0.13^**	−0.17^**	0.42^**	0.30^**	0.19^**	0.42^**	0.32^**	0.20^**
attT2	2.03	0.74	−0.19^**	−0.15^**	−0.19^**	0.33^**	0.43^**	0.26^**	0.29^**	0.40^**	0.25^**	0.56^**
attT3	1.92	0.72	−0.17^**	−0.15^**	−0.21^**	0.33^**	0.31^**	0.43^**	0.32^**	0.32^**	0.41^**	0.53^**	0.62^**
satT1	4.41	1.38	0.43^**	0.36^**	0.34^**	−0.59^**	−0.45^**	−0.39^**	−0.47^**	−0.40^**	−0.34^**	−0.26^**	−0.16^**	−0.20^**
satT2	4.46	1.35	0.27^**	0.39^**	0.31^**	−0.43^**	−0.53^**	−0.37^**	−0.36^**	−0.44^**	−0.34^**	−0.19^**	−0.25^**	−0.21^**	0.49^**
satT3	4.69	1.41	0.33^**	0.32^**	0.47^**	−0.46^**	−0.45^**	−0.59^**	−0.39^**	−0.41^**	−0.54^**	−0.18^**	−0.25^**	−0.28^**	0.50^**	0.55^**

　　注：labT1=T1劳动价值观，labT2=T2劳动价值观，labT3=T3劳动价值观；depT1=T1抑郁，depT2=T2抑郁，depT3=T3抑郁；anxT1=T1焦虑，anxT2=T2焦虑，anxT3=T3焦虑；attT1=T1攻击性，attT2=T2攻击性，attT3=T3攻击性；satT1=T1生活满意度，satT2=T2生活满意度，satT3=T3生活满意度；^**p<0.01。

3.3 潜在类别数目的确定

分别构建T1、T2和T3三个时间点，抑郁、焦虑、攻击性和生活满意度四个变量标准分为单位的潜在剖面分析，潜在剖面拟合指数见表2。BIC、aBIC，AIC等拟合指标数值越小表明模型拟合指数越好，LMR和BLRT用于比较K−1个类别与K个类别模型间拟合差异，二者的p值显著表明K个模型优于K−1个类别模型(Jung & Wickrama, 2008)，Entropy大于0.8表明类准确率超过90%(Côté et al., 2002)。本研究中T1时间点，当潜在剖面为4个类别时，BIC、aBIC，AIC会小于3个类别，但此时Entropy小于3个类别，且LMR(p=0.51)也变得不再显著，说明T1时间点分三个类别最为合适。以此类推，在T2和T3时间点，潜在剖面被分成5个类别时拟合指数出现拐点，Entropy下降，LMR(p=0.41或0.48)变得不再显著，说明4个类别比较合适。另外，鉴于潜在类别的条件概率过低会丧失潜在剖面分类的实际代表性，不利于后续统计分析，如T2和T3分4类时最低的条件概率分别为0.027和0.034，综合潜在模型的一致性、简洁性和实用性原则，最终选取3类潜在剖面类别。

表2 T1、T2和T3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潜在剖面分析拟合度指数

时间点	类别数目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p)	BLRT(p)	类别概率(%)
T1	1	5235.39	5268.16	5242.77
	2	4664.73	4717.98	4676.72	0.94	<0.001	<0.001	85.59/14.41
	3	4403.39	4477.11	4419.99	0.88	<0.001	<0.001	29.51/7.66/62.83
	4	4328.24	4422.44	4349.45	0.85	0.507	<0.001	4.73/10.36/35.13/49.78
	5	4265.96	4380.64	4291.78	0.87	0.071	<0.001	17.79/29.96/4.96/44.14/3.15
T2	1	5084.73	5117.50	5092.11
	2	4583.70	4636.95	4595.69	0.88	0.029	<0.001	20.27/79.73
	3	4340.23	4413.96	4356.83	0.92	<0.001	<0.001	3.38/68.47/28.15
	4	4217.68	4311.88	4238.89	0.90	0.002	<0.001	31.08/2.70/11.04/55.18
	5	4179.00	4293.68	4204.83	0.86	0.413	<0.001	20.27/43.24/9.91/23.42/3.16
T3	1	5155.67	5188.44	5163.05
	2	4564.43	4617.68	4576.42	0.93	0.005	<0.001	84.23/15.77
	3	4281.20	4354.93	4297.81	0.91	0.010	<0.001	67.34/26.35/6.31
	4	4136.89	4231.10	4158.11	0.92	0.010	<0.001	9.46/62.61/24.55/3.38
	5	4097.76	4212.44	4123.59	0.88	0.480	<0.001	53.15/21.40/15.54/3.15/6.76

结合以往研究命名方式(Bae et al., 2020; Miller et al., 2021)，本研究依据三个类别被试在心理困扰(抑郁、焦虑和攻击性)和积极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变量上的得分差异(见图1)，将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亚组命名为“健康组”“亚健康组”和“困扰组”。健康组在生活满意度的标准分均高于均值(0.23～0.40个标准差)，在抑郁、焦虑和攻击性的标准分均低于均值0.50个标准差，困扰组则相反，在生活满意度的标准分低于均值1.30个标准以上，在抑郁、焦虑和攻击性的标准分高于均值1.30个标准差以上，亚健康组处于中间区间，在生活满意度的标准分低于均值(0.61～0.67个标准差)，在抑郁、焦虑和攻击性的标准分均高于均值1.00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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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变量在T1～T3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3.4 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分组的影响

将劳动价值观作为协变量，通过带协变量的潜在剖面分析考察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双因素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分组的影响(统计分析时常用OR描述)。OR是一种相对概率，OR值越大则认为在协变量影响下，相较于参照组，被试属于目标组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以健康组为参照，发现在劳动价值观影响下，T1～T3三个时间点，被试归属亚健康组的概率分别为0.22、0.34和0.30，归属于困扰组的概率分别为0.23、0.19和0.20，OR值均显著低于1，这表明劳动价值观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重要且稳定的影响因素，劳动习惯和劳动品质是学生个人品格的重要构成部分，积极劳动价值观，良好劳动习惯和品质会大大提升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李娇, 2023)。

3.5 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转变的影响

潜在类别转变用于计算不同潜在类别随时间发展变化的概率，本研究以T1～T3三个时间点上不带协变量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为参数，设定健康组、亚健康组和困扰组的潜在类别转变参数值，结果见表3。矩阵表对角线代表被试保持原有潜在类别的概率，非对角线代表被试随着时间发展从一个潜在类别转变为其他类别的概率，结果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类别相对稳定，健康组被试潜在类别转变最为稳定(高于0.84)，亚健康组其次(0.57～0.66)，困扰组最不稳定。从T1～T2，亚健康组有0.34概率会转换为健康组；困扰组仅0.36概率保持在困扰组，有0.56概率会转变为亚健康组。从T2～T3，亚健康组有0.24概率转换为健康组，困扰组则有0.20概率转变为亚健康组。

表3 青少年心理健康在T1、T2、T3时间点的潜在类别转变概率

	健康	亚健康	困扰
T1→T2
健康	0.91	0.09	0.00
亚健康	0.34	0.65	0.01
困扰	0.08	0.56	0.36
T2→T3
健康	0.85	0.14	0.02
亚健康	0.24	0.66	0.10
困扰	0.06	0.20	0.74
T1→T3
健康	0.84	0.15	0.01
亚健康	0.35	0.57	0.08
困扰	0.17	0.45	0.38

加入劳动价值观这一协变量后，通过潜在类别转变模型分析协变量对不同潜在类别转换概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见表4)，以“健康组→健康组”为参考，在劳动价值观影响下，T1时间点健康组转换为T2时间点亚健康组和困扰组的概率都减小，T2时间点健康组转换为T3时间点亚健康组和困扰组的概率减小，关联强度均中等以上。以“亚健康组→亚健康组”为参考，发现在劳动价值观影响下，T1时间点亚健康组转换为T2时间点健康组的概率增加，关联强度中等，转换为困扰组的概率也增加，但是关联强度较弱；T2时间点亚健康组转换为T3时间点健康组的概率增加，关联强度中等，转换困扰组的概率减小，关联强度较弱。以“困扰组→困扰组”为参考，发现在劳动价值观影响下，T1时间点困扰组转换为T2时间点健康组和亚健康组的概率都增加，T2时间点困扰组转换为T3时间点健康组和亚健康组的概率都增加，关联强度中等以上。

表4 劳动价值观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转变的影响

	T1→T2			T2→T3
	健康	亚健康	困扰	健康	亚健康	困扰
健康		0.52	0.00		0.22	0.42
亚健康	2.20		1.46	2.60		0.70
困扰	***	2.55		21.17	1.45

　　注：个别单元格因为数据较少，故其值为0或无法计算(标记为***)。

4 讨论

4.1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类别及特点

本研究分别对三个时间点青少年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指标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存在“健康”、“亚健康”和“困扰”三个潜在类型，与已有研究一致(Rose et al., 2017; Zhou et al., 2020)，健康组在积极指标(生活满意度)得分高，在消极指标中的内化问题(抑郁、焦虑)和外化问题(攻击性)上得分都低，困扰组则相反，亚健康组处于中间状态。这一分类符合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核心假设，即心理健康是积极心理资源和负性心理问题交互作用的结果(Suldo & Shaffer, 2008)。此外，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组别在三个时间点的比例基本一致，即健康组人数最多(约62.83%～68.47%)，亚健康组人数居中(约26.35%～29.51%)，困扰组人数最少(约3.38%～7.66%)，这与国际研究对心理健康高危人群的分布结果一致(Moore et al., 2019)。双因素分类具有重要实际意义，“健康组”反映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理想状态，“亚健康组”揭示了潜在心理健康风险，而“困扰组”则代表需要高度关注和干预的高危群体，这种分类不仅能帮助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好地理解心理健康的复杂性，还为个性化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可靠依据。

本研究还发现，传统四分说理论中的高积极−高消极指标(有症状但自我满足)心理健康类别，在青少年中分布不典型。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 1998)认为积极情绪有拓展和构建两大功能，能够建构个体持久资源，进而增强幸福感，提高心理弹性水平，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简而言之积极情绪能够应对消极情绪。成年人由于阅历和自我调适水平的提升，更容易利用积极认知和情绪持续构建个人资源，即使经历抑郁等心理问题，也更容易康复。而青少年情绪智力发展相对滞后，对负性情绪的防御较差，使得“有症状但自我满足”这种分布不典型。

4.2 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分组的影响

采用带协变量的潜在剖面分析考察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分组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劳动价值观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个体劳动价值观越积极其属于心理亚健康组和困扰组概率越低，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Gu & Chao, 2021)。这一发现可结合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 Folkman, 1984)进一步理解，劳动价值观能够调整个体对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价方式，帮助青少年以更加积极的视角面对挑战和压力，这种认知调整不仅降低了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还增强了心理健康状态的稳定性。此外，具身心智理论强调身心一体化(李炳全, 张旭东, 2015)，劳动本身是“身体”参与实践活动的典型过程，学生以“身体”参与劳动，必然会影响心理健康的发展，已有研究发现参与劳动的时长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正相关，相较于低劳动参与个体，高劳动参与个体具有更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更高的耐挫性和主观幸福感，以及更低的网络成瘾概率(董瑶瑶等, 2022)。劳动价值观反映个体对劳动肯定或否定、重视或轻视的程度，本研究进一步证实，积极的劳动价值观能够显著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4.3 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转变的影响

毕生发展观认为人的发展持续终生且高度可塑，青少年期作为从童年到成年过渡的阶段，其心理健康可能呈动态发展。以生活满意度为例，对美国墨西哥裔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发现，从14～17岁其生活满意度未发生变化(Willroth et al., 2021)。而针对韩国(Yoo et al., 2017)和芬兰(Salmela-Aro & Tynkkynen, 2010)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均发现青少年期个体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国内研究则发现初中三年，个体生活满意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李白璐, 边玉芳, 201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只是独立地检查了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如生活满意度)发展轨迹的异质性，没有综合考虑消极指标(如抑郁)的发展轨迹。本研究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稳定性进行探究，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在劳动价值观影响下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类别转换更易朝健康方向发展，即心理健康消极指标降低，积极指标增加，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即价值观能够影响个体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认知(Maio, 2016)，劳动价值观通过增强个体社会支持网络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Gu & Chao, 2021)，通过提升个体利他倾向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Chao & Gu, 2021)。有关价值观发展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具有积极价值观的青少年，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表现出更高情绪调节能力和应对能力(Döring et al., 2016)。劳动价值观呈现的是青少年对劳动的朴素态度，青春期早期是塑造个人价值观的最佳时期，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育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其鲜明特点便是重视劳动实践(李珂, 2025)。因此，教育实践中要突破身心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实现学生身心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4.4 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获取数据，可能存在主观偏差，后续研究需尽可能扩充数据来源，获得对变量更客观的测量。其次，三次施测的潜增长模型可能存在偶然因素扭曲发展趋势和变量发展趋势间的关联(王孟成, 毕向阳, 2018)，未来可增加时间点探求非线性变化趋势，以更加准确地揭示劳动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及关联。最后，本研究中困扰组样本比例较低可能导致统计效能下降，对类别转变概率的精确估计可能产生影响，未来可扩大困扰组样本量，尤其是在设计长时间追踪研究时，需关注低比例类别的动态变化。此外，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仅选取初中学段学生，未来可选多学段青少年以丰富研究结论。

5 结论

(1)青少年心理健康可分为健康组、亚健康组和困扰组三个潜在类别，且在时间上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的比例基本一致；(2)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有显著影响，积极劳动价值观个体归属亚健康和困扰组概率越低；(3)劳动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类别的转变有显著影响，在积极劳动价值观影响下青少年心理更易朝健康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董瑶瑶, 谢志勇, 邵越洋, 刘坚. 高中生劳动教育的现状、育人价值及影响因素——基于东部S省大规模数据的实证研究. 上海教育科研, 2022, (5): 5- 10, 63.

方杰, 温忠麟.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科学, 2018, 41 (2): 453- 458.

龚栩, 谢熹瑶, 徐蕊, 罗跃嘉.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 (4): 443- 446.

海曼, 熊俊梅, 龚少英, 秦屹, 高苗苗. 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指标的再探讨及稳定性研究. 心理科学, 2015, 38 (6): 1404- 1410.

金盛华, 李雪.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 手段与目的. 心理学报, 2005, 37 (5): 650- 657.

李白璐, 边玉芳. 初中生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趋势及社会支持、自尊的影响: 一项3年追踪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 (5): 900- 904, 877.

李炳全, 张旭东. 试论具身认知科学的典型理论特色. 心理学探新, 2015, 35 (3): 207- 211.

DOI

李娇. (2023). 初中语文教学渗透劳动价值观教育的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李珂. 让劳动教育回归真实: 在真实的劳动世界引导青少年培育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社会科学战线, 2025, (2): 22- 31.

李献云, 费立鹏, 张亚利, 牛雅娟, 童永胜, 杨少杰. Buss和Perry攻击问卷中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11, 37 (10): 607- 613.

DOI

刘曦, 李珂. 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内化机制探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 178- 186.

汤丹丹, 温忠麟.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题与建议. 心理科学, 2020, 43 (1): 215- 223.

王孟成, 毕向阳. 回归混合模型: 方法进展与软件实现.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 (12): 2272- 2280.

吴彩云, 罗莉莉, 朱佳美, 傅丽萍. 行为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在青少年样本中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 (6): 1193- 1197.

原琳, 彭明, 刘丹玮, 周仁来. 认知评价对主观情绪感受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心理学报, 2011, 43 (8): 898- 906.

Bae, C. L., Debusk-Lane, M. L., & Lester, A. M. Engagement profiles of elementary students in urban school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0, 62, 101880.

DOI

Buss, A. H., & Perry, M.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3 (3): 452- 459.

DOI

Chao, X. M., & Gu, Y. L. Effects of labor valu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truistic tendenc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715179.

DOI

Chao, X. M., & Wang, W. H. The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labor value in China based on a sample of children aged 8-12 yea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 580308.

DOI

Côté, S., Tremblay, R. E., Nagin, D., Zoccolillo, M., & Vitaro, F. The development of impulsivity, fearfulness, and helpfulness during childhood: Patterns of consistency and change in the trajectories of boys and gir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2, 43 (5): 609- 618.

DOI

Döring, A. K., Daniel, E., & Knafo-Noam, A.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value development from middle childhood to early adulthood: New insights from longitudinal and genetically informed research. Social Development, 2016, 25 (3): 471- 481.

DOI

Fredrickson, B. L. 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 2 (3): 300- 319.

DOI

Greenspoon, P. J., & Saklofske, D. H.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patholog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1, 54 (1): 81- 108.

DOI

Gu, Y. L., & Chao, X. M. How labor values affect mental health: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783569.

DOI

Hermann, V., Söderqvist, F., Karlsson, A. C., Sarkadi, A., & Durbeej, N. Mental health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dual-factor model in Swedish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highlighting associations with stress, resilience, social status and gender. PLoS One, 2024, 19 (3): e0299225.

DOI

Jiang, Q., She, X., Dill, S. E., Sylvia, S., Singh, M. K., Wang, H., ... Rozelle, S.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rural China: A large-scale epidemiologic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 (9): 5026.

DOI

Jung, T., & Wickrama, K. A. S. An introduction to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08, 2 (1): 302- 317.

DOI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Maio, G. R. (2016).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values. London: Routledge.

Mellor, D., Vinet, E. V., Xu, X. Y., Mamat, N. H. B., Richardson, B., & Román, F. Factorial invariance of the DASS-21 among adolescents in four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5, 31 (2): 138- 142.

DOI

Miller, C. J., Perera, H. N., & Maghsoudlou, A. Students’ multidimensional profiles of math engagement: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from a self-system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1, 91 (1): 261- 285.

DOI

Mineka, S., & Zinbarg, R. A contemporary learning theory perspective on the etiology of anxiety disorders: It’s not what you thought it wa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6, 61 (1): 10- 26.

DOI

Moore, S. A., Dowdy, E., Nylund-Gibson, K., & Furlong, M. J.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complete mental health classification in adolescents. School Mental Health, 2019, 11 (3): 438- 453.

DOI

Pavot, W., & Diener, E. 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3, 5 (2): 164- 172.

DOI

Qin, J., Ding, Y. Y., Gao, J., Wu, Y., Lv, H. T., & Wu, J. Effects of COVID-19 on mental health and anxiety of adolescents aged 13-16 yea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data from China.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1, 12, 695556.

DOI

Rose, T., Lindsey, M. A., Xiao, Y. Y., Finigan-Carr, N. M., & Joe, S. Mental health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mong black youth: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7, 46 (11): 2321- 2340.

DOI

Salmela-Aro, K., & Tynkkynen, L. Trajectori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Do adolescents follow different pathway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0, 39 (8): 870- 881.

DOI

Suldo, S. M., & Shaffer, E. J. Looking beyond psychopathology: The dual-factor model of mental health in youth.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008, 37 (1): 52- 68.

DOI

Willroth, E. C., Atherton, O. E., & Robins, R. W. Life satisfaction trajectorie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the transition to young adulthood: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xican-origin you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1, 120 (1): 192- 205.

DOI

Xu, H. Q., Jiang, Z. C., Li, S. Q., Zhang, X. Y., Xu, S. J., Wan, Y. H., & Tao, F. B. Differences in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gender.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2, 13, 870864.

DOI

Yoo, C., Kahng, S. K., & Kim, H. The trajectory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adolescents in South Kore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2017, 27 (1): 1- 12.

DOI

Zhou, J. H., Jiang, S. Y., Zhu, X. X., Huebner, E. S., & Tian, L. L. Profiles and transitions of dual-factor mental health among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The predictive roles of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stress in school.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20, 49 (10): 2090- 210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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