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动词隐喻是一种以动词为核心的隐喻表达形式，通过将源域中与动作或经验相关的语义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中的抽象概念，促使语言理解者在语义冲突中建构新的意义(Benedek et al., 2014; Gentner & France, 1988)。例如，“抓紧时间”中的“抓”并非实际执行动作，而是借助该动词的动作特征来表达紧迫感。动词隐喻义究竟是如何在头脑中表征的？人们在理解动词隐喻时，是直接提取动词的抽象语义，还是通过激活具体动作语义进行心理模拟，从而实现隐喻意义的理解？
现有研究对隐喻加工的认知机制进行了大量探讨，并提出了诸多理论解释(Gentner & Bowdle, 2008; Glucksberg, 2008; Horoufchin et al., 2018; Winkielman et al., 2018; Wu et al., 2017)。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是以抽象符号储存在头脑中，隐喻理解主要依赖于抽象概念的激活与整合，独立于感知运动经验。例如，Glucksberg提出的范畴化模型与Gentner和Bowdle的结构映射模型均认为，人们在理解隐喻时，通过构建抽象概念来理解隐喻，同时抑制字面具体特征，且这一过程不涉及具身模拟。然而，具身语义学(embodied semantics)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语言理解不仅是符号加工的过程，更是一种建立在身体感知与运动经验基础上的心理模拟，并在理解过程中会激活相应的感觉运动脑区。由此产生了基于具身认知的语言加工观，特别是抽象概念的加工(Horoufchin et al., 2018; Winkielman et al., 2018; Wu et al., 2017)，如隐喻句中隐喻义的理解依赖于具体概念的感知运动模拟(曲方炳 等, 2012; 王继瑛 等, 2018; 殷融 等, 2013; Obert et al., 2018)。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隐喻不仅仅是语言表达的转换，更反映了人类的思维模式(Lakoff & Johnson, 2008)。大脑进行相对复杂的语义加工时是多个系统共同激活和完成的(王继瑛 等, 2018)。有关名词隐喻的研究发现，在隐喻加工过程中会激活与其相关的具体语义和抽象语义表征，且隐喻的新颖性可能动态调控这两种语义系统的参与程度(王继瑛 等, 2018; Al-Azary & Katz, 2021; Cardillo et al., 2017)。例如，Al-Azary和Katz采用跨模态词汇启动范式发现，隐喻加工具有动态特性：新颖隐喻更依赖具体模拟，而熟悉隐喻则可直接激活抽象语义。然而，相较于名词隐喻(如“律师是鲨鱼”)，动词隐喻(如“律师打破规则”)更依赖于动词的动作语义来传达抽象概念，具有更强的具身属性(Feng & Zhou, 2021)。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理解熟悉还是新颖的动词隐喻，均伴随着感觉运动皮层的激活(Cardillo et al., 2012; Desai et al., 2011; Desai et al., 2013)。因而，动词隐喻的加工究竟是基于感觉运动模拟，还是具体与抽象语义的协同作用，仅从具身或抽象语义加工角度单独考察并不能对该问题予以完整的揭示，需要将两种角度基于同一任务框架(如语义启动范式)下，比较动词隐喻理解对抽象和具体语义判断的影响，从而揭示其语义激活的具体特征。
倘若动词隐喻的加工涉及具体与抽象语义的共同激活，那么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类语义分别在何时被激活？这一时间过程的揭示对深入理解隐喻的加工机制至关重要。具身语义学研究指出，感知运动系统在语义加工早期即发挥作用(Lai et al., 2019)，但现有的行为数据与脑区激活结果难以明确具体语义的激活究竟是隐喻理解的策略性过程，还是语义加工的附带效应。因此，探讨动词隐喻的时间动态，有助于揭示具体与抽象语义在在线加工中的激活特征。Lai等研究主−谓结构隐喻，发现动词与主语之间的语义冲突在动词出现时即引发类似于具体句的N400效应；而Ji等(2020)则发现主−谓结构与动−宾结构动词隐喻在N400与P600成分上表现不同，表明语义冲突的时间点会调节隐喻加工过程。然而，由于该研究并未将动词隐喻与抽象语义加工进行系统对比，尚无法揭示不同类型动词隐喻在加工过程中如何分别激活抽象语义系统，以及抽象与具体语义在何时整合进句义中。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进一步考察动词隐喻的理解是否依赖于具体与抽象语义的共同激活，以及语义冲突的时间点是否会影响抽象语义的整合过程。实验1采用语义启动任务，考察动词隐喻短语对后续目标词语义判断的影响。研究假设：若动词隐喻的理解依赖于具体与抽象语义的共同激活，则隐喻短语将促进与之语义相关的具体动词和抽象动词的判断反应。实验2采用ERP技术，比较主−谓与动−宾隐喻在谓语及宾语阶段的脑电差异，考察语义冲突出现的时间点是否会影响具体与抽象语义激活时程。研究假设：在动词呈现阶段，主−谓结构隐喻因已构成字面语义冲突，需激活抽象语义加工系统以通达隐喻义，因此会诱发类似于抽象句的P600/LPC效应；而动−宾结构隐喻此时尚未产生语义冲突，仍依赖具体语义加工，表现出类似具体句的N400效应。在宾语呈现阶段，两类隐喻均需结合语境整合抽象意义，因此相较于字面句将诱发更显著的P600/LPC效应。
2 实验1：动词隐喻短语理解中的具体和抽象语义激活
2.1 被试
采用G*Power 3.1估算样本量(Faul et al., 2007)，设置α=0.05，统计检验力为0.80，f=0.25(Cohen, 1988)，计算所得的总样本量为24人。共招募57名在校生参与实验，其中有效被试48名(平均年龄19.14±1.18岁；25名女生)。所有被试均为汉语母语者，右利手，无语言和神经心理障碍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2 实验材料
基于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共编写了32个动宾结构的隐喻短语，用作启动材料。由于隐喻短语中的动词均为具体动词，其自身与语义相近的具体动词的关联程度往往高于抽象动词，且具体动词的近义词大都包含重复或近似字，可能引入频率效应等干扰因素。鉴于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无论是反义或近义，均可产生语义启动效应(Perea & Rosa, 2002)。因此，选取了32个与启动短语语义相近的抽象动词以及32个和其语义相对的具体动词作为目标词，另选取32个无语义关联的动词作为控制词(材料示例见表1 )。为平衡实验中“是/否”反应的按键比例，选取了16组隐喻短语和假词作为填充材料，不纳入正式分析。填充材料中的隐喻短语在语言结构上与正式实验材料保持一致(如“勾起旧事”)，假词由两个独立汉字组成，但不具有真实词义(如“落森”)。
表1 实验1材料示例 |
| 隐喻短语 | 动词 | |||
| 抽象动词 | 抽象−控制动词 | 具体动词 | 具体−控制动词 | |
| 抓住意思 | 理解 | 隐藏 | 放开 | 掀开 |
| 挖出新闻 | 发现 | 费尽 | 埋下 | 填满 |
90名未参与正式实验的被试对实验材料进行评定。具体包括：(1)对动词和隐喻短语的熟悉度与可理解度进行5点评定(“1”=“非常不熟悉/不理解”，“5”=“非常熟悉/理解”)。结果显示，所有隐喻短语的熟悉度、可理解度得分均大于3(4.38±0.37, 4.31±0.39)；抽象动词和具体动词的熟悉性差异不显著(4.89±0.17, 4.90±0.13)(t=−0.26, p=0.796)；(2)对动词的具体性进行7点评定(“1”=“非常抽象”，“7”=“非常具体”)。结果显示，具体动词的具体性显著高于抽象动词(6.38±0.50, 3.80±0.46)，t=−18.28，p<0.001；(3)对动词与隐喻短语之间的语义相关性进行5点评定(“1”=“完全不相关”，“5”=“完全相关”)。结果显示，四种动词类型与动词隐喻短语的语义关联性差异显著[F(3, 78)=267.92, p<0.001]。具体而言，抽象动词和具体动词与动词隐喻短语之间的语义相关性(4.64±0.49, 4.50±0.59)显著强于两类控制动词与隐喻短语之间的语义相关性(1.88±0.57, 1.67±0.46)。
2.3 实验程序
采用2(词汇类型：抽象动词、具体动词)×2(语义关联性：相关、不相关)两因素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真假词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实验1包含两个任务：真假词判断任务和再认任务。
在真假词判断任务中，每个试次开始时，首先会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300 ms，注视点消失后，呈现短语1200 ms。短语呈现结束后，出现300 ms的空屏，接着呈现目标词1200 ms。被试需在目标词呈现期间尽可能快速且准确地判断该词是否为真词，并进行按键反应。
完成全部真假词判断任务后，被试进入再认任务。在再认任务中，每个短语呈现1500 ms，被试需判断该短语是否在先前任务中出现过(见图1 )。
实验采用拉丁方设计，共分为4个材料列表，每个列表包含48个试次，被试仅完成一个列表中的刺激。
2.4 结果
9名被试因正确率过低(<80%)或存在极端反应时(M±3SD之外)而剔除，最终48名被试结果纳入数据分析。统计结果如下(见表2 、图2 、图3 )。
对真假词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2(词汇类型：抽象动词、具体动词)×2(语义关联性：相关、不相关)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正确率分析结果显示，语义关联性主效应显著(F(1, 47)=10.82, p=0.002, $ \eta_{\mathrm{p}}^2 $ =0.19, 95%CI=[0.01, 0.05])，语义相关词汇的正确率显著大于语义不相关词汇。词汇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 47)=2.43, p=0.126]。语义关联性和词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 47)=0.36, p=0.551]。
反应时分析结果显示，语义关联性主效应显著(F(1, 47)=6.35, p=0.015, $ \eta_{\mathrm{p}}^2 $ =0.12, 95%CI=[−32.33, −3.63])，语义相关词汇的反应时显著短于语义不相关词汇。词汇类型主效应显著(F(1, 47)=7.81, p=0.008, $ \eta_{\mathrm{p}}^2 $ =0.14, 95%CI=[−26.36, −4.29])，抽象动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具体动词。语义关联性和词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 47)=0.58, p=0.450]。
2.5 讨论
实验1结果显示，在动词隐喻启动下，相较于具体动词，被试对抽象动词的判断更快；此外，与启动短语语义相关的动词，其判断速度也显著快于语义不相关的动词。根据具身−抽象混合理论的观点(Feng & Zhou, 2021; Jamrozik et al., 2016)，当个体理解熟悉度较高的动词隐喻时，可通过抽象语义加工系统直接提取其隐喻义，而不必完全依赖感觉运动模拟。因此，实验1的结果表明，动词隐喻的加工并非完全基于具身模拟机制，也可能通过抽象语义路径实现对隐喻意义的直接提取。
然而，实验1所采用的动词隐喻短语仅在句末才能构成隐喻义，难以揭示动词隐喻义的整合时程。此外，行为学范式下所采用的启动任务主要反映加工后的行为反应，难以揭示语义激活的时间进程。因此，实验2进一步扩充语境，通过将字面语义冲突点设置在不同的句子位置(谓语与宾语)，以考察抽象与具体语义在动词隐喻理解中的激活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更清晰地揭示动词隐喻加工的认知机制。
3 实验2：动词隐喻句理解中的具体和抽象语义激活时程
3.1 被试
样本量计算方法同实验1，最小被试量为24人。共招募40名在校生参与实验，其中2名因反应错误率较高(超过10%)或脑电数据伪迹过多而被剔除，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38人(平均年龄19.26±1.25岁；21名女生)。所有被试均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右利手个体，无语言障碍、神经系统疾病或头部损伤史。
3.2 实验材料
原始材料选自BCC语料库。基于Lai等(2019)和Ji等(2020)的研究，将材料划分为四种条件类型：主−谓结构隐喻句、动−宾结构隐喻句、抽象句和具体句。其中，主−谓结构隐喻句是指主语与谓语在字面上构成语义冲突，例如，“公司抓住机会”，其中“公司”作为抽象主体，无法像有生命体那样“抓住”具体物体。在此语境下，“抓住”隐喻性地表示“把握”或“获得”；动−宾结构隐喻句是谓语与宾语构成语义冲突的隐喻，例如，“老板抓住机会”，这里的“抓住”同样超越了其字面意义，隐喻性地表示“把握”或“获得”抽象概念“机会”。所有句子均为主谓宾结构(材料举例见表3 )。240名在校生对最初编写的400个句子的可接受度、熟悉度和可理解度进行5点评定(“1”=“完全不能接受/不熟悉/不理解”，“5”=“完全可以接受/熟悉/理解”)。最终选取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3分的100个句子作为实验材料，每种句子类型各25个。具体结果为：可接受度(主−谓结构隐喻句：3.91±0.16；动−宾结构隐喻句：4.20±0.31；抽象句：4.07±0.29；具体句：4.54±0.23)、熟悉度(主−谓结构隐喻句：3.21±0.20；动−宾结构隐喻句：3.30±0.30；抽象句：3.39±0.28；具体句：3.45±0.42)、可理解度(主−谓结构隐喻句：3.97±0.23；动−宾结构隐喻句：3.83±0.38；抽象句：3.88±0.27；具体句：3.90±0.44)。此外，编制25个语义不合理的句子作为填充材料。
表3 实验2材料示例 |
| 句子类型 | 例句 |
| 主−谓结构隐喻句 | 行为/打破/规则 |
| 动−宾结构隐喻句 | 选手/打破/规则 |
| 抽象句 | 行为/违背/规则 |
| 具体句 | 小红/打破/杯子 |
为确保实验材料操作的有效性，招募32名未参与正式实验的被试，完成对筛选后材料的句子理解任务。结果表明，不同句子类型在语义合理性判断中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F(3, 93)=1.76, p=0.160]，表明各实验条件下的句子均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
3.3 实验程序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句子类型。因变量为谓语和宾语诱发的N400与P600/LPC成分。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2.0编写。每个试次开始时，屏幕中央首先呈现“+”注视点500 ms；注视点消失后，句子以逐词方式呈现，每个词呈现500 ms，词与词之间间隔500 ms的空屏。实验中设有50个句子的语义合理性判断任务，随机分布在试次中进行。理解判断任务在句末呈现“ ？”提示符，被试需判断所呈现的句子是否有意义。被试通过按键作答，或在提示符呈现1200 ms后自动结束该试次，随后进入下一试次(见图4 )。实验共包含125个试次，被试需完成全部试次。
3.4 脑电记录与数据处理
使用基于10−20系统的64通道脑电采集装置进行数据记录，左右乳突作为参考电极，电极与头皮之间的阻抗均保持在5 kΩ以下，同时记录水平眼动电(HEOG)与垂直眼动电(VEOG)，采样率为1000 Hz。脑电数据预处理使用EEGLAB与ERPLAB完成，双侧乳突为重参考，去除直流漂移，并采用0.01～30 Hz的带通滤波。在对脑电进行分段时，本研究以特定刺激为关键时间节点。(1)以谓语动词呈现为基准，在其呈现前200 ms开始至呈现后800 ms的时间段对脑电进行分段；(2)以宾语呈现为基准，在呈现前200 ms至呈现后800 ms的时间段完成脑电分段操作，刺激出现前200 ms作为基线。利用ICA去除坏成分，如眼动、肌电这种伪迹，并在分段和基线校正后排除波幅在±100 μV以外的伪迹信号。
根据研究目的及整体平均波形特征，设置N400分析时间窗为380～500 ms，P600/LPC为670～770 ms。共选取9个电极(F3、Fz、F4、C3、Cz、C4、P3、Pz、P4)进行数据分析。采用3(脑区：额区、中央区、顶区)×4(句子类型：主−谓结构隐喻句、动−宾结构隐喻句、抽象句、具体句)以及3(半球：左、中、右)×4(句子类型：主−谓结构隐喻句、动−宾结构隐喻句、抽象句、具体句)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3.5 结果
语义合理性判断任务的平均正确率为88.5%(SD=10.5%)，表明所有被试均认真完成了实验任务。以下仅呈现差异显著的结果。
3.5.1 谓语阶段
(1) N400
结果显示，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F(3, 111)=3.38, p=0.021, η${_{\rm p}^2} $ =0.08]，动−宾结构隐喻句诱发的N400波幅显著大于主−谓结构隐喻句和抽象句，动−宾结构隐喻句与具体句之间的N400差异不显著。半球主效应显著[F(2, 74)=17.64, p<0.001, η${_{\rm p}^2} $ =0.32]，相比于左半球和右半球，在大脑中部诱发了更大的N400波幅。脑区主效应显著[F(2, 74)=63.08, p<0.001, η${_{\rm p}^2} $ =0.63]，在额区诱发的N400平均波幅最大，其次为中央区，顶区最小(见图5 和图6 )。
(2) P600/LPC
结果显示，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F(3,111)=4.04, p=0.009, η${_{\rm p}^2} $ =0.10]，主−谓结构隐喻句和抽象句诱发的P600/LPC波幅显著大于动−宾结构隐喻句，主−谓结构隐喻句和抽象句之间无显著差异，动−宾结构隐喻句和具体句之间无显著差异。句子类型×半球交互作用显著[F(6, 222)=2.51, p=0.023, η${_{\rm p}^2} $ =0.06]，在左半球、中部和右半球，主−谓结构隐喻句和抽象句比动−宾结构隐喻句诱发更大的P600/LPC(见图7 )。
3.5.2 宾语阶段
(1) N400
结果显示，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F(3, 111)=3.41, p=0.020, η$ {_{\rm p}^2}$ =0.09]，具体句诱发的N400波幅显著大于动−宾结构隐喻句，主−谓结构隐喻句与动−宾结构隐喻句之间无显著差异。脑区主效应显著[F(2, 74)=27.12, p<0.001, η${_{\rm p}^2} $ =0.42]，在额区诱发的N400平均波幅最大，其次为中央区，顶区最小。大脑半球主效应显著[F(2, 74)=15.43, p<0.001, η${_{\rm p}^2} $ =0.29]，N400效应在中部脑区最为显著，且左半球及中部电极位点的N400波幅显著大于右半球(ps<0.05)。句子类型×脑区交互作用显著[F(6, 222)=3.27, p=0.004, η${_{\rm p}^2} $ =0.08]，具体句在额区和中央区诱发了更大的N400波幅。句子类型×半球交互作用显著[F(6, 222)=2.95, p=0.009, η${_{\rm p}^2} $ =0.07]，具体句在中部位置及右半球诱发了显著的N400 波幅(见图8 和图9 )。
(2) P600/LPC
结果显示，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F(3, 111)=3.20, p=0.026, η${_{\rm p}^2} $ =0.08]，主−谓结构隐喻句诱发的P600/LPC波幅显著大于抽象句，动−宾结构隐喻句诱发的P600/LPC波幅显著大于具体句，而两类隐喻句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半球主效应显著[F(2, 74)=7.29, p=0.001, η${_{\rm p}^2} $ =0.17]，在中部位置诱发了更大的P600/LPC波幅。句子类型×脑区交互作用显著[F(6, 222)=5.25, p<0.001, η${_{\rm p}^2} $ =0.12]，在额区，相较于具体句和抽象句，主−谓结构隐喻句和动−宾结构隐喻句诱发了更大的P600/LPC波幅(见图10 )。
3.6 讨论
实验2发现，在谓语加工阶段，主−谓结构隐喻句诱发了类似抽象句的P600/LPC成分，而动宾结构隐喻句则引发了类似具体句的N400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主−谓结构隐喻句在谓语阶段就已通过抽象语义加工系统提取了隐喻义。宾语阶段，两类隐喻诱发的P600/LPC波幅均大于字面语义句，表明动词隐喻的语义整合阶段比字面义需涉及更多的认知资源。研究结果显示，动词隐喻加工中具体和抽象语义均会激活，且语义冲突出现的时间影响了两类语义的激活时间，主谓结构隐喻句更早激活抽象语义以提取隐喻义。
4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系统考察了动词隐喻加工过程中具体和抽象语义的激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实验1发现，动词隐喻的理解促进了与其语义相关的抽象动词加工，表明动词隐喻义可以通过抽象语义加工系统被直接激活。实验2采用ERP技术揭示了动词隐喻句的加工时程。结果发现，在谓语加工阶段，动−宾结构隐喻句更易激活与之对应的具体语义信息，而主−谓结构隐喻句则主要激活抽象语义表征。在宾语阶段，主−谓结构隐喻和动−宾结构隐喻均结合上下文语境对句义进行重分析，从而实现语义的整合。
4.1 动词隐喻加工中的具体和抽象语义激活机制
具身语义观强调感觉运动模拟是隐喻理解的核心，认为动词隐喻义主要通过对动作字面义的具身模拟来通达(Lakoff, 2014)。实验1发现，动词隐喻理解显著促进了对抽象动词的判断，表明抽象语义被有效激活，这与强具身观(Gibbs, 2006)认为隐喻理解与字面语言理解一样，与完全依赖感觉运动模拟的观点不一致。相反，抽象符号观(如范畴化模型、结构映射模型)认为隐喻理解依赖于抽象概念的激活与整合，独立于具体感知运动经验(Gentner & Bowdle, 2008; Glucksberg, 2008)。实验2结果显示，在谓语加工阶段，动−宾结构隐喻句引发了与具体句相似的N400效应，表明在冲突尚未出现时，动词的具体动作语义显著被激活。同时，主−谓结构隐喻句在谓语阶段就诱发了与抽象句相似的P600/LPC效应，这体现了抽象语义系统的早期参与。因此，本研究结合了行为和ERP结果表明，动词隐喻加工依赖于具体动作语义(感觉运动基础)与抽象语义表征(概念性知识)的协同参与。这一发现支持了具体−抽象混合模型(Al-Azary & Katz, 2021; Feng & Zhou, 2021)，即隐喻理解是感觉运动系统和抽象语义系统动态协同的结果。
4.2 冲突时间点动态调节具体与抽象语义的激活时程
本研究揭示了字面语义冲突出现的时间点是动态调节具体语义与抽象语义激活时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验2的结果显示，语义冲突在句子中出现的时间显著影响隐喻加工策略。在动−宾结构隐喻句中，字面冲突发生于动词之后(宾语阶段)，因此在动词呈现的谓语阶段，尚未构成字面语义冲突，加工主要依赖与动词一致的具体动作语义，表现为与具体句相似的N400，这体现了具身模拟在早期加工中的基础作用(Lai et al., 2019)。而在主−谓结构隐喻句中，主语(常为抽象实体)与具体动作动词在谓语阶段即构成显著的字面语义冲突(如“公司抓住……”)。以往研究表明，对于相对熟悉的隐喻表达，个体能够通过语义加工机制直接提取其抽象隐喻义(Al-Azary & Katz, 2021; Feng & Zhou, 2021)。因此，这种早期冲突即可激活抽象语义加工系统，以解决不匹配并直接获取抽象隐喻义，从而诱发了类似于抽象句的P600/LPC效应，且波幅显著大于动−宾隐喻句。这表明，较早的语义冲突(主−谓结构)能预先激活抽象语义加工系统进行冲突解决和意义重构。到了宾语整合阶段，两类隐喻均需完成最终的语义整合，此时无论冲突点早晚，都表现出比字面句更大的P600/LPC效应，反映了将隐喻义整合进完整语境需要涉及更多的认知努力(Yang et al., 2013)。这种加工时程的差异(在谓语阶段N400和P600/LPC的不同；在宾语阶段相似的P600/LPC)表明了在隐喻加工过程中抽象和具体语义的动态激活，且其激活强度和时间窗口受到句法结构(冲突点)的调节。这一发现为理解隐喻加工的灵活性提供了重要的神经时间进程证据。
5 结论
相较于字面语义，加工动词隐喻通常涉及更高的认知资源消耗。该过程依赖于具体与抽象语义表征的协同激活机制，并在语义处理的不同阶段动态激活相关语义信息，从而实现对隐喻意义的识别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