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逆反心理(psychological reactance)常见于青少年，教育界就其如何干预或减少展开了广泛讨论(杨亚雯, 李文静, 2022)。逆反心理来源于个体的自主性需要(Miron & Brehm, 2006)。一些外部压力，比如权威和规则，可能会威胁到自由感，人们就可能产生逆反心理，也称为心理抗拒。这是一种由愤怒、挫败感等负面情绪和认知组成的厌恶状态，它会刺激人们通过从事被限制的行为(比如偏差行为)来恢复自由(Amemiya et al., 2020; Brehm, 1966)。青春期是个体获得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个体对自主性需求增加，更易感受到自由威胁，从而更容易产生逆反心理(Laird & Frazer, 2020; Moreira et al., 2022)。研究表明，近30%的中学生有不同程度的逆反心理(郑治伟, 2018)。逆反心理被认为可能是导致青少年出现心理与行为偏差的原因之一(吴震, 2019)。
青少年偏差行为，也称越轨行为或不良行为，主要指普通在校青少年中可能存在的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违规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包括违纪行为、暴力行为、涉及财产的问题行为、早恋与物质滥用等，并未涉及严重情节的违法犯罪与反社会行为(徐永健, 李贺平, 2007)。青少年时期的偏差行为和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非常普遍(郑莹, 马皓苓, 2023; Defoe et al., 2015)，青春期犯罪理论(adolescent-limited delinquency; Moffitt, 2007)认为这是由青少年时期追求个体独立自主与现实社会对其独立身份地位承认的延迟之间的成熟间隙所致。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通常有一个由轻到重的发展过程，若不及时矫正偏差行为，就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严重的违法行为(郑红丽, 郭开元, 2017)。
逆反心理可能是青少年时期高发偏差行为的内在原因，但针对该问题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仍较少。本研究拟探讨青少年逆反心理与偏差行为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以期为青少年违纪、违法犯罪的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1.1 逆反心理与偏差行为
根据逆反心理理论(Brehm, 1966)，逆反心理是个体因外部压力而感到自身自由被威胁时产生的。个体自主感或自由期望越高、外在压力对自由威胁程度越大、自由对个体的重要程度越高，以及个体所感知到的威胁对自由的限制越强，就越能引发个体逆反心理。对于青春期个体而言，以上四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首先，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时期，特别渴望独立和自主(Erikson, 1968)；其次，青少年学业压力增大，学校和家长的社会期望增加，对其要求和约束也会更多(王慧, 冯廷勇, 2024)，使其感受到权威和规则的压力较大；再次，青少年会对具有高自主性和非主流的个体产生崇拜，而逆反有助于获得同龄人的社会奖励，并提供一种“独立”于成年人的感觉(Moffitt, 2007)，从而使得抗拒和逆反带来的自由感对青少年的重要性很高；最后，他们也会从其他青少年被规则和权威约束的经历中产生替代性经验，强化了自身所感受的自由威胁(Amemiya et al., 2020)。综上，由于特殊的身心发展阶段和社会要求，青少年易产生较高水平的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会导致个体做出与要求相反的行为，这是人们感知到威胁后做出的适应性反应，以使自己重新获得自由(Steindl et al., 2015)。因此，青少年也可能会在面临规则和要求时，做出与权威要求相反的偏差行为来重新获得自主感和自由。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逆反心理正向预测青少年偏差行为。
1.2 偏差同伴联系和偏差群体同一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偏差同伴联系，又称偏差同伴交往，是指个体与具有偏差态度和行为的同伴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包括个体与偏差同伴交往的时长、频率以及这段关系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卷入偏差同伴显示出与犯罪行为、药物滥用等问题行为稳定而一致的关系(Bartol & Bartol, 2017)，许多研究结果证明了偏差同伴联系对吸烟、吸食鸦片、使用暴力等不良行为的预测作用(Donaldson et al., 2023; Merrin et al., 2019; Miller et al., 2006)，支持了偏差同伴联系与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王艳辉 等, 2024)、冒险行为(刘玲玲 等, 2019)等不良行为的直接关联。
当青少年感受到自主感威胁时，很有可能尝试通过与偏差同伴交往来恢复自主感。研究发现，父母监控过度反而会增加青少年与偏差同伴联系的发生频率(Soenens et al., 2009; Tilton-Weaver et al., 2013)。而父母监控过度与青少年感知到的自主性较低相关(张欣微, 2024)，感知到较低自主性是逆反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当青少年由外部权威引发自由威胁而产生逆反心理时，可能在主观上体验到更低的父母、学校等权威的认同和支持，对其支持利用率也可能会降低(朱颖, 李旻洋, 2024)。而偏差同伴挑战权威、对抗“主流”的做法会使得逆反的青少年对其产生崇拜(Moffitt, 2007)，在缺乏社会支持时，他们极可能向偏差同伴寻求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基于社会学习理论，青少年可以通过与有越轨和偏差行为的同伴交往习得偏差行为(Akers & Jennings, 2019)。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偏差同伴联系在逆反心理对偏差行为的预测中发挥中介作用。
社会同一性是指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与群体的相似性，并自我感知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一员(Vryan et al., 2003)。偏差群体同一性，又称犯罪社会认同，是社会同一性的一种，指群体成员对于自己所在的偏差群体或犯罪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以及与成员身份有关的价值和情感(张爽, 2015)。偏差同伴群体通过“反规范”标签帮助个体建立独特身份(李莉, 2020)，具有身份认同、行为规范、支持和陪伴等多种功能(张春妹, 邹泓, 2006)。具有逆反心理的青少年存在与偏差同伴建立关系的需求，以获得或者突出“反规范”标签。而当个体更加认同群体的价值观时，又会更多地采用与群体成员相似的行为(Spears, 2021)。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偏差群体同一性在逆反心理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预测中发挥中介作用。
根据自我归类理论，当青少年产生更多的偏差同伴联系时，可能会通过观察、比较和互动等方式，逐渐自我归类为偏差群体一员，强化对偏差群体的认同感，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群体的规范和期望(张春妹, 2019)，从而产生更多的偏差群体同一性。同时，标签理论认为，若青少年经常与不良同伴交往，一段时间后会被贴上“不良青少年”的标签，使其将自己归类于偏差群体的一员，并开始将偏差行为作为标榜自己和逃避惩罚的手段(Abrah, 2019)。Boduszek等人(2016)认为与偏差同伴联系造成的不良环境是偏差群体同一性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以往研究也发现，偏差同伴联系会通过影响偏差群体认同影响青少年犯罪行为(张春妹, 邹泓, 200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偏差同伴联系能正向预测偏差群体同一性，偏差同伴联系和偏差群体同一性在逆反心理对偏差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1.3 父母监控和社区无序
父母监控指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和交往情况的了解程度(Lin, 2001)。父母监控程度高，可以阻止子女与偏差同伴交往，提早遏制越轨行为的发生(屈智勇, 邹泓, 2009)。社区无序指社区中存在不良活动空间或街头青年聚集场所以及长期存在具有不良行为的人(冯承才, 2019)。根据环境犯罪学理论，不良的社区环境会诱导青少年做出偏差行为乃至违法犯罪(张宝义, 2008)。本研究被试群体来自于全国不同地区，包括来自农村、城镇、城市等不同家庭条件的青少年，故将父母监控、社区无序这两个影响青少年偏差行为和偏差同伴联系的重要环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综上，本研究从逆反心理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出发，探究青少年逆反心理特征和同伴因素对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建构一个链式中介模型，见图1 。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从湖北省、山东省抽取两所县城中学和一所中职院校，通过整群取样，共发放问卷1856份，回收有效问卷1822份，有效回收率为98.2%。选取其中11～17周岁的1445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4.46±1.97岁)进行分析。其中男生716名(49.6%)，女生729名(50.4%)；普通初中生741名(51.3%)，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609名(42.1%)，普通高中生95名(6.6%)；来自农村、城镇、城市地区的分别为731人(50.6%)、439人(30.4%)、275人(19.0%)；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父亲为744人(51.5%)、母亲为824人(57.0%)，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父亲为590人(40.8%)、母亲为526人(36.4%)，本科及以上的父亲为111人(7.7%)、母亲为95人(6.6%)；认为自己家庭经济水平处于较富裕、中等、较贫困的分别为76人(5.3%)、971人(67.2%)、398人(27.5%)。
2.2 研究工具
(1)采用曹钧等人(2008)修订的中国青少年洪氏逆反心理量表测量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水平，共11个项目，如“规则会引发我的抵触情绪”。该量表使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逆反心理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0，信度良好。
(2)采用Barrera等人(2002)编制的偏差同伴联系量表测量青少年和偏差同伴联系的情况，共6个项目，询问被试产生过“破坏公共财物、经常吸烟饮酒”等偏差行为的朋友数量。该量表使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与偏差同伴的联系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信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df=2.26, RMSEA=0.03, NNFI=0.99, CFI=0.99, GFI=0.99)。
(3)采用张春妹和邹泓(2006)编制的青少年偏差群体同一性问卷测量青少年偏差群体同一性水平，该问卷共48个项目，如“我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大多数都是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做的”。该问卷共7个维度，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偏差群体同一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5，信度良好。
(4)采用张春妹和邹泓(2006)编制的青少年偏差行为问卷测量青少年参与偏差行为的情况，共28个项目，如“踢打学校的门窗、桌椅等”，“在学校考试中偷看别人的答案”。两点计分，“是”计1分，“否”计0分，得分越高，偏差行为越多。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3，信度良好。
(5)采用由Walters(2017)编制的社区无序量表来调查被试常住社区里是否存在破坏行为、废弃房屋、偷盗等问题。该量表共8个项目，使用3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社区无序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信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df=2.67, RMSEA=0.03, NNFI=0.99, CFI=0.99, GFI=0.99)。
(6)采用Lin(2001)编制的父母监控量表测量青少年感受到的父母监控水平，共2个项目，包括“关于你最亲密的朋友，你的父母知道几个”，“关于你放学在做什么，你的父母知道多少”。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监控程度越低。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78，信度良好。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使用Hayes开发的PROCESS插件中Model6进行Bootstrap链式中介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 et al., 2003)，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2个，其中最大因子的解释率为27.29%，小于40%的一般经验标准(周浩, 龙立荣, 2004)，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1 所示。相关分析发现，逆反心理与偏差同伴联系、偏差群体同一性、偏差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偏差同伴联系与偏差群体同一性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 变量 | M±SD | 1 | 2 | 3 | 4 | 5 |
| 1.逆反心理 | 26.31±8.61 | |||||
| 2.偏差同伴联系 | 7.64±3.75 | 0.24*** | ||||
| 3.偏差群体同一性 | 96.65±25.39 | 0.42*** | 0.45*** | |||
| 4.偏差行为 | 0.89±2.79 | 0.22*** | 0.30*** | 0.29*** | ||
| 5.父母监控 | 4.80±2.12 | 0.24*** | 0.17*** | 0.10*** | 0.17*** | |
| 6.社区无序 | 10.76±4.59 | 0.01 | 0.10*** | 0.08** | 0.14*** | 0.13***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中介效应检验
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学校类型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以逆反心理为自变量、偏差行为为因变量，对偏差同伴联系和偏差群体同一性的中介效应进行基于Bootstrap的分析检验。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逆反心理可以预测偏差行为(β=0.19, p<0.001)，也能显著预测偏差同伴联系(β=0.20, p<0.001)和偏差群体同一性(β=0.34, p<0.001)。偏差同伴联系能显著正向预测偏差群体同一性(β=0.37, p<0.001)和偏差行为(β=0.17, p<0.001)；偏差群体同一性能显著正向预测偏差行为(β=0.15, p<0.001)。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² | F | β | t |
| 偏差行为 | 性别 | 0.32 | 0.10 | 23.63*** | −0.22 | −4.33*** |
| 年龄 | 0.08 | 3.17*** | ||||
| 学校类型 | −0.09 | −1.82 | ||||
| 社会经济地位 | 0.16 | 3.25** | ||||
| 父母监控 | 0.05 | 4.05** | ||||
| 社区无序 | 0.03 | 5.18*** | ||||
| 逆反心理 | 0.19 | 7.23*** | ||||
| 偏差同伴联系 | 性别 | 0.39 | 0.15 | 36.39*** | −0.41 | −8.25*** |
| 年龄 | 0.06 | 2.37* | ||||
| 学校类型 | 0.07 | 1.32 | ||||
| 社会经济地位 | 0.01 | 0.14 | ||||
| 父母监控 | 0.05 | 3.92** | ||||
| 社区无序 | 0.02 | 3.96** | ||||
| 逆反心理 | 0.20 | 7.99*** | ||||
| 偏差群体同一性 | 性别 | 0.56 | 0.31 | 81.51*** | −0.06 | −1.28 |
| 年龄 | −0.01 | −0.45 | ||||
| 学校类型 | 0.02 | 0.37 | ||||
| 社会经济地位 | 0.07 | 1.60 | ||||
| 父母监控 | −0.02 | −2.12* | ||||
| 社区无序 | 0.01 | 2.12* | ||||
| 逆反心理 | 0.34 | 14.95*** | ||||
| 偏差同伴联系 | 0.37 | 15.47*** | ||||
| 偏差行为 | 性别 | 0.40 | 0.16 | 30.12*** | −0.12 | −2.42* |
| 年龄 | 0.07 | 2.81** | ||||
| 学校类型 | −0.11 | −2.22* | ||||
| 社会经济地位 | 0.14 | 3.10** | ||||
| 父母监控 | 0.04 | 3.58** | ||||
| 社区无序 | 0.02 | 4.16*** | ||||
| 逆反心理 | 0.09 | 3.34** | ||||
| 偏差同伴联系 | 0.17 | 5.82*** | ||||
| 偏差群体同一性 | 0.15 | 5.03*** |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逆反心理对偏差行为存在直接效应，加入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仍然存在，效应值为0.088。逆反心理对偏差行为的总间接效应值为0.091，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构成：(1)逆反心理→偏差同伴联系→偏差行为，其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值0.032，占总效应的17.80%。(2)逆反心理→偏差群体同一性→偏差行为，其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值0.049，占总效应的27.18%。(3)逆反心理→偏差同伴联系→偏差群体同一性→偏差行为，其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值0.010，占总效应的5.80%，三条中介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综上，逆反心理可以直接预测偏差行为，同时可以通过偏差同伴联系、偏差群体同一性独立的部分中介作用和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地正向预测偏差行为。具体的路径模型如图2 所示。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偏差同伴联系和偏差群体同一性在逆反心理对偏差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印证了逆反心理理论的观点，即逆反心理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偏差行为。本研究探讨了逆反心理诱发偏差行为的具体机制，丰富了逆反心理理论的相关研究，并为不良同伴交往与青少年犯罪关系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结果支持假设1，逆反心理能直接正向预测偏差行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一方面，根据逆反心理理论，当青少年受到来自父母和学校的规则约束，感到个体自由受到威胁时，青少年可能采用偏差行为来对抗，并期望重新获得自由。另一方面，根据Moffitt(1993)的青少年期犯罪理论，青少年对于自主性的强烈渴望会使得他们采取与规则要求相反的行为。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使他们明知故犯，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规则和父母老师管教的反抗和不满，希望彰显自己的自主和个性。
结果支持假设2，偏差同伴联系在逆反心理对偏差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逆反心理高的个体会更多地与偏差同伴交往，可能将其作为恢复自主性的一种途径。Tilton-Weaver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感受到过度监控时，父母的同伴管理策略就会失效，反而导致青少年与偏差同伴更多地交往。
同时，本研究结果印证了前人研究，个体与具有偏差态度和行为的同伴联系越密切，越会受到同伴的带动和引导，做出与同伴相同的行为，或参与到同伴的偏差行为中(Merrin et al., 2019; Miller et al., 2006)。
结果支持假设3，即偏差群体同一性在逆反心理和偏差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群体同一性的建立是青少年将所在群体共有行为特征内化的结果，习得的群体身份认同对其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Kreidie & Monroe, 2002)。青少年逆反心理越强烈，对于规则和社会主流群体和文化的反抗和排斥越强烈(高中建, 别楠楠, 2017)。同时，青春期的个体有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需求，如果因老师、家长的批评和指责引发社会认同危机，个体可能会被不良亚文化吸引(洪思思, 2019)，与偏差群体联系，最终导致个体产生偏差群体同一性。而按照社会认同理论，为了使自己更加符合群体成员的身份和特征，获得偏差同伴群体的认可，青少年又会做出更多的偏差行为。
结果符合假设4，偏差同伴联系和偏差群体同一性在逆反心理和偏差行为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偏差同伴联系可以正向预测偏差群体同一性，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张春妹, 邹泓, 2006)，符合Boduszek等人(2016)的观点。对年龄为18岁及以上的青春期晚期(也称成人初显期阶段)样本(n=377)进行补充分析发现，该群体与18岁以下群体在逆反心理、偏差群体同一性和偏差行为上均无显著差异，偏差同伴联系在逆反心理与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但是偏差群体同一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体现了群体认同是青少年时期为了获得个体同一性而产生的一种过渡阶段的独特心理(Newman & Newman, 2001)。而偏差群体同一性是青少年时期因为逆反心理而引发的一种认同偏差行为价值和群体认同。
本研究中介效应量较小，可能在于被试是普通青少年而非犯罪青少年，报告的偏差行为程度轻且数量较少，同时暗示了逆反心理导致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机制复杂，同伴影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但也存在其他因素。这一中介路径在普通青少年中的显著性揭示了偏差群体同一性理论在普通青少年也适用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中介路径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效应量小虽然可能导致干预成功的有效率较低(温忠麟 等, 2016)，但是鉴于青少年偏差行为会导致严重后果，而我国青少年数量庞大，每个显著相关变量都可能引发数量不小的偏差行为，因此都值得关注。
总体而言，本研究初步揭示了逆反心理使得青少年可能会因寻求社会支持和认同而寻求偏差同伴联系、建立偏差群体同一性，从事更多偏差行为。这既将青少年偏差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拓展到了逆反心理这一青少年常见心理领域，丰富了青少年偏差行为成因的研究，也支持和拓展了青少年期犯罪理论、青少年期群体认同理论，揭示了群体认同心理在青少年同伴交往和社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同一性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当下重视个体自主独立的社会环境下，青少年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学校与家庭都应当重视青少年逆反心理教育，同时要重视青少年的交友质量，帮助他们远离偏差同伴，建立良好同伴的友谊，起到父母不能代替的同伴认同作用，而且要重视青少年社会价值观的塑造，防止其受偏差亚文化的吸引而建立偏差群体同一性，从而减少其产生偏差行为的可能。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青少年同伴交往和逆反心理的产生是一个动态行进的过程，其因果关系的推论需要追踪研究进一步确证。其次，本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存在增加变量间相关性的可能，未来研究可纳入来自老师、家长和重要朋友的评价，同时收集青少年的在校表现，如违纪次数等，综合建立预测模型。另外，已有研究显示逆反心理会促进青少年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成长(Steindl et al., 2015)，后续研究可在更长时间窗口内探求逆反心理消极和积极结果的不同路径。
5 结论
(1)逆反心理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偏差行为。(2)青少年逆反心理通过偏差同伴联系和偏差群体同一性影响偏差行为，逆反心理水平越高，会产生更多的偏差同伴联系和更高的偏差群体同一性，从而使青少年做出更多的偏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