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仅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生产力发展(曲永义, 2025)，也对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深远影响(黄丹凤, 陆璟, 2025)。一般而言，创造力指个体基于特定目的，利用已知信息生成新颖且具社会或个人价值产出的能力(林崇德, 1999; Leung et al., 2014; Yaniv, 2012)，并被视为影响个人成就的关键因素(Runco & Acar, 2012; Ye et al., 2021)。Sternberg和Lubart(1991)的创造力投资理论指出，创造力源于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个性、动机及环境六要素的交互作用，其中动机尤为关键(张伟达, 俞国良, 2022; Sternberg & Lubart, 1991)。
在个体创造力的发展过程中，共情可能通过激发内在动机而发挥关键作用。共情是指个体能够理解他人情绪，并基于这种理解做出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颜志强 等, 2018; Moriguchi et al., 2007)，通常被划分为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维度(颜志强, 苏彦捷, 2021)。研究表明，具有较高共情能力的个体更容易在社会交往中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颜志强 等, 2022)，能够敏锐识别他人的情绪和想法，关注并理解他人需求及社会问题，从而更可能产生亲社会动机，并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Leung et al., 2014)。根据Amabile(1983)所提出的创造力模型，工作动机是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相较于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被认为更能有效促进创造力的发展(薛贵 等, 2001)，而共情作为一种增强个体内在动机的关键因素，可能在创造力提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发现，共情能促进创造力。Li等(2024)指出，青少年的共情能力与其自我感知的创造力显著正相关，共情通过增强内部动机提升个体创造力。Dostál等(2017)的研究也表明，共情正向预测创造力，并通过内部动机影响创造力。然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共情可能抑制创造力。West和Somer(2019)发现，认知共情与创造力正相关，而情绪共情与创造力负相关。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共情与创造力之间无显著关系。Yang和Yang(2016)发现，尽管共情与创造力的原创性正相关，但与创造力的流畅性和灵活性无显著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共情并不总是影响创造力，可能存在其他调节因素。文献回顾与分析显示，共情的维度、创造力类型以及发展阶段可能是导致结果分歧的关键变量。
首先，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可能因共情的不同维度而异。情绪共情指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感知与共鸣，能够通过增强社会互动和助人动机促进创造力(Leung et al., 2014; Yoon & Kang, 2020)。然而，共情反应过程模型(Decety et al., 2016)指出，过高的情绪共情可能增加认知负荷，分散注意力，并削弱个体的内部动机，从而抑制创造力(Peng & Liang, 2019)。研究表明，情绪共情虽有助于提升创造力的原创性，但可能降低思维灵活性(Yang & Yang, 2016)。相比之下，认知共情涉及理解他人视角和推测心理状态(颜志强, 苏彦捷, 2021)，其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更为稳定。根据共情的双加工模型(Decety & Meyer, 2008)，认知共情依赖于元认知能力和心理理论，不仅有助于个体进行更深入的信息加工和情境理解，还能促进多角度思考和问题解决。因此，认知共情能够有效激发个体和团队的创造力(Litchfield et al., 2015; Yoon & Kang, 2020)。区分共情维度对于理解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至关重要。
其次，创造力与共情的关系可能因创造力类型而异。创造力按领域可分为日常创造力与杰出创造力(Kaufman & Beghetto, 2009)，按社会价值可分为善意创造力与恶意创造力(Harris et al., 2013)，这些分类侧重于个体层面。随着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提升，创造力逐渐从个体扩展到团队层面(张春妹 等, 2020)。因此，也有研究者将创造力分为个体创造力和团队创造力(Amabile, 1988; Litchfield et al., 2015)。团队创造力是指团队成员通过协作产生的新颖且有益的想法、产品、过程或服务，且其成果通常体现团队的集体智慧，并依赖于成员间的协作与互动(张春妹 等, 2020; Shin & Zhou, 2007)。共情作为关注他人情绪和需求的能力，本质上具有社会取向，而个体创造力则依赖内在动机(Amabile, 1983)。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不稳定，甚至可能负相关(李奥成 等, 2023; West & Somer, 2019; Yang & Yang, 2016)。高水平共情者往往受到外界情绪信息的干扰，更倾向于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从而可能会抑制个体创造力所需的独立思考与冒险精神。相比之下，在团队创造力层面，共情对团队成员间的信任与协作起到积极作用。研究表明，高共情水平的团队创新绩效更佳(何文心 等, 2019; Yoon et al., 2020)。所以，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可能受创造力类型的调节。
另外，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可能因个体发展阶段而变化。依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个体可按年龄划分为儿童(0～18岁)和成人(18岁及以上)。共情与创造力均是动态发展的心理特质，其关联模式可能随年龄增长呈现不同轨迹。关于创造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认为创造力在11至15岁达到高峰(胡卫平 等, 2003; Claxton et al., 2005)，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创造力可随知识与经验积累，在成年后保持较高水平(沃建中 等, 2009; Vaisarova & Lucca, 2024)。共情的发展亦具有阶段性(黄翯青, 苏彦捷, 2012)，即6岁前情绪共情占主导，6至18岁认知共情逐渐增强，40岁后情绪共情再次占优(颜志强, 苏彦捷, 2021)。基于此，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可能随年龄变化。在儿童早期，情绪共情有助于提升想象力和联想能力，与创造力呈正相关(İmece & Cansever, 2019)。随着儿童认知发展，认知共情的作用逐渐增强(Oboeuf et al., 2023)。进入成年期，认知共情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Vassallo et al., 2023)。因此，划分发展阶段对于理解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十分必要。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共情维度、创造力类型和发展阶段作为调节变量，采用三水平元分析方法，系统探讨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本研究旨在厘清二者相关性大小与方向的不一致性，揭示影响其关系的潜在调节机制，从而为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选取
本研究系统检索了探讨共情与创造力关系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中文文献主要检索来自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资讯数据库的文献。使用“共情”、“移情”、“同理心”、“观点采择”、“共情关注”、“情绪分享”、“同情”、“情绪共鸣”和“创造”、“发明”、“创新”、“创意”、“问题解决”、“创意成就”进行组合检索。英文文献主要检索来自Web of Science和EBSCO-PsycARTICLES数据库的文献，使用“empath*”、“sympath*”、“perspective taking”、“empathic concern”、“emotion sharing”“emotion contagion”和“creat*”、“invention”、“innovation”、“problem solving”进行组合检索。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 。
文献筛选标准如下：(1)研究必须是关于共情与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数据完整，样本大小明确，纯理论和文献综述类文章排除在外；(2)研究被试为典型发展群体，精神病人等其他非典型发展群体则排除在外；(3)测量工具明确且有据可查，使用非标准化方法和其他测量工具的文献被排除在外；(4)论文语言为汉语或英语；(5)论文详细报告了r值或可以转化为r值的F值、t值或χ2值，排除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及其它统计方法获得的数据。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献29篇，其中，中文文献17篇，英文文献12篇，获得效应量50个。
2.2 文献编码与质量评价
根据所要探讨的问题，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进行如下编码：(1)文献信息(第一作者名及发表年份)；(2)样本量；(3)被试年龄；(4)发展阶段：儿童(0～18岁)，成人(18岁以上)；(5)共情和创造力的测量工具；(6)共情维度；(7)创造力类型；(8)效应量大小(r)。文献编码由两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完成，初次编码后的编码者一致性系数为0.92，编码不一致部分经讨论后进行了统一。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质量评估工具对研究进行了质量评估，文献质量评分均值为7.45。整体而言，纳入的文献质量较好。
2.3 元分析过程
在每一项纳入分析的研究中，本研究提取或计算共情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系数。
考虑到部分初级文献报告了多个效应量，为避免传统元分析方法中假设效应量独立性的局限，本研究将采用三水平元分析方法进行分析(Assink & Wibbelink, 2016)。在该方法中，水平1表示元分析的抽样方差，水平2表示研究内方差，水平3表示研究间方差。当水平2和水平3的结果显著时，表明有必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与传统元分析相比，三水平元分析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考虑了同一研究中各效应量之间的相关性，并能够从研究中提取所有效应量，从而最大化保留信息的完整性，提高统计效率。
本研究使用R语言(Version 4.4.1)中的metafor包进行元分析。
3 结果
3.1 发表偏差检验
研究选取了漏斗图、Begg’s检验和Egger’s截距检验来考察发表偏差。从漏斗图来看(见图2 )，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三角形的顶端，并且较为均匀地分布在中线的两侧(Z=0.32, p=0.750)。Egger’s截距检验的结果表明，差异不显著[t(48)=0.85, p=0.397]。综合来看，文献选取不存在发表偏差，结果可靠。
3.2 主效应检验
元分析共包含29项研究，50个效应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共情和创造力存在显著正相关(r=0.29, 95%CI=[0.20, 0.37], t=6.74, p<0.001)。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研究内方差(水平2)存在显著差异(p<0.001)，研究间方差(水平3)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1)。三个水平的方差来源分别如下，抽样方差(水平1)为3.13%，研究内方差(水平2)为84.90%，研究间方差(水平3)为11.97%。综合来看，可以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3.3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考察共情与创造力的联系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1 )。结果显示，共情维度的调节作用显著[F(2, 47)=7.65, p=0.001]，与情绪共情相比(r=0.005)，共情总分(r=0.269)和认知共情(r=0.402)与创造力的相关更强。其次，创造力类型的调节效应显著[F(1, 48)=8.59, p=0.005]，与个人创造力相比(r=0.166)，共情与团队创造力(r=0.380)的相关更强。发展阶段的调节效应不显著[F(1, 48)=3.15, p=0.082]。
表1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
| 调节变量 | k | Intercept(95%CI) | B(95%CI) | Mean r | F | 水平2方差 | 水平3方差 |
| 共情维度 | |||||||
| 情绪共情 | 7 | 0.005[−0.186, 0.195] | 0.005 | 7.65*** | 0.06** | 0.05*** | |
| 认知共情 | 21 | 0.402[0.287, 0.518]*** | 0.397[0.192, 0.604]*** | 0.402 | |||
| 共情总分 | 22 | 0.269[0.143, 0.395]*** | 0.264[0.039, 0.490]* | 0.269 | |||
| 创造力类型 | |||||||
| 个人 | 25 | 0.166[0.062, 0.269]** | 0.166 | 8.59** | 0.06** | 0.05** | |
| 团队 | 25 | 0.380[0.276, 0.483]*** | 0.214[0.067, 0.361]** | 0.380 | |||
| 发展阶段 | |||||||
| 儿童 | 7 | 0.441[0.236, 0.647]*** | 0.441 | 3.15 | 0.07 | 0.06 | |
| 成人 | 43 | 0.245[0.162, 0.329]*** | −0.196[−0.418, 0.026] | 0.257 |
注：k为效应量数，CI为置信区间，B为估计回归系数，r为皮尔逊相关系数；*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4 调节变量的多重回归分析
为了排除调节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进行了多重回归分析。以共情维度(情绪共情)、创造力类型(个人创造力)和发展阶段(成人)为参照变量，结果显示至少有一个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见表2 )。
表2 调节变量的多重回归分析 |
| 调节变量 | k | B(95%CI) | ||
| Intercept | −0.169[−0.352, 0.015] | |||
| 共情维度 | 认知共情 | 21 | 0.386[0.186, 0.586]*** | |
| 共情总分 | 22 | 0.333[0.140, 0.526]** | ||
| 创造力类型 | 团队创造力 | 25 | 0.187[0.048, 0.326]** | |
| 发展阶段 | 儿童 | 7 | 0.276[0.096, 0.457]** | |
| 多重回归模型 | k=50 | F(4, 45)=8.54, p<0.001 | 水平2方差 0.04*** | 水平3方差 0.04*** |
4 讨论
4.1 共情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三水平元分析系统探讨了共情与创造力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既有研究一致(Karaçam & Pulur, 2016; Li et al., 2018; Li et al., 2024)。
共情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与创造力的关系密切。共情不仅能够激发个体的内在动机，还能够明确社会需求，进而促进创造力的表现。通过共情，个体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的情绪与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人互动，关注社会需求(颜志强 等, 2022; Leung et al., 2014)。这一过程激发了个体解决问题的内在动机，而动机被认为是创造力的核心要素之一(Amabile, 1983)。根据Sternberg和Lubart(1991)提出的创造力投资理论，创造性活动通常伴随着一定的成本和失败风险(张伟达, 俞国良, 2022; Tierney & Farmer, 2002)。若动机主要来源于外部激励，个体在未获得回报时可能选择放弃；然而，当创造受内在动机驱动时，即便创造性活动未见即时成果，个体仍可能持续推进(张伟达, 俞国良, 2022)。因此，共情通过增强内在动机，显著促进了创造力的表现。此外，共情使个体能够通过观察他人的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迅速洞察他人的情绪和想法，从而更明确地识别他人及社会的需求(林崇德, 1999; 颜志强 等, 2018; Leung et al., 2014; Yang & Yang, 2016)。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能够创造出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林崇德, 1999; Leung et al., 2014)。从这一角度来看，共情不仅帮助个体识别需求，还有效促进具有社会意义的创造性成果的产生。因此，本研究不仅为共情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理解共情在促进创造力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4.2 调节效应分析
4.2.1 共情维度
元分析结果显示，共情维度显著调节了共情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其中认知共情与创造力的关联最强，共情总分次之，情绪共情最弱。
首先，认知共情之所以比情绪共情更能促进创造力，主要在于其涉及更高级的心理加工过程。情绪共情主要涉及情绪的感染与分享(黄翯青, 苏彦捷, 2010)，虽然能够激发助人动机，但缺乏对他人需求的深层理解，较难直接推动创造性成果。相比之下，认知共情帮助个体精准识别和分析社会需求，从而促进创造力，尤其在社会创新领域表现突出(Leung et al., 2014)。此外，情绪的复杂性进一步突出了认知共情的优势。一方面，个体在共情过程中可能同时面对积极和消极情绪(郭婷婷 等, 2011)，单纯依靠情绪共情可能无法全面理解他人情绪，而认知共情可通过自上而下的思维调节整合情绪信息(黄翯青, 苏彦捷, 2010, 2012)，增强个体的创造性表现。另一方面，情绪共情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过度投入情绪可能使个体沉溺于自身体验，忽略他人需求，甚至削弱创造力的内在动机(张伟达, 俞国良, 2022)。相比之下，认知共情在调节情绪共情的基础上，平衡情感投入与理性分析，使个体在复杂社会情境中更具创造力。其次，认知共情与创造力的关联强于共情总分，可能源于情绪共情的干扰作用。根据注意资源理论，个体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情绪与认知活动均会消耗注意资源(陈栩茜, 张积家, 2003)。根据共情反应过程模型(Decety et al., 2016)，当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共同发挥作用时，情绪共情引发的情绪体验可能占用过多注意资源，抑制认知共情的作用，使共情总分与创造力的关联弱于认知共情。
4.2.2 创造力类型
元分析结果显示，共情在团队创造力中的作用显著强于个人创造力，这一发现反映了团队合作的特点与共情功能之间的高度契合。
一方面，从个体与团队创造力的特点来看，团队创造力依赖于成员间的协作、交流与信息共享，而个人创造力则更强调独立思考和个体创新过程(张春妹 等, 2020)。团队创造力的形成往往需要团队成员共同分享信息、协调任务并整合多样化的观点，而这些过程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共情作为一种社会认知能力，通过促进情感链接和观点采择，在团队合作中发挥了独特的功能。情绪共情通过情感感染与分享能够快速捕捉团队成员的情绪状态，帮助成员建立融洽的情感链接，提升团队凝聚力与信任感(牛宇霖, 2020)。在团队环境中，这种情感共鸣能够促进更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减少冲突并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意愿，从而推动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认知共情通过观点采择与问题分析，使团队成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的需求和观点，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多角度的视角，并帮助成员在创新过程中协调各自的想法与目标(颜志强 等, 2022)。认知共情的这种作用在团队创造力中尤为重要，它为团队成员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视野和解决方案，有助于集思广益，提高团队在多元化问题上的创新表现。个人创造力则主要依赖于个体独立的思维能力和内在驱动力，虽然共情可以提供灵感支持，但其作用主要局限于外部互动，难以达到团队合作中共情所能激发的协同效应。因此，团队创造力更能从共情的双重维度中获益，情绪共情帮助成员建立情感联系并增强信任，而认知共情则促进不同观点的融合与合作问题的解决，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团队创造力的提升。
4.2.3 发展阶段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发展阶段对共情与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但在儿童与成人群体中，共情与创造力的相关性均显著。根据黄翯青和苏彦捷(2012)提出的共情发展双过程理论模型，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分化：情绪共情在儿童期占主导，随后逐渐下降，而认知共情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增强(颜志强, 苏彦捷, 2021)。在儿童群体中，情绪共情能够促进想象力和联想能力，为创造力提供情感驱动力。然而，进入成年期后，认知共情逐渐成为主导，并在复杂问题解决、需求识别等创造性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Vassallo et al., 2023)。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受样本分布不均影响。本研究以成人样本为主，儿童数据较少，可能削弱了发展阶段的调节效应。此外，发展阶段划分较粗略也可能影响结果，未来可参考更精细的年龄划分标准。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样本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布不均，儿童群体较少，未来应扩大样本范围以提高代表性。第二，本研究基于横断数据，难以推断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干预研究深入探讨共情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及其心理、神经生理基础。第三，共情与创造力的测量工具多样，不同工具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未来应采用更统一、系统的测量方法，或通过交叉验证提升数据一致性，以更准确揭示二者关系。
5 结论
三水平元分析结果表明，共情与创造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具体而言，认知共情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优于情绪共情，而共情与团队创造力的关联强于个人创造力。这些结果凸显了共情在激发个人和团队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并为相关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