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背叛创伤和信任及其修复
作为一种人际创伤，背叛创伤(betrayal trauma)指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依赖或信任关系时的创伤事件，例如被父母虐待、性侵等(Yalch et al., 2022)。其核心特征在于信任维度的受损：受害者不仅承受伤害本身，更因施害者是本应提供保护或关爱的对象而产生深层的认知冲突(Hujing et al., 2024)。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儿童期背叛创伤与焦虑障碍等心理疾病显著相关(Gobin & Freyd, 2014)。背叛创伤理论(betrayal trauma theory, BTT)认为，背叛创伤会影响个体的信任决策(Gobin & Freyd, 2009)。由于信任的缺乏，高背叛创伤(high betrayal trauma, HBT)群体信任的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
信任是人际互动中的核心要素，指个体基于对他人意图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承担风险的决策行为(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研究发现，与低背叛创伤(low betrayal trauma, LBT)群体相比，HBT群体对医疗系统存在不信任，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Klest et al., 2019)。Neil等人(2022)也发现，儿童被严重背叛后，会将本该相信的人识别为不可信任的。与单纯的信任提升不同，信任修复(trust repair)强调在信任受损后，通过某种策略修复信任关系的过程(Tomlinson, 2025)。研究发现，HBT群体对他人行为动机存在防御性归因，更易将他人的信任违背和补偿行为归因为恶意动机，可能阻碍信任修复过程(Gobin & Freyd, 2014)。此外，HBT群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受损，可能更难从信任违背引发的负面情绪中恢复(Marriott et al., 20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a：HBT群体的特质信任水平和信任行为水平低于LBT群体；H1b：HBT群体的信任修复效果弱于LBT群体。
1.2 感知社会善念对信任的提升和修复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道歉、补偿等传统策略对信任修复的作用。然而，由于HBT群体对言语承诺的怀疑程度较高，且物质补偿可能被解读为操控意图，导致这些策略的效果有限(Gobin & Freyd, 2014)。因此，亟须探索一种非言语、非物质的修复信号，既能规避创伤群体的防御性认知，又能直接重建善意信任。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作为一种非言语的善意表达，可能具有一定潜力。它指的是个体关注他人选择的范围，做出不影响他人选择的决策，是尊重和保护他人权利的表现(van Doesum et al., 2013)。例如，A、B两人从4支钢笔(1支蓝色，3支黑色)中选择1支，高社会善念个体A会选择黑色钢笔，这样B还能在剩下钢笔中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而低善念个体A会选择蓝色钢笔，此时B无法选择，只能选择黑色。
研究发现，社会善念能够通过尊重他人选择权传递善意，增加信任倾向(Dou et al., 2018)。van Doesum等人(2020)发现，作为一种主动的利他行为，社会善念给人留下可靠且稳定的印象，有利于建立信任。相反，低感知社会善念则会带来自私的印象(van Doesum et al., 2013)。van Doesum和van Lange(2016)认为，社会善念的传递同时涉及认知(观点采择)和情绪(共情关注)过程。观点采择能促进理解与信任，受害方感知到观点采择后更能宽恕和信任对方(Berndsen et al., 2018)。同时，社会善念所强调的对他人情绪设身处地的关注，也有利于关系的重建和修复(Bagdasarov et al., 2019)。因此，本研究提出H2a：感知社会善念对信任行为有显著影响，高感知社会善念会增加信任行为；H2b：感知社会善念对信任修复有显著影响，高感知社会善念会增加信任修复效果。
1.3 感知社会善念调节背叛创伤对信任的影响
尽管已有证据表明社会善念能提升一般群体的信任修复效果(Dou et al., 2018)，但这些研究未区分个体创伤经历的差异。由于HBT群体对善意信号的敏感性可能高于普通群体(Vollhardt, 2009)，其信任修复可能遵循独特机制。源自苦难的利他理论(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ABS)认为，创伤群体在经历苦难后，其观点采择能力会有所提升(Vollhardt, 2009)。此外，童年创伤不仅与杏仁核的过度激活有关，还增强了奖赏系统对积极刺激的反应(Hein & Monk, 2017)。因此，HBT群体在面对他人善举时，可能更敏锐地捕捉对方传递的情感，对善意的主观感知也更为强烈。外界善意传递给个体非自利动机和兴趣，同时促进个体的积极情绪，进而有助于建立和恢复人际信任(Campos-Castillo & Ewoodzie, 2014)。因此，HBT群体的信任可能受到感知社会善念水平的影响，在面对高感知社会善念时，HBT群体可能主观体验到更多善意，使信任水平得到提升，也更能修复破裂的信任关系。
总之，感知社会善念和背叛创伤都是信任和信任修复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认为感知社会善念调节了背叛创伤对信任及其修复的影响，即个体处于高社会善念的环境下时信任水平会提高，且HBT群体的提高程度大于LBT群体(H3a)；在信任关系破裂后，感知社会善念修复HBT群体信任的效果也好于LBT群体(H3b)。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首次在创伤群体中分离社会善念的信任提升与修复效应。实验1结合信任游戏与社会善念范式，检验无违背情境下高社会善念对HBT群体基线信任的即时提升作用；实验2进一步采用信任违背范式模拟现实中的信任崩塌，检验社会善念能否在受损后促进特异性修复。此外，现有文献多基于一般群体探讨信任修复策略，而本研究首次将HBT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其对社会善念的“补偿性敏感”机制。
2 实验1：背叛创伤群体的信任：感知社会善念的调节作用
2.1 被试
本实验的对象是处于青春期或青春期后的个体，他们的信任最易受到背叛创伤的损害，因此这一阶段是研究信任受损的最佳时期(Klest et al., 2019)。设置统计检验力为0.8，双侧检验α=0.05，效应量为0.4，采用2$ \times $ 2两因素被试间设计，G*Power软件显示所需样本量至少为72名。通过校园招募，共77名被试参与本实验(男性26名)，年龄范围为16～23岁，平均年龄19.30岁，均无精神疾病史且未参加过类似的实验。
2.2 实验设计
自变量为背叛创伤与感知社会善念，因变量为两轮投资数额差值(van Den Bos et al., 2011)。采用2(背叛创伤：高背叛创伤群体、低背叛创伤群体)×2(感知社会善念：高感知社会善念、低感知社会善念)两因素被试间设计。高背叛创伤−高感知社会善念组19人，高背叛创伤−低感知社会善念组18人，低背叛创伤−高感知社会善念组20人，低背叛创伤−低感知社会善念组20人。被试的心境可能会对信任与合作行为产生影响(王霄, 吴伟炯, 2012)，本研究使用相关量表对心境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所有被试使用同一台笔记本电脑进行实验，实验室无明显噪音。考虑到环境温度可能影响信任水平(辛自强, 徐啸尘, 2013)，实验全程使用空调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5℃左右。
2.3 研究工具
采用简要背叛创伤调查(Brief Betrayal Trauma Survey, BBTS)了解被试的创伤经历(Goldberg & Freyd, 2006)。问卷共12个项目，分为3个维度，包括非人际创伤(2个项目)、低背叛创伤(5个项目)和高背叛创伤(5个项目)。参考相关文献(Wang et al., 2021)，本研究仅依据高背叛创伤维度划分组别：在该维度5题中至少有一个肯定答案的被试归为HBT组，反之归为LBT组。高背叛创伤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低背叛创伤维度与非人际创伤维度的合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正式实验开始前，主试随机筛选LBT被试以平衡组间人数。
采用一般信任量表(General Trust Scale, GTS)对特质信任进行测量(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问卷共包含6个项目(如“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采用Likert 5点评分。均分越高代表信任倾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采用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评定被试近段时间的心境状态，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黄丽 等, 2003)。量表采用Likert 7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心境状态越明显。本研究中，积极情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消极情绪维度为0.78。
采用信任游戏测量被试的信任行为(van Den Bos et al., 2009)。假定被试作为投资者，拥有10元的启动资金，可以自由选择任意整数金额x元(x=0～10)投资给玩家B(由程序操控)。根据规则，玩家B可立即获得3x元的收益。作为回报，玩家B选择任意金额y元(y=0～3x)返还给被试。经过物品选择游戏后，被试将再次与B进行一轮信任游戏，本轮被试的投资数额记为z。两轮投资数额差值“z−x”为本实验因变量指标(van Den Bos et al., 2011)。
采用van Doesum和van Lange(2016)开发的SoMi范式操纵感知社会善念。任务是一个虚拟的物品选择游戏，刺激材料包含4个常见物品：实验刺激包含1个唯一物品，3个非唯一物品，如3盘绿色糖果和1盘红色糖果；控制刺激为两对非唯一物品，如2个白色围巾和2个黑色围巾。被试被告知与玩家B一起进行这项游戏，且每轮都由玩家B先进行选择。若B选择非唯一物品，留给被试挑选颜色的机会，则为高社会善念行为；反之则为低社会善念行为。高感知社会善念组中，B的高社会善念行为持续12轮，低社会善念行为持续3轮，控制组刺激呈现3轮，共18轮；低感知社会善念组中，各水平社会善念行为分别持续3、12和3轮，共18轮(窦凯 等, 2018)。每轮呈现的图片刺激和次序都经过随机化处理。
2.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如图1 所示。被试在线填写问卷，来到实验室后签署保密协议，被告知与玩家B进行线上互动。被试学习信任游戏规则并通过练习题后，进行首轮投资，并被告知回报金额将在实验结束后揭晓。随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低感知社会善念组，进行物品选择游戏。操纵性检验评估被试感受到玩家B的自利、喜欢、真实、再次共事和相遇的程度(Likert 7点量表)(van Doesum et al., 2013)。最后，被试进行第二轮信任游戏。实验结束后主试发放报酬并告知实验真相(玩家B为虚拟程序)。
2.5 结果
2.5.1 操纵检验
使用2×2两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以操纵检验中的真实、自利、喜欢、共事和相遇为因变量，以背叛创伤和感知社会善念为自变量，并控制性别、年龄和心境，结果见表1 。被试倾向于认为玩家B真实存在(M>4.35)。感知社会善念的主效应显著，高感知社会善念组的被试认为玩家B更不自利、更有好感、更愿意再次共事和相遇(ps<0.01)。因此本实验对感知社会善念的操纵有效。
表1 实验1感知社会善念操纵性检验 |
| 变量 | 高感知社会善念 | 低感知社会善念 | F感知社会善念 | F背叛创伤 | F交互作用 | |||
| HBT组 | LBT组 | HBT组 | LBT组 | |||||
| 真实 | 4.58 | 4.35 | 4.61 | 4.70 | 1.42 | 0.01 | 0.30 | |
| 自利 | 2.11 | 2.25 | 3.72 | 4.15 | 41.31*** | 0.77 | 0.11 | |
| 喜欢 | 4.05 | 4.50 | 3.56 | 3.40 | 6.64** | 0.19 | 1.55 | |
| 共事 | 4.21 | 4.40 | 3.78 | 3.40 | 7.90** | 0.16 | 1.72 | |
| 相遇 | 4.58 | 4.25 | 3.67 | 3.60 | 8.58** | 0.91 | 0.21 | |
注：HBT，高背叛创伤，LBT，低背叛创伤；*p<0.05，**p<0.01，***p<0.001，以下同。 |
2.5.2 信任水平差异检验
t检验表明，HBT组在一般信任量表上的得分(M=4.19, SD=1.22)显著低于LBT组(M=4.85, SD=1.12)[t(75)=2.48, p=0.016, d=0.66]。HBT组和LBT组两轮投资结果如表2 所示。HBT组(M=3.02 SD=1.41)比LBT组(M=3.95, SD=1.28)的第一轮投资数额更少[t(75)=3.09, p=0.003, d=0.95]。总体而言，HBT组的信任水平低于LBT组。
表2 实验1中HBT组和LBT组两轮投资数额平均数和标准差(单位：元) |
| HBT组 | LBT组 | ||||||
| 第1轮投资 | 第2轮投资 | 投资数额变化 | 第1轮投资 | 第2轮投资 | 投资数额变化 | ||
| 高感知社会善念 | 2.47±1.35 | 4.26±1.00 | 1.79±1.03 | 3.75±1.16 | 4.75±1.37 | 1.00±0.92 | |
| 低感知社会善念 | 3.56±1.29 | 2.06±1.31 | −1.50±0.99 | 4.15±1.39 | 3.35±1.50 | −0.80±0.89 | |
2.5.3 信任行为变化的方差分析
以背叛创伤和感知社会善念为自变量，两轮投资数额差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将性别、年龄和心境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结果显示，背叛创伤的主效应不显著[F(1, 76)=0.02, p=0.902]，即HBT和LBT组的投资数额变化无显著差异。感知社会善念的主效应显著[F(1, 76)=115.94, p<0.001, η${_{\rm p}^2} $ =0.63]，高感知社会善念条件下的投资数额差值大于低感知社会善念条件。
背叛创伤和感知社会善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76)=10.80, p=0.002, η${_{\rm p}^2} $ =0.1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感知社会善念条件下，HBT组被试的投资增加额度显著高于LBT组[F(1, 69)=6.06, p=0.016, η${_{\rm p}^2} $ =0.08]；低感知社会善念条件下，HBT组被试的投资减少额度显著高于LBT组[F(1, 69)=4.82, p=0.022, η${_{\rm p}^2} $ =0.07]。结果见图2 。
2.6 讨论
实验1结果表明，HBT组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LBT组，支持H1a。感知社会善念对信任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验证了H2a。交互作用分析显示，高社会善念条件下HBT组的信任提升幅度显著大于LBT组，证实H3a。然而，现实中的信任关系常因背叛事件而受损，修复过程可能更具挑战性。实验2将模拟信任违背情境，进一步检验社会善念能否作为一种修复策略，促进高创伤群体的信任恢复。
3 实验2：背叛创伤群体的信任修复：感知社会善念的调节作用
3.1 被试
共78名被试参与本实验(男性33名)，年龄范围为16～24岁，平均年龄19.79岁。将被试的心境和实验室温度等作为额外变量进行控制。
3.2 实验设计
同实验1。其中，高背叛创伤−高感知社会善念组19人，高背叛创伤−低感知社会善念组19人，低背叛创伤−高感知社会善念组20人，低背叛创伤−低感知社会善念组20人。
3.3 研究工具
同实验1。
3.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如图3 所示。与实验1不同的是，实验2在第一轮信任游戏后进入信任违背阶段：所有被试在第一轮信任游戏中均被告知玩家B的回报金额为0元，诱发信任违背。随后进入社会善念修复阶段。最后再次进行信任游戏，使用两轮投资数额差值评估信任修复效果。
3.5 结果
3.5.1 操纵检验
使用2×2两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探究实验2的操纵检验效果，结果见表3 。被试倾向于认为玩家B真实存在(M>4.47)。感知社会善念在自利、共事和相遇意愿中的主效应均显著，高感知社会善念组的被试认为玩家B更不自利、更愿意再次共事和相遇(ps<0.001)。本实验对感知社会善念的操纵有效。
表3 实验2感知社会善念操纵性检验 |
| 变量 | 高感知社会善念 | 低感知社会善念 | F感知社会善念 | F背叛创伤 | F交互作用 | |||
| HBT组 | LBT组 | HBT组 | LBT组 | |||||
| 真实 | 4.74 | 4.85 | 4.47 | 4.70 | 1.41 | 0.53 | 0.29 | |
| 自利 | 2.32 | 3.05 | 3.89 | 4.30 | 13.56*** | 6.09* | 0.10 | |
| 喜欢 | 3.53 | 4.35 | 3.11 | 3.55 | 3.22 | 4.60* | 0.62 | |
| 共事 | 4.37 | 4.05 | 3.32 | 3.20 | 16.69*** | 0.43 | 0.49 | |
| 相遇 | 4.53 | 4.20 | 3.42 | 3.15 | 15.50*** | 2.24 | 0.12 | |
3.5.2 信任水平差异检验
t检验结果表明，HBT组(M=4.21, SD=1.40)和LBT组(M=4.60, SD=1.34)在一般信任量表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t(76)=1.26, p=0.212, d=0.39]。HBT组和LBT组两轮投资结果如表4 所示。HBT组的第一轮投资数额(M=2.77, SD=1.10)低于LBT组(M=3.20, SD=0.94)，统计结果呈边缘显著[t(76)=1.89, p=0.063, d=0.44]。
表4 实验2中HBT组和LBT组两轮投资数额平均数和标准差(单位：元) |
| HBT组 | LBT组 | ||||||
| 第1轮投资 | 第2轮投资 | 投资数额变化 | 第1轮投资 | 第2轮投资 | 投资数额变化 | ||
| 高感知社会善念 | 2.42 | 2.47 | 0.05 | 3.00 | 2.25 | −0.75 | |
| 低感知社会善念 | 3.11 | 0.74 | −2.3 | 3.40 | 1.15 | −2.25 | |
3.5.3 信任修复的方差分析
以背叛创伤和感知社会善念为自变量、两轮投资数额差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控制变量同实验1。结果显示，背叛创伤的主效应不显著[F(1, 77)=1.80, p=0.185]，感知社会善念的主效应显著[F(1, 77)=70.55, p<0.001, η${_{\rm p}^2} $ =0.50]，即高感知社会善念组的信任修复效果好于低感知社会善念组。
背叛创伤和感知社会善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77)=4.67, p=0.034, η${_{\rm p}^2} $ =0.0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感知社会善念条件下，HBT组被试的投资增加额度高于LBT组[F(1, 70)=6.80, p=0.011, η${_{\rm p}^2} $ =0.09]；低感知社会善念条件下，HBT组与LBT组被试的投资额度变化无显著差异[F(1, 70)=0.44, p=0.508]。结果见图4 。
3.6 讨论
HBT组的信任行为水平低于LBT组，部分验证了H1a。背叛创伤的主效应不显著，H1b未得到验证。感知社会善念的主效应显著，高感知社会善念增加了信任修复效果，H2b得到验证。最后，交互作用显著，即感知社会善念对于HBT组信任修复的效果好于LBT组，从而验证了H3b。
4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2个实验揭示了感知社会善念和背叛创伤对个体信任及其修复的影响，并证明了感知社会善念的调节作用，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首次在背叛创伤群体中检验感知社会善念对信任提升和修复的影响。通过整合BTT与ABS理论，研究提出了背叛创伤经历会增强个体对善意行为的“补偿性敏感”，揭示了感知社会善念对创伤群体的特异性增益效应。
4.1 背叛创伤群体的信任及其修复
实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HBT群体的信任水平更低。然而，实验2中HBT与LBT组的GTS得分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LBT组的内部异质性有关：LBT组包括低背叛创伤、非人际创伤及无创伤者，其信任水平受不同创伤类型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此外，信任这一变量本身的个体差异较大(van De Groep et al., 2020)，可能削弱了组间差异的稳定性。尽管如此，合并两个实验后的数据分析显示(n=155)，HBT组的GTS得分[MHBT=4.20, MLBT=4.72, t(153)=2.58, p=0.011, d=0.42]和初始投资[MHBT=2.99, MLBT=3.58, t(153)=3.55, p<0.001, d=0.57]均显著更低，支持研究结论的总体稳健性。
临床观察发现，有被虐待记录的儿童认为其他人更不值得信任(Neil et al., 2022)。随着时间推移，较低的信任倾向会对他们的社会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使得社会网络薄弱化。相似地，受过各类创伤的母亲对医疗的信任倾向较低，更不愿意为自己和孩子接种疫苗(Milan & Dáu, 2021)。这可能是由于，背叛创伤为儿童带来了不安全型依恋(Briere et al., 2012)。研究表明，若儿童期个体接受的不是照顾而是虐待或忽视，他们的依恋将不再稳定，逐渐产生不安全感，更不愿意相信他人(Klest et al., 2019)。此外，严重的背叛创伤还可能导致人格障碍等疾病，产生多疑和妄想等症状，也就更难以建立信任关系(Gamache Martin et al., 2016)。
实验2未支持H1b的假设，即HBT与LBT群体的信任修复效果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背叛创伤的影响存在边界条件：仅在高感知社会善念情境下，HBT群体表现出修复优势，而低感知社会善念情境中其修复劣势被掩盖。这与信任修复的情境依赖性有关：信任修复的效果取决于修复策略，以及修复策略和信任破裂个体的匹配(Lewicki & Brinsfield, 2017)。因此，创伤经历可能增强个体对特定修复策略的敏感性，而非普遍性修复困难。
4.2 感知社会善念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感知社会善念可增加信任水平并修复破裂的信任关系。以往研究发现，感知社会善念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窦凯 等, 2018)。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善念传达了谦逊和诚实，使得个体认为自己得到尊重(王沛 等, 2020)。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发现社会善念作为一种信任修复策略，能重塑个体间破裂的信任关系。信任修复的动态模型认为，信任违背后的道歉、善意等可视作一种短期修复策略，一定程度上恢复信任水平(Dirks et al., 2009)。因此，高社会善念所传达的善意、包容等人际信号促进了信任的修复。
结果显示感知社会善念和背叛创伤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并且感知社会善念对于背叛创伤群体信任提升和修复更加有效。这支持了ABS理论的观点，即经受过背叛的个体对人际情绪的体会更加敏感，因此他们可以体会到社会善念行为中更多的善意和温暖。这一现象可以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解释(陈杰灵 等, 2015)。人际体验是创伤后成长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使得经历过背叛的个体更加关注他人情感与需求，因此对于他人情绪的觉知也就更加敏感(Joseph & Linley, 2006)。
尽管两个实验都使用两轮信任博弈的投资差值作为因变量，但实验2中加入了信任违背程序，区分了原有信任水平的提升和信任破裂后的修复。前者聚焦于受损信任的增强，而后者需克服违背事件引发的负面情绪与认知，核心在于关系重建(Lewicki & Brinsfield, 2017)。信任修复的双路径模型认为，信任修复通常涉及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的双重建构(Kim et al., 2004)。一方面，HBT群体因经历亲密关系中的信任背叛，他们对保护他人选择权的行为赋予更高的道德价值，从而更易重建善意信任。另一方面，创伤群体的信任受损多源于对他人行为目的的质疑，而社会善念传递非自利意图的信号，直接回应其核心关切，从而降低对背叛风险的预期(Dirks et al., 2009)。相比之下，LBT群体的信任修复可能更多依赖能力信任的恢复(如补偿行为)，因此社会善念的修复作用较弱。
4.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创设较为真实的人际互动场景，证明了感知社会善念对背叛创伤群体的信任和修复存在调节作用。由于取样地点的限制，被试中的男性占比较低。此外，被试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回答创伤经历，难以保证可靠性。未来研究可以发展信效度更高的创伤测量工具。研究还可结合fMRI等技术，揭示HBT群体在感知社会善念时相关脑区的激活模式，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善念与信任行为之间的关联。最后，未来研究还可将社会善念与传统的信任修复策略结合，拓展创伤群体的信任提升和修复策略。
5 结论
(1)背叛创伤经历对个体的信任有着不良影响。高背叛创伤群体的特质信任和信任行为水平低于低背叛创伤群体。(2)感知社会善念作为调节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背叛创伤对信任所造成的影响。相对于低背叛创伤群体，感知社会善念对高背叛创伤群体信任的提升和修复效果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