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获得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个体因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得到一定的实际提升、肯定和奖赏后，内心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情绪体验(彭文波 等, 2020)。获得感源自物质的“得”与心理的“感”，是幸福感持续的保证(王俊秀, 刘晓柳, 2019)。获得感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内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学领域(李雪碧, 2019; 吕小康, 孙思扬, 2021)，目前国内外心理学领域对其发生机制的探讨较少(朱英格 等, 2022; Yang & Ni, 2025)。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环境(如生活事件)、情感(如感恩)等因素，缺乏从价值观角度进行的考察(何安明, 吴晨阳 等, 2023; 何安明, 詹永吉 等, 2023)。然而，价值观会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动态变化发展，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赵悦皎 等, 2024)。另外，以往测查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于成年人，对未成年群体中的中学生则关注度不足(蒋俊杰 等, 2023; 谭旭运 等, 2018)，而中学生时期正是个体身心和社会性经验发展的关键期(林崇德, 李庆安, 2005)。有研究指出，获得感不仅会提升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会促进他们社会化心态及技能的全面发展(王俊秀, 陈满琪, 2018)。因此，本研究拟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角度出发探讨影响中学生获得感的因素及作用机制，为中学生的获得感及社会化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目前，全球范围内物质主义价值观呈现出盛行态势，人们的消费欲望激增，中学生进行奢侈消费攀比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tic values)是以获取和拥有财物为生活理念，认为快乐来源于物质财富的获得和满足的个人价值观(Richins & Dawson, 1992)。根据相对剥夺感理论，人们往往会通过收集他人信息，与之进行比较，形成对自身处境的特定认知评价，当比较之后发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时，便倾向于产生受剥夺感，引发消极体验(熊猛, 叶一舵, 2016)。物质主义倾向者依赖与物质条件更优的群体进行比较，以此来评估自我形象和价值感(李原, 2014)。由于他们对于物质的追求不易感到满足，容易陷入“比较−不满足”的恶性循环，这种持续地向上比较会使其发现自己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引发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导致幸福感水平降低(安芹, 张炜, 2025; 蒋奖 等, 2016; 谢晓东 等, 2013)。而获得感作为幸福感形成的基础，也会受到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此外，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中学生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Donnelly et al., 2016)，而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获得感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容易受到损害。因此提出假设1：中学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对获得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近年来，利用青少年的潜在积极资源成为学界比较关注的发展视角(常淑敏 等, 2020)，作为基础性积极资源的心理资本得到广泛研究(何安明 等, 2020; 张阔 等, 2010)。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及希望等结构维度(熊猛, 叶一舵, 2014)。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总是竭力获得、维持、保护所珍视的资源，容易对可能出现的资源损失产生危机感和压力感(Hobfoll & Shirom, 2001)。而心理资源理论认为，心理资本是人们依赖的心理资源之一，它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调动其他心理资源，以应对压力威胁(Hobfoll, 2001)。具体而言，物质主义倾向者将自我价值寄托在物质财富上，对物质财富的过度重视使他们需要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Park et al., 2017)。此时，他们会通过调动现有的心理资本资源及其他积极资源，来应对实际或潜在的物质损失引起的压力威胁，周而复始，加速心理资本的损耗(花慧 等, 2016)。武文静和邵建平(2020)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即物质主义倾向者在生活和学习中很难表现出乐观的心态，不利于心理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心理资本的直接效应模型(direct effect model)指出，心理资本会对个体的情绪情感和态度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李斌 等, 2014)。当青少年心理资本水平提高时，更有可能维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熊俊梅 等, 2020)，获得感随之提升。此外，拥有较多心理资本资源的个体，会更有动力地去寻求和积累物质和能量资源，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因为幸福感是在获得感的持续积累中形成的，所以心理资本也会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的获得感水平(王俊秀, 刘晓柳, 2019; Xu & Choi, 2023)；反之，心理资本的缺失不利于获得感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心理资本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获得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发展情景理论强调个体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的(Stattin & Magnusson, 1989)。科技干扰作为一种环境风险因素，可能会在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心理资本之间起调节作用。科技干扰(technoference)是指科技设备的出现或使用对现实中的人际互动过程产生干扰的现象(McDaniel & Coyne, 2016)。中学生因家庭是其生活的重要场所，所以更易受到父母造成的科技干扰的影响(刘勤学 等, 2021)。一方面，依据风险家庭模型，家庭内出现的风险因素会损害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功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的发生率(Repetti et al., 2002)。与受到低科技干扰影响的中学生相比，感受到高科技干扰的中学生更易觉察到父母在互动中的分心，对其物质需要的消极关注，同时体验到更多的被拒绝感(McDaniel & Radesky, 2018)，加重其消极自我评价，导致心理资本降低(陈欣 等, 2020)。即随着科技干扰程度的增加，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的负面影响可能增强。另一方面，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儿童会观察并模仿学习父母的行为(Bandura & Hall, 2018)。在家庭环境内，当科技干扰程度严重时，父母会频繁查看手机等设备，形成不良的榜样效应，中学生通过长期地模仿学习，会逐渐增加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频率(钟丹 等, 2023)。由于网络世界可以为之提供更广阔、更具匿名性的社交空间，他们可以分享自己对物质追求的看法，得到他人的认同和支持，缓解其在现实中体验到的被拒绝感，从而减慢心理资本的消耗速度(钟晓媚, 2020)。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干扰程度高反而会“削弱”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产生的消极影响。研究拟对这两种调节假设进行验证，并提出假设3：科技干扰调节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的预测路径(即中介路径的前半段)。
综上，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 )，同时考察物质主义价值观、心理资本及科技干扰对中学生获得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中学生提高获得感水平，促进其社会心态发展提供富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河南省、山东省、上海市、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10所中学的3366名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心理老师作为主试在课间发放纸质问卷，学生自行完成问卷填写。剔除多选、漏选、不认真作答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3070份，有效率为91.21%。其中初中生占49.67%(1525人)，高中生占50.33%(1545人)；男生占44.30%(1360人)，女生占55.70%(1710人)；独生子女占14.82%(455人)，非独生子女占85.18%(2615人)；平均年龄15.46岁(SD=1.68)。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
2.2.2 青少年学生心理资本问卷
采用叶一舵和方必基(2015)编制的青少年学生心理资本问卷。问卷包括希望、乐观、自信、韧性4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6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6=“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说明个体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效度拟合指标良好：χ2/df=9.08，RMSEA=0.05，NFI=0.96，GFI=0.96，CFI=0.96。
2.2.3 科技干扰量表
采用McDaniel和Coyne(2016)编制的科技干扰量表。量表共5个条目，采用8点计分(0=“从不”，7=“一天十次及以上”)，得分越高表示科技干扰程度越重。以往的研究证实，该量表在国内中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刘勤学 等, 2021)。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效度拟合指标良好：χ2/df=4.34，RMSEA=0.03，NFI=0.99，GFI=0.99，CFI=0.99。
2.2.4 中国人获得感量表
2.3 数据处理
所用问卷在统一指导语下进行团体施测并当场回收。采用SPSS27.0软件对物质主义价值观、心理资本、科技干扰和获得感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 4.2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数据测量过程中通过部分条目反向计分等方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之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分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21.11%，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见表1 )，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心理资本、获得感均呈显著负相关，与科技干扰呈显著正相关；中学生心理资本与科技干扰呈显著负相关，与获得感呈显著正相关；科技干扰与获得感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3070)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 1.年级 | ||||||
| 2.物质主义价值观 | 41.85 | 10.76 | 0.14*** | |||
| 3.心理资本 | 86.00 | 16.91 | –0.08*** | –0.13*** | ||
| 4.科技干扰 | 15.46 | 9.62 | 0.19*** | 0.23*** | –0.19*** | |
| 5.获得感 | 155.00 | 25.95 | –0.19*** | –0.11*** | 0.53*** | –0.11***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获得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中年级与其他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后续分析。首先，在控制年级后对简单中介模型进行检验，选择model 4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见表2 )，物质主义价值观负向预测中学生获得感(β=−0.08, t=–4.69, p<0.001)；将心理资本纳入回归方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2, t=–1.59, p>0.05)，物质主义价值观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0.12, t=–6.38, p<0.001)，心理资本正向预测获得感(β=0.51, t=33.75, p<0.001)，ab=–0.06，Boot SE=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8, –0.04]，说明心理资本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学生获得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学生获得感的总效应值为–0.08，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12, –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75%。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预测变量 | 心理资本 (第一步：model 4) | 获得感 (第二步：model 4) | 心理资本 (第三步：model 7) | |||||
| β | t | β | t | β | t | |||
| 物质主义价值观 | –0.12 | –6.38*** | –0.02 | –1.59 | –0.08 | –4.48*** | ||
| 科技干扰 | –0.17 | –9.08*** | ||||||
| 物质主义价值观×科技干扰 | 0.05 | 3.01** | ||||||
| 心理资本 | 0.51 | 33.75*** | ||||||
| R2 | 0.02 | 0.30 | 0.05 | |||||
| F | 30.70*** | 440.87*** | 38.37*** | |||||
其次，由于调节变量调节的是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所以选择model 7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 )，物质主义价值观显著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0.08, t=–4.48, p<0.001)，心理资本正向预测获得感(β=0.51, t=33.75, p<0.001)，物质主义价值观对获得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2, t=–1.59, p>0.05)，科技干扰显著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0.17, t=–9.08, p<0.001)，同时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科技干扰的交互项对心理资本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05, t=3.01, 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2, 0.08]。这一结果说明，科技干扰调节了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具体调节“物质主义价值观→心理资本→获得感”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
最后，为了揭示科技干扰如何调节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的影响，明确调节作用是否随科技干扰强度变化而变化，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如图2 所示，直线代表在科技干扰的调节下，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的效应值(斜率)；曲线则代表回归分析的95%置信区间。结果表明，随着科技干扰得分的增加，95%的置信区间上限在科技干扰得分为0.78时，与X轴产生交点，当超过临界值(0.78)时，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直至不显著；当得分小于临界值时，置信区间不包含0，在此范围内科技干扰的调节作用显著。
4 讨论
4.1 物质主义价值观对获得感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学生的获得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验证了假设1。与已有的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相似(郭博达 等, 2019)。根据期望失验理论(Oliver, 1980)，个体会将实际获得与事前期望做比较，当获得小于事前期望时，将产生负向期望失验。青少年往往倾向与同伴进行比较，比较的内容多集中在所拥有的物品或品牌上，这种比较会不断强化青少年对物质主义的追求，使他们的物质期望变得越来越高(蒋奖 等, 2016)。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中学生将自己的高期望与实际回报进行对比，当回报低于期望时便会产生负性失验，心理状态变得更悲观消极，难以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彭文波 等, 2020)。研究表明，外在目标追求如物质主义价值观会削弱幸福感(Vansteenkiste et al., 2006)，而作为与幸福感关系密切的获得感也会被削弱(王俊秀, 刘晓柳, 2019)。具体而言，为持续获得来自他人的肯定，物质主义倾向者常常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关注未得之物，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易感到满足，而这将严重影响个体对自身获得感的评价(谢晓东 等, 2013)。
4.2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心理资本的间接路径来实现，验证了假设2，也支持了以往相关研究(武文静, 邵建平, 2020; Culbertson et al., 2010)。一方面，根据资源有限模型的观点，个体完成任何一项心理活动都需要消耗一定的心理资源，但心理资源是有限的(Baumeister et al., 2000)。拥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中学生往往自我评价较低，容易引发个体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周静, 谢天, 2019)。为了减轻这种不适，他们可能会尝试利用自身的心理资本资源去应对，但由于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因而最终的结果是心理资本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积极心理学认为，青少年如果想要获得积极的社会化发展结果，内在积极资源的支持不可或缺(斯奈德, 洛佩斯, 2013)，而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关键积极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姜鲁等人(2024)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获得感。中学生若缺乏心理资本资源，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会降低，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Xiong et al., 2020)，从而不利于获得感的产生。研究表明，个体心理资本水平越低，越易滋生敏感、焦虑等消极情绪，而消极情绪正是获得感低的直观表现(谭旭运 等, 2020; Culbertson et al., 2010)。另外，结果还验证了资源损失漩涡，即资源损失会触发压力反应，随着压力螺旋的加剧，个体为补偿损失而能调动的资源逐渐减少，损失漩涡的规模与动力却不断增强(Hobfoll & Shirom, 2001)。具体而言，面对物质目标可能失败的压力信号时，中学生如果无法有效阻断资源(如心理资本)损耗或及时补偿，就可能引发其他资源(如获得感)的迅速流失，形成损失漩涡。因此，心理资本可以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获得感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4.3 科技干扰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科技干扰作为调节变量，具体调节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的预测路径(即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当科技干扰小于0.78(中心化处理后)时，95%置信区间不包含0，意味着科技干扰可能存在一个阈值(0.78)，一旦超过这个阈值，科技干扰的调节效应便不显著。结果支持了假设3，验证了科技干扰会“削弱”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产生消极影响的假设。以往大部分研究都指出科技干扰的风险提升作用，而本研究的调节作用刚好与之相反。可能与个体的适应性有关。当科技干扰在家庭内刚出现时，青少年面对父母突然的情感忽视和被拒绝，会产生强烈的人际不安全感，表现出不良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刘勤学 等, 2021)。当科技干扰长期处于高频率时，中学生可能会习惯并学习父母使用电子设备(如手机)的行为，因社交网络具备逃避现实的特点，即使中学生在现实中较少感知到父母支持，仍旧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寻求其他支持(丁子恩, 刘勤学, 2022)。个人价值观与环境支持一致性的假设认为，当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与周遭环境的支持相一致时，其幸福感会提升；反之则降低(Sagiv & Schwartz, 2000)。在虚拟社交环境中，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中学生有更多机会进行自我表达，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及物质需要的满足感，从而在短期内表现出良好的心理状态(陈欣 等, 2020)。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双刃剑效应，长期沉溺于网络世界易导致成瘾，损害身心健康。基于以上分析，科技干扰可以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心理资本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对获得感起作用的机制及边界条件，对未来拓展相关领域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在实践方面，建议家长减少对科技设备的关注，多给予青少年情感支持；学校开展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和积极心理品质训练，强化其内部价值观和心理韧性。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因横断面设计的限制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不能说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获得感关系的因果方向，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方法或纵向追踪研究设计考察其因果方向；其次，本研究数据主要源于中学生的自我报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今后可考虑采用他人报告等第三方视角的数据收集方式，以获得更全面的结果。
5 结论
(1)物质主义价值观显著负向预测中学生的获得感；(2)心理资本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获得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科技干扰作为调节变量，具体调节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心理资本的预测路径(即中介路径的前半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