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们意识到，传统以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未来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需求。以社会情感能力(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SEC)为核心的软实力备受关注(丹尼尔•戈尔曼, 2010; 黄忠敬, 20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指出，发展社会情感能力与发展学术基础等能力同等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强调儿童须具备包括认知、社会情感等综合能力以适应未来挑战(袁振国 等, 2021)。
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联盟(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提出，社会情感能力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理解他人情感、建立积极社会关系和实现目标的能力(CASEL, 2003)。我国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团队将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定义为学生在认识和管理与自我、他人、集体关系的情感体验中获取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能力(毛亚庆, 2020)。研究表明，高社会情感能力正向预测儿童的学业成绩、未来职业生涯和生活满意度(Suarez-Alvarez et al., 2020)。良好社会情感能力能增强社交技能、降低不良行为，助力儿童应对逆境，塑造健全心理(杜媛 等, 2018)。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儿童发展的核心微观系统、初级社会化的关键环境因素，显著影响其身心发展(Bronfenbrenner, 2005)，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紧密相关(Grusec, 2011)。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视为多层组织系统，系统中每个家庭成员及其子系统(如夫妻、亲子、兄弟姐妹子系统等)相互依赖(Minuchin, 2018)。家庭成员及其子系统相互影响，形成动态过程，保障家庭整体稳定和健康发展(Cox & Paley, 1997)。该理论为分析子系统相互作用提供框架，衍生出溢出、补偿和交叉等假说，揭示夫妻关系与亲子互动等复杂关联(Erel & Burman, 1995; Nelson et al., 2009)。实证研究显示，家庭因素不仅显著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田瑾, 毛亚庆, 2021; 杨传利 等, 2023; 姚昊, 陈淑贞, 2022; 张婉莹 等, 2022)，还可能影响亲子间社会情感能力传递。
在家庭微观系统中，个体态度、能力、规范与行为在亲子间直接或间接传递(池丽萍, 2013; Meeusen, 2014)。研究表明，父母情绪智力、核心自我评价等会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儿童(黄杰 等, 2022; 麻书滔 等, 2021)，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促进儿童情绪稳定性和社会能力发展(黄会欣 等, 2013; 梁宗保 等, 2012)。父母之间的沟通协作、理解尊重以及情绪调控等能力影响子女社会情感教育、塑造与发展(支爱玲, 2019)。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假设，父母社会情感能力较高时其子女往往也具备较高的社会情感能力。
Barnes和Olson(1985)认为开放性亲子沟通是良好的亲子沟通，双方能自由交流信息、表达情感且对沟通满意。根据代际传递模型理论，亲代常通过沟通交流等直接教育方式将正确价值观和合理行为偏好传递给子代(Dohmen et al., 2012)。以往研究表明，亲子沟通在父母主观幸福感影响子女主观幸福感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范航 等, 2019)。开放性亲子沟通在代际传承中起重要中介作用，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推断，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可通过开放性亲子沟通提高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家庭氛围指家庭系统中成员互动营造的心理氛围，是成员对家庭内部关系特征的感知(付彩霞, 2023)。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是开放性亲子沟通、支持儿童发展的内在基础，但积极效应发挥依赖家庭氛围。温馨、支持性家庭氛围能为父母提供情感资源和心理安全感，高社会情感能力的父母可以更充分运用能力，促进儿童情绪稳定和社会能力发展(陈唤春, 2022; 宋佳伦, 钟志贤, 2024; 姚昊, 陈淑贞, 2022; 支爱玲, 2019)，即温馨氛围强化积极影响。反之，在强制性、缺乏温馨的家庭氛围下，家庭会消耗父母心理资源，抑制其能力发挥，消极氛围还会放大能力有限父母的不足，阻碍儿童发展(雷雳 等, 2002; Rueter & Conger, 1995)，即消极氛围削弱积极效应。因此，家庭氛围既是保护性因子，也是风险性因子。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家庭氛围调节父母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关系，温馨氛围下正向预测作用更强；家庭氛围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通过开放性亲子沟通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中介路径，温馨氛围下间接效应更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开放性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与家庭氛围的调节作用(研究假设模型见图1 )，以揭示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方式和情境。研究假设如下：假设1：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假设2：开放性亲子沟通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假设3：家庭氛围正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假设4：家庭氛围正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开放性亲子沟通−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借助问卷星线上平台发布并回收问卷，调查连云港市某小学三至六年级523名小学生及其父母。在征得学校、班主任及被试知情同意后开展测试。最终回收学生问卷1139份、父母问卷896份，经学生姓名和学号匹配后剩余602份，剔除规律作答和作答时间过短问卷79份，得有效问卷523份(有效率87%)。被试基本信息见表1 。
表1 被试基本信息(n=523) |
| 项目 | 类别 | 人数 | 百分比 | 项目 | 类别 | 人数 | 百分比 |
| 儿童性别 | 男 | 271 | 51.82 | 父母性别 | 男 | 108 | 20.65 |
| 女 | 252 | 48.18 | 女 | 415 | 79.35 | ||
| 儿童年龄 (周岁) | 8 | 14 | 2.67 | 父母年龄 (周岁) | 25～29 | 17 | 3.25 |
| 9 | 65 | 12.43 | 30～34 | 186 | 35.56 | ||
| 10 | 131 | 25.05 | 35～39 | 205 | 39.20 | ||
| 11 | 166 | 31.74 | 40～44 | 74 | 14.15 | ||
| 12 | 116 | 22.18 | 45～49 | 33 | 6.31 | ||
| 13 | 31 | 5.93 | 50以上 | 8 | 1.53 | ||
| 儿童年级 | 三年级 | 67 | 12.81 | 父母 婚姻状况 | 有配偶 | 474 | 90.63 |
| 四年级 | 144 | 27.53 | 无配偶 | 49 | 9.37 | ||
| 五年级 | 148 | 28.30 | 父母 受教育程度 | 高中(中专) 及以下 | 438 | 83.75 | |
| 六年级 | 164 | 31.36 | 大专 | 63 | 12.04 | ||
| 独生子女 | 是 | 83 | 15.87 | 本科及以上 | 22 | 4.21 | |
| 否 | 440 | 84.13 | 父母 月收入(元) | 3000以下 | 173 | 33.08 | |
| 居住状况 | 不和 父母居住 | 131 | 25.05 | 3000～5000 | 196 | 37.48 | |
| 和父母居住 | 392 | 74.95 | 5000～8000 | 88 | 16.83 | ||
| 8000～10000 | 38 | 7.26 | |||||
| 10000以上 | 28 | 5.35 |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社会情感能力
由父母自评，采用赵聪等人(2024)修订的成年人社会情感能力量表，该量表含自我认知(3条)、自我管理(5条)、他人认知(4条)、他人管理(4条)、集体认知(3条)、集体管理(4条)六个维度，共2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分数越高，社会情感能力越强。本研究中，问卷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4，各分维度系数范围为0.71～0.87。
2.2.2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采用我国SEL项目组编制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量表(毛亚庆, 2020)，由儿童自评。该量表含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他人管理、集体认知、集体管理共六个维度30个条目，各维度5个条目，适用于中小学生群体(杨传利 等, 2024)。采用Likert 5点计分，分数越高社会情感能力越强。本研究中，问卷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3，各分维度系数范围为0.69～0.81。
2.2.3 开放性亲子沟通
采用安伯欣(2004)修订的中文版开放性亲子沟通分量表，由儿童自评，共10个条目，分别评估父母开放性亲子沟通方式。该量表适用于中小学生群体(杨阿丽, 何承龙, 2024)，采用Likert 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开放性亲子沟通状况越好。研究测得父亲Cronbach’s α系数为0.94，母亲为0.92。
2.2.4 家庭氛围
2.2.5 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变量包括父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其中，性别和婚姻状况作二分变量处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划分为至少三个等级作连续变量。检验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时，将对这些变量进行必要控制。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用SPSS26.0软件全面分析数据，涵盖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此外，借助SPSS宏程序PROCESS3.3插件检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Hayes, 2017)。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卷回收整理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 Podsakoff et al., 2003)。检验显示，有13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1.28(低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开放性亲子沟通和家庭氛围四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社会情感能力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r=0.11, p<0.05)、开放性亲子沟通(r=0.15, p<0.01)、家庭氛围(r=0.11, p<0.05)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1成立；开放性亲子沟通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r=0.47, p<0.001)和家庭氛围(r=0.39, p<0.001)显著正相关；家庭氛围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r=0.16, p<0.001)显著正相关。见表2 。
表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 1.父母社会情感能力 | 4.09 | 0.54 | |||
| 2.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 4.15 | 0.59 | 0.11* | ||
| 3.开放性亲子沟通 | 4.22 | 0.79 | 0.15** | 0.47*** | |
| 4.家庭氛围 | 1.77 | 0.42 | 0.11* | 0.16*** | 0.39***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开放性亲子沟通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开放性亲子沟通在父母社会情感能力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加入控制变量并标准化处理数据后，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4进行5000次重复抽样的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情感能力(β=0.11, p<0.05)；加入中介变量后，其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4, p>0.05)；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开放性亲子沟通(β=0.15, p<0.001)，且开放性亲子沟通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情感能力(β=0.49, p<0.001)。见表3 。
表3 中介效应检验 |
| 变量 | 方程1：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 方程2：开放性亲子沟通 | 方程3：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 |||||
| β | t | β | t | β | t | |||
| 父母年龄 | –0.03 | –0.55 | –0.06 | –1.27 | 0.00 | 0.06 | ||
| 父母性别 | 0.00 | 0.02 | 0.42*** | 3.63 | –0.20 | –1.92 | ||
| 父母受教育程度 | 0.02 | 0.47 | –0.03 | –0.75 | 0.04 | 0.94 | ||
| 父母月收入 | –0.01 | –0.28 | 0.05 | 1.07 | –0.04 | –0.90 | ||
| 父母婚姻状况 | –0.18 | –1.18 | 0.18 | 1.19 | –0.27* | –1.97 | ||
| 父母社会情感能力 | 0.11* | 2.53 | 0.15*** | 3.50 | 0.04 | 0.97 | ||
| 开放性亲子沟通 | 0.49*** | 12.24 | ||||||
| R2 | 0.02 | 0.06 | 0.24 | |||||
| F | 1.39 | 5.12*** | 22.93*** | |||||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本研究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000次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直接效应量0.04，Bootstrap 95%CI为[–0.04, 0.11]；开放性亲子沟通中介效应量0.07，Bootstrap 95%CI为[0.03, 0.19]。这表明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无法直接预测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只能通过开放性亲子沟通的完全中介作用来预测，相对中介效应占比65.76%，研究假设2成立。见表4 。
表4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结果 |
| 效应类型 | β | SE | Bootstrap 95%CI | 效应占比(%) | |
| 下限 | 上限 | ||||
| 总效应 | 0.11 | 0.04 | 0.03 | 0.20 | |
| 直接效应 | 0.04 | 0.04 | –0.04 | 0.11 | 34.24 |
| 间接效应 | 0.07 | 0.02 | 0.03 | 0.19 | 65.76 |
3.4 家庭氛围的调节效应检验
因调节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分析前对其虚拟化处理，将不太温馨家庭氛围编码为“0”，温馨家庭氛围编码为“1”。加入控制变量并标准化处理数据后，本研究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 8检验家庭氛围对直接效应及对中介效应前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家庭氛围显著正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调节效应量0.18，Bootstrap 95%CI为[0.01, 0.35]；显著负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开放性亲子沟通−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中介效应前半段路径，调节效应量–0.21，Bootstrap 95%CI为[−0.38, −0.05]。初步验证研究假设3，反向验证研究假设4。见表5 。变量结果框架图见图2 。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变量 | 开放性亲子沟通 |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 |||||||
| β | t | 95%CI | β | t | 95%CI | ||||
| 下限 | 上限 | 下限 | 上限 | ||||||
| 父母年龄 | –0.04 | –0.92 | –0.12 | 0.04 | 0.00 | 0.06 | –0.08 | 0.08 | |
| 父母性别 | 0.43*** | 4.05 | 0.22 | 0.64 | –0.23* | –2.15 | –0.44 | –0.02 | |
| 父母受教育程度 | –0.01 | –0.30 | –0.09 | 0.07 | 0.04 | 0.90 | –0.04 | 0.11 | |
| 父母月收入 | 0.06 | 1.39 | –0.03 | 0.15 | –0.05 | –1.11 | –0.13 | 0.04 | |
| 父母婚姻状况 | 0.26 | 1.91 | –0.01 | 0.54 | –0.28* | –2.04 | –0.54 | –0.01 | |
| 父母社会情感能力 | 0.09* | 2.25 | 0.01 | 0.17 | 0.05 | 1.37 | –0.02 | 0.13 | |
| 家庭氛围 | 0.86*** | 9.02 | 0.68 | 1.05 | –0.10 | –0.96 | –0.29 | 0.10 | |
| 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家庭氛围 | –0.21* | –2.48 | –0.38 | –0.05 | 0.18* | 2.12 | 0.01 | 0.35 | |
| 开放性亲子沟通 | 0.51*** | 11.94 | 0.43 | 0.60 | |||||
| R2 | 0.20 | 0.25 | |||||||
| F | 16.25*** | 18.60** | |||||||
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太温馨的家庭氛围中，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预测不显著(β=–0.08, p>0.05)；而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情感能力(β=0.10, p<0.05)，儿童社会情感能力随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提高而增强，见图3 。同时，在不太温馨的家庭氛围中，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开放性亲子沟通(β=0.26, p<0.001)，开放性亲子沟通随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提高而增强；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开放性亲子沟通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4, p>0.05)，见图4 。研究假设3再次得到验证，假设4得到进一步反向验证。
4 讨论
4.1 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作用
相关分析发现，父母社会情感能力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呈正相关，证实了假设1。家庭教育影响贯穿孩子一生，父母的爱是推动家庭教育的重要力量，但仅有爱意不够，父母不仅要有爱，更须具备爱的能力。父母的社会情感能力意义双重，既为个体基本素养，又直接影响塑造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且影响贯穿幼儿到青春期(毛亚庆, 2020; Turculeţ & Tulbure, 2014)。因此，本研究强调，父母要认识到提升社会情感能力对培养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意义；其次，要理解家庭开展社会情感学习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最后，需提升情绪觉察和控制能力，积极开展社会情感学习，营造支持氛围(毛亚庆, 2020)。
4.2 开放性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显示，开放性亲子沟通在父母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高水平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可促进开放性亲子沟通，进而提高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低水平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则易导致低质量亲子沟通，使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水平降低。这或许是因为社会情感能力高的父母能准确感知自身和儿童情绪，满足其情感需求，积极与儿童情感交流，利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而社会情感能力低的父母认知和管理能力不足，沟通时采取消极、回避方式，阻碍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从家庭系统视角看，亲子沟通是亲子互动核心机制，是情感联系基础与家庭教育关键手段(Olson et al., 1979)。父母通过沟通提供情感支持、树立榜样，有助于培养孩子积极自我认知与交往态度，为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创造条件。国外学者指出，父母与子女积极沟通越频繁，代际传递效应越显著(Schönpflug, 2001)。本研究提示，父母与儿童沟通时应注重自由交流与情感表达，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有重要实践意义。
4.3 家庭氛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家庭氛围可正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既往研究显示，温馨家庭氛围中，社会情感能力高的父母情感表达更温暖、更关心孩子，有助于子女情绪稳定和社交能力发展(韩毅初, 钱嘉濠, 2025; 张红英 等, 2017)。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时刻影响孩子。温馨家庭氛围中，父母提升自身社会情感能力，孩子通过观察模仿学习相关技能(张宏武 等, 2022)。因此，温馨的家庭氛围是父母影响子女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保护因子(陈唤春, 2022; 姚昊, 陈淑贞, 2022; 支爱玲, 2019)。
同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氛围负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开放性亲子沟通−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中介路径前半段，反向验证了假设4。在不太温馨的家庭氛围中，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开放性亲子沟通，能促进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氛围不温馨时，社会情感能力低的父母采用不开放沟通方式，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而能力高的父母更愿倾听孩子，通过开放性问题引导表达(张宏武 等, 2022)。所以，即便氛围不温馨，高社会情感能力的父母也能通过开放性沟通解决问题，提升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家庭系统包括夫妻、亲子等子系统，家庭氛围是整体感知，父母社会情感能力是子系统一部分。该结果支持家庭系统理论的补偿假说，即成员在一个子系统投入精力补偿另一个子系统的问题。比如夫妻关系紧张时，父母会加强与子女交流互动(Kouros et al., 2014; Nelson et al., 2009)。当其他子系统使家庭氛围不温馨，高社会情感能力的父母更愿进行开放性亲子沟通，亲子子系统的积极互动补偿了消极影响。因此，本研究证明了父母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性，尤其在不温馨家庭氛围下，父母一方或双方更需提升自身的社会情感能力，改善亲子间的沟通方式，以促进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本研究揭示，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和家庭氛围是开放性亲子沟通及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促进因素，且二者作用可叠加。温馨家庭氛围能扩大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积极影响，缓解父母低社会情感能力对开放性亲子沟通的消极影响。研究结果提示父母要关注孩子生活与学习，加强沟通，给予关爱，促进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深入剖析父母社会情感能力、亲子沟通、家庭氛围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关联机制，为家庭环境中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培育提供新视角，但存在局限。一是研究仅关注多维度亲子沟通变量中的积极维度开放性，未来应全面考量各维度在社会情感能力代际传递中的影响；二是采用横向设计无法得出因果结论，未来需结合纵向设计探究内在机制；三是数据主要源于特定地区，因各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有差异，未来应收集全国更具代表性的数据，评估父母社会情感能力、亲子沟通、家庭环境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以验证和充实研究结果。
5 结论
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有积极影响；开放性亲子沟通在二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氛围正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负向调节“父母社会情感能力−开放性亲子沟通−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研究结果为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