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躯体虐待与忽视、性虐待等被认为是典型的童年创伤经历，在各国都具有较高的发生率(Brassard et al., 2019)。实际上，儿童期遭受这些经历对个体身心发展都有长期的消极影响(Carr et al., 2020)，容易诱发抑郁问题(Chu et al., 2022; Gardner et al., 2019)。不过，相对于躯体虐待和忽视以及性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难以满足孩子基本的情感与物质需要(Gong & Chan, 2018; Xiao et al., 2023)，容易对其认知和情绪造成更直接、更持续的不良影响(Zhou & Zhen, 2022)。因此，大量研究发现，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影响更强烈(于增艳 等, 2017; Brassard et al., 2019)。在现实生活中，情感虐待与忽视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常常被人们忽略(于增艳 等, 2017; Brassard et al., 2019; Hibbard et al., 2012)，致使研究者即便对童年创伤经历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进行了干预(Jaberghaderi et al., 2019)，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为有效提升童年创伤经历后青少年抑郁的干预效果，有必要加强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抑郁关系的研究。
实际上，对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于情感虐待和忽视是如何诱发抑郁的。对此，Beck(2002)的抑郁认知理论认为，个体所经历的虐待与忽视会摧毁其原本稳定、积极的信念系统，使其相信这些创伤事件是不可控、不可改变的，导致其产生消极的、非理性的认知信念，增加了他们的消极情绪，从而诱发抑郁问题。基于此，实证研究比较一致地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直接与抑郁的加重有关(Li et al., 2023; Xiao et al., 2023)。
除了直接作用之外，诸如不安全依恋等人际关系因素，可能是情感虐待与忽视影响抑郁的潜在心理机制之一。实际上，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儿童期情感虐待和忽视会使其体验到消极的人际互动，难以获得照顾者的关心和支持(Brassard et al., 2019)。依恋理论认为(Bowlby, 1969, 1973)，这可能会使个体在与照顾者的互动中体验到敌意或拒绝，增加其不安全感和对照顾者行为的不确定感。不过，为了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感，他们又不得不努力寻求照顾者的慰藉，这种矛盾的心理和行为容易使其与照顾者之间形成焦虑的依恋模式。此外，人际需要满足受挫，以及对照顾者的不确定感，可能造成其对照顾者的否认，最终与照顾者之间形成回避的依恋模式。实证研究也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和忽视会增加个体的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Raby et al., 2017)。进一步而言，依恋理论(Bowlby, 1969, 1973)认为依恋模式一旦形成就容易影响个体应对策略的使用，从而影响其心理和行为反应(贾成龙 等, 2020; Mikulincer & Shaver, 2003)。焦虑依恋水平高的个体对被虐待或忽视等负性事件较为警觉，常采用过度激活策略来应对，容易沉浸在负性事件之中，进而产生无助和脆弱等消极情绪(Caldwell & Shaver, 2012; Garrison et al., 2014)，导致更多的抑郁问题。相反，高回避依恋的个体会过度地依赖自己，常采用抑制激活策略，对他人和威胁事件表现出更多的逃避和分离(Holmberg et al., 2011; Pascuzzo et al., 2013)，甚至压抑和否认与情绪相关的想法和记忆，努力转移情绪注意(Caldwell & Shaver, 2012)。不过，这些都会导致个体出现疲劳和精力耗竭等状态，也会增加个体的抑郁症状。近来，实证研究也表明，焦虑和回避等不安全依恋是抑郁问题的重要预测因素(Cortés-García et al., 2020; Spruit et al., 2020)。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可能通过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
Bowlby(1969, 1973)的依恋理论还认为，经历情感虐待与忽视后，个体所发展出的不安全依恋会使其形成扭曲的、消极的有关自我和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式，导致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以及行为产生不良的认知倾向(王争艳 等, 2006)，典型地表现在自责和责备他人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个体为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责备自己，后者是指个体认为事件起因或结果的责任应该由他人承担(Garnefski et al., 2001)。对于焦虑依恋的个体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内在不可控的原因，强化了对自己的消极看法，责备自己不值得被爱、没有能力(Mikulincer & Shaver, 2003)。与此同时，焦虑依恋的个体也过于期待获得他人的关注和支持(Bowlby, 1969, 1973)，一旦受挫或遭到他人拒绝，容易责备他人(Ascone et al., 2020)。可以说，遭遇情感虐待和忽视后，焦虑依恋的个体容易自责，也常责备他人。类似地，回避依恋的个体更可能做出防御性的因果归因，将失败归咎于他人，指责他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和冷漠的(Cassidy, 2008; Mikulincer & Shaver, 2003)；不过，回避依恋的个体也常常独立地应对问题(Bowlby, 1969)，当他们自己无法有效地应对负性事件时，容易产生自我批评，贬损自己的能力(Cantazaro & Wei, 2010)。因此，回避依恋也可能使个体自责或责备他人。实际上，在自责或责备他人的过程中，个体逐渐形成了不良的归因风格(Collins & Allard, 2004)，对真实的人际关系产生扭曲的认识，人际挫折会被理解为自我的无能或他人的敌意，容易导致不良的人际互动，最终产生更多的抑郁问题(Cortés-García et al., 2020)。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会通过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经由自责或责备他人的多重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的抑郁。
此外，自责和责备他人可能在情感虐待和忽视影响抑郁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Carlson等人(1997)的童年虐待的心理影响框架认为，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会导致个体形成消极的自我概念，采用自我责备的归因方式来看待自我、人际关系等(Carlson et al., 1997; Rose & Abramson, 1992)，从而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增加了抑郁问题(Zahn et al., 2015)。因此，有实证研究发现，自责可以中介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Jernslett et al., 2022)。此外，情感虐待与忽视经历也会使个体生活在混乱和危险的环境中，缺少控制感(Carlson et al., 1997)，导致个体对结果进行不良的外部归因，容易将不幸归咎于他人。责备他人会使个体即便在重新获得控制感之后，依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感到无力，产生习得性无助(Carlson et al., 1997; Tennen & Affleck, 1990)，阻碍其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诱发抑郁问题(朱熊兆 等, 2007)。对此，有研究发现，责备他人可以中介童年期情感忽视与抑郁之间的关系(Chu et al., 2022)。
综上所述，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抑郁问题，不过两者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与情感忽视相比，情感虐待与抑郁的关系更密切，情感虐待的个体罹患抑郁问题的风险更大(Gardner et al., 2019; Li et al., 2023)。情感虐待经历直接给个体造成严重的情感伤害(Gardner et al., 2019; Rose & Abramson, 1992)。特别是当个体不断遭受照顾者的威胁、恐吓、歧视、羞辱以及嘲笑时，这些负面的评价和行为被内化(Cohen & Thakur, 2021; Rose & Abramson, 1992)，导致低自尊(Infurna et al., 2016)，从而增加抑郁症的发生风险。而情感忽视经历可能会损害个体的情绪识别和调节能力，潜在地影响其情绪和社交发展(Kobulsky & Dubowitz, 2022; Strathearn et al., 2020)，最终提高了抑郁的发生风险。
然而，由于针对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二者对抑郁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尚不清楚。而且，鲜有研究以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为中介变量，考察其在情感虐待与忽视影响抑郁过程中的作用差异，这限制了对不同依恋模式影响机制的深入探索。因此，本研究整合抑郁认知理论(Beck, 2002)、依恋理论(Bowlby, 1969)和童年虐待的心理影响框架(Carlson et al., 1997)，从关系和认知的综合视角出发，考察情感虐待与忽视影响抑郁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本研究拟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探究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其抑郁的影响，以及焦虑依恋、回避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假设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不仅对抑郁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焦虑依恋、回避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间接地预测抑郁(见图1 )。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安徽省选取两所中学的5013名中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剔除回答率不足60%的问卷和年龄填写异常的被试后，最终收回有效问卷4933份。其中，被试的年龄在13～18岁之间(M=16.08岁, SD=0.91岁)，13岁被试6人，14岁82人，15岁1217人，16岁1991人，17岁1176人，18岁302人，159名被试未报告年龄。男生2359名，女生2421名，153名被试未报告性别；有4498名被试的家庭完整，316名被试的家庭不完整(父母离婚或去世)，119名被试未报告家庭完整情况；2541名青少年有留守经历(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2247名无留守经历，145名被试未报告。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虐待问卷
采用赵幸福等人(2005)修订的儿童期虐待问卷，问卷可用于评估个体在18岁前经历的躯体虐待和忽视、情感虐待和忽视、性虐待等。考虑到情感虐待和忽视常常伴随着躯体的虐待和忽视一同出现(Vachon et al., 2015)，采用该问卷测量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和躯体忽视四个维度，其中躯体虐待与忽视作为控制变量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每个维度包括5个条目，所有条目采用5点计分，0表示“从来没有”，4表示“总是”。在本研究中，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和躯体忽视各维度的信度表现良好，其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7、0.79、0.78、0.58。
2.2.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采用由Zhou等人(2021)修订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评估青少年对父母的不安全依恋程度。该量表共有36个条目，由回避依恋和焦虑依恋两个分量表构成，每个分量表有18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赞成”，7表示“非常赞成”。在本研究中，回避和焦虑依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和0.82。
2.2.3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
采用朱熊兆等人(2007)修订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的自责和责备他人分量表来评估青少年的自责和责备他人情况。每个分量表分别包括4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0表示“几乎从不”，4表示“几乎总是”。在本研究中，自责和责备他人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2和0.80。
2.2.4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汪向东等人(1999)修订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来评估青少年的抑郁问题。该量表包括20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0表示“没有”，3表示“总是”。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3 数据处理
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 2003)，结果发现未经旋转得到的第一因子的变异量为18.75%，小于临界值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之后，采用SPSS 26.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Mplus 8.3构建多重中介模型，并基于Bootstrap程序进一步检验中介路径的显著性。采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来处理缺失值，从而确保对信息最大化的利用，减少结果的偏差，增加结果的可靠性(Widaman, 2006)。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偏相关分析
本研究探究了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在人口学变量和儿童期虐待和忽视上是否存在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在留守经历[t(4694)=0.08, p=0.935]上无显著差异，在性别[t(4685)=2.01, p=0.045]和父母婚姻状况[t(4719)=−3.02, p=0.003]上差异显著。相关分析表明，儿童期躯体虐待和躯体忽视分别与青少年的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24, p<0.001; r=0.28, p<0.001)，年龄与抑郁的相关不显著(r=0.004, p=0.804)。考虑到部分人口学变量和躯体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影响，将性别、年龄、留守经历、父母婚姻状况、儿童期躯体虐待与忽视作为协变量，纳入后续的所有分析中。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结果显示，控制所有协变量后，儿童期情感虐待、回避依恋、焦虑依恋、自责、责备他人和抑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儿童期情感忽视与回避依恋、焦虑依恋、责备他人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自责呈显著负相关；回避依恋、焦虑依恋、自责、责备他人和抑郁等变量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结果 |
| 变量 | M(SD) | 1 | 2 | 3 | 4 | 5 | 6 |
| 1.儿童期 情感虐待 | 2.27 (2.65) | ||||||
| 2.儿童期 情感忽视 | 4.71 (4.15) | 0.21*** | |||||
| 3.回避 依恋 | 61.59 (19.47) | 0.24*** | 0.36*** | ||||
| 4.焦虑 依恋 | 56.43 (15.60) | 0.19*** | 0.07*** | 0.19*** | |||
| 5.自责 | 8.77 (2.16) | 0.11*** | −0.03* | 0.03* | 0.13*** | ||
| 6.责备 他人 | 6.06 (2.82) | 0.13*** | 0.03* | 0.11*** | 0.25*** | 0.04* | |
| 7.抑郁 | 19.42 (8.04) | 0.27*** | 0.19*** | 0.37*** | 0.35*** | 0.18*** | 0.18***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2 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为了揭示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影响，以及焦虑依恋、回避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的中介作用，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温忠麟 等, 2004)，首先检验了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模型。结果发现，直接效应模型完全拟合数据，χ2=0.00，CFI=1.00，TLI=1.00，RMSEA=0.00，SRMR=0.00；控制所有协变量后，情感虐待与忽视分别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抑郁(β=0.29, p<0.001; β=0.17, p<0.001)，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总解释率为18.9%(R2=0.189)。
随后，在直接效应模型中加入焦虑依恋、回避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构建了如图1 的多重中介模型。结果如图2 所示，该中介模型完全拟合数据，χ2=0.00，CFI=1.00，TLI=1.00，RMSEA=0.00，SRMR=0.00。对路径系数进行检验发现，控制所有协变量后，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都能够正向预测回避依恋(β=0.19, p<0.001; β=0.38, p<0.001)和抑郁(β=0.16, p<0.001; β=0.07, p<0.001)；情感虐待可以正向预测焦虑依恋(β=0.24, p<0.001)、自责(β=0.11, p<0.001)和责备他人(β=0.11, p<0.001)；情感忽视只能负向预测自责(β=–0.09, p<0.001)，对焦虑依恋(β=0.03, p=0.164)和责备他人(β=–0.02, p=0.260)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回避依恋可以正向预测责备他人(β=0.06, p=0.001)和抑郁(β=0.28, p<0.001)，对自责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 p=0.495)；焦虑依恋可以正向预测自责(β=0.11, p<0.001)、责备他人(β=0.22, p<0.001)和抑郁(β=0.24, p<0.001)。自责和责备他人分别可以正向预测抑郁(β=0.11, p<0.001; β=0.07, p<0.001)。在间接效应模型中，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焦虑依恋、回避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对抑郁的总解释率为34.2%(R2=0.342)。这些结果说明，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抑郁，也可以通过回避依恋和自责的中介，或者通过回避依恋经责备他人的多重中介来间接地预测抑郁。此外，儿童期情感虐待还可以通过焦虑依恋和责备他人的中介，或者通过焦虑依恋经责备他人和自责的多重中介正向预测抑郁。
接下来，本研究采用了偏差校正后的Bootstrap检验(样本量为5000)(Preacher & Hayes, 2008)考察了上述中介路径的显著性，如果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检验的结果见表2 ，发现除了情感虐待和忽视经回避依恋通过自责至抑郁，以及情感忽视经焦虑依恋或责备他人至抑郁、经焦虑依恋通过自责或责备他人至抑郁的这些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包括0之外，其他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进一步分析发现，情感虐待预测抑郁的总效应显著大于情感忽视预测抑郁的总效应[Wald χ2(1, N=4933)=67.14, p<0.001]；相较于情感忽视预测抑郁的间接效应，情感虐待预测抑郁的间接效应更强[Wald χ2(1, N=4933)=43.39, p<0.001]，主要表现在情感虐待与忽视通过不安全依恋预测抑郁的间接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Wald χ2(1, N=4933)=67.77, p<0.001; Wald χ2(1, N=4933)=5.95, p=0.015]，即情感虐待同时诱发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来增加抑郁症状，情感忽视主要作用于回避依恋来预测抑郁。
表2 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至抑郁路径的Bootstrap检验结果 |
| 路径 | 间接效应估计值 | 95%置信区间 | p |
| 儿童期情感虐待至抑郁的间接总效应 | 0.137 | [0.121, 0.155] | <0.001 |
| 儿童期情感虐待→回避依恋→抑郁 | 0.054 | [0.044, 0.066] | <0.001 |
| 儿童期情感虐待→焦虑依恋→抑郁 | 0.056 | [0.046, 0.068] | <0.001 |
| 儿童期情感虐待→自责→抑郁 | 0.012 | [0.007, 0.018] | <0.001 |
| 儿童期情感虐待→责备他人→抑郁 | 0.007 | [0.004, 0.012] | 0.001 |
| 儿童期情感虐待→回避依恋→自责→抑郁 | 0.000 | [–0.001, 0.001] | 0.504 |
| 儿童期情感虐待→回避依恋→责备他人→抑郁 | 0.001 | (0.000, 0.002] | 0.011 |
| 儿童期情感虐待→焦虑依恋→自责→抑郁 | 0.003 | [0.002, 0.004] | <0.001 |
| 儿童期情感虐待→焦虑依恋→责备他人→抑郁 | 0.004 | [0.002, 0.005] | <0.001 |
| 儿童期情感忽视至抑郁的间接总效应 | 0.104 | [0.085, 0.124] | <0.001 |
| 儿童期情感忽视→回避依恋→抑郁 | 0.106 | [0.092, 0.121] | <0.001 |
| 儿童期情感忽视→焦虑依恋→抑郁 | 0.006 | [–0.003, 0.015] | 0.166 |
| 儿童期情感忽视→自责→抑郁 | –0.009 | [–0.015, –0.005] | 0.001 |
| 儿童期情感忽视→责备他人→抑郁 | –0.002 | [–0.005, 0.001] | 0.277 |
| 儿童期情感忽视→回避依恋→自责→抑郁 | 0.001 | [–0.001, 0.002] | 0.502 |
| 儿童期情感忽视→回避依恋→责备他人→抑郁 | 0.002 | [0.001, 0.003] | 0.010 |
| 儿童期情感忽视→焦虑依恋→自责→抑郁 | 0.000 | [0.000, 0.001] | 0.189 |
| 儿童期情感忽视→焦虑依恋→责备他人→抑郁 | 0.000 | [0.000, 0.001] | 0.197 |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青少年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因素在儿童期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首先分析了情感虐待和忽视对抑郁的直接作用，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分别会直接预测青少年的抑郁，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Li et al., 2023; Xiao et al., 2023)，支持了抑郁认知理论(Beck, 2002)。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孩子持续地遭受到情感虐待或忽视，会降低其自尊水平，消极地看待自己和世界(Beck, 2002)，容易对生活逐渐失去意义感和兴趣，出现无助、悲伤、愧疚、绝望等消极情绪(Gong & Chan, 2018)，最终可能会增加抑郁症的发生风险。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情感忽视，情感虐待预测抑郁的总效应更强，这支持了以往研究结果(Gardner et al., 2019; Li et al., 2023)。情感虐待的发生会破坏青少年从照顾者那里获得爱和尊重的期待，可能会比其他类型的童年创伤给个体造成的伤害更严重(Gardner et al., 2019; Rose & Abramson, 1992)。因此，青少年容易变得喜怒无常、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抑郁问题(Li et al., 2023)。
多重中介模型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可以通过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正向预测抑郁症状，而情感忽视则通过回避依恋对抑郁产生影响，进一步说明了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影响机制差异主要体现在两者对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的作用上。这一发现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和依恋理论(Bowlby, 1969, 1973)。具体而言，在情感虐待的情境中，照顾者容易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对待孩子，甚至严厉要求或控制孩子(Brassard et al., 2019; Cyr et al., 2010)，给孩子造成恐惧。这会导致孩子出现既担心被照顾者抛弃又害怕依赖照顾者的矛盾和混乱的心理，从而对依恋对象表现出既焦虑又回避的依恋模式(Baer & Martinez, 2006; Cyr et al., 2010)。相反，在情感忽视的情境中，照顾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孩子的各种需求，孩子较少地感受到关爱和支持(Brassard et al., 2019)，可能会逐渐放弃了对照顾者的需要，从而形成回避依恋的模式(Bowlby, 1969, 1973)。一旦养成焦虑依恋或回避依恋模式，个体可能采用过度激活或抑制激活策略来应对周遭世界(Cyr et al., 2010)。使用这两种应对策略一方面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情绪，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其疲劳和耗竭，这些都可能促进其抑郁问题的发生(Spruit et al., 2020)。
研究结果也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可以通过增加自责和责备他人间接正向预测抑郁，这与研究假设一致，也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Chu et al., 2022; Jernslett et al., 2022)，支持了童年虐待的心理影响框架(Carlson et al., 1997)。在情感虐待的情境中，照顾者对孩子的贬低、抛弃、恐吓和剥削等行为会被孩子逐渐内化，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产生自责的心理，甚至认为自身的缺陷是虐待发生的原因(Carlson et al., 1997; Rose & Abramson, 1992)。这些认知可能使其持续地怀疑和厌恶自己，产生羞耻和内疚，最终会诱发抑郁(Zahn et al., 2015)。此外，情感虐待也会导致个体控制感的丧失(Carlson et al., 1997)，为了重新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控制感，被虐待的儿童可能会责备他人(Jernslett et al., 2022)，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不过，这一过程也会破坏其人际关系，使其难以获得他人的支持(Ye et al., 2024)，最终也会影响其抑郁问题。与情感虐待不同，情感忽视能够通过降低自责影响抑郁，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设不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历情感忽视的个体在理解和解释情绪方面有所缺陷，可能会削弱他们对自身消极情绪的反应(Kobulsky & Dubowitz, 2022)，从而降低自责。
此外，研究结果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可以通过焦虑依恋分别经自责和责备他人、回避依恋经责备他人的多重中介间接正向预测抑郁；情感忽视可以通过回避依恋经责备他人的多重中介间接预测抑郁。实际上，这些多重中介效应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不安全依恋与自责或责备他人之间存在一定的预测关系，其中焦虑依恋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责和责备他人，回避依恋仅正向预测责备他人、对自责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依恋理论(Bowlby, 1969, 1973)，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消极的自我和他人内部工作模式，倾向于将情感虐待与忽视的发生归因于自己是无能的、他人是不可靠的(Allen, 2018; Bowlby, 1969; Mikulincer & Shaver, 2003)，因此强化了其自责或责备他人的倾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焦虑依恋的青少年害怕被抛弃，时常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不断地寻求他人的积极评价和反馈。但同时他们也对他人有着消极预期和解释偏差，容易忽略，甚至贬损来自他人的积极信号，放大感知到的威胁(Kobak & Bosmans, 2019)，进而加重其自责倾向；此外，焦虑依恋的青少年与他人的相处中缺乏安全感，在关系中容易患得患失，对他人有着不稳定和矛盾的期望(Allen, 2018)。特别是当他人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会表现出愤怒的情绪，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进而责备他人(Allen, 2018; Ascone et al., 2020; Bowlby, 1973)。与焦虑依恋的个体不同，回避依恋的青少年会表现出“他人会伤害自己”等僵化的心理图式，影响其对人际体验的理解和回应(Young et al., 2006)，容易将他人的行为线索理解为是有伤害性的，从而责备他人。
总体而言，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层面，本研究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具有直接和间接的预测作用，焦虑依恋、回避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情感虐待与忽视影响抑郁的心理机制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对不安全依恋预测的差异上，即情感虐待可以同时加重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而情感忽视则会增加回避依恋。研究整合了Beck(2002)的抑郁认知理论、依恋理论(Bowlby, 1969, 1973)和童年虐待的心理影响框架(Carlson et al., 1997)等多个理论，从关系(不安全依恋)和认知(自责和责备他人)融合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作用机制，是对童年创伤经历影响抑郁的认知机制理论和研究的一次拓展和创新。
此外，研究结果为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注重识别青少年的情感虐待与忽视经历，并开发针对特定群体的心理干预措施。对于遭受情感虐待的个体，重点在于与之建立稳定和安全的关系，改善其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强化其对自我和他人的积极认知，以此来缓解他们的抑郁症状。对于情感忽视经历者，提供充足的情感支持至关重要，包括给予他们关爱、包容和耐心的对待，以满足他们深层的需求。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能够降低其回避依恋，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改善对他人的负面看法，进而减少抑郁症状，促进其心理的健康发展。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研究采用自陈式量表对青少年进行测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青少年的父母、老师和同伴等多个途径获取其相关数据，增加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此外，被试来自同一地区的两所中学，存在较高的同质性。未来研究将从全国多个地区收集问卷，增加样本的可推广性。
5 结论
(1)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能够直接正向预测抑郁；(2)青少年的不安全依恋、自责或责备他人中介了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作用；(3)相对于情感忽视，情感虐待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更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