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父母基于儿童的价值(child-based worth)指父母将自我价值和儿童成就相联系的倾向(Ng et al., 2014)。父母基于儿童的价值会影响他们的教养行为，其与侵入性教养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父母基于儿童的价值越高，越倾向于采用心理控制等侵入性教养(Ching, 2023; Ng et al., 2014)。侵入性教养(intrusive parenting)是父母限制儿童自主性的过度控制行为，包括对儿童的过度指令、控制及指导等(Eisenberg et al., 2015)。根据最新教养过程模型(updated process of parenting model)及相关育儿实践的观点，父母自身信念系统是教养行为的基础，这些教养行为又进一步直观地预测儿童发展(Darling & Steinberg, 1993; Taraban & Shaw, 2018)。然而，鲜有研究考察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如何通过其侵入性教养进一步影响儿童发展，尤其是对儿童认知的发展。执行功能作为高级的认知神经功能，对学前儿童的作用尤为突出(Garon et al., 2008)，且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支持父母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存在紧密关联(Spruijt et al., 2018; Zeytinoglu et al., 2017)。由于母亲比父亲与孩子互动时间更长，其教养方式对儿童执行功能影响更大(Baptista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拟以学前儿童为对象，以执行功能子成分为结果变量，探究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是否通过其侵入性教养影响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同时，考虑到性别化家庭过程模型(gendered family process model)的观点(Endendijk et al., 2018)，拟进一步考察上述关系是否存在儿童性别特异性。
1.1 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母亲侵入性教养
如何维持和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一直是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个体会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生活中的某个领域(Crocker & Wolfe, 2001)，该领域的成功会提升其自我价值(Ng et al., 2019)。子女的表现往往是父母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当父母的自我价值与子女成就联系越多，子女成功时其自我价值越高。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会影响其心理控制等侵入性教养，当母亲的自我价值因儿童的表现受到威胁时，她们倾向于采取侵入性教养以维护或提升自我价值(Grolnick et al., 2007; Ng et al., 2014)。
然而，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化背景，对于我国背景下的研究较少。父母的养育信念和养育行为是社会文化和价值转换的重要过程(Lau & Yeung, 1996)。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母亲比西方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更高(Ng et al., 2014)，这可能因为中国母亲具有较强的母子一体化趋向，将孩子成功视为自己成功的标志，子女达不到期望会降低母亲的自我价值(冯博, 宋莉莉, 2018)，进而促使其采用侵入性教养。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正向预测母亲侵入性教养。
1.2 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
父母特征或信念会通过教养方式影响儿童发展(Darling & Steinberg, 1993; Taraban & Shaw, 2018)。父母基于儿童的价值属于父母特征的内部压力(Kyeong, 2022)，这种压力下的父母会使用更多侵入性教养(Gurland & Grolnick, 2005)，进而不利于儿童认知或社会性发展(Scharf & Goldner, 2018; Valcan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将从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通过其侵入性教养进而对儿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间接路径展开探讨。然而，目前为止，在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母亲教养行为的研究中，仅有少量研究将研究问题扩展到儿童发展的结果变量上(Kyeong et al., 2024; Zhang et al., 2019)。例如，Kyeong等研究发现母亲心理控制在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儿童抑郁、多动间起完全中介作用。Zhang等的研究得出了父母基于儿童的价值通过其心理控制影响学前儿童内化问题的结论。此外，研究发现父母侵入性教养还会对儿童认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Broomell et al., 2020; Gomez et al., 2018)，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将儿童认知发展作为结果变量进行探讨。
执行功能对个体发展至关重要，是认知发展的核心(宋以玲 等, 2024)。学前阶段是执行功能发展的关键期，与执行功能相关的大脑机制迅速发展且具有高度可塑性(Garon et al., 2008)。学前儿童主要依赖的环境来源于养育者，所以其执行功能更易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Fay-Stammbach et al., 2014)，因此执行功能被视为学前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变量。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负责调节和控制个体思想或行为，以支持目标导向性行为的高级认知过程，包括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Friedman & Miyake, 2017)。有研究者考察了父母侵入性教养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的影响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Spruijt et al., 2018; Zeytinoglu et al., 2017)。Zeytinoglu等发现母亲对儿童4岁时的侵入性负向预测学前儿童一年后的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Spruijt等以4～8岁儿童为对象，发现父母的侵入性仅预测学前儿童抑制控制。上述研究的结论差异可能与测量执行功能各成分的程序及内容不同有关，故本研究将采用更为统一且适合多文化背景下儿童的标准化测量工具测查执行功能子成分(Cowell et al., 2017)。尽管有研究表明三者间两两相关，但尚未有研究同时考察三者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通过母亲侵入性教养进一步影响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
1.3 学前儿童性别的调节
性别化家庭过程模型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受儿童性别影响，其对男孩和女孩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差异(Endendijk et al., 2018)。基于该观点，三者间关系可能受儿童性别的调节。首先，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其侵入性教养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一方面，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受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养儿防老”观念仍影响部分母亲的教育期望(张栋 等, 2021)，导致母亲基于男孩的价值更高。另一方面，母亲侵入性教养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男孩母亲的侵入性教养水平高于女孩母亲(Kho et al., 2019)。鉴于此，本研究推测在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其侵入性教养间，男孩可能受更大影响。其次，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一方面，父母教养行为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可能受性别调节(Fay-Stammbach et al., 2014)；另一方面，执行功能的发展存在性别差异，学前女孩的执行功能较好(Mileva-Seitz et al., 2015)，抑制控制与认知灵活性的发展速度也略快于学前男孩(Clark et al., 2013)。以往对儿童性别在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之间的调节作用关注甚微，因此本研究将对此调节作用进行探索性分析。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3：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其侵入性教养以及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间的关系可能受儿童性别的调节。
具体理论模型见图1 。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河北省和山东省两所幼儿园的319名儿童(男生173名)及其母亲。儿童平均年龄为5.48岁(SD=0.86岁)，65.2%的母亲为初中及以下学历，57.6%的家庭月收入低于6000元。
2.2 研究工具
2.2.1 基于儿童的价值
采用Eaton和Pomerantz(2004)编制的基于儿童的价值量表，测量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该量表共15个题项，由于本研究的被试为幼儿园的学前儿童，不涉及学业成绩，因此在数据分析时剔除量表中相关的2个条目，最终由母亲报告13个题项。采用Likert 7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5个题项反向计分，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分数越高，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2.2.2 侵入性教养
采用Nelson等(2006)编制的侵入性教养量表，测量母亲侵入性教养。该量表由母亲报告11个题项，包括指令、过度保护、物理胁迫3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从不)到“5”(总是)，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分数越高，母亲侵入性教养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2.3 执行功能
选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发评估工具测量执行功能(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oolbox, NIH Toolbox)，包括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各成分的得分由儿童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与该年龄阶段的常模对比后自动生成。
抑制控制由Flanker任务测量，要求儿童先进行4次练习，之后根据中间小鱼的箭头方向在下面两个按键中进行选择(见图2 )，进行20次正式试验后，用抽象箭头代替小鱼，儿童仍需选择与中间箭头指向相同的按键。认知灵活性由标准卡片分类任务(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Test, DCCS)测量。首先向儿童呈现两张不同维度(如形状、颜色)的目标图片，接着儿童在呈现的图片中先选择与一个维度(如颜色)匹配的图片，再根据另一维度(如形状)进行匹配(见图3 )。经过练习，确保儿童明白规则后进入30个正式试次。工作记忆由图像序列记忆测试(Picture Sequence Memory Test)测量。一系列图片以特定顺序呈现，要求儿童在图片消失后按原有顺序重新排列图片(见图4 )。主试会在练习阶段教儿童如何在屏幕上移动和排列图片，之后在2次正式测试中，儿童需记住9张图片的呈现顺序并对其重新排列。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在征得学校、儿童及其母亲同意后施测，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由母亲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儿童的执行功能由经过严格培训的主试一对一测查，整个过程约30分钟。此外，使用SPSS26.0以及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7.11%，未超过40%的评价标准(周浩, 龙立荣, 2004)，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1 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母亲对学前男孩的侵入性教养水平(M=2.28, SD=0.50)显著高于女孩(M=2.10, SD=0.47)，t=3.36，p<0.001；学前女孩的认知灵活性(M=104.16, SD=12.44)显著高于男孩(M=100.85, SD=13.51)，t=–2.23，p<0.0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其侵入性教养呈显著负相关，故后续分析中将母亲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1.性别 | |||||||||
| 2.年龄 | 0.09 | ||||||||
| 3.母亲受教育程度 | 0.07 | –0.01 | |||||||
| 4.家庭月收入 | 0.07 | 0.09 | 0.33** | ||||||
| 5.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 | –0.06 | –0.03 | –0.03 | 0.02 | |||||
| 6.母亲侵入性教养 | –0.14* | 0.09 | –0.12* | –0.10 | 0.24** | ||||
| 7.抑制控制 | –0.01 | 0.04 | 0.01 | –0.04 | –0.01 | –0.13* | |||
| 8.认知灵活性 | 0.11 | 0.02 | –0.01 | –0.01 | –0.08 | –0.17** | 0.32** | ||
| 9.工作记忆 | 0.08 | 0.05 | 0.08 | 0.05 | –0.03 | –0.05 | 0.12* | 0.06 | |
| M | 5.48 | 3.37 | 3.31 | 3.72 | 2.20 | 105.24 | 102.37 | 100.38 | |
| SD | 0.86 | 0.97 | 1.16 | 0.75 | 0.50 | 15.93 | 13.07 | 15.62 |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并将性别虚拟编码(男生=0，女生=1)，在控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进行分析，具体分析过程和结果如下。
采用Model4检验母亲侵入性教养的中介效应。考虑到本研究未假设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间的主效应，因此直接对间接效应进行分析。在以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为结果变量的三个模型中，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均正向预测其侵入性教养(β=0.25, β=0.26, β=0.21, ps<0.001)，假设1得到支持。此外，母亲侵入性教养在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0.61和−0.50(见表2 )。综上所述，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中介作用 | β | 95%置信区间 |
| 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母亲侵入性教养→学前儿童抑制控制 | –0.61 | [–1.27, –0.06] |
| 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母亲侵入性教养→学前儿童认知灵活性 | –0.50 | [–1.04, –0.09] |
| 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母亲侵入性教养→学前儿童工作记忆 | –0.09 | [–0.67, 0.34] |
接下来，采用Model58探究学前儿童性别对母亲侵入性教养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首先，检验母亲侵入性教养在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间中介作用的前后半段是否受性别调节。结果表明，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性别的交互项对母亲侵入性教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6, p=0.123)，母亲侵入性教养与性别的交互项负向预测学前儿童抑制控制(β=–4.72, p=0.004)，验证了儿童性别在后半段路径上存在调节作用(见图5 )。
其次，检验母亲侵入性教养在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学前儿童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间关系的前后半段路径是否受性别调节。前半段结果表明，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性别的交互项对母亲侵入性教养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β=–0.17, p=0.102; β=–0.17, p=0.161)。后半段结果表明，母亲侵入性教养与性别的交互项对认知灵活性(β=–1.92, p=0.145)和工作记忆(β=0.09, p=0.956)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因此，该两条路径前后半段均不受性别的调节(见图6 、图7 )。综上，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
为厘清性别对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见图8 )。结果显示，母亲侵入性教养对学前女孩抑制控制的预测作用显著(β=–4.75, p<0.001)；对学前男孩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7, p=0.954)。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的关系以及性别特异性。结果发现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通过其侵入性教养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某些子成分产生间接影响，且儿童性别在部分路径发挥调节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母亲侵入性教养在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间起中介作用，该发现与Kyeong等(2024)以儿童社会性发展为结果变量的结论一致，支持了最新教养过程模型的观点，即父母信念通过其教养行为影响儿童发展(Taraban & Shaw, 2018)，而非对儿童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将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认知发展，也为上述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下面将分别从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其侵入性教养及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的关系展开探讨。
一方面，本研究发现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正向预测其侵入性教养，这与以往研究一致(Ng et al., 2014)。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重视榜样教育，倾向于与更优秀的人上行比较(韩晓燕, 迟毓凯, 2012)，自我价值依赖于儿童表现的母亲可能将孩子与她们心中表现好的“别人家的孩子”上行比较。受我国传统“面子”文化的影响，母亲可能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孩子的不良表现会使母亲觉得“丢面子”，从而导致她们的自我价值受到威胁(邢淑芬, 罗悦, 2020)，这时她们会对孩子施以侵入性教养以挽回自己丢失的颜面和自我价值。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母亲侵入性教养负向预测学前儿童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对于抑制控制，父母侵入性教养会破坏儿童自我调节过程的内部化，从而阻碍抑制控制的发展(Valcan et al., 2018)。对于认知灵活性，侵入性教养不利于儿童内化父母的价值和期望，易产生消极情绪(徐鑫锫 等, 2020)，增加认知负荷，导致儿童处理复杂认知任务的能力下降，进而降低其认知灵活性(He & Yin, 2016)。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对工作记忆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是执行功能作为潜在的遗传信息机制，具有高遗传性，相比于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受遗传的影响更大(Friedman et al., 2008)。
其次，本研究还考察了性别在三者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在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其侵入性教养的关系中未发现性别差异。随着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化(袁小波, 杜鹏, 2023)，这使得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期望和教养行为出现“去性别化”趋势(刘保中 等, 2014; Kim & Fong, 2014)。在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间发现了性别特异性，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母亲侵入性教养包含言语与非言语的暗示和情感表达(Mandara & Pikes, 2008)，女孩比男孩更善于捕捉情感信息(Hall, 1978)，在家庭关系方面更细腻和敏感(Mandara & Murray, 2000)，所以侵入性教养对学前女孩的不利影响可能更大。另一方面，母亲侵入性教养会增加学前儿童感知到的压力，由于女孩更易受压力影响(Oldehinkel & Bouma, 2011; Taylor et al., 2013)，较高的压力水平会降低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自上而下的认知调控能力，阻碍抑制功能的发展(Arnsten et al., 2015)，因此母亲侵入性教养仅负向预测学前女孩的抑制控制。然而，本研究并未在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间发现性别差异，这可能是在执行功能三个成分中，认知灵活性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工作记忆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更大(Buttelmann & Karbach, 2017; Friedman et al., 2008)，可能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的认知灵活性均受母亲侵入性教养的较大影响，而工作记忆的高遗传性覆盖了母亲侵入性教养对学前儿童工作记忆影响的性别差异。但由于以往相关研究的缺乏，呼吁未来更多研究进一步验证该解释。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横断研究无法揭示因果关系，且母亲侵入性教养可能对不同发展时期儿童影响不同，后续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进一步考察。(2)被试大多来自河北省和山东省的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来源的多元性，以增加生态效度。(3)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及侵入性教养均由母亲报告，但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可能因母子双方感知差异而异，未来可利用响应面分析考察多报告者感知差异对儿童发展的影响。(4)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与学前儿童执行功能间可能存在其他中介机制，后续可以进行深入探讨。
5 结论
(1)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越高，侵入性教养越高；母亲侵入性教养越高，学前儿童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越低；(2)母亲基于儿童的价值通过侵入性教养影响学前儿童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3)母亲侵入性教养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的关系因性别而异，对女孩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