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随着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儿童和青少年成为主要的网络用户群体。由于心智尚未成熟，他们的网络使用需要受到引导和监督，否则易发展成网络成瘾。网络成瘾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指个体以缓解焦虑为动机，过度使用互联网，从而损害个体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功能(王琼 等, 2019)。过往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陷入网络成瘾的困境(王琼 等, 2019)。留守儿童及留守青少年(以下简称“留守儿童青少年”)指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连续外出打工超过三个月，被留在家乡被父母一方或祖辈照顾的儿童和青少年(杨邦林, 黄瑾, 2020)。由于缺乏父母的情感和经济支持，缺少教育资源，以及缺少监管，其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相关行为(王玉琼 等, 2005)。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个体在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Yu et al., 2013)，而家庭作为儿童青少年最直接、最重要的微系统，对其行为和心理成长具有深远影响(Evans et al., 2013)。过往研究表明，父母的情感忽视、对子女的否定与农村留守儿童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王琼 等, 2019; 杨邦林, 黄瑾, 2020)。然而，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风险因素的作用。累积风险模型(cumulative risk model)指出，多个风险因素共同作用相对于其单独作用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Sameroff et al., 2004)。家庭累积风险指家庭环境中存在的不利于个体发展的各种因素，它们通过累积叠加的方式对个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父母离异、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家庭冲突等，这些风险因素往往从儿童出生即开始作用，并通过长期的压力积累，对个体发展产生持续负面影响(熊俊梅 等, 2020; Shonkoff et al., 2012)。留守儿童青少年大部分面临更高的家庭累积风险：家庭收入不稳定；亲子分离时间长，父母关注缺失；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教育方式不当(Jiang et al., 2018)。过往研究发现，包含家庭风险因素在内的累积生态风险会显著地正向影响网络成瘾(李董平 等, 20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家庭累积风险可以正向预测留守儿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行为。
负性情绪是个体对不良环境的反应，包括抑郁、焦虑和压力(龚栩 等, 2010)。Brand等人(2016)提出的人格−情感−认知−执行交互模型(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I-PACE)将个体对情境刺激的情感和认知反应视为网络成瘾形成过程的中介变量。该模型认为，在不同环境影响下产生的不同的人格特质会使个体对环境产生不同的主观认知，进而产生不同的情感，影响了个体的网络成瘾行为(Brand et al., 2016)。
在I-PACE的理论框架下，家庭风险因素会影响个体的负性情绪，不完整的家庭结构、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父母情感忽视等会加剧儿童青少年的负性情绪(范兴华 等, 2023; 熊俊梅 等, 2020)，从而促使他们转向网络来逃避现实(Liang et al., 2016)。情绪增强假说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现象，个体对媒体的使用取决于其情绪状态(Bryant & Zillmann, 1984)，为应对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障碍，个体更可能寻求网上娱乐(Liang et al., 2016)。
基于以上的研究和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H2：负性情绪在家庭累积风险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来自家庭的风险累积作用于个体，使其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导致网络成瘾。
基于I-PACE模型，个体对环境刺激的不同认知会影响其情绪，进而影响行为表现。逆境信念指个体对逆境本质的认识，在不利环境中对情绪适应具有重要保护作用(Shek, 2005)，积极的逆境信念(如对改变现状的信心等)可以缓冲家庭累积风险对于网络成瘾的负面影响。
根据I-PACE模型，个体对环境的不同认知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也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因此逆境信念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其一，逆境信念可能缓冲家庭累积风险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Luthar等人(2000)提出，保护因子可以减轻风险因子的危害。研究显示，逆境信念可缓冲双亲外出带来的严重情感忽视对留守儿童成瘾行为的影响(杨邦林, 黄瑾, 2020)。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逆境信念可以缓冲家庭累积风险对留守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其二，逆境信念可调节负性情绪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成瘾间的中介过程。根据压力心态理论，持有积极逆境信念的个体更可能将逆境视为成长的机会，较少经历负性情绪(Crum et al., 2013)。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逆境信念可以缓冲家庭累积风险对留守儿童青少年负性情绪的影响；假设H5：逆境信念可以缓冲负性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逆境信念的调节模式存在“雪中送炭”和“杯水车薪”两种。前者是指高家庭累积风险时逆境信念的保护作用更大；后者则认为，低家庭累积风险时逆境信念的保护作用更大，而家庭累积风险越高不仅会带来负性情绪、网络成瘾等消极后果，还会削弱逆境信念的缓解作用(杨邦林, 黄瑾, 2020)。本研究对调节模式的具体种类不做假设。
此外，以往研究对网络成瘾机制中的性别差异探讨存在一定矛盾。有研究发现女性更易受负性情绪的影响，产生网络成瘾的逃避行为(张迪 等, 2021)，而男性面对逆境时有更强的逆境信念，更有信心调节负性情绪(Xiong et al., 2022)；但也有研究发现男性更可能因为抑郁等负性情绪而过度沉迷网络(Liang et al., 2016)。因此，在探讨家庭累积风险通过负性情绪的中介以及逆境信念的调节作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时，需要考虑性别因素，但基于以往研究的矛盾，本研究对性别差异不做具体假设。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 所示)，即家庭累积风险通过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影响留守儿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且逆境信念可能调节直接路经和两条中介路径。本研究将深入探讨家庭的风险因素如何影响留守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形成，并通过对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和逆境信念的调节作用的研究，为留守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广东省乐昌市7所乡镇高中、初中、小学的4441名中小学生进行施测。首先根据“你的父母是否外出打工：1.是 2.否；距离上一次回家后外出打工时长是_(月)”筛选留守儿童青少年群体，其次排除平均每道题回答时长少于2 s、连续相同作答超过半数的被试，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049份，问卷有效率为91.17%。包括留守儿童青少年2077名，平均年龄为14.55±2.57岁，其中男生951人(45.79%)，女生1126人(54.21%)；小学489人(23.54%)，初中475人(22.87%)，高中1113人(53.59%)。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累积风险
参考前人家庭累积风险的研究，根据以下原则选择生态风险因素(Xiong et al., 2024)：(1)相关性：应包括先前研究中已证明与网络成瘾相关的风险因素；(2)代表性：所选风险因素应能代表相应背景；(3)可扩展性：选择的风险因素应紧密结合留守个体的发展特征。综上所述，本研究选择了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压力、父母关系、亲子亲和、粗暴养育共六个风险因素。
(1)家庭结构。参考董奇和林崇德(2011)的研究，采用1个项目(“现在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哪些？”)测量，未同时选择“父亲”和“母亲”则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
(2)父母受教育程度。参考熊俊梅等人(2020)的研究，采用2个项目分别测量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受教育程度均低于“高中”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
(3)家庭经济压力。采用王建平等人(2010)修订的经济压力量表测量，共4个项目，采用 5点计分(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得分高于或等于第75百分位数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4)父母关系。参考鲍振宙等人(2014)的研究，采用2个项目对父母关系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父母之间关系越好。得分低于或等于第25百分位数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
(5)亲子亲和。采用张文新等人(2006)修订的亲子亲和量表测量，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几乎从未有过”，5代表“几乎总是这样”)，得分越高表示亲子亲和越好。得分低于或等于第25百分位数的被试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6)粗暴养育。采用王明忠等人(2020)修订的粗暴养育问卷，共4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从不那样”，5代表“总是那样”)，条目总均值越高表明遭遇的粗暴养育问题越严重。得分高于或等于第75百分位数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最后将上述各家庭风险因子相加(0为“无风险”，1为“有风险”)，以创建一个范围从0到6的家庭累积风险指数。
2.2.2 负性情绪
采用龚栩等人(2010)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对中小学生的负性情绪进行测量。该量表由抑郁、焦虑与压力3个维度构成，共21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0代表“不符合”，３代表“总是符合”)，量表总分由各维度的题目得分相加而得，总分越高，表明负性情绪程度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3 网络成瘾
采用陈淑惠等人(2003)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R)测量。该量表由强迫上网、网络成瘾耐受性、戒断反应、人际健康和时间管理5个维度构成，共26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1代表“极不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明网络成瘾程度越严重。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2.2.4 逆境信念
采用Shek等人(2003)编制的逆境信念量表测量。该量表由积极逆境信念(如“有志者事竟成”)、消极逆境信念(如“人穷志短”)2个维度构成，共9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6代表“非常同意”)，全部项目的平均分即为个体的逆境信念水平，分数越高，表明逆境信念越积极。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2.3 数据分析
使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使用Mplus8.0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以及多群组比较。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12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28.53%，低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如表1 所示，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成瘾、负性情绪以及负性情绪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其他变量均呈显著负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变量 | M±SD | 1 | 2 | 3 |
| 1.家庭累积风险 | 2.38±1.39 | |||
| 2.负性情绪 | 11.86±11.30 | 0.31*** | ||
| 3.逆境信念 | 4.31±0.76 | −0.23*** | −0.40*** | |
| 4.网络成瘾 | 42.71±14.91 | 0.26*** | 0.60*** | −0.32***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如表2 所示，男女之间在负性情绪、逆境信念、网络成瘾间均存显著差异，其中在负性情绪、逆境信念中女生得分显著大于男生，网络成瘾则相反。在家庭累积风险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2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分析 |
| 变量 | 性别 | M±SD | t |
| 家庭累积风险 | 女 | 2.43±1.41 | 1.81 |
| 男 | 2.32±1.37 | ||
| 负性情绪 | 女 | 12.75±11.10 | 2.78** |
| 男 | 11.23±11.61 | ||
| 逆境信念 | 女 | 4.35±0.74 | 2.48* |
| 男 | 4.26±0.78 | ||
| 网络成瘾 | 女 | 41.82±14.02 | −2.69** |
| 男 | 43.61±15.89 |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吴艳和温忠麟(2011)的建议，运用因子法中的平衡法将本研究的各变量的指标进行打包，以形成各个潜变量的指标，运用配对乘积法将家庭累积风险、负性情绪与逆境信念的指标分数依次相乘，构成交互项的指标。如图2 所示，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 等, 2004)，χ²/dƒ=4.47，RMSEA=0.04，CFI=0.97，TLI=0.97，SRMR=0.05。
结果表明，家庭累积风险显著正向预测负性情绪(γ=0.20, p<0.001)，负性情绪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γ=0.68, p<0.001)，家庭累积风险对网络成瘾预测不显著(γ=0.03, p>0.05)，中介效应量为0.14，95%CI=[0.11, 0.17]。即负性情绪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成瘾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次，家庭累积风险×逆境信念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显著(γ=−0.07, p<0.01)，但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不显著(γ=−0.04, p>0.05)，即逆境信念调节了家庭累积风险与负性情绪的关系。负性情绪×逆境信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也显著(γ=0.14 , p<0.001)，即逆境信念调节了负性情绪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将逆境信念按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分成高低两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前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见图3 ，在高、低水平逆境信念条件下，随着家庭累积风险水平提高，负性情绪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Bsimple=0.13, p<0.01; Bsimple=0.27, p<0.001)，相较于高分组，低分组呈现更加显著的上升趋势。后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见图4 ，在高、低水平逆境信念条件下，随着负性情绪水平提高，网络成瘾水平呈现上升趋势(Bsimple=0.82, p<0.001; Bsimple=0.54, p<0.001)，相较于低分组，高分组呈现更加显著的上升趋势。
3.4 性别差异检验
采用多群组比较的方法考察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首先对男女两个群体建立模型进行估计。如表3 所示，拟合指数均较好，可进行多群组比较。进而设置无限定模型M1和限定相等模型M2。对比两模型拟合结果发现，Δχ²(12)=23.31，p<0.001，表明两个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模型M1和模型M2拟合指数差异ΔTLI与ΔCFI差值均小于0.01，即各等值模型成立。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跨群组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
| χ²/dƒ | RMSEA | CFI | TLI | SRMR | |
| M男 | 5.72 | 0.05 | 0.96 | 0.95 | 0.06 |
| M女 | 3.73 | 0.03 | 0.98 | 0.97 | 0.05 |
| M1 | 4.56 | 0.06 | 0.97 | 0.96 | 0.05 |
| M2 | 4.42 | 0.06 | 0.97 | 0.96 | 0.06 |
进一步对男女生结构方程模型对应系数比较，如表4 所示，逆境信念对负性情绪的中介路径的前、后两半路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在男生群体中，逆境信念只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γ=−0.11, p<0.05)；在女生群体中，逆境信念调节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γ=0.12, p<0.001)。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男生女生间的路径系数 |
| 路径 | 男生群体 | 女生群体 | |||
| γ | p | γ | p | ||
| 家庭累积风险→网络成瘾 | 0.05 | 0.082 | 0.03 | 0.266 | |
| 家庭累积风险→负性情绪 | 0.21 | <0.001 | 0.19 | <0.001 | |
| 负性情绪→网络成瘾 | 0.67 | <0.001 | 0.67 | <0.001 | |
| 家庭累积风险×逆境信念→负性情绪 | −0.11 | 0.021 | −0.09 | 0.116 | |
| 家庭累积风险×逆境信念→网络成瘾 | −0.03 | 0.591 | −0.05 | 0.273 | |
| 负性情绪×逆境信念→网络成瘾 | 0.09 | 0.074 | 0.12 | <0.001 | |
4 讨论
4.1 家庭累积风险对留守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
与过往研究一致，本研究发现家庭累积风险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成瘾(李董平 等, 2016)。这一发现支持了I-PACE模型的观点，即家庭风险作为个体成长环境中的负性事件，一方面可能对个体的情绪产生负面影响，增加其寻求情绪满足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影响其应对压力的策略，使个体更倾向于采用如网络成瘾等短期满足的方法(Brand et al., 2016)。这一结论与互联网补偿理论相符，即儿童青少年可能通过沉迷网络来回避家庭压力和补偿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Kardefelt-Winther, 2014)。累积风险理论认为，家庭风险通常是多方面共同存在，留守儿童青少年相较于同龄人，可能面临的家庭问题更为凸显(Jiang et al., 2018)，且家庭风险因素多重叠加的情况更加明显，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成瘾的风险(李董平 等, 2016)。
4.2 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成瘾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I-PACE模型一致，即外部的家庭压力作为负性刺激，通过引发情绪性加工，促使个体通过网络寻求即时情绪满足(Brand et al., 2016)。与过往研究及假设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负性情绪起完全中介作用而非部分中介作用，这可能与留守儿童的独特家庭环境有关。即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他们更易产生孤独感、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Fan et al., 2010)。这些强烈且持续的负性情绪可能掩盖了家庭风险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环境压力的应对能力，导致他们更依赖网络作为一种逃避现实和缓解情绪的工具(Kardefelt-Winther, 2014)。
4.3 逆境信念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逆境信念调节了负性情绪在家庭累积风险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由于中介模型中直接效应不显著，故不讨论逆境信念对直接效应的影响。首先，逆境信念调节了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符合“雪中送炭”模式：这一发现支持了压力心态理论，高逆境信念的留守儿童青少年对家庭中的困难与挫折保持乐观的信念，因此较少受到家庭累积风险的影响产生负性情绪(Crum et al., 2013)。同时，这一结果与先前研究一致，即留守儿童青少年的积极逆境信念与积极心态显著相关(Li et al., 2021)。其次，逆境信念调节了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符合“杯水车薪”模式：高负性情绪削弱了逆境信念的保护作用，这一结果与压力−脆弱性模型一致，即高压力状态下个体的积极心理特质会因情绪负荷过重而失效(Compas et al., 2017)，个体在经历高强度的负性情绪时，其逆境信念会因情绪负荷过重而“不堪重负”，造成心理弹性和认知调节能力的下降，易导致网络成瘾。
4.4 逆境信念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逆境信念在男女之间存在不同的调节机制。对于男生而言，逆境信念主要调节家庭累积风险对负性情绪的影响(Xiong et al., 2022)。男生通常将逆境信念作为认知策略应对压力，但当负性情绪已经产生时，他们可能倾向于采取逃避或抑制策略(Liu et al., 2024)。相反，女生的逆境信念主要调节负性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女生更倾向于表达情绪并寻求社会支持，从而有效地利用逆境信念来调节负性情绪，进而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Barrett & Bliss-Moreau, 2009)。然而，当面临较大的家庭累积风险时，女生可能更容易受到情绪冲击，导致个体对逆境信念的消极解读，从而削弱其调节作用(Li et al., 2023)。
4.5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以I-PACE模型为理论基础，从累积风险的视角探讨了家庭环境对留守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首次将负性情绪与逆境信念这两个因素纳入同一模型进行考察。这一整合了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模型相比过往单独的中介或调节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鲍振宙 等, 2013)。作为家长，应注重改善家庭环境和培养孩子的积极信念，关注其心理健康，防止儿童及青少年将网络作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此外，性别差异也突出了个性化干预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对男生应注重引导其正确排解不良情绪，避免产生情绪性的极端行为；对女生应重视引导其建立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念，积极看待遇到的挫折和困难。
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仍存在局限性。首先，家庭累积风险指标的构建可能忽视了因子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其次，研究未测量研究对象的上网时长，缺失网络使用情况的部分信息，后续研究需更全面地调查网络使用特征。最后，研究数据样本仅来自广东省乐昌市，代表性有限，且主要来源于自我报告问卷，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未来研究可尝试整合更多潜在影响因素，采用纵向设计，并扩大样本范围，以提高研究的广泛性与精确性，为留守儿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5 结论
(1)家庭累积风险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2)负性情绪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成瘾中起完全中介作用。(3)逆境信念分别调节中介的前后半段路径，且存在性别差异：在男生中逆境信念仅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而在女生中则调节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