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创造力只能由善意驱动，然而创造力却存在“阴暗面”(郝宁, 杨静, 2016)。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是个体故意对某个对象进行伤害或由恶意驱动以达到某种利益目的的创造力，会故意利用创造性思维对他人造成精神、身体或物质上的伤害(Cropley et al., 2008)。近年来，研究者主要从个体的人格特质如攻击性、责任心、心理韧性等(王丹 等, 2022; Lee & Dow, 2011)，情绪状态如负性情绪、情绪智力等(程瑞 等, 2021; 李娇娇 等, 2022; James et al., 1999)，情境因素如童年期创伤、不公平感等(邱梦茹 等, 2023; Gutworth et al., 2018; Hunter et al., 2022)方面对恶意创造力进行研究。Kapoor和Kaufman(2022)提出恶意创造力的AMORAL(非道德的)模型中强调恶意创造力是由多种条件共同发挥作用的，包括物质奖励、信念、社会文化、接受者特征等，这些因素综合决定个体是否会将想法付诸实施。因此，深入探讨大学生恶意创造力的心理机制，能够为其有效预防恶意创造力提供参考。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是指人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的世界里，他们得其所得，所得即应得，即无论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偿(Lerner, 1965)。有证据指出，在不公正的待遇下，个体在恶意情景问题解决任务中会生成更多的恶意方案，拥有更高的恶意创造力水平，意味着不公平的情景中会激发个体产生伤害个人、组织或社会的想法，其恶意创造力水平可能会更高(Clark & James, 1999)。Gill等人(2013)研究表明恐怖分子不断创新恐怖袭击方式是因为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满。而公正对员工善意创新行为也有正向影响(金星彤, 2018; 解志韬, 2021)。结合以上研究发现，当个体自身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较高时，个体强烈的公正意识认知机制让其不容易做出破坏公平的不良行为。据此，研究提出假设H1：公正世界信念负向预测恶意创造力。
在公正世界信念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中，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可能是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RD)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参照对象横向或纵向比较，感知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产生愤怒、不满等消极情绪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武晓梅, 2023)。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目前影响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因素主要体现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熊猛, 叶一舵, 2016)。公正感作为个体特征变量之一，有研究表明感知到不公正可能是相对剥夺感的必要先决条件(Osborne & Sibley, 2013)。例如Kawakami和Dion(1993)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社会不平等感对个体相对剥夺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相关研究证明相对剥夺感会导致个体的越轨或偏差行为如攻击性行为、反生产力工作行为等(Gaskell & Smith, 1984; Smith et al., 2012; Zoogah, 2010)。同时，马皑(2012)研究中发现相对剥夺感能够正向预测社会适应方式中的创新和反叛(是大多数越轨行为的表现方式)，相对剥夺感越高，个体创新和反叛程度都越高。因此，可以推测随着公正世界信念的降低，个体相对剥夺感会升高，在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创造力。据此，研究提出假设H2：相对剥夺感在公正世界信念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愤怒反刍(anger rumination)是个体对过去愤怒事件的回忆，思其原因及后果并伴随复仇想法(Sukhodolsky et al., 2001)。反应风格理论认为，经历负性事件的个体采取的反应方式之一就是非适应性的反刍反应(Nolen-Hoeksema, 1987)，当个体在遭遇负面情绪刺激时，采用反刍反应风格的人会沉溺于反复思考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导致无法从该负性情绪中抽离。经历不公正是诱发个体陷入愤怒反刍的重要前置条件，负性经历会阻碍个体心理一致感的形成，降低其面对困难或挑战时的自信心，导致应激反应模式的转变，从而采取失调的反应模式，陷入愤怒反刍(赵雨露 等, 2024)。而愤怒反刍能促进恶意创造力，愤怒引发个体在不断的反刍中形成消极认知风格，不断对负性信息进行整合和建构，进而提高了恶意解决问题的能力(伍嘉麒 等, 2024; Cohen et al., 1998)。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排斥经历会促进个体过多使用反刍这类消极应对策略，激发更多恶意报复伤人的想法(李娇娇 等, 2024)。可以推测，个体公正世界信念越低，越容易陷入愤怒反刍，而愤怒反刍可能通过对负面信息的加工促进恶意创造力的产生。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愤怒反刍在公正世界信念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同时，相对剥夺感的情感成分包含愤怒、不满等负性情绪(Crosby, 1976; Walker & Pettigrew, 1984)。这种负面情绪体验会引发不合理的认知方式，如果当个体产生的负面情绪不能够控制和疏解，就很容易导致个体陷入愤怒反刍(张玲雁 等, 2023)。而社会不公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重要因素，Folger等人(1983)考察程序公正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程序不公正中，个体会体验到相对剥夺感，会有相应的不满、愤怒等情绪。相对剥夺感能正向预测愤怒反刍，导致个体更容易冲动(梁含雨 等, 2023)。而个体在愤怒负性情绪的驱使下更容易出现恶意创造力(程瑞 等, 2021; James et al., 1999)。因此，随着个体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升高，其相对剥夺感会降低，愤怒反刍会降低，进而降低恶意创造力的风险。据此，研究提出假设H4：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公正世界信念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将以大学生为被试，旨在探究公正世界信念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以及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两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假设模型如图1 所示)。以期为预防和减少大学生恶意创造力，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新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省5所高校1356名学生参与研究，回收整理漏答和陷阱题错选等作废问卷后，删除无效问卷23份，回收有效问卷1333份(98.30%)。其中男生510人，女生823人；年龄范围16～24岁(M=19.73岁, SD=1.25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苏志强等人(2012)修订的公正世界信念量表。该量表包含了2个维度，由13个项目组成，分为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两个分量表。6点计分，两个分量表得分相加，总分得分越高表示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越强。本研究中，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维度、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维度和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0.92、0.94。
2.2.2 相对剥夺感量表
采用马皑(2012)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该量表包含4个项目，6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2.3 愤怒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罗亚莉和刘云波(2017)修订的愤怒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共有19个项目，4点计分，得分越高，愤怒反刍思维越强。本研究中事后愤怒、愤怒记忆、报复想法、理解原因四个维度和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0.86、0.74、0.78、0.94。
2.2.4 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
采用Hao等人(2016)编制的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该量表共13个项目，5点计分，得分越高，恶意创造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23.0和PROCESS3.4对数据录入和整理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相关分析、Harman单因子检验、PROCESS程序的模型6检验链式中介效应(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受客观条件限制，仅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数据收集完毕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涉及的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有6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4.27%，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见表1 。结果显示，公正世界信念与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以及恶意创造力两两呈现显著负相关，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和恶意创造力两两呈现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与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年龄、相对剥夺感和恶意创造力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被试年龄与公正世界信念、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与恶意创造力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大学生的性别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的中介检验。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1333) |
| M±SD | 1 | 2 | 3 | 4 | 5 | |
| 1.性别 | ||||||
| 2.年龄 | 19.73±1.25 | −0.09** | ||||
| 3.公正世界信念 | 35.53±8.39 | 0.08** | −0.05 | |||
| 4.相对剥夺感 | 11.19±3.40 | −0.09** | 0.03 | −0.34** | ||
| 5.愤怒反刍 | 36.21±9.41 | 0.05 | 0.01 | −0.39** | 0.50** | |
| 6.恶意创造力 | 22.53±8.58 | −0.21** | −0.01 | −0.33** | 0.43** | 0.56** |
注：*p<0.05，**p<0.01， ***p<0.001，以下同。 |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相关分析结果符合进一步对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与恶意创造力关系做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要求。使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6执行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在控制大学生性别的情况下，以公正世界信念为自变量，恶意创造力为因变量，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为中介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显著负向预测恶意创造力行为(β=−0.31, p<0.001)，且公正世界信念分别对相对剥夺感(β=−0.33, p<0.001)和愤怒反刍(β=−0.26, p<0.001)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相对剥夺感显著正向预测愤怒反刍(β=0.42, p<0.001)；当把公正世界信念、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时，公正世界信念(β=−0.07, p<0.01)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恶意创造力，而相对剥夺感(β=0.15, p<0.001)和愤怒反刍(β=0.47, p<0.001)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
表2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 恶意创造力 | 0.37 | 0.14 | 108.34*** | |||
| 性别 | −0.38 | −7.15*** | ||||
| 公正世界信念 | −0.31 | −12.23*** | ||||
| 相对剥夺感 | 0.34 | 0.12 | 88.04*** | |||
| 性别 | −0.12 | −2.24* | ||||
| 公正世界信念 | −0.33 | −12.85*** | ||||
| 愤怒反刍 | 0.56 | 0.32 | 206.74*** | |||
| 性别 | 0.22 | 4.74*** | ||||
| 公正世界信念 | −0.26 | −10.63*** | ||||
| 相对剥夺感 | 0.42 | 17.61*** | ||||
| 恶意创造力 | 0.63 | 0.40 | 218.90*** | |||
| 性别 | −0.44 | −9.84*** | ||||
| 公正世界信念 | −0.07 | −3.21** | ||||
| 相对剥夺感 | 0.15 | 6.10*** | ||||
| 愤怒反刍 | 0.47 | 18.07*** |
进一步对中介路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如表3 和图2 所示)，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即直接效应显著，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公正世界信念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总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含0值，即总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24，占总效应的77.42%)。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主要通过以下3条中介路径来影响恶意创造力：(1)公正世界信念→相对剥夺感→恶意创造力，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2)公正世界信念→愤怒反刍→恶意创造力，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3)公正世界信念→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恶意创造力，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
表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效应 | 路径 | 效应值 | 效果量(%) | 95%置信区间 | |
| 下限 | 上限 | ||||
| 直接效应 | 公正世界信念→恶意创造力 | −0.07 | 22.58 | −0.12 | −0.03 |
| 中介效应 | 公正世界信念→相对剥夺感→恶意创造力 | −0.05 | 20.83 | −0.07 | −0.03 |
| 公正世界信念→愤怒反刍→恶意创造力 | −0.12 | 50.00 | −0.15 | −0.09 | |
| 公正世界信念→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恶意创造力 | −0.07 | 29.17 | −0.08 | −0.05 | |
| 总中介效应 | −0.24 | 77.42 | −0.27 | −0.20 | |
| 总效应 | −0.31 | 100.00 | −0.36 | −0.26 | |
4 讨论
4.1 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恶意创造力。这与以往不公正的情境有助于激发个体产生更高的恶意创造力水平研究结果一致(Clark & James, 1999)，验证了假设H1，即相比客观公正情况，个体对公正的主观感知更加影响其恶意创造力的表现。而个体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越高，利他行为就越多(黄泰霖 等, 2021; Miller, 1977)。并且不同形式的组织公正如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人际公正等都对个体的创造力有正向预测作用(金星彤, 2018)。因此，当个体自身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较高时，公正意识强烈的认知机制会抑制个体做出破坏公平的不良行为。换言之，大学生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越高，其恶意创造力行为意愿就越低。
4.2 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在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和恶意创造力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社会不公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重要原因(熊猛, 叶一舵, 2016)。当个体产生相对剥夺感时往往会引发个体的愤怒和不满情绪(Crosby, 1976)，这种消极自我体验会引发个体的社会越轨行为如犯罪、暴力活动等(Stiles et al., 2000)。风险敏感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认为，当个体在弥补自己目前的状态和参照状态之间的差距时，会采用更加冒险的方式(Mishra & Novakowski, 2016)。冒险意味着更容易打破社会常规产生更多的恶意想法(Hao et al., 2020)。因此，对于处于劣势处境的群体，公正世界信念不仅作为心理资源能够缓冲不公正事件带来的消极情绪，还会使个体更加认同公正原则，将时间和精力投入长期目标(Laurin et al., 2011; Sutton & Winnard, 2007)。具体而言，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较高时，个体更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到学业等长期目标中，相对剥夺感被缓解，倾向于控制、约束自己的冲动性、非理性的行为，期望实现社会地位改善的长期目标(郭永玉, 周春燕, 2014)，反之，个体在产生相对剥夺感之后，就会寻求各种补偿，以期弥补自身的相对劣势，在这个过程中，会倾向于表现出更多冒险行为，这种冒险倾向为负面的创造力的想法(即恶意创造力)的作用提供便利。
4.3 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愤怒反刍在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当个体经历不公平情境时，内心的公平信念会受到威胁，将会出现心理不平衡，从而产生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王宇清 等, 2012; 熊青, 2014)。而个体在愤怒情绪中会促进恶意创造力思维的流畅性(程瑞 等, 2021)。此研究结果支持了创造力双通道模型(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 DPCM)，该模型认为，相比于非激活型情绪，激活型情绪更能促进创造力的新颖性和流畅性(De Dreu et al., 2008)。负性情绪作为一种负性激活型情绪，与愤怒反刍相关显著(Takebe et al., 2016)，可能会导致个体设置负性目标，由此激活恶意创造力(James et al., 1999)。也就是说当个体感受到负面情绪时，会产生负面思维，以及相应的负面目标，从而引发恶意创造力。因此，在经历不公正时，与高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相比，低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投入时间和精力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的非理性行为是没有价值的，继而陷入愤怒情绪中，愤怒反刍水平也会提高，从而更容易出现恶意创造力。
4.4 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和恶意创造力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H4。在不公平感知中，个体认定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会导致自身产生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甚至是愤恨(Smith et al., 2012)。相关研究表明，愤怒、不满正是相对剥夺感的核心情绪(熊猛, 叶一舵, 2016)。由于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让个体内心充满愤怒和绝望，在这种负性情绪影响下个体会反复思考愤怒经历即愤怒反刍(梁含雨 等, 2023)。愤怒反刍的多系统模型认为，愤怒反刍作为认知层面的重要因素，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和生理反应，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产生恶意报复和伤害他人的想法(Denson, 2013)。沉思于愤怒回忆中会压抑个体的情绪表达，抑制其采用积极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Sukhodolsky et al., 2001)。当个体处于愤怒或报复性反刍思维中，会倾向于不愿原谅引发愤怒情绪的事物或人，会不断回忆过程中体验到不公平感，进行敌意归因，促使个体采取恶意伤人的方式来发泄情绪(Berry et al., 2005)。而恶意创造力的核心定义就是强调创造力背后的恶意目的和消极结果。因此，在公正感感知不足的情况下，相对剥夺感引发了大学生愤怒反刍思维，继而预测恶意创造力。即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相对剥夺感就越低，进而降低愤怒反刍，抑制恶意创造力的出现。
4.5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通过调查法构建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和恶意创造力间的链式中介模型，对学校教育管理具有指导意义。首先，管理者可以通过本研究意识到不公正感对组织存在的潜在破坏性。在团队或组织中如果成员由于不公正产生相对剥夺感后不予关注和引导，可能会激发出更高的恶意创造力。其次，组织可通过开展对相关人群心理辅导，帮助低公正世界信念个体进行情绪调节，化解潜在的风险，减少犯罪冒险的可能性和破坏性。最后，个人应有意识地调节负面情绪，降低愤怒反刍，从而积极使用创造力，避免走向极端。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横断面调查无法直接解释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未来研究可采用实验法或纵向追踪进一步厘清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内疚、羞愧等消极情绪会抑制个体恶意创造力的产生(王博韬, 魏萍, 2021)，并非所有的消极情绪都会促进恶意创造力，未来研究可在本研究结果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他变量间的作用关系。最后，本研究仅在大学生群体中探讨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但恶意创造力的发生与个体身处的情境、人格特质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贡喆, 刘昌, 2016)，未来可以在青少年群体(如留守儿童)中开展追踪研究。
5 结论
(1)大学生的公正世界信念能负向预测其恶意创造力；(2)相对剥夺感与愤怒反刍分别在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和恶意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3)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机制间接作用于恶意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