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校园暴力屡见不鲜，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青春期的攻击行为和暴力视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Orkibi & Ronen, 2019)。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表现出高生活应激、高感觉寻求和情绪体验动荡的特征(Romeo, 2013; Shulman et al., 2015; Silvers et al., 2012)，这可能使青少年产生具有“故意伤害性”的攻击行为(纪林芹, 张文新, 2007)，阻碍其正常的社会化进程。因此，探究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相关因素，揭示各因素与攻击行为的关联路径(Andreas & Watson, 2009; Kawabata et al., 2012)，营造安定和谐的校园氛围显得尤为重要。
儿童期心理虐待是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孙丽君 等, 2017)。目前，对于儿童期心理虐待的定义暂无严格的统一标准。美国儿童心理虐待专业协会认为，心理虐待是抚养者在与儿童相处中表现出的重复行为方式，传递出的信息使儿童感到自己是无价值的、无用的甚至多余的(Kairys et al., 2002)。大量研究都证实心理虐待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孙丽君 等, 2017; Lake et al., 2015; Vahl et al., 2016)。作为所有虐待形式的中心问题(Arslan, 2017)，心理虐待是预测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由于施虐结果的无外显性、行为的无意识性，心理虐待常被忽视，却严重威胁青少年的认知情感发展。
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情境因素(如虐待、挫折、挑衅等)会通过个体的认知、唤醒过程作用于个体的攻击行为，即刺激易激活与个人相关的认知导致攻击行为(李雪 等, 2022)。具体而言，童年早期心理虐待易造成不安全依恋(马志璇, 王明怡, 2021; 张建人 等, 2021)，与早期抚养者的不良关系，使得个体对他人和世界形成消极的认知表征(低安全感、低信任感、感到不被爱)。同时，心理虐待与儿童早期认知及情感功能的发展有关(Pechtel & Pizzagalli, 2011)，作为高级认知功能的执行功能与额叶皮层的发展和成熟有密切联系，儿童成长中缺乏适当照料和刺激会对前额皮层产生有害影响(Paschall & Fishbein, 2002)。以心理虐待中发生率较高的忽视情境为例，儿童基本的物质与情感需求难以保证，缺乏积极的亲子互动和探索环境的安全感，使得认知及社会性环境刺激输入不足，不利于其大脑的成熟与前额皮层的发展，易损害执行功能、问题解决等复杂认知功能(Paschall & Fishbein, 2002)。实证研究也表明受虐待组在抑制控制、工作记忆以及认知灵活性各方面的表现均更差(马志璇, 王明怡, 2021)。
因此，再次遭遇相同的情境因素，易激活消极认知(Anderson & Bushman, 2002)。此时低执行功能(包括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者难以在合适的时间与情境中自我控制做出恰当反应，局限于反应定势无法应对新情境和变化(周玫, 周晓林, 2003; Diamond, 2013)，不能灵活恰当地分析情境中的信息线索。低执行功能−攻击模型指出，个体在接受模棱两可的挑衅性信息时更易进行敌意归因，增加使用暴力行为来解决问题的概率(Robbins, 1996)。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也提示，低执行功能者在社会信息编码和解释方面可能存在缺陷，易导致攻击行为(Hoaken et al., 2003)。结合Bandura(1978)的三元交互决定理论，强调外部的环境刺激因素以认知过程为中介影响行为(Bandura, 1986)，本研究假设：执行功能在心理虐待和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若儿童期心理虐待可以通过执行功能作用于攻击行为，那么是否存在保护因素能够在其中起到缓冲作用？在社会学习理论中，Bandura(1994)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对自我行为的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其核心，影响个体执行行为活动的动力过程的功能发挥，例如：行为主体通过自我效能感，会选择自己认为能够有效应对的环境，避免无法控制的环境。Frazier等人(2011)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与控制感之间紧密相关。而执行功能损伤则会影响敌对解释和行为抑制(van Rest et al., 2019)，使认知功能下降，长时间将导致个体控制感降低，产生更多消极行为。当个体自我效能感较高时，或可在认知因素−攻击行为的路径中建立替代路径，修复执行功能损伤产生的负面效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兼具情绪调节特质的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调控自身情绪的自信水平(Bandura et al., 2003)，在管理日常情绪体验的过程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体现在调节自我情绪能力的个体差异上(Caprara et al., 2008)。它可以使个体有效调节情绪、行为等方面，有助于个体积极应对困难、缓解外化问题行为等(李菁菁 等, 2018; Caprara et al., 2008)。目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否调节认知因素−攻击行为的路径还少有研究，且青少年处于情绪波动、冲动、叛逆的高峰期，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因此，本研究假设：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执行功能在心理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路径，可在执行功能与攻击行为之间作为保护因素起缓冲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积极视角出发，基于一般攻击模型、社会学习理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 )，旨在揭示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考察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青少年攻击行为间的作用机制。探究青少年在家庭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心理虐待与后天习得的攻击行为的关系，结合风险与保护因素探讨如何避免心理虐待、减少情感体验缺失的发生，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稳定、健康的人格倾向，减少暴力攻击行为，同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家庭功能。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某中学800名12～18岁的中学生施测，回收问卷800份。剔除未认真或未全部作答的问卷90份，得到有效问卷710份(女生350人，男生360人)，回收有效率88.75%。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
采用潘辰等人(2010)编制的儿童心理虐待量表，包含贬损、恐吓、干涉、忽视和纵容5个分量表，共23个项目(例如，“家长无缘无故责骂我”)。5点计分，总分越高则个体感受到的心理虐待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2 青少年攻击行为问卷
采用刘俊升等人(2009)修订的Buss-Perry攻击性量表，分为愤怒、身体攻击、敌意、替代攻击4个维度，包含20个项目(例如，“偶尔我会产生难以控制的想要攻击某一个人的冲动”)。5点计分，得分越高则攻击行为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3 青少年执行功能量表
采用黄春晖等人(2014)编制的青少年执行功能量表，包括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3个维度(例如，“行动前我不考虑后果”)，共21个项目。3点计分，得分越高，个体的执行功能越不理想。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2.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王玉洁等人(2013)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中文版，包括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2个维度(例如，“预期目标实现时，我会对自己感到满意”)，共17个项目。5点计分，得分越高，个体调节情绪的自信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问卷、指导语施测，强调信息保密、要求真实作答。采用SPSS23.0、PROCESS宏程序(Hayes, 2013)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周浩, 龙立荣, 2004)得到1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最大因子解释率21.35%(小于40%)，即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见表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心理虐待、攻击行为、执行功能呈显著负相关；执行功能与心理虐待、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攻击行为与心理虐待呈显著正相关。由于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与研究变量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后续未纳入分析。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n=710) |
| 变量 | M±SD | 1 | 2 | 3 |
| 1.心理虐待 | 13.51±11.64 | |||
| 2.攻击行为 | 40.65±14.59 | 0.51*** | ||
| 3.执行功能 | 32.07±7.74 | 0.40*** | 0.69*** | |
| 4.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60.78±13.63 | −0.22*** | −0.33*** | −0.28*** |
注：***p<0.001，以下同。 |
3.3 执行功能在心理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数据可能存在偏态情况，然而即使在中等非正态情况下，Bootstrap也能得到合理的参数估计结果(何明星 等, 2009)，且对非正态连续变量有效。因此，本研究对所预测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以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变量为攻击行为、预测变量为心理虐待、中介变量为执行功能。
结果见表2 ，执行功能的中介效应值为0.23，95%的置信区间[0.18, 0.28]不含0，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接效应相比于总效应占45%，即心理虐待对攻击行为的效应有45%是通过个体的执行功能起作用的。
表2 执行功能的中介作用检验 |
| 中介变量 | 效应 | 效应值 | 95%CI |
| 执行功能 | 总效应 | 0.51*** | [0.48, 0.58] |
| 直接效应 | 0.28*** | [0.23, 0.34] | |
| 间接效应 | 0.23*** | [0.18, 0.28] |
3.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宏程序，以Bootstrap法(温忠麟, 叶宝娟, 2014)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心理虐待显著预测攻击行为，且效应大小不取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2)心理虐待显著预测执行功能，且效应大小不取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3)执行功能显著预测攻击行为，且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显著预测攻击行为。
结果见表3 ，方程1中心理虐待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β=0.45, p<0.001)，且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条件(1)成立；方程2中心理虐待对执行功能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4, p<0.001)，且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对执行功能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条件(2)成立；方程3中，执行功能可正向预测攻击行为(β=0.53, p<0.001)，且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攻击行为(β=−0.11, p<0.001)。综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心理虐待通过执行功能作用于攻击行为的中介模型中，可负向调节后半段路径。
表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执行功能与攻击行为中介关系的调节作用 |
| 方程1：攻击行为(Y) | 方程2：执行功能(Me) | 方程3：攻击行为(Y) | |||||||||
| β | SE | t | β | SE | t | β | SE | t | |||
| 心理虐待 | 0.45 | 0.03 | 13.63*** | 0.34 | 0.04 | 9.54*** | 0.27 | 0.03 | 9.58*** | ||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0.22 | 0.03 | −7.00*** | −0.22 | 0.04 | −6.09*** | −0.16 | 0.03 | −5.34*** | ||
| 心理虐待×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0.05 | 0.03 | −1.36 | −0.04 | 0.04 | −1.11 | 0.03 | 0.03 | 1.09 | ||
| 执行功能 | 0.53 | 0.03 | 18.66*** | ||||||||
| 执行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0.11 | 0.03 | −3.86*** | ||||||||
| R2 | 0.31 | 0.20 | 0.57 | ||||||||
| F | 107.80*** | 59.30*** | 183.20*** | ||||||||
注：各变量在分析时均采用标准化值。 |
为进一步说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心理虐待−执行功能−攻击行为”的中介效应中对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将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标准分数为参照分出高(Z≥1SD)、低(Z≤–1SD)分组，考察不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上执行功能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交互作用见图2 ，简单斜率检验显示，对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而言，执行功能水平越高，攻击行为的改善越显著(β=0.74, t=21.55, p<0.001)，对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而言，随执行功能水平的升高，攻击行为也有显著改善(β=0.51, t=11.60, p<0.001)。整体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都能够积极调节执行功能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
4 讨论
本研究在青少年群体中检验了早期心理虐待对青春期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探讨了执行功能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中介作用，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攻击行为发展中可能发挥的调节或保护作用。结果与假设一致，童年期的心理虐待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发展缓慢，增加了攻击行为发生的风险。而高水平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缓和执行功能损伤带来的攻击行为增加。
4.1 心理虐待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
心理虐待与青少年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已有研究一致(于腾旭 等, 2021; Vahl et al., 2016)。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自我意识强烈、叛逆的青少年，易采用攻击行为发泄心中的愤懑不满(邓玉凤, 康杰, 2023)。尤其是早期遭受过心理虐待的青少年，更可能模仿抚养者的心理虐待行为，在后天习得攻击性行为，并将其视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Cicchetti, 2016; Fagan, 2020; van Wert et al., 2017)。本研究结果也与社会学习的理论观点相一致，强调个体在行为获得过程中，早期榜样的关键性和观察学习的作用。在实际生活中，个体对执行攻击行为的认知性概念表征在观察与模仿他人攻击行为的同时获得，该认知表征在一定情境下可能会成为青少年执行攻击行为的内在指导(郭斯萍, 张晓冰, 2022)。此外，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理论也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即个人信息加工过程受所处环境影响(李晓玫 等, 2022)。儿童早期受虐经验是攻击行为形成的重要因素，遭受过心理虐待的青少年，其认知功能会受到损伤(马志璇, 王明怡, 2021; Sheridan et al., 2017)，当接收到模棱两可的挑衅性信息时，更易进行敌意归因(朱文凤, 夏凌翔, 2019)，进而提高攻击性水平或选择反社会策略来应对这些信息(陈哲 等, 2011; 张建人 等, 2021)。
4.2 执行功能的中介效应
执行功能在心理虐待和青少年攻击行为中起中介作用，即心理虐待不仅可以正向预测攻击行为，还可以通过执行功能间接作用于攻击行为。执行功能是儿童青少年许多发展任务的中心环节(Zelazo & Müller, 2011)，它的发展不完善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更多的冲动、攻击行为(Krämer et al., 2011)。执行功能缺陷的个体情绪调节能力较差(Gyurak et al., 2012)，当遭受父母的忽视、虐待时，更易出现情绪问题，如焦虑、抑郁、敏感、易怒等，以至于产生暴力行为(龚钰涵 等, 2024)。
同时，成长在受虐待与忽视的环境下，儿童在物质及情感上的需求基本得不到保证，相应的环境刺激输入不足，这会影响儿童大脑皮层的发育，导致执行功能发展受损(马志璇, 王明怡, 2021)，早期的负性生活经历，特别是儿童期心理虐待会引起大脑前额皮质和边缘系统损伤，其会影响执行功能，并导致执行功能障碍(Paschall & Fishbein, 2002)。执行功能损伤的青少年其抑制控制、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当遇到环境刺激时，更容易失控产生暴力攻击行为(周玫, 周晓林, 2003)。
4.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了执行功能在心理虐待和攻击行为中的中介过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执行功能与攻击行为间的关联，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缓冲了执行功能与攻击行为的正向关联，验证了研究假设。首先，与以往研究一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会促进人际关系水平，减少同伴攻击行为的出现(汤冬玲 等, 2010)。青少年在面对心理虐待等负性事件时由于自身的认知因素(如执行功能)可能会产生愤怒等消极情绪，而这些情绪会诱发攻击行为的产生，因此，对于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他们会对自身情绪有更好的控制，稳定自身情绪状态，或可有效避免攻击行为的产生(吴晓薇 等, 2015)。其次，强制性理论认为，诸如心理虐待等无效亲子交互会抑制孩子在成长中的控制感，经历了心理虐待的青少年产生的攻击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控制感受挫后，对其下意识的追求；在“心理虐待−执行功能−攻击行为”的路径中，执行功能受损导致的青少年控制感下降，可由与控制感紧密相连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建立替代路径来修复心理虐待产生的负面效应。
本研究从现实需要出发，探索了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认知因素(执行功能)在心理虐待−攻击行为关系中的作用。区别于刘小英和胡昌生(2023)的研究，本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起保护作用的积极人格特质被整合到了一般攻击模型之中，强调了构建青少年积极内在情感世界的必要性。为呵护良好家庭环境、促进健全人格发展、减少个体的攻击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此外，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个体情绪有密切关联，可与执行功能交互作用于攻击行为，未来或可以此为基础采用多种方法，进一步研究与情绪认知相关的“热”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间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虽深入考察了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本研究为横断研究，未对存在攻击行为的问题学生进行追踪研究，使得许多问题无法得到更为深入的剖析。其次，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无法展开因果推论。未来研究应积极加入行为实验、访谈法等，对青少年攻击行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5 结论
儿童期心理虐待作为环境因素，可预测执行功能的损伤，青少年期较低的执行功能可能会导致攻击行为发生概率的提高。关注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发展，有利于确立青少年对于调节自身情绪的自信心，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改善执行功能对攻击行为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