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学习者会为了帮助记忆而生成一个线索，这被称为助记线索(Tullis & Maddox, 2020)。助记线索既可以是帮助自己回忆，可称为助我线索(Tullis et al., 2014; Tullis & Finley, 2018)；也可以是帮助他人回忆，则称为助他线索(Tullis & Benjamin, 2015a, 2015b)。
在助我线索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学习者为自己产生的助记线索常是依据独有的个人经验(Tullis & Benjamin, 2015a; Tullis & Finley, 2018)。Tullis和Benjamin(2015b)总结了高质量助记线索的三个特征：第一，线索与目标的关联性强(Koriat & Bjork, 2006)。第二，线索在语境中与目标有独特联系。如果一个线索与多个可能的目标相联系，有效性就会降低(Nairne, 2002)。第三，线索在编码和提取中的一致性(Tullis & Finley, 2018)。Tullis和Benjamin(2015a)比较了个体生成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的加工特点，结果发现：当生成助他线索时，学习者生成的线索具有更高的“线索−目标”联想强度，而减少与独特个体经验的联结；为他人准备的线索比为自己准备的线索更能帮助他人回忆。在他们的研究中，学习者有效地克服了个体特有的编码和知识，从他人的角度出发，产生了与他人观点更兼容的线索。可见，个体在生成助记线索时，帮助的对象不同，需要考虑的内容就有差异。个体在生成助我线索时，主要考虑这些线索对自己提示的有效性，线索会包含更多个人独特的知识经验(Tullis & Finley, 2018; Tullis & Fraundorf, 2017)；而生成助他线索时，一方面增加线索与目标词的一般联结强度(Tullis & Benjamin, 2015a)，另一方面是从观点采择的角度，也就是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如何能对他人的回忆提供有效的提示(Zhang & Tullis, 2021)。对于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对回忆成绩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关注的是助记线索在提取过程中的表现，重点分析的是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在可利用性上的差异(Tullis & Benjamin, 2015a, 2015b; Tullis & Finley, 2018; Tullis & Fraundorf, 2017; Zhang & Tullis, 2021)。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个体在生成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的编码过程中，对线索和目标词的加工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回忆成绩。可见，探讨助记线索对回忆成绩的影响，不应该只关注提取过程，还应该考虑编码过程。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双过程假说，其主要观点就是助记线索在编码过程和提取过程都会对回忆成绩产生影响。为了检验双过程假设，本研究将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在编码过程中，生成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时编码强度的差异，以及对回忆的影响；第二，在提取过程中，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的可利用性的差异，以及对回忆的影响。
本研究还将从元认知的角度继续探讨第三个问题，即个体能否监测到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对自我和他人回忆的影响。Selmeczy和Dobbins(2017)在研究中考察环境线索对再认记忆和信心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信心判断并没有反映出命中率和正确否定率的变化。信心判断属于元认知监测中的回溯性监测，就是在做出选择或者判断之后，推断其正确的可能性(Baer et al., 2021)。那么，个体在记忆过程中，也就是提取之前的编码过程中是否能监测到线索对回忆的影响呢？为了考察这个问题，本研究拟采用学习判断(judgment of learning, JOL)作为元认知监测的指标。JOL属于前瞻性监测，是个体对随后测验中能回忆出目标信息的可能性的主观判断(Bui et al., 2018)。另外，根据监测对象的不同，元认知监测分为自我监测和监测他人(代景华 等, 2017; Tullis, 2018; Tullis & Fraundorf, 2017)。自我监测是指对自己的记忆过程的认知和判断，监测他人是指对他人的记忆过程的认知和判断。因此，本研究将探讨监测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对自己回忆的影响(监测自我)和对他人回忆的影响(监测他人)。
为了探讨以上三个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两人一组相互生成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的记忆任务，以学习判断为元认知监测指标，考察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对自我和他人回忆成绩的影响及元认知监测。
2 实验1：助我线索对回忆成绩的影响及元认知监测
2.1 研究方法
实验目的：本实验旨在探究个体生成助我线索对自我与他人回忆成绩的影响及元认知监测。实验假设：(1)个体生成的助我线索对自己回忆的帮助作用大于他人回忆；(2)个体能够预测到助我线索对自己回忆的助记效果更好；(3)相对于监测自我，个体监测他人的准确性较差。
2.1.1 被试
招募互不相识的大学生30人，年龄在22～25岁之间(M=23.57岁, SD=1.10岁)，其中，男生13人。被试自愿参加实验，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报酬。
2.1.2 实验材料
从SUBTLEX-CH词库(Cai & Brysbaert, 2010)中选取了30个双字词名词作为目标词，词次在1865～3879之间。
2.1.3 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是任务对象，分为自我和他人；因变量是回忆成绩、JOL等级和JOL准确性。
实验开始之前，随机将两名被试组成一组。正式实验分为五个任务，即线索生成任务、自我监测任务、监测他人任务、干扰任务和线索回忆任务。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2.0编制。见图1 。
(1)线索生成任务。首先是500 ms的注视点。然后向同一组的两名被试同时呈现一个目标词。为了能记住目标词，被试要为自己生成一个线索词，并把该词写在纸质卡片上，限时10秒。线索词要求必须是一个双字词。
(2)自我监测任务。被试对自己的回忆成绩进行JOL判断，预测在随后的测验中看到线索词，能正确回忆出目标词的可能性。可能性为0～10，0表示可能性为0%；10表示可能性为100%。限时5秒。
(3)监测他人任务。要求被试对他人(同伴)的回忆成绩进行JOL判断，预测在随后的测验中同伴看到被试生成的线索词，能回忆出目标词的可能性。限时5秒。
(4)干扰任务。30个目标词都完成以上三个任务后，被试做一套100以内加减法的口算题，时间为2分钟。
(5)线索回忆任务。同组的两人各自生成了30个线索词，从中随机各抽取15个词作为助记线索。线索词的要求：第一，不能出现两个及以上线索词对应同一目标词；第二，不能出现两个人对同一个目标词生成相同线索的情况。将这30个助记线索的顺序打乱，同时呈现给两名被试，请被试在纸上写出对应的目标词。正确回忆出1个目标词得1分，错误回忆或者没有回忆出目标词不得分。限时15分钟。
2.2 结果
2.2.1 不同来源“助我线索”的回忆成绩
被试完成的30个项目的线索回忆中，15个线索词是自我生成的助我线索，15个线索词是他人生成的助我线索。回忆成绩是求平均数(0～1)，然后再转换为十进制，即乘以10。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两种不同来源“助我线索”对应的回忆成绩的差异，结果见表1 。结果显示：自我的助我线索的回忆成绩显著高于他人的助我线索。说明相对于他人的助我线索，被试自己生成的助我线索确实有更高的助记有效性，结果验证了第一个实验假设。
表1 助我线索的回忆成绩、JOL等级和准确性 |
| 因变量 | 自变量 | M | SD | t | p | Cohen’s d |
| 回忆成绩 | 自我的“助我线索” | 8.82 | 1.13 | 13.02 | <0.001 | 2.37 |
| 他人的“助我线索” | 5.36 | 1.71 | ||||
| JOL等级 | 自我监测30 | 8.11 | 1.12 | 6.34 | <0.001 | 1.16 |
| 监测他人30 | 6.33 | 1.57 | ||||
| 绝对准确性 | 自我监测15 | 0.15 | 0.11 | −3.00 | 0.006 | 0.54 |
| 监测他人15 | 0.56 | 0.74 |
2.2.2 自我监测与监测他人的JOL等级
被试共生成30个助我线索，每个线索进行1次自我监测和1次监测他人的JOL判断，分别标记为自我监测30和监测他人30。JOL判断等级是0～10，以平均数作为指标，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1 。结果显示：在JOL判断等级上，自我监测30的判断等级显著高于监测他人30。这说明当产生助我线索时，被试相信这种线索对于自己的回忆帮助大于对他人的回忆帮助，结果验证了第二个实验假设。
2.2.3 自我监测与监测他人的绝对准确性
在本研究中，JOL绝对准确性的算法是：PA=|P−A|/A。其中，PA代表绝对准确性，P表示预测成绩即JOL等级，A表示实际成绩(贾宁 等, 2006)。PA越大，说明JOL等级与回忆成绩的差距越大，绝对准确性越差。在线索回忆任务中，以一组被试A和B为例。被试A得到30个线索。其中15个是A的助我(Ａ)线索，对应的是Ａ的自我监测的JOL判断，标记为自我监测15；15个是来自Ｂ的助我(Ｂ)线索，对应的是Ｂ的监测他人(对A)的JOL判断，标记为监测他人15。根据绝对准确性公式分别求出PA，并进行差异分析，见表1 。结果显示：自我监测15的PA值显著小于监测他人15。这表明被试的自我监测准确性更高。而且通过比较JOL等级和回忆成绩发现，监测他人15更倾向于高估。也就是说，在生成助我线索后，个体对他人回忆成绩的预测出现了显著的高估偏差，结果验证了第三个实验假设。
3 实验2：助他线索对回忆成绩的影响及元认知监测
3.1 研究方法
实验目的：旨在探究个体生成助他线索对自我与他人回忆成绩的影响及元认知监测。实验假设：(1)个体生成的助他线索对自己回忆的帮助作用仍大于对同伴回忆；(2)个体能够预测到助他线索对自己回忆的助记效果更好；(3)对他人回忆成绩的预测出现高估。
3.1.1 被试
选取互不相识的大学生30人，年龄在22～26岁之间(M=24.87岁, SD=1.98岁)。其中，男生12人。被试自愿参加试验，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报酬。
3.1.2 实验材料
同实验1。
3.1.3 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实验设计同实验1。实验程序基本同实验1，唯一不同是在线索生成任务中，要求被试为他人(同伴)生成助记线索，即生成助他线索。
3.2 结果
3.2.1 不同来源“助他线索”的回忆成绩
对助他线索的回忆成绩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见表2 。结果显示：自己生成的助他线索的回忆成绩显著高于他人生成。这说明虽然为对方生成助记线索，但仍然是自己生成的助他线索好于来自他人的线索。结果验证了第一个实验假设。
表2 助他线索的回忆成绩、JOL等级和准确性 |
| 因变量 | 自变量 | M | SD | t | p | Cohen’s d |
| 回忆成绩 | 自我的“助他线索” | 8.89 | 1.37 | 6.99 | <0.001 | 1.27 |
| 他人的“助他线索” | 6.49 | 1.54 | ||||
| JOL等级 | 自我监测30 | 8.05 | 1.41 | 6.82 | <0.001 | 1.24 |
| 监测他人30 | 6.87 | 1.57 | ||||
| 绝对准确性 | 自我监测15 | 0.13 | 0.09 | −2.13 | 0.042 | 0.40 |
| 监测他人15 | 0.23 | 0.22 |
3.2.2 自我监测与监测他人的JOL等级
对自我监测与监测他人的JOL等级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见表2 。结果显示：自我监测30的JOL判断等级显著高于监测他人30。这表明虽然是为他人产生助记线索，但被试仍认为自己利用该线索的回忆成绩比他人更好。结果验证了第二个实验假设。
3.2.3 自我监测与监测他人的绝对准确性
对自我监测15与监测他人15的绝对准确性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见表2 。结果显示：自我监测的PA值显著低于监测他人。这表明被试的自我监测准确性更高。而且通过比较JOL和回忆成绩的平均数可以看出，监测他人仍然倾向于高估，验证了第三个实验假设。
4 实验1与实验2的联合分析
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对回忆成绩的影响存在分歧。Tullis和Benjamin(2015a)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助他线索，助我线索更能提高回忆成绩。但是，Zhang和Tullis(2021)的研究则发现如果打乱回忆顺序，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对回忆成绩的影响没有差异。为什么助我线索的优势消失了呢？一种推测就是打乱的回忆顺序破坏了助我线索中线索与自我背景知识的临时联结强度。Tullis和Finley(2021)的研究指出自我生成线索对长时间间隔的回忆缺乏很好的助记效果，原因就是助记线索与目标词的联结是建立在暂时心理状态的基础上。这种联结会因为时间延迟而减弱。因此，从双过程假说来看，助我线索的优势就是体现在提取过程中短暂联结强度的保持，而不是编码过程中的加工强度造成的。为了检验双过程假说，本研究从认知和元认知监测的角度进行两个实验的综合分析。
4.1 不同助记线索的回忆成绩
以回忆成绩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中的两个自变量分别是生成助记线索的类型和助记线索来源。生成助记线索的类型是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线索来源是自我生成和他人生成。在两个实验中，被试都是获得30个线索进行回忆，其中15个线索是自己生成线索，还有15个是他人生成线索。回忆成绩的联合分析见表3 。
表3 回忆成绩的联合分析 |
| 助记线索类型 | n | 自己生成15 | 他人生成15 | |||
| M | SD | M | SD | |||
| 助我线索(实验1) | 30 | 8.82 | 1.13 | 5.37 | 1.72 | |
| 助他线索(实验2) | 30 | 8.89 | 1.37 | 6.49 | 1.54 | |
结果显示：(1)助记线索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8)=3.26，p=0.076；(2)助记线索来源主效应显著：F(1, 58)=242.82，p<0.001，η${_{\rm p}^2} $ =0.81；(3)类型与来源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8)=7.76，p=0.007，η${_{\rm p}^2} $ =0.12。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实验1和实验2中，自己生成的助记线索的回忆成绩都要显著好于他人生成的助记线索，F助我线索(1, 58)=168.68，p<0.001，η${_{\rm p}^2} $ =0.74；F助他线索(1, 58)=81.89，p<0.001，η${_{\rm p}^2} $ =0.59。当助记线索是自己生成时，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的回忆成绩差异不显著，F(1, 58)=0.04，p=0.838。这说明被试不论生成助我线索还是助他线索，都对自己的回忆有相同的助记效果。但线索是他人生成时，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的回忆成绩差异显著，F(1, 58)=6.95，p=0.011，η${_{\rm p}^2} $ =0.11，助他线索的助记效果更好，说明助他线索确实对他人回忆有更好的助记效果。
4.2 自我监测与监测他人的绝对准确性
为了考察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条件下自我监测与监测他人绝对准确性的差异，以助记线索类型和监测对象为自变量，以绝对准确性为因变量进行联合分析，见表4 。
表4 元认知监测准确性的联合分析 |
| 助记线索类型 | n | 自我监测准确性15 | 监测他人准确性15 | |||
| M | SD | M | SD | |||
| 助我线索(实验1) | 30 | 0.15 | 0.11 | 0.56 | 0.74 | |
| 助他线索(实验2) | 30 | 0.13 | 0.09 | 0.23 | 0.22 | |
结果显示：(1)助记线索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8)=6.03，p=0.017，η${_{\rm p}^2} $ =0.09；(2)监测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1, 58)=12.01，p=0.001，η${_{\rm p}^2} $ =0.17；(3)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8)=4.67，p=0.035，η${_{\rm p}^2} $ =0.08。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显示：生成助我线索的条件下，自我监测准确性显著优于监测他人准确性，F(1, 58)=15.84，p<0.001，η${_{\rm p}^2} $ =0.21；生成助他线索条件下，二者没有显著差异，F(1, 58)=0.85，p=0.360。自我监测准确性上，生成助我线索条件和生成助他线索条件没有显著差异，F(1, 58)=0.34，p=0.564；监测他人准确性上，生成助我线索条件显著差于生成助他线索条件，F(1, 58)=5.49，p=0.023，η${_{\rm p}^2} $ =0.09。说明总体来看，自我监测的准确性优于监测他人准确性；而助记线索主要影响监测他人的准确性，当生成助他线索时监测他人的准确性更高。
5 综合讨论
5.1 助记线索对记忆成绩的影响
5.1.1 自我生成的助记线索对自我回忆成绩的影响
综合分析发现：第一，无论是生成助我线索还是助他线索，被试自己生成的助记线索的助记效果都显著好于他人生成的线索。已有研究也都证实了自我生成的线索好于他人生成线索(Kuo & Hooper, 2004; Lee Saber & Johnson, 2008; Zhang & Tullis, 2021)。第二，只要是被试自己生成的线索，生成的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对于自己回忆的助记效果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虽然实验2要求被试为他人生成助记线索，但是最终这类线索对于被试自己的助记效果与被试在实验1中为自己生成助记线索是没有差异的。这与Tullis和Benjamin(2015b, 实验1)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可见，影响助记效果的关键不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生成，而是这个线索的来源是自己还是他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可以用本研究提出的双过程假说来解释。从编码过程来看，被试在生成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时，对线索词和目标词的编码加工深度是相同的，导致回忆成绩相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被试只要是自己生成线索，不论是为自己生成还是为他人生成，都能提高随后的学习成绩。而从提取过程来看，被试生成助我线索和助他线索的内容不同，但是两类线索与目标词的联结强度，或者对于目标词的启发是相同的。只不过助我线索的内容更多涉及被试个人独特的知识或经历，而助他线索的内容更多涉及一般性的常识等(Tullis & Benjamin, 2015a)。
5.1.2 他人生成的助记线索对自我回忆成绩的影响
当获得的线索是他人生成的线索时，回忆成绩明显下降。因为虽然要求被试给同伴生成线索时尽量考虑到他人的知识背景，但是，正如Tullis和Benjamin(2015b)提出的高质量助记线索的三个特征，助他线索都难以达到助我线索的水平。第一，线索与目标的关联性强。自我生成线索会更贴近被试自我的知识背景，在主观上与目标词的关联性更强。第二，线索在语境中与目标的独特联系。被试在为他人生成线索时，虽然尽量从他人的角度生成线索，也在实验中证实了这种助他线索确实比助我线索有更好的助记效果。但是，被试并不了解同伴，为了能够确保助他线索的有效性，会尽量考虑一般知识，这就必然会降低独特联系强度。第三，线索在编码和提取中的一致性。这方面两类线索肯定是不同的，自己生成的线索编码和提取一致，而他人生成的线索会出现不一致。可见，从线索的三个特征都能够说明自己生成的助记线索更能够提高回忆成绩。
5.1.3 助他线索对他人回忆成绩的影响
被试为他人生成的线索对他人回忆成绩有提升作用。而被试在得到这些线索之前的编码过程是一样的，都是自己生成助记线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实线索的助记效果主要是线索内容而不是生成线索的编码加工。因为，实验2中被试要求生成助他线索，就会从他人角度提供更为一般化联结的线索词，这样生成的助他线索提升了他人的回忆成绩。可见，被试在生成助记线索时，实际上也进行了元认知加工，对自己和他人的编码和提取进行了预判，进而有意地生成相对合适的线索。Zhang和Tullis(2021)的研究也发现，他人生成线索的助记效果虽然低于自我生成线索，但是显著高于常模相关线索。他们提出助记线索与回忆目标的关联强度不是助记有效性的关键，线索对于目标的限定性才是关键。
5.2 助记线索对记忆成绩影响的元认知监测
5.2.1 助记线索对自我回忆影响的监测
本研究显示，自我监测的准确性都高于监测他人。而在监测他人准确性上，个体为自己生成线索条件低于为他人生成线索条件。Tullis和Fraundorf(2017)、Tullis(2018)两项研究也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Koriat(1997)的线索应用模型提出监测依据三类线索，即内部线索、外部线索和记忆性线索。个体在生成助记线索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编码流畅性，这就是一种重要的记忆性线索。如果生成助记线索快，即编码流畅性高，被试就会预测回忆成绩较好；反之，则预测成绩较差。在本研究中，个体需要对每个词生成助记线索，获得的是个体自身的编码流畅性。这种流畅性是体验性的，很难推己及人用来监测他人。因此，个体能够根据流畅性来较为准确地预测自己的回忆成绩，但是不能以此来准确地推测他人成绩(Tullis & Fraundorf, 2017)。
5.2.2 助记线索对他人回忆影响的监测
在监测他人方面，Tullis和Fraundorf(2017)提出了四种假说。第一种是错误信息假说。这种假说认为个体难以消除自身知识经验的影响，而有些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与推测他人无关，这种错误信息就导致了监测他人的不准确(Tullis & Benjamin, 2015a)。第二种是不充分信息假说。该假说认为个体预测他人不准确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第三种是等准确性假说。该假说认为监测自我和监测他人的准确性是相同的，都需要对个体自身或者他人的未来表现做出预测(Jost et al., 1998)，都要预判不同于个体当前心理状态的一种状态(Fraundorf & Benjamin, 2014)。Jost等提出预测他人和自己需要的线索相同，预测的结果也相同。最后一种假说是无准确性假说。这种假说认为人们完全不能准确预测他人的回忆表现。Vesonder和Voss(1985)的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关于他人的任何信息，个体对他人的预测与机遇水平没有差异。但是，Tullis和Fraundorf(2017)研究证实监测他人的准确性是高于机遇水平的，否定了无准确性假说。而本研究证实自我监测的准确性高于监测他人，否定了等准确性假说。而第一种和第二种假说是可以合并解释的，即个体不能获得他人编码流畅性的信息，只能通过自身编码流畅性来推测他人。这就既有可能信息不足，也有可能引入错误信息，二者共同作用，导致预测他人准确性不高。但是通过综合分析也发现，当为他人生成助记线索时，预测他人的准确性显著提高了。这就说明，当个体有意识地为他人生成线索时，会从他人角度进行编码，这样对于生成线索有效性的预测更为准确。综上所述，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个体会依据一般常识或者自身的编码流畅性等信息来监测他人。这一推测过程所依据的信息，既有可能是有效信息，例如学习词对的相关性；也有可能是无效甚至错误信息，例如自身的线索熟悉性等。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综合考察在监测他人认知表现的过程中，多种信息的引入过程、影响权重以及加工模型等。
6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研究提出并证实了助记线索影响回忆成绩的双过程假说。第二，个体生成线索后能够通过编码流畅性来准确监测自我，但不能利用自身编码流畅性来监测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