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一系列优化生育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同胞子系统成为了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孩家庭生活中，同胞是儿童的玩伴、知己或榜样，同时也可能是儿童的竞争对手(White & Hughes, 2017)。对于学龄前儿童而言，家庭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早期与同胞的互动模式会影响其将来的社会适应(Daniel et al., 2018; Smorti & Ponti, 2018)。
同胞关系(sibling relationship)是指兄弟姐妹从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那一刻起，彼此分享知识、观念、态度、信念和感受等包括身体、言语和非言语等不同形式的所有互动(Cicirelli, 1995)。积极同胞关系是儿童应对外界风险的保护性因素，而消极同胞关系则往往是危险性因素(郑治国 等, 2020; Buist et al., 2013; Dirks et al., 2015)。已有同胞关系研究文献主要基于欧美等西方社会样本(陈斌斌 等, 2017)，主要针对学龄儿童或青少年等被试群体，多采用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Gungordu & Hernandez-Reif, 2022; Piotrowski, 2024; Rad et al., 2023)。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 它假定样本中的所有个体都来自一个单一或同质的群体，往往忽略了组内得分相同的个体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Howard & Hoffman, 2018)。
同胞关系可能存在异质性。陈斌斌等人(2017)基于国外研究结果在综述中提出不区分年龄段的条件下，同胞关系大致上可以划分为温暖和谐型、敌意冲突型、温暖与敌意并存型三种类型。目前研究缺乏对学龄前儿童同胞关系类型的探讨。生命早期阶段是同胞关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日常生活中学前儿童与同胞的相处非常密切(钱国英 等, 2021)。对于学龄前阶段的儿童而言，现实生活中与同胞相处时的积极和消极行为并存的现象更为典型。被忽略但却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在于对学龄前儿童的同胞关系进行质的评价，进而捕捉同胞关系的异质性。因此，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分析方法，如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为真实、直观、形象地描述儿童同胞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这种方法使用连续变量从可观察数据中识别隐藏的群体，充分利用样本各个维度数据对个体属于哪个类别的概率进行估计(Oberski, 2016)，更接近于每个个体身上同胞关系的真实水平。因此，研究提出假设1：3～6岁儿童同胞关系存在异质性，表现为不同类型。
Belsky(1984)的“育儿过程模型”(parenting process model)指出，儿童发展受到个体特质、家庭养育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多孩家庭情境下，同胞关系受到儿童个体、同胞和家庭等多方面的影响(陈斌斌, 施泽艺, 2017)。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是备受关注的个体因素之一，它能够预测小学生的同胞关系(郑治国 等, 2020)。事实上，早期年龄阶段是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关键时期，儿童逐渐形成通过他人心理状态来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对这种技能的使用发展较为迅速(Wellman, 2017)。已有研究发现，学前儿童的心理理论与同胞积极互动存在正相关关系(Hou et al., 2022; Song & Volling, 2018)。心理理论有助于儿童形成对兄弟姐妹及其行为的认知与理解，进而表现出良好的同胞互动和人际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3～6岁儿童的心理理论对其同胞关系类型具有预测作用，即心理理论越好，儿童的同胞关系类型越可能归入积极亚类别。
关于家庭因素中的亲子关系对同胞关系的影响，存在一致性假说(congruence hypothesis)和补偿性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两种理论。一致性假说认为亲子关系中的行为通过社会学习过程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被复制，即“溢出”到同胞关系中(Derkman et al., 2011)。补偿性假说则认为，兄弟姐妹可以在以冲突、严厉的父母为特征的不和谐家庭中充当补偿性依恋对象，与父母的消极关系可能会被与同胞的更积极的关系所补偿(Voorpostel & Blieszner, 2008)。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发现了亲子关系对儿童早期同胞关系的预测作用(刘田田 等, 2021)。模仿是学龄前儿童学习的一种重要机制(郑名 等, 2016)。3～6岁是儿童同胞关系形成的初始阶段，亲子关系对同胞互动行为可能产生榜样示范的作用。反之，补偿性作用可能发生在学龄阶段或以后同胞关系较为成熟的时期。因此，研究提出假设3：3～6岁儿童的亲子关系对其同胞关系类型具有预测作用，即亲子关系越好，儿童的同胞关系类型越可能归入积极亚类别。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兼顾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区域，选取了东部、中部及西部共16所幼儿园的3～6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儿童均处于二孩家庭环境。在剔除含有缺失值、答题时间过短或重复作答导致一致反应等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1410份，有效回收率为92.76%。具体参与儿童的信息包括基本人口学变量和同胞结构信息，如表1 所示。关于同胞年龄差距，本研究参考了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领域较为普遍的二分法(Dhamrait et al., 2022; Sujan et al., 2021)，以36个月为分割线，将其划分为短间隔(≤36个月)与长间隔(>36个月)。
表1 被试的基本信息(n=1410) |
| n | 占比(%) | |||
| 性别 | 男 | 728 | 51.63 | |
| 女 | 682 | 48.37 | ||
| 年龄 | 3～4岁 | 350 | 24.82 | |
| 4～5岁 | 531 | 37.66 | ||
| 5～6岁 | 529 | 37.52 | ||
| 出生顺序 | 头胎 | 394 | 27.94 | |
| 二胎 | 1016 | 72.06 | ||
| 性别构成 | 同性 | 684 | 48.51 | |
| 异性 | 726 | 51.49 | ||
| 年龄差距 | ≤36个月 | 448 | 31.77 | |
| >36个月 | 962 | 68.23 | ||
2.2 研究工具
2.2.1 同胞行为量表
采用中文版同胞行为量表测量同胞关系(Xu et al., 2023)。共有32个项目，包括同胞陪伴、共情、教学三个积极维度以及同胞竞争、攻击和回避三个消极维度，涵盖内容广泛并且各项心理测量学指标良好。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积极维度分数越高，消极维度分数越低，说明儿童的同胞关系越好。本研究中该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同胞陪伴、共情、教学、竞争、攻击和回避六个分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是0.89、0.90、0.91、0.87、0.88和0.93。
2.2.2 社会理解量表
采用简易版儿童社会理解量表测评儿童的心理理论(Tahiroglu et al., 2014)。该量表具有18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说明心理理论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2.3 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张晓等人(2008)修订的亲子关系亲密性和冲突性分量表对亲子关系进行测评。量表共包含2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说明亲子关系亲密性或者冲突性越强。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亲密性与冲突性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4和0.85。
2.3 数据处理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发现，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16.39%，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正式数据统计分析中，首先使用Mplus8.0软件对儿童同胞关系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描述不同类型同胞关系的具体特征。其次，通过SPSS25.0进行列联表卡方检验，考察儿童同胞关系类别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分布差异。最后，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儿童个体心理理论、亲子关系对其同胞关系类型的预测作用。
3 结果
3.1 儿童同胞关系的潜在剖面分析
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对二孩家庭儿童总样本(n=1410)的同胞关系类型进行鉴别。抽取1～4个类别的拟合指数进行模型比较，各类别模型参数见表2 。分析结果中类别个数的确定需参考AIC、BIC、aBIC、LMR、BLRT及Entropy指数，通过对模型的比较并且结合类型划分的实际意义从而确定最佳的类别数量。一般而言，AIC、BIC、aBIC的值越小，LMR、BLRT指数达到显著水平，且Entropy的值越接近1，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对数似然比检验LMR、BLRT两个指数的p值达到显著水平，说明k类别模型的拟合要显著优于k−1类别。Entropy的值越接近1，表明潜在类别的划分越清晰。研究结果如表2 所示，AIC、BIC指数随着类别个数的增加呈现出递减的趋势。4类别LMR指数的p值不显著，说明4类别模型的拟合并不显著优于3类别。而3类别模型的拟合显著优于两类别，并且其Entropy值达到0.87。综合多项指标，本研究最终确定3类别归类，选择3类模型作为二孩家庭3～6岁儿童同胞关系的主要类型。
表2 儿童同胞关系各维度的潜在类别剖面分析拟合指数 |
| 模型 | 对数似然数 | df | AIC | BIC | aBIC | LMR(p) | BLRT(p) | Entropy |
| 单类别 | −8894.73 | 12 | 17813.45 | 17876.47 | 17838.35 | |||
| 两类别 | −8179.86 | 19 | 16397.71 | 16497.49 | 16437.13 | 0.00 | 0.00 | 0.80 |
| 三类别 | −7580.01 | 26 | 15212.01 | 15348.55 | 15265.96 | 0.01 | 0.00 | 0.87 |
| 四类别 | −7191.75 | 33 | 14449.49 | 14622.79 | 14517.96 | 0.33 | 0.00 | 0.89 |
3.2 潜在同胞关系类别的命名
同胞关系3种潜在类别的比例及其在六个维度上的平均分如图1 所示。类别1儿童占比48.94%，这一类型同胞关系儿童在同胞陪伴、共情和教学三个同胞积极行为方面平均分是3.49～3.82，在竞争、攻击和回避三个同胞消极行为方面平均分是1.18～2.55。总体而言同胞关系的积极与消极层面共存，存在中等偏高水平的积极关系和中等偏低水平的消极关系，积极多于消极但是两个层面都仍然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体现出“磨合”以及更为重要的“成长”特征，因此将该类型同胞关系命名为“磨合成长型”。类别2儿童占比47.09%，这一类型同胞关系儿童在同胞陪伴、共情和教学三个维度上得分最高，各个维度平均分为4.59～4.79。同时其同胞消极行为得分最低(1.05～2.46)，同胞竞争、攻击和回避三个维度平均分依次递减。相对类别1而言，类别2儿童的同胞积极行为更多、消极行为更少，但客观上同胞之间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消极行为表现，因此将该类型同胞关系命名为“相对和谐型”。类别3儿童占比3.97%，这一类型儿童在同胞陪伴、共情和教学三个维度上得分为3.77～3.85，在同胞竞争、攻击和回避三个维度上得分相对其他两种类型而言属于最高得分，介于3.19～3.38分之间。这一类型儿童在同胞交往中同时存在中等偏高水平的积极关系和消极关系，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相“矛盾”(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分数较为均等)，并且相比较其他类型而言其“冲突”更强(同胞竞争、攻击与回避分数更高)，因此将该类型同胞关系命名为“矛盾冲突型”。
3.3 不同同胞关系类型儿童的同胞互动行为特征
关于不同同胞关系类型儿童在具体同胞互动行为方面的表现，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 所示。为了揭示不同类型同胞关系儿童在具体同胞行为各维度上的水平，以潜在三分类为自变量，以同胞关系六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表3 显示，潜在类别的主效应在六个维度上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p<0.001)。LSD事后检验结果发现，第二类相对和谐型同胞关系的儿童在陪伴、共情和教学三种同胞积极行为方面显著好于其他两种类型儿童，在攻击、回避两种同胞消极行为方面显著少于其他两种类型儿童，在同胞竞争维度与磨合成长型儿童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显著少于矛盾冲突型。换言之，相对和谐型与磨合成长型同胞关系的儿童在同胞行为方面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同等程度的同胞竞争，而在其他方面相对和谐型儿童的同胞关系更为积极。同时，磨合成长型与矛盾冲突型儿童存在同等程度的同胞陪伴与共情，但是磨合成长型儿童在同胞教学、竞争、攻击和回避四个维度均显著少于矛盾冲突型儿童。将矛盾冲突型与相对和谐型对比，发现矛盾冲突型显著更低水平的同胞积极行为和显著更高水平的同胞消极行为。
表3 同胞关系在六维度得分的描述统计(M±SD)、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 |
| 类型 | n | 陪伴 | 共情 | 教学 | 竞争 | 攻击 | 回避 | |
| 1(磨合成长型) | 690 | 3.78±0.52 | 3.82±0.50 | 3.49±0.70 | 2.55±0.77 | 2.04±0.70 | 1.18±0.33 | |
| 2(相对和谐型) | 664 | 4.74±0.35 | 4.79±0.29 | 4.59±0.55 | 2.46±0.89 | 1.80±0.65 | 1.05±0.18 | |
| 3(矛盾冲突型) | 56 | 3.84±0.63 | 3.85±0.72 | 3.77±0.69 | 3.38±0.71 | 3.19±0.72 | 3.23±0.71 | |
| F | 765.45*** | 907.82*** | 510.16*** | 32.02*** | 116.92*** | 1399.94*** | ||
| 事后检验 | 2>1=3 | 2>1=3 | 2>3>1 | 3>2=1 | 3>1>2 | 3>1>2 | ||
| 效应量 | 0.52 | 0.56 | 0.42 | 0.04 | 0.14 | 0.67 | ||
注：*p<0.05，***p<0.001，以下同。 |
3.4 同胞关系类别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分布差异
采用列联表的卡方分析检验同胞关系类别在不同儿童群体中的人数分布差异。结果见表4 ，同胞关系类型人数分布在性别(χ2=5.32, p>0.05)、年龄(χ2=1.50, p>0.05)、出生顺序(χ2=0.35, p>0.05)、性别构成(χ2=0.97, p>0.05)方面均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但是在年龄差距方面存在显著差异(χ2=10.96, p<0.01)。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在36个月及以内的儿童群体中，相对和谐型人数占比最多(53.35%)，其次是磨合成长型(43.75%)和矛盾冲突型(2.90%)。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大于36个月的儿童群体中，磨合成长型同胞关系占比最多(51.35%)，其次是相对和谐型(44.18%)与矛盾冲突型(4.47 %)。
表4 儿童同胞关系类别人数分布 |
| 1类 | 2类 | 3类 | χ2 | p | ||
| 性别 | 男生 | 376 | 328 | 24 | 5.32 | >0.05 |
| 女生 | 314 | 336 | 32 | |||
| 年龄 | 3～4岁 | 168 | 166 | 16 | 1.50 | >0.05 |
| 4～5岁 | 261 | 253 | 17 | |||
| 5～6岁 | 261 | 245 | 23 | |||
| 出生顺序 | 头胎 | 191 | 189 | 14 | 0.35 | >0.05 |
| 二胎 | 499 | 475 | 42 | |||
| 性别构成 | 同性 | 332 | 328 | 24 | 0.97 | >0.05 |
| 异性 | 358 | 336 | 32 | |||
| 年龄差距 | ≤36个月 | 196 | 239 | 13 | 10.96 | <0.01 |
| >36个月 | 494 | 425 | 43 |
3.5 个体心理理论和亲子关系对同胞关系类型的影响
控制年龄差距，以潜在剖面三种分类结果作为因变量，个体心理理论和亲子关系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把类别“相对和谐型”作为基准比较参考类别，分析得出Odd Ratio(OR)系数以反映儿童的心理理论和亲子关系对其同胞关系类型的影响效应。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所示，以相对和谐型儿童为参照组，将磨合成长型和矛盾冲突型与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个体心理理论与亲子关系影响同胞关系类型的分布。具体而言，心理理论越好，亲子关系亲密性越强，儿童则越可能归属于相对和谐型。亲子关系冲突性越强，儿童则更倾向归属于矛盾冲突型或磨合成长型。
表5 个体心理理论和亲子关系对同胞关系类型预测的多元Logistic回归 |
| 磨合成长型 | 矛盾冲突型 | ||||||
| B | OR | 95%CI | B | OR | 95%CI | ||
| 心理理论 | −0.06 | 0.94*** | [0.92, 0.96] | −0.06 | 0.94* | [0.90, 0.99] | |
| 亲子关系−亲密性 | −0.14 | 0.87*** | [0.84, 0.90] | −0.28 | 0.76*** | [0.70, 0.81] | |
| 亲子关系−冲突性 | 0.05 | 1.05*** | [1.03, 1.06] | 0.16 | 1.17*** | [1.13, 1.22] | |
4 讨论
4.1 3～6岁儿童同胞关系的异质性及其积极倾向
研究发现，3～6岁儿童的同胞关系潜在类型有磨合成长型、相对和谐型与矛盾冲突型，突出了早期同胞关系整体质量的异质性。同胞之间的行为非常复杂，既包括陪伴、共情与教学等积极的同胞互动，也包含竞争、攻击和回避等消极的同胞行为。这两个方面并非完全对立的非此即彼关系，更为现实的情况是二者长期并存，尤其是心智与社交技能并未成熟的学龄前阶段。头胎儿童正在经历从独生子女到哥哥姐姐身份的转变，从独占父母的关心与爱变化为与弟弟妹妹一同分享，积极与消极行为均能被观察到(Legg et al., 1974)。二胎儿童一出生就与同胞生活在一起，哥哥姐姐是伙伴的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因此儿童行为也兼顾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Dunn & Kendrick, 1982)。磨合成长型、相对和谐型与矛盾冲突型三种类型的同胞关系中均包含同胞互动的积极与消极层面，但是程度或频率并不相同，三种类型的划分真实、直观、形象地体现了3～6岁儿童同胞之间积极和消极互动在个体身上的组合情况。
三种同胞关系类型中，相对和谐型儿童的积极行为最多、消极行为最少，但是数据分析结果同时也显示该群体儿童并不是完全能与兄弟姐妹和谐相处。以相对和谐型为参考，磨合成长型同胞关系的儿童与同胞互动总体较为积极但是仍然具有进步空间。采用一种成长型思维看待该类型同胞关系，在一定的教育引导下他们能够成功地减少同胞消极行为或者增加同胞积极行为，从而向和谐的同胞关系靠拢。“矛盾冲突型”突出了相较于“相对和谐型”而言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相“矛盾”并且分数均等偏高，特别是同胞消极行为得分最高进而体现出“冲突”强的特点。
研究发现，我国3～6岁儿童同胞关系总体倾向积极，表现为积极类型的比例相对较高。墨西哥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温暖和平均水平的同胞关系分别占27.7%和30.8%(Gamble & Yu, 2014)。本研究基于更大的样本量发现了相对和谐型和磨合成长型两种早期同胞关系类型分别占47.09%和48.94%。一方面，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把同胞作为非常重要的游戏伙伴。对同胞互动的观察性研究发现，学龄前兄弟姐妹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游戏，甚至比与父母一起玩的次数多(徐露 等, 2022)。他们目标一致，相互陪伴，会尽力与同胞维持愉快的互动。因此，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在36个月及以内的儿童群体中，相对和谐型人数更多。另一方面，学前儿童家长倾向于采用正念教养的积极方式，为儿童提供社会规范的脚手架，这有利于儿童在与同胞互动中建立积极的同胞关系。
与其他年龄段儿童相比，3～6岁儿童群体中没有发现完全或绝对的冲突型、冷漠型或无关型等同胞关系类型。完全冲突型表现为只有高消极或极低的积极行为，冷漠无关型表现为与同胞的疏离或孤立。例如青少年同胞关系存在疏离型(低亲密低冲突)(Derkman, 2011)、挣扎型(极低的同胞积极互动)(Waid, 2021)等类型，学龄儿童的同胞关系存在敌意冲突型(低温暖高冲突)(Buist & Vermande, 2014)。然而，本研究仅发现儿童早期与同胞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型，即同胞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较为平均地表现为中等偏高水平，并非完全冲突或冷漠型。可能是因为对于低龄儿童而言，同胞是儿童的重要依恋对象之一，尤其是父母不在场的情境下(Samuels, 1980; White & Hughes, 2017)。同胞之间存在年龄差，因此从主观与客观条件而言，同胞都是年幼儿童较适宜的游戏伙伴，儿童对同胞互动的兴趣与需求较大(Leach et al., 2019)。同时，儿童早期家庭生活中父母方面的关注与引导也相对较多。反之，Brody等人(1994)指出，童年中期社会比较过程的增加可能导致同胞关系更加两极分化。
4.2 早期同胞关系类型的影响因素
首先，本研究发现了个体心理理论对早期同胞关系类型的影响，心理理论越好，同胞关系归属于相对和谐型的概率越大。这与已有以变量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存在一致性(郑治国 等, 2020; Hou et al., 2022)。心理理论包括理解与区分自我与他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将行为归因于心理状态的能力等(赵丽华 等, 2022)。它的发展通常伴随着语言能力(Miller, 2006)、情绪理解、抑制性控制与社会观察力等方面的发展(LaBounty et al., 2017)。因此，心理理论促进儿童对同胞心理状态的理解与体会，能够较好地预测对方的行为，这就促使儿童调整自身的言语与行为，从而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将同胞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合并在一起组合成早期同胞关系的不同类型，本研究发现心理理论整体上促进儿童形成和谐的同胞关系。
其次，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对儿童同胞关系类型具有预测作用，支持了一致性假说。亲子关系亲密性越高，冲突性越低，早期同胞关系越倾向归属于相对和谐型。研究结果与已有相关研究存在一致性(刘田田 等, 2021; Buist et al., 2017; Derkman et al., 2011; Pike et al., 2005)。一方面，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儿童会观察和模仿父母，亲子互动中的积极或消极行为都会“传染”给他们(Bandura, 1977; Whiteman et al., 2011)。在温暖、亲密的亲子关系下，兄弟姐妹习得亲社会等积极行为，并以积极方式与同胞互动。同理，父母的冲突性互动教会儿童用消极方式与同胞相处(何然 等, 2023)，例如该年龄阶段的儿童出现抢夺、争吵、打架等行为。另一方面，亲子关系背景为儿童提供了构建关系的重要环境，亲子关系中建立的情感模式逐渐“溢出”到儿童的同胞关系中，父母养育过程中塑造的良好家庭情感氛围促进儿童形成与兄弟姐妹的良好人际关系。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仅选取了3～6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同胞关系的发展贯穿于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可能呈现出不同特征，因此未来研究应尝试拓展研究对象。第二，研究发现了个体心理理论、亲子关系对早期同胞关系类型的稳健影响，未来有待纳入如父母差别对待、婚姻关系、儿童气质等更多变量，进而全面探究其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地制定同胞关系危机干预方案提供思路。第三，本研究只关注了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这一“前因”变量，未来研究可继续探索同胞关系类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对“结果”变量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刻认识早期同胞关系的重要价值。
5 结论
(1)3～6岁儿童同胞关系存在三种潜在类型：磨合成长型、相对和谐型与矛盾冲突型。其中，磨合成长型与相对和谐型更具有群体普遍性。(2)儿童个体心理理论以及亲子关系的亲密性越高，亲子关系冲突性越低，其同胞关系类型越有可能属于相对和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