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受工作不稳定和居住、教育、照料等客观条件限制，进城务工父母将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由单亲监护或祖辈等代为照顾而形成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国务院, 2016)。据2018年民政部摸底排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8)。这部分群体往往处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父母监护缺位、亲情陪伴缺失、感知社会歧视等劣势成长环境。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即个体在面临和应对新的体验和挑战时所表现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注意缺陷和行为障碍，以及人际交往不良等心理社会适应困难(Goodman et al., 2000)。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可能阻碍个体认知、社会性的正常发展，进而养成不良的习惯和偏激的人格(张孝义 等, 2018)。因此，针对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研究其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运动能力(即个体熟练地执行各种不同运动技能的能力)在儿童问题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较好的运动能力往往会带来诸如良好同伴关系、更高的自我认知和群体地位等积极因素，从而使其具有更强的合作性和自制力，减少负面行为的出现(Livesey et al., 2006; Macdonald et al., 2016)。而根据Cairney等(2010)的环境压力假说，较差的运动能力可能是压力的主要来源，会使儿童产生孤僻、自卑等诸多不良后果。留守儿童家庭支持资源长期缺失，其在面对压力源时容易处于应激状态并引起抑郁、焦虑、攻击行为等一系列的反应(Folkman, 1984)。此外，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和久坐行为(sedentary behavior, SB)与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PA和SB两种行为方式占据了人一天中所有清醒的时间，缺乏PA和SB可能同时发生，从而对问题行为产生独立的影响(Must & Tybor, 2005)。部分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证实了PA有益于培养他们的自我效能、心理韧性等积极的心理品质(李梦龙 等, 2020; 凌宇 等, 2022)。与PA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益处相比，SB与其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较少。针对非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SB是其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久坐时间越长，儿童抑郁、焦虑、不良人际交往等状况越严重(桂曌环 等, 2021; Rodriguez-Ayllon et al., 2019)。研究者认识到SB与非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负向关联，针对缺少父母陪伴和有效亲子沟通的留守儿童来说，其更容易出现SB，特别是基于屏幕的SB(陈欣 等, 2021)。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留守儿童久坐行为与其问题行为的独立联系。
运动能力可能通过PA和SB间接影响问题行为。Stodden等(2008)的儿童身体活动变化轨迹动态机制模型将运动能力设定为儿童参与PA的先决条件。一些对非留守儿童的综述发现，运动能力水平较高时他们的成就感和自尊心得到满足，选择活动时倾向于那些需要运用或练习已经掌握的运动能力的活动，其PA水平相应较高(王政淞 等, 2017; Robinson et al., 2015)。由此，运动能力可以通过PA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Gu et al., 2018)。而留守儿童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发展方面或适应结果可能表现出综合性特点，如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和低自尊感可能使运动能力差的留守儿童PA水平更低而造成更严重的问题行为。关于运动能力与SB的研究发现，运动能力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退出能力要求较高的PA，而倾向于选择SB。针对非留守儿童的研究也支持此观点，即运动能力水平较低的儿童SB时间更长(Lopes et al., 2016; Santos et al., 2021)。因此，运动能力可能通过久坐行为间接对儿童问题行为起作用。
综上所述，以往针对运动能力、PA、SB对儿童问题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关注留守儿童，且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探讨运动能力、PA和SB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从而为理解留守儿童行为发展变化和早期问题行为的预防、干预提供理论指导。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具体目的为：(1)分析留守儿童运动能力、身体活动、久坐行为与问题行为的现状；(2)检验运动能力、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G*Power 3.1软件对所需样本量进行事前评估。中等效应量0.15，功效值0.8，计算最小样本量107人。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和宁海县2所留守儿童小学3～5年级2个班级，招募12个班级所有年龄为10岁及以下的418名学生参与研究。经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共412名身体健康且无运动禁忌的学生愿意参与本研究。采用加速度计对412名学生一周的PA和SB进行测量。每天佩戴时间不少于10小时为1个有效日，一周至少佩戴3个有效日(2个学习日＋1个周末日)为有效的PA数据(Anderson et al., 2005)。344名学生的数据达到有效标准，对这些学生进行运动能力测试和问题行为调查，327名学生完成测试和调查。最后对学生的身高、体质量进行测量，计算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2.2 研究工具
2.2.1 运动能力
采用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评工具(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2, TGMD-2)测量儿童的运动能力。TGMD-2是一种对儿童运动能力进行标准化测试的工具，在我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李博 等, 2021)。TGMD-2由身体移动技能和物体控制技能两个维度，12个项目组成。其中身体移动技能由跑步、立定跳远、跨步跳、侧滑步、前滑步和单脚跳6个项目组成，物体控制技能包含原地拍球、踢球、接球、击固定球、上手投球、地滚球6个项目。测试前由调查员对动作进行2次讲解示范，并给学生1次练习机会。测试过程中学生每个动作测试两次，测试结束后由2名运动技能专家通过观看录像独立评分。每项技能有3～5条动作标准，符合一条标准得1分，不符合得0分。两名专家的平均值即为学生在该动作上的得分。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信度系数r=0.85。
2.2.2 身体活动
运用加速度计测量儿童的PA水平。加速度计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儿童PA的研究中(Zhu et al., 2013)。学生在测试的一周内将仪器佩戴于右侧髋部(睡觉及游泳等水性活动时取下)。为保证仪器佩戴的正确性和数据的有效性，调查员向家长/监护人发放仪器佩戴说明并每天检查学生的佩戴情况。加速度计从发放的第二天00：00开始记录数据，第8天取下并回收。运用ActiGraph 6.5软件对加速度计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加速度计设置为15秒的采样间隔。根据Zhu等提出的中国儿童PA强度划分标准，将PA分为SB、低强度身体活动(light PA, LPA)、中等强度身体活动(moderate PA, MPA)和高强度身体活动(vigorous PA, VPA)。由于目前关于LPA对个体健康指标的影响还未达成一致(Grgic et al., 2018)，本研究仅对学生每天SB时间和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moderate PA+vigorous PA, MVPA)进行分析。数据显示，学生加速度计佩戴平均时间超过15小时/天，表现出对加速度计使用规范的高度依从性，保证了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2.2.3 问题行为
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教师版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进行调查(Goodman, 2001)。该问卷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儿童问题行为，且中文版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杜亚松 等, 2006)。SDQ包括情绪症状、同伴交往、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问题和亲社会行为5个维度，25个条目。采用从0(“不符合”)到2(“完全符合”)的三级评分。本研究将前4个维度之和作为问题行为总分，得分越高表明问题行为越多。该问卷问题行为四个维度整体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26.0软件对样本的基本情况、运动能力、MVPA和SB时间、问题行为等变量进行描述、差异检验，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在控制留守儿童性别、年龄和BMI等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层级回归分别考察运动能力、MVPA时间和SB时间对问题行为的直接影响。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估计法探索MVPA、SB在运动能力和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如果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示中介效应显著。考虑到MVPA和SB是个体身体活动强度的两个阶段性状态，时间长度上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在运动能力和问题行为之间的MVPA或SB中介效应检验回归分析中分别对另外一个变量进行控制。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最终样本中非留守儿童178人，留守儿童149人。样本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见表1 。留守儿童的运动能力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MVPA时间无显著差异，而SB时间则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 |
| 变量 | 非留守儿童 (n=178) | 留守儿童 (n=149) | t | p | d |
| 男 | 90 | 67 | |||
| 女 | 88 | 82 | |||
| 年龄(岁) | 9.78±0.58 | 9.84±0.63 | −0.34 | 0.736 | 0.01 |
| BMI | 16.99±2.75 | 17.35±2.80 | −0.61 | 0.108 | 0.13 |
| 运动能力 | 66.99±7.52 | 63.95±8.77 | 3.18 | 0.002 | 0.37 |
| MVPA时间 (分钟) | 46.73±10.79 | 45.47±12.97 | 0.59 | 0.553 | 0.11 |
| SB时间 (分钟) | 528.71±54.83 | 542.45±61.82 | −2.13 | 0.034 | 0.24 |
| 问题行为 | 12.22±2.30 | 12.85±2.35 | −2.76 | 0.006 | 0.27 |
留守儿童运动能力、MVPA时间、SB时间和问题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见表2 )，运动能力与MVPA时间呈显著正相关，与SB时间和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MVPA时间与SB时间、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此外，SB时间与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各变量满足中介效应分析的前提条件(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表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
| 变量 | 1 | 2 | 3 |
| 1.运动能力 | |||
| 2.MVPA时间(分钟) | 0.39*** | ||
| 3.SB时间(分钟) | −0.24*** | −0.26*** | |
| 4.问题行为 | −0.34*** | −0.69*** | 0.21*** |
注：**p<0.01，***p<0.001，以下同。 |
3.2 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在运动能力与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MVPA和SB在留守儿童运动能力与问题行为之间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见表3 )，运动能力显著正向预测MVPA(β=0.39, p<0.001)，显著负向预测问题行为(β=−0.34, p<0.001)。运动能力和MVPA同时进入回归模型，运动能力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仍显著(β=−0.29, p<0.01)，且MVPA显著负向预测问题行为(β=−0.72, p<0.001)。检验MVPA在运动能力与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见表4 )，发现MVPA在运动能力和问题行为之间间接效应的95%CI为[−0.39, −0.10]，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说明留守儿童MVPA在运动能力对其问题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2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7.57%。
表3 MVPA和SB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β | t | |
| MVPA | MVPA | 运动能力 | 0.39 | 0.15 | 0.39 | 7.17*** |
| 问题行为 | 运动能力 | 0.34 | 0.12 | −0.34 | −6.22*** | |
| 问题行为 | 运动能力 | 0.83 | 0.69 | −0.29 | −3.72** | |
| MVPA | −0.72 | −14.91*** | ||||
| SB | SB | 运动能力 | 0.24 | 0.05 | −0.24 | −4.12*** |
| 问题行为 | 运动能力 | 0.34 | 0.12 | −0.34 | −6.22*** | |
| 问题行为 | 运动能力 | 0.83 | 0.69 | −0.21 | −5.92*** | |
| SB | 0.18 | 3.72*** |
表4 MVPA和SB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
| 效应 | 效应值 | 标准误 | 95%置信区间 | 效应比(%) | ||
| 下限 | 下限 | |||||
| MVPA | 总效应 | −0.37 | 0.07 | −0.43 | −0.16 | 100.00 |
| 运动能力−问题行为 | −0.12 | 0.06 | −0.24 | −0.02 | 32.43 | |
| 运动能力−MVPA− 问题行为 | −0.25 | 0.04 | −0.39 | −0.10 | 67.57 | |
| SB | 总效应 | −0.34 | 0.07 | −0.43 | −0.16 | 100.00 |
| 运动能力−问题行为 | −0.28 | 0.05 | −0.35 | −0.20 | 82.35 | |
| 运动能力−SB− 问题行为 | −0.06 | 0.03 | −0.12 | −0.02 | 17.65 | |
SB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显示(见表3 )，运动能力显著负向预测SB(β=−0.24, p<0.001)和问题行为(β=−0.34, p<0.001)。运动能力和SB同时预测问题行为时，运动能力的负向作用仍显著(β=−0.21, p<0.001)，SB则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8, p<0.001)。进一步的Bootstrap分析表明(见表4 )，SB在运动能力和问题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95%CI为[−0.12, −0.02]，不包括0，说明SB在运动能力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6，中介效应量占比为17.65%。
4 讨论
4.1 留守儿童运动能力、问题行为、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特点
研究发现，非留守儿童运动能力得分显著高于留守儿童。其他使用相同工具对非留守儿童进行的测量也表明，其运动能力得分高于本研究中留守儿童运动能力的得分(辛飞 等, 2019; Khodaverdi et al., 2016)。目前还未有研究探讨留守儿童运动能力的现状，国外针对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或弱势儿童开展的研究表明，其运动能力往往较差(Hosseinzadeh & Ghanbarzade, 2016; Nobre et al., 2018)。本研究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处于相同的学校环境，造成运动能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校外运动能力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不同。大部分劣势成长环境儿童居住的家庭和社区物理空间和设备有限，可能缺少校外运动的条件以及运动指导，从而限制其运动能力的发展(Logan et al., 2012)。也有研究指出处境不利儿童呈现出运动能力发育迟缓的趋势(Valentini et al., 2015)。考虑到留守儿童与其他劣势成长环境儿童相似的背景以及运动能力的重要作用，需提高对留守儿童运动能力的关注。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罗静 等, 2009; Fan et al., 2010)。由于留守状态，儿童与父母的有效沟通较少，父母对其问题行为难以给予适当的教育和引导，从而对儿童的行为和情绪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张孝义 等, 2018)。此外，留守儿童与父母缺乏强烈的情感联结，容易使其形成消极的认知及对他人缺乏信任感，人际关系较差而产生更多的攻击性行为(邹维兴 等, 2022)。
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平均SB时间达8.9小时/天，反映出我国儿童较为严峻的SB水平，且留守儿童的SB时间更高。留守儿童多由单亲或祖辈照料，监护者繁重的劳作使其无法对留守儿童的久坐行为，特别是屏幕时间设置规则和进行限制(Veitch et al., 2013)。此外，祖辈不良的管教方式(如溺爱)使自控力较差的儿童沉迷于个人偏好的SB之中，造成其SB时间较高。此外，留守儿童MVPA时间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差异，均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天至少参加60分钟MVPA的标准(Liu et al., 2019)。本研究采用加速度计对留守儿童一周的平均PA进行测量，后续可结合观察法、问卷调查等方法详细了解留守儿童校内外或学校日不同时段(如课间休息、体育课、课外活动)PA的特点，从而为提高留守儿童MVPA时间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指导。
4.2 运动能力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直接作用
本研究显示运动能力对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该结果与前人的结论一致(Livesey et al., 2006; Macdonald et al., 2016)。运动能力对问题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属于认知神经科学范畴。通常用于评估运动能力的任务可以激活位于下顶叶和下额叶的镜像神经元系统(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基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人们认为良好的情绪和行为能力从根本上依赖于运动系统解码他人的运动以考虑其意图和对精神状态进行归因，即当观察他人的动作时，自身的运动系统会以一种类似于自己做同样动作的方式被激活(Gallese et al., 2009)。正是这种激活能提高个体理解他人意图、想法和行为的能力，从而产生更适当的情绪(如降低焦虑和紧张)和行为反应(如减少攻击型和退缩型行为)。此外，环境压力假说认为运动能力差使留守儿童暴露于与同伴相处困难和自我能力差等社会心理后果，从而导致问题行为的发生(Cairney et al., 2013)。这一结果表明，针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可以同时考察其面临的认知、情绪和社会关系等多种挑战，全面地了解留守儿童的整体情况，从而有助于采取综合性的干预措施。
4.3 身体活动、久坐行为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支持MVPA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国内外学者运用一系列生理和社会心理机制分析了MVPA与问题行为的关联。首先，MVPA可以抑制大脑中杏仁核的活化，阻止压力、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出现(周成林, 金鑫虹, 2021)；其次，MVPA为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环境互动提供机会，从而改善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Thompson Coon et al., 2011)。SB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的SB时间包括娱乐性屏幕时间(如看电视、玩电脑游戏)、非娱乐性的屏幕时间(如使用屏幕做作业、上课)和非屏幕时间(如做家庭作业、阅读)等。本研究发现SB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针对学龄儿童SB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关系的系统综述表明，长时间的娱乐性屏幕时间与更多的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和抑郁、焦虑有关(Suchert et al., 2015)，而非屏幕的读书等SB可能对情绪状态产生积极影响(Rodriguez-Ayllon et al., 2019)。本研究采用加速度计捕捉留守儿童每天的平均久坐时间，可能会淡化特定久坐类型与问题行为的联系。后续还需要进一步探究SB具体类型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
4.4 身体活动、久坐行为在运动能力与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MVPA和SB在运动能力与问题行为之间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Gu等(2018)的研究支持儿童MVPA在运动能力与问题行为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儿童时期较高的运动能力可能影响自我效能，提高参与PA的动机和减少SB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整个儿童时期持续参与PA以改善问题行为是必要的(De Meester et al., 2016)。然而，Gu等的研究发现SB在运动能力与问题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即运动能力对问题行为的影响完全由SB介导。该结果与本研究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测量对象的年龄存在差异。本研究测量的对象为小学生，而Gu等是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的研究。相对于小学生而言，学龄前儿童处于掌握走、跑、跳等基本运动能力的阶段。此阶段运动能力可能与大脑相关区域神经初步联结，从而使得运动能力对问题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Lopes et al., 2016)。这一结果提示在制定留守儿童问题行为政策或干预措施时应考虑运动能力与SB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促进运动能力和减少SB。
4.5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为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和关爱体系建设提供了思路。一方面，学校可以改变其健康促进策略，通过提高留守儿童的运动能力减少其问题行为的发生风险；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健康行为的教育，提高其对PA的益处和SB(特别是娱乐性屏幕时间)危害的认知，增强监护人健康行为方式的榜样作用和管理力度。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本研究样本仅为浙江省宁波市的2所小学，结果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考察。此外，加速度计不能识别SB的具体类型。未来研究可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被试以提高样本代表性以及结合观察性工具完善研究设计。
5 结论
(1)留守儿童运动能力得分较低，久坐行为时间较长，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未达到推荐量。(2)运动能力、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而久坐行为则正向预测问题行为。(3)中介模型支持运动能力通过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独立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