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孤独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种致病原因尚不清晰、致病机制相对复杂的终身性神经发育障碍。相较于其他残疾类型，孤独症儿童父母往往承担着较高的日常照料压力(Raff et al., 2021)，且更容易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反应(DesChamps et al., 2020)，影响其社交主动性和社交质量，导致他们在社交中出现被孤立等问题(Kinnear et al., 2016)。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过分或不合理地恐惧人际互动，担忧自己在社交情境中的表现而引发的消极情绪。具体表现为社交主动性降低、社交退缩、社交回避及社交自卑等(Morrison & Heimberg, 2013)。据调查，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交焦虑发生率在25%左右(Mutluer et al., 2020)，且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较以往呈上升趋势(Yılmaz et al., 2021)。相关研究指出孤独症儿童父母长期经受社交焦虑可能外化为更严重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如敌对、仇视或攻击他人(李秀玲, 赵阳, 2014)，甚至诱发其自杀意念(Yu et al., 2020)。此外，受中国文化中社会角色期待(如家庭分工观念)、抚养角色(是否为主要抚养人)及性别特质(如敏感性、抗压能力)等因素影响，孤独症儿童父母应对社交焦虑等消极情绪能力的水平和方式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然而，针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交焦虑形成的具体过程及父母角色差异的研究尚显不足。以往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负面评价恐惧、领悟社会支持均会对他们的社交焦虑产生重要影响(Robinson & Weiss, 2020)，但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及这些变量共同作用于社交焦虑的内部机制尚不清晰，尤其负面评价恐惧如何诱发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交焦虑及父母性别差异在此中的作用机制尚未有研究进行针对性分析。鉴于此，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诱发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并重点分析父母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
负面评价恐惧是指个体对他人评价的忧惧和对他人可能给予自己负面评价的预期反应(张野 等, 2020)。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是诱发个体社交焦虑的重要风险因素，且可能成为社交焦虑的临床特征，加剧个体社交焦虑水平，并形成彼此消极作用的恶性循环(Heimberg et al., 2014)。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指出，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感知到的威胁可能与其长时记忆(如先前的情境体验)和外部线索(如来自他人的反馈)中获得的信息有关，特别是外部线索更易让个体体验到威胁进而产生社交焦虑(Rapee & Heimberg, 1997)。换言之，如果个体在以往生活事件中有过负面评价恐惧体验或者在社交中通过外部线索(如他人的皱眉、语言和身体排斥等)预估他人可能给予自己负面评价，就会引发个体社交焦虑。对于孤独症儿童父母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独特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问题：一方面，他们中绝大多数在日常抚育孤独症子女的生活经历中有因异化的致病归因(如罪恶的因果报应等)及子女外化的情绪和问题行为表现(如刻板行为、自伤或伤害他人等)而受到过负面评价的情境体验；另一方面，在日常抚育孤独症儿童过程中，他们也容易因孤独症儿童的相关问题在社区生活、社会交往等场景中遭受他人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排斥甚至言语攻击(Broady et al., 2017)。这往往会加重孤独症儿童父母在社交活动中的过度紧张和负面评价恐惧，引发社交焦虑(Roquette Viana et al., 20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负面评价恐惧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交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主观认知上获取如家人、朋友、同事等外界支持时的感受与评价(Sarason et al., 1991)。领悟社会支持被证明是个体应对外部消极事件的缓冲因素(宋颖, 张守臣, 2016)。换言之，当个体面对压力(如负面评价恐惧)或其他消极事件(如被排斥、孤立)时，会通过主观上感受到的源自家人、朋友或同事的支持，降低其负面影响。并且相较于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可能对降低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心理压力具有更强作用(Robinson & Weiss, 2020)。这提示，领悟社会支持可能在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间起中介作用，即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负面评价恐惧越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就越高，社交焦虑随之越低；反之越容易产生社交焦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领悟社会支持是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关系的中介变量。
性别是影响个体负面评价恐惧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男性领悟社会支持低于女性(Grey et al., 2020)；女性负面评价恐惧高于男性(Biolcati, 2017)。有研究指出，这种差异可能与男女性应对负面信息时的敏感度和应对方式有关(Villanueva-Moya & Expósito, 2021)。总体而言，男女均会在承受负面事件压力时产生负面情绪并影响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但二者间存在明显差异：从感知负面事件的敏感度而言，女性面对负面事件时较男性更敏感(Hankin et al., 2007)；从应对负面事件方式和策略而言，女性更注重寻求帮助，而男性更倾向于独立解决问题(Sagar-Ouriaghli, 2019)；从应对消极事件的结果来看，女性在社会支持有限时，将消极事件内化为心理症状的风险显著高于男性(Attar-Schwartz et al., 2019)。同时，负面评价恐惧高的女性更易做出不利的风险决策(Villanueva-Moya & Expósito, 2021)。针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研究也发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如Grebe等人(2022)调查了294位孤独症儿童母亲和67位父亲，发现孤独症母亲更易感受到负面事件和紧张情绪，但她们相较于父亲有更多寻求帮助意识与手段。由此可见，性别和负面评价恐惧可能形成交互作用，影响孤独症儿童父母领悟社会支持，进而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孤独症儿童母亲的负面评价恐惧对领悟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更强。
综上，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 )，探讨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同时考察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及性别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化解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交焦虑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方式对孤独症儿童父亲或母亲一方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82份(有效率85.6%)，其中，孤独症儿童父亲273人(占46.9%)，母亲309人(占53.1%)，平均年龄为35.51±6.04岁，问卷调查经本人知情同意，对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
2.2 研究工具
2.2.1 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Leary(1983)编制修订的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该工具仅有一个维度，共12道题，其中4道反向计分。采用Likert 5级计分，得分越高，代表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该量表在针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研究中已表现出较高信效度(Bazargan & Sajjadian, 2024)。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2.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Zimet等人(1990)编制、黄丽等人(1996)修订的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共12道题。采用Likert 7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领悟社会支持越好。该量表在针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研究中表现出较高信效度(Kuru & Piyal, 2018)。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3 社交焦虑量表
采用Mattick和Clarke(1998)编制、叶冬梅等人(2007)修订的中文版社交焦虑量表。该量表仅有一个维度，共19道题，其中2道反向计分；采用Likert 5级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社交焦虑水平越高。该量表在针对孤独症儿童抚育者的研究中已表现出较高信效度(Munir et al., 2020)。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Amos26.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SPSS21.0和Process3.5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及中介和调节作用的模型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探讨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总计7个，且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9.53%，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检验各变量之间相关，结果发现(见表1 )，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r=0.51, p<0.001)；负面评价恐惧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0.11, p<0.01)；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0.32, p<0.001)。
表1 各变量的标准差、均值及相关矩阵(n=582) |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1.负面评价恐惧 | 2.94 | 0.60 | |||||||
| 2.领悟社会支持 | 4.54 | 1.23 | −0.11** | ||||||
| 3.社交焦虑 | 2.47 | 0.76 | 0.51*** | −0.32*** | |||||
| 4.性别 | 0.14** | 0.03 | 0.12** | ||||||
| 5.家庭月收入 | −0.04 | 0.17*** | −0.26*** | −0.11** | |||||
| 6.家庭所在地区 | 0.10** | 0.05 | −0.12** | 0.02 | 0.31*** | ||||
| 7.子女的兄弟姐妹个数 | −0.11** | −0.08 | 0.07 | −0.08 | −0.05 | −0.21*** | |||
| 8.子女年龄分组 | −0.05 | −0.09* | 0.14** | −0.12** | −0.14** | −0.04 | 0.16***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2 所示，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53, t=15.52, p<0.001)，假设1得到证实。检验中介效应(置信区间设置为95%，重复抽样5000次)表明，该模型总效应值为0.53，其中，直接效应值为0.50，占总效应的94.34%；中介效应值为0.03，占总效应的5.66%，如表3 所示。表明负面评价恐惧不仅能够直接预测社交焦虑，且能够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预测社交焦虑，假设2得到验证。
表2 领悟社会支持在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关系的中介模型检验 |
| 预测变量 | 社交焦虑 | 领悟社会支持 | 社交焦虑 | ||||||||
| β | SE | t | β | SE | t | β | SE | t | |||
| 家庭月收入 | −0.19 | 0.04 | −5.29*** | 0.15 | 0.04 | 3.65*** | −0.15 | 0.03 | −4.42*** | ||
| 家庭所在地区 | −0.10 | 0.04 | −2.69** | −0.005 | 0.04 | −0.11 | −0.10 | 0.04 | −2.82** | ||
| 独生子女家庭 | 0.07 | 0.03 | 2.11* | −0.07 | 0.04 | −1.69 | 0.06 | 0.03 | 1.71 | ||
| 被试子女年龄 | 0.12 | 0.03 | 3.54*** | −0.06 | 0.04 | −1.39 | 0.11 | 0.03 | 3.28** | ||
| 负面评价恐惧 | 0.53 | 0.03 | 15.52*** | −0.12 | 0.04 | −2.81** | 0.50 | 0.03 | 15.21*** | ||
| 领悟社会支持 | −0.22 | 0.03 | −6.69*** | ||||||||
| F | 62.78*** | 6.11*** | 63.74*** | ||||||||
| R2 | 0.35 | 0.05 | 0.40 | ||||||||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
| 效应 | 效应值 | Boot 标准误 | 95%置信区间 | 效应值占比(%) | |
| 下限 | 上限 | ||||
| 总效应 | 0.53 | 0.03 | 0.46 | 0.59 | |
| 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 | 0.50 | 0.03 | 0.44 | 0.57 | 94.34 |
| 负面评价恐惧→ 领悟社会支持→社交焦虑 | 0.03 | 0.01 | 0.004 | 0.05 | 5.66 |
3.3 性别在中介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分析
为检验性别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Hayes(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3.5中的Model 7进行了数据分析(见表4 )。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与性别的乘积项对领悟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1, t=−2.62, p<0.01)，说明负面评价恐惧对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受到性别调节，假设3得到验证。
表4 负面评价恐惧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分析 |
| 预测变量 | 领悟社会支持 | 社交焦虑 | |||||
| β | SE | t | β | SE | t | ||
| 家庭月收入 | 0.16 | 0.04 | 3.80** | −0.15 | 0.03 | −4.42*** | |
| 家庭所在地区 | −0.01 | 0.04 | −0.13 | −0.10 | 0.04 | −2.82** | |
| 独生子女家庭 | −0.07 | 0.04 | −1.68 | 0.06 | 0.03 | 1.71 | |
| 被试子女年龄 | −0.05 | 0.04 | −1.29* | 0.011 | 0.03 | 3.28** | |
| 负面评价恐惧 | −0.12 | 0.04 | −2.96** | 0.50 | 0.03 | 15.21*** | |
| 领悟社会支持 | −0.22 | 0.03 | −6.69*** | ||||
| 性别 | 0.05 | 0.04 | 1.21 | ||||
| 负面评价恐惧× 性别 | −0.11 | 0.04 | −2.62** | ||||
| F | 5.62*** | 63.74*** | |||||
| R2 | 0.06 | 0.40 | |||||
为探索负面评价恐惧与性别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将负面评价恐惧按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负面评价恐惧组和低负面评价恐惧组，再取不同性别共同绘制成交互效应图(见图2 )。结果发现，男性组负面评价恐惧对领悟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1, t=−0.14, p=0.89)，女性组负面评价恐惧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22, t=−3.95, p<0.001)。
进一步分析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条件中介效应发现，孤独症儿童母亲群体中，负面评价恐惧通过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对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5，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为[0.02, 0.08]；而孤独症儿童父亲群体中，负面评价恐惧通过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对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值为0.002，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为[−0.03, 0.03]；且两个群体的效应值存在显著差异(eff2−eff1=0.048)，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9]。这说明，对于孤独症儿童母亲，负面评价恐惧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于社交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对父亲却不具显著预测作用。
4 讨论
4.1 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负面评价恐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社交焦虑。这说明，随着孤独症儿童父母负面评价恐惧水平提升，其社交焦虑程度会不断加剧。这一结论支持了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日常生活中，孤独症儿童父母可能曾因其子女的情绪行为问题或子女无法回应社会期望而遭受过他人负面评价，这种负面评价经历往往会刺痛他们本就脆弱、敏感的神经而深深留在长时记忆中(Woodgate et al., 2008)，形成长期潜在的威胁信息。当他们再次面对类似的社交场景时，这种消极的长时记忆会被迅速激活，导致儿童父母注意力高度集中和情绪紧张，时刻预估、揣度周围可能存在的负面评价信息(如提及子女、健康话题)，从而强化社交焦虑等负面情绪(Chan & Leung, 2021)。
4.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负面评价恐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社交焦虑，还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交焦虑。压力易损假说指出，消极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往往会降低个体对社会支持的领悟能力，进而对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产生消极影响(Wied & Jansen, 2002)。这说明，领悟社会支持是一个易受压力负面影响的压力缓冲因素。个体社交活动中承受的外部压力越大，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对于孤独症儿童父母而言，由于长期在不同场合经历负面评价，甚至遭受排斥、歧视等消极事件，他们往往容易产生负面评价恐惧，并由此产生社交压力，尤其在他们抚育的孤独症儿童出现棘手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时(Ryan, 2010)。研究显示，这种负面评价恐惧带来的社交压力，往往会让孤独症儿童父母与周围人甚至是亲戚朋友形成一种社交隔膜(Woodgate et al., 2008)，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他人的帮助(Lai & Oei, 2014)，降低其感知周围人给予他们社会支持的敏感度和水平，加剧社交焦虑程度。过度警觉−回避假说也为此结论提供了支持。该假说认为，恐惧会令个体更敏锐地注意到威胁性信息甚至高估其威胁性，并随即马上采取回避措施(Newman & Llera, 2011)。孤独症儿童父母在社交环境中多呈现出精神紧张状态，时刻警惕诸如负面反馈、歧视、排斥等消极事件发生。这种高度紧张感产生的压力往往会让他们因为过度警觉而无法快速、客观地评估外界刺激，让他们在社交场景中倾向于使用回避策略，更少地感知和使用社会支持(Vernhet et al., 2019)。
4.3 性别在负面评价恐惧和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性别在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孤独症儿童母亲负面评价恐惧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显著，但在父亲群体中不显著。这可能与日常生活中父母角色规范有关。在界定性别角色规范时，父亲被期待担任“工具性”角色，供养、保护家庭；而母亲被期待执行“情感性”角色，照顾家务，支持、维系情感和谐，看重同伴或周围人的支持(Haque & Oino, 2019)。因此，领悟社会支持对于孤独症儿童母亲具有更强的保护作用。Grebe等人(2022)通过现状调查也发现，虽然孤独症儿童母亲更易受到负面评价影响，但总体而言，她们利用周围搜寻儿童康复知识信息的能力更强，而儿童父亲则缺少寻求家人、朋友帮助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对于孤独症儿童母亲的保护作用仅在较低水平负面评价恐惧时起作用，随着负面评价恐惧提高，领悟社会支持对于孤独症儿童母亲的保护作用也明显降低。这一结果证明领悟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会随着负面评价恐惧升高而逐渐降低的事实，凸显了孤独症儿童父母在应对负面评价恐惧时不同的态度和应对方式，也印证了在这种社会性别角色规范下，照料孤独症儿童会使家庭呈现出更深刻和独特的分工样态。父亲可能主要承担实际资源获取，而母亲与子女的情感关系被更加紧密地联结。当子女被社会频繁负面评价时，可能会使母亲更敏感地体验到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会产生“隔离感”，进而显著降低其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加剧社交焦虑。同时，这可能也与个体对社会支持是否能有效化解其面对的负性事件的判断有关。若个体判断消极事件的影响后果可以通过寻求社会支持来解决，领悟社会支持的保护性就较明显；反之，领悟社会支持则不具任何保护性。这一结论与相关研究也有相似之处，例如牛更枫等人(2013)发现，当负性生活事件刚发生时，男性积极应对措施较女性更少；随着负性生活事件压力水平增加，男性表现与女性相似。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研究是基于问卷法的横断设计，未来研究可用追踪设计深入确定变量间的长期效应，用质性资料深入了解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交焦虑，避免单纯的数据驱动。第二，本研究数据来自调查对象的主观报告，可能受到社会期许等效应影响，未来研究可通过多种来源收集数据。第三，本研究只控制了简单的人口学变量，探讨了父母性别的调节作用，未来可进一步纳入儿童或家庭特征(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年龄、儿童行为问题严重程度)的相关变量进行分析。第四，本研究中只随机抽取了父母一方作为调查对象，未能详细探讨父母对彼此的交互影响，后续可采用相倚模型开展进一步探讨。
5 结论
(1)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社交焦虑。(2)领悟社会支持在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性别调节负面评价恐惧→领悟社会支持→社交焦虑这一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孤独症儿童母亲群体负面评价恐惧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显著，在父亲群体中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