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春期是青少年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也是建立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需要在特定的人际环境中进行，这种自我整合需求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渴望与他人形成并维持稳定的关系(薛璐璐 等, 2021)。研究发现，青少年人际关系敏感问题突出(Perkins & Hartless, 2002)，人际困扰检出率为46.53%，其中严重人际困扰者占18.06%(李明玉 等, 2023)。人际关系困扰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业发展，还与情绪调节、问题行为等关联密切(Rose-Clarke et al., 2021)。因此，探索解决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有效方法至关重要。
人际困扰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时因感受到自身交际能力不足而产生的矛盾或冲突心理状态(Kehl et al., 2021)。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人际困扰主要集中在交友方面，交友异常检出率为63.47%(李明玉 等, 2023)。而且，男生的人际困扰显著高于女生，尤其是在待人接物和与异性交往维度上(刘迪 等, 2022)。然而，还有研究发现，青少年人际困扰不存在性别差异(张雅文 等, 2020)。产生上述矛盾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前人研究以传统的潜变量理论为基础，将人际困扰的症状视为潜在共同因子，用整体得分来解释人际困扰的严重程度，假定各个条目(症状)的重要程度相同，忽略了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网络分析可以通过构建网络图的形式提供多种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可对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估(蔡玉清 等, 2020)，该方法可以明晰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揭示人际困扰核心症状的性别差异，从而为前人矛盾提供更加清晰、可靠的数据说明，还可以通过改变核心症状进而达到治疗效果或降低共病的风险(袁东玲 等, 2023)。
亲子依恋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Hair et al., 2008)。亲子依恋是父母与子女间建立的持久而强烈的情感联结(Feder & Diamond, 2016)。依恋理论认为，依恋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将影响个体后续社会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关系的模式可能发生迁移，并对其今后的社会适应、情绪调节等产生深远影响(Brumariu et al., 2012)。因此，青少年人际困扰可能会受到亲子依恋的影响。具体来说，依恋安全性高的个体更容易受到他人的信任，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其人际困扰程度可能较低，而依恋安全性低的个体易形成消极和不稳定的自我概念(Bosmans et al., 2022)。自我概念的不稳定性会提高其心理边界的模糊性(周菲, 白晓君, 2009)；融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个体形成积极、稳定的自我概念，进而提高心理边界的清晰性(Vanwoerden et al., 2017)。心理边界是个体将社会活动中的社交距离区分为自我与他人的动力过程(Hartmann et al., 2001)。而且，心理边界越清晰，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能力越高，人际困扰程度可能越低(王昕迪, 胡鹏辉, 2022)。所以，亲子依恋可能通过影响心理边界，进一步影响青少年人际困扰。然而，亲子依恋与心理边界对青少年人际困扰的影响并未得到前人研究关注。
上述分析可知，亲子依恋和心理边界可能是青少年人际困扰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变量间复杂关系的新方法，可以为揭示变量与节点间的关系提供新视角(蔡玉清 等, 2020; Jones et al., 2021)。借助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一方面可以揭示亲子依恋、心理边界和人际困扰各维度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澄清其中的重要因素及联系，找到亲子依恋、心理边界影响青少年人际困扰网络的桥连节点；另一方面，还可以揭示出人际困扰各节点的变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与其相联系的亲子依恋、心理边界各节点变异所预测(Haslbeck & Waldorp, 2015)。目前，有研究使用网络分析法，分别从个性心理特征的人格维度和社会心理特征的亲子依恋维度探讨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使用强度和桥连强度(陈友情 等, 2023)，且有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困扰可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郭庆童 等, 2021)。
综上，本研究将采用网络分析法，探究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及其性别差异，以及亲子依恋和心理边界对人际困扰影响的桥连节点和可预测性。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随机抽取554名青少年为调查对象，问卷采取匿名方式进行填写，在删除作答时间过短、作答有明显的规律性以及含有缺失值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11份，有效率为92.2%。其中，男生262人(51.3%)，女生249人(48.7%)，平均年龄17.46±1.05岁，年龄范围在15至19岁之间(李恒, 曹宇, 2018)。本研究经江苏师范大学科研伦理与学术评价专业委员会审核通过。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依恋问卷
采用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的亲子依恋分问卷简本进行测量(陈武 等, 2015)。包含13个项目，从亲子信任、亲子沟通、亲子疏离(反向计分)等方面描绘亲子依恋安全性。采用5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亲子依恋安全性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2 心理边界问卷简版
2.2.3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采用郑日昌(1999)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共包括28个项目，包括“交谈交流”、“交际与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4个维度。回答“是”计1分，回答“否”计0分，总分越高，人际困扰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3 数据处理
使用R 4.2.2软件进行网络分析。当网络由30个节点组成时，500的样本量通常足够观察到高敏感度、高特异度和高边权相关性(Constantin & Cramer, 2022)，本研究样本量足以进行数据分析。首先，使用R qgraph(黄顺森 等, 2022)构建网络结构。采用图像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法，删除强度较弱的连线，减少连线数目，更加清晰地显示出网络中重要的连线，也更能反映出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直接联系(Friedman et al., 2008)。使用centralityPlot计算中介性、接近性和强度来衡量核心症状的中心性。与以往研究一致，选取中心性整体排名前4位的症状作为核心症状(Mullarkey et al., 2019)，采用networktools 1.5.0数据包计算网络中的桥中心性指标(桥连强度，计算节点与不同维度的节点的边线权重之和)。使用mgm数据包计算网络节点的可预测性。然后，通过bootnet数据包计算相关稳定性系数量化中心性指标的稳定性，且CS系数高于0.25即表明网络较为稳定(Armour et al., 2017)。最后，参考前人研究代码进行小世界指标计算(蔡玉清 等, 2020)。
由于研究变量均由被调查者自我报告，经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结果表明，13个特征根大于1，第一主成分方差解释率为18.82%，小于40%的判断标准；经单一方法潜因子途径检验，对所有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熊红星 等, 2012)，结果显示该单因素模型拟合指标不理想(χ2/df=6.49, CFI=0.32, TLI=0.30, RMSEA=0.10, SRMR=0.12)。综上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青少年人际困扰的网络结构
在青少年总体人际困扰网络中，人际困扰症状之间存在紧密的交互作用，症状d14、d15，d9、d10，d23、d24有较强的连接强度且连接紧密(见图1a )。男生人际困扰网络中d1、d2，d14、d15，d21、d22有较强的连接强度且连接紧密(见图1b )；女生人际困扰网络中的d4、d8，d11、d23，d14、d15之间的连接强度最强(见图1c )。对不同性别的网络结构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网络结构(M=0.36, p<0.01)上差异显著、整体连接强度(GS男=9.33, GS女=12.24, S=2.91, p>0.05)上均无显著差异。青少年人际困扰(总体)网络SWI值为1.05，青少年人际困扰(男生)网络SWI值为1.04，青少年人际困扰(女生)网络SWI值为1.08，说明以上网络均具有小世界特点，即具有高连接强度、节点间平均路径较短、整体联系紧密等特征(Borsboom & Cramer, 2013)。
3.2 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
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是d23(Bet=39, Clo=0.0024, Str=1.20)、d10(Bet=21, Clo=0.0022, Str=1.10)、d22(Bet=12, Clo=0.0022, Str=1.03)、d12(Bet=13, Clo=0.0024, Str=1.02)(见图2a )。男性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是d12(Bet=16, Clo=0.0023, Str=1.08)、d13(Bet=22, Clo=0.0023, Str=1.02)、d22(Bet=9, Clo=0.0021, Str=1.01)、d10(Bet=15, Clo=0.0023, Str=1.04)(见图2b )。女性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是d23(Bet=76, Clo=0.0025, Str=1.36)，d10(Bet=22, Clo=0.0023, Str=1.18)、d28(Bet=39, Clo=0.0025, Str=1.09)、d22(Bet=15, Clo=0.0024, Str=1.01)(见图2c )。进一步进行中心性的性别差异性检验发现，仅在症状d23的强度上存在性别差异(p=0.031)，在其他症状上的性别差异不显著(pmin=0.070)。所以，青少年人际困扰核心症状是d23(受别人排斥与冷漠)、d10(极易受窘)、d22(自己的烦恼无人可倾诉)以及d12(不知道与异性相处如何适可而止)。
3.3 青少年亲子依恋、心理边界和人际困扰关系的网络分析
使用高斯图形模型构建无向网络，为简化网络，将青少年亲子依恋3个维度、心理边界、人际困扰4个维度共计8个节点纳入网络，对模型进行可视化即中心性、稳定性检验。
如图4 所示，青少年亲子依恋、心理边界和人际困扰网络中，交谈交流困扰是这个网络的中心节点(Bet=3, Clo=0.018, Str=1.19)。使用桥连强度用以发现整个网络中连接亲子依恋和人际困扰的关键节点。如图5 所示，亲子疏离和心理边界是连接亲子依恋和人际困扰网络的重要桥连节点。
最后，网络稳定性估算结果显示，节点强度的稳定性最佳，说明本研究中亲子依恋、心理边界与人际困扰的网络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见图6a )。同时，网络模型边线权重的准确度检查显示，上述网络结构多数边线权重的自助置信区间较窄，表明网络中边线权重的精度良好(见图6b )。
4 讨论
4.1 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及其性别一致性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分别是“受别人排斥与冷漠”“极易受窘”“自己的烦恼无人可倾诉”“不知道与异性相处如何适可而止”。
青少年正处于塑造自我认识的关键时期，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形象、能力和人格特质的评价可能还不够稳定和成熟，因此对外界评价较为敏感；他们也可能会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融入群体，是否能被同龄人接受，这可能会增加他们对排斥与冷漠的担忧(金盛华, 宋振韶, 2000)。同时也会担心他人的消极评价，易产生紧张、害羞等情绪体验(钟萍 等, 2017)，因而在人际交往中更易产生窘迫状态。孤独进化理论认为，当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较低时则倾向于采用自我保护策略(Meng et al., 2020)，这种自我保护可能会使个体产生社交能力的主观偏差(刘昕芸 等, 2020)，进而倾向于主观回避社交，这可能是青少年在此阶段认为烦恼无人可倾诉的原因。另外，随着青少年性别意识的形成和第二性征的出现，与异性交往的意愿逐渐强烈，但由于缺乏交往技巧，青少年异性交往呈现出浅层、短暂、不稳定等特点(金红昊, 杨钋, 2021)。这可能是导致“不知道与异性相处如何适可而止”成为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的原因。最后，核心症状是精神疾病中一组症状相互强化的关键节点(郭庆童, 2021)，后续研究可以基于青少年的上述人际困扰核心症状，有针对性地帮助其解决人际困扰。
此外，本研究发现青少年人际困扰的网络结构、整体连接强度无显著性别差异，但在中心性的性别差异检验中，发现“受别人排斥与冷漠”困扰在强度方面具有显著性别差异，且女生大于男生。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男生，女生对群体内的人际互动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更关注自己在群体内是否受欢迎，因此，女生在群体中担心被排斥方面有更大的困扰(Hankin & Abramson, 2001)。
4.2 青少年人际困扰、亲子依恋与心理边界的网络关系
本研究发现人际困扰网络各个节点具有强度方面的优势，人际困扰网络的各个节点连接紧密，并且受其他节点变异程度的影响较大。具体来说，亲子疏离与人际困扰网络中的待人接物困扰和异性交往困扰有较强的连接，即使亲子疏离与交谈交流困扰和交际交友困扰没有直接关联，也会同样受到亲子疏离节点影响，进一步增加青少年人际困扰的程度。依恋理论人际关系说提出，拥有不良的亲子依恋经历的个体更可能在人际交往中保持冷漠、不友好的态度(Bowlby, 1982)，更容易采取消极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Kerns et al., 1996)。这一结果支持了依恋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并进一步提示，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应创设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这更有益于子女人际关系的发展。
本研究发现，交谈交流困扰是青少年亲子依恋、心理边界和人际困扰相互联系的关键因素。以往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交际交友方面困扰程度最大(邹伟能 等, 2022)，其次是交谈交流困扰。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是基于网络分析的视角，将亲子依恋和心理边界纳入整体网络中，并未从单维的视角分析人际困扰网络四个节点的中心性。还有研究发现，人际交往困扰主要表现在交流和沟通障碍，并会进一步诱发消极情绪(李笑燃 等, 2017)。另一方面，大学生消极的他人内部工作模型也可以显著预测其交谈交流困难(李彩娜 等, 2010)，也就是说，对他人持有消极预期的个体，更难对他人产生信任感，继而导致交谈交流困扰。在亲子依恋、心理边界和人际困扰的整体网络结构中，可以通过改变青少年的交谈交流困扰，进一步促进亲子依恋、心理边界与人际困扰的关系改善。
本研究还证实，亲子疏离和心理边界是连接亲子信任、亲子沟通与人际困扰症状的重要桥连节点。由此可见，童年期的亲子疏离和心理边界的模糊可能是诱发青少年人际困扰的重要因素，其中亲子疏离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亲子关系疏离是指亲子互动少、亲子专属时间少，同时亲子关系的隔阂和冲突又会进一步加速亲子疏离(Kim et al., 2013)。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比较明显，他们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求助同学，其次才是父母(陆洋, 风笑天, 2022)。长期的亲子疏离会影响儿童的自我发展、情绪调节、亲社会行为、社会交往能力及人格发展等(Kim et al., 2013)。另一方面，亲子依恋关系又可以通过心理边界间接作用于人际困扰，即亲子依恋安全性越高，心理边界越清晰，人际关系困扰越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王雅丽 等, 2017)。具体而言，系统理论把个体看作是一个有边界的自组织系统，系统的边界就是心理边界。自组织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依靠心理边界进行自我调整与控制。由此可见，个体的心理边界可以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得到调整和提升(Olthof et al., 2000)。而且，清晰自我边界的建立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不仅有利于解决人际困扰，还可能进一步促进心理健康；反之，若个体长期忽略自我需求而去满足他人，很可能会因为心理资源的消耗和心理空间的挤占，引发消极情绪或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Kraiss et al., 2023)。因此，从个人层面来说，需帮助青少年树立明确的边界意识。在人际交往中通过信任自己的感受，明确心理边界。如果外界对象或刺激导致个体产生不舒适感，则表明自我的心理边界被挤占，此时要勇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马钰 等, 2020)。另外，从家庭层面来说，父母可以采取主动关注和倾听的方式，也可以寻找与青少年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增加彼此联结的机会，同时，需尊重他们的个人空间和独立性，避免亲子疏离带来的不良影响(陆洋, 风笑天, 2022)。
4.3 研究局限
本研究使用网络测量学方法，将个体层面与关系层面相结合，探讨了心理边界与亲子依恋共同对青少年人际困扰的影响，分析了青少年人际困扰的核心症状及其性别差异，揭示了亲子依恋和心理边界在青少年人际困扰关系的不同作用，并识别了上述网络中的重要桥连节点，也为临床实践中“以核心症状为靶点”的青少年人际困扰干预研究提供了方向依据。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达到统计要求(Constantin & Cramer, 2022)，但网络分析本质上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探索性分析方法，所得结果可能局限于特定的样本数据。后续可采用年龄分层探究或纵向网络分析研究(张伟霞 等, 2023)，以进一步验证、扩展亲子依恋和心理边界对青少年人际困扰影响的因果关系。另外，未来有待采用父母、教师、同学等多维报告与综合分析方法，深入探究青少年人际困扰的影响因素。
5 结论
青少年人际困扰核心症状为“受别人排斥与冷漠”“极易受窘”“自己的烦恼无人可倾诉”“不知道与异性相处如何适可而止”；不同性别青少年在核心症状、整体连接强度和结构上呈现出一致性；交谈交流困扰是青少年人际困扰、亲子依恋与心理边界网络的中心；亲子依恋网络通过亲子疏离与心理边界对青少年人际困扰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