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智能手机的普及虽突破地域的限制，加强了个体远距离的社会联系，但也可能损害个体近距离社会互动的质量。随着智能手机弊端逐渐显现，“手机冷落”这一现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手机冷落行为(phubbing)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流时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智能手机的现象(Karadağ et al., 2015)。该行为会使青少年长期处于虚拟世界里，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极为不利。在青少年群体中，大学生群体拥有手机的概率为99%以上(王素娟 等, 2023)，相较于中学生，大学生不但拥有自己的手机，而且还有更多的时间使用手机。国内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每日使用手机的平均时长为6小时(赵俊洁 等, 2020)。此外，前人多关注手机冷落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前因变量的考察也多集中于个体层面的探讨(Balta et al., 2020)，而手机冷落行为在高校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现有研究缺乏社会环境层面对其影响的探讨和解释。因此，探讨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和其中的作用机制，对于有效预防和控制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1.1 科技干扰对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
科技干扰(technoference)指科技设备在日常生活中侵入、中断并阻碍个体间的交流(McDaniel & Radesky, 2018)。前人对科技干扰的研究多局限于亲子、夫妻、情侣等亲密关系中(丁子恩, 刘勤学, 2022)。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科技设备随时随地都可以对个体产生影响，科技干扰的发生也并不局限于亲密关系中，但是对于普遍社会环境中科技干扰的影响少有研究。龚艳萍等人(2019)认为科技干扰不局限于人际交往环境，且任何技术设备都有可能对个体造成干扰，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被动干扰，是一种由于数字和技术设备发展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源；手机冷落行为是指在社交情景中个体因使用手机而冷落他人，具有主动性。根据问题行为理论(Jessor, 1987)，科技干扰作为社会环境因素会作用于个体的外显行为。同时，父母频繁使用手机、网络等行为也会引发个体的问题行为(刘肖岑 等, 2023; McDaniel & Radesky, 2018)。另外，科技干扰会阻碍互动双方的交流，而智能手机的使用较少受到场地和时间的限制，这也为个体回避交流不畅所带来的尴尬体验提供了条件(何安明 等, 2023)。那么这种被动的科技干扰(环境因素)是否会引发或者增强个体手机冷落行为呢？目前，鲜有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提出假设1：科技干扰可能会影响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
1.2 无手机恐惧的中介作用
为理解科技干扰作用于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心理机制，其中重要的途径就是探索两者间的中介作用。根据情绪的功能主义理论，个体情绪可以反映个体所处的环境信息，自动调节个体的行为(Campos et al., 1989)。无手机恐惧是一种由无法使用手机及其提供的服务等情景所引起的个体恐惧(Yildirim et al., 2016)。因此，科技干扰作为环境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体情绪，进而对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产生影响。也有研究表明，科技干扰的发生会引发个体多种消极情绪，如焦虑、恐惧、抑郁(McDaniel & Radesky, 2018)，那么科技干扰引发的负性情绪也很有可能与智能手机相关，如无手机恐惧。另外，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新的依恋对象(Fullwood et al., 2017)，产生无手机恐惧的个体不愿与手机分离，会时不时拿出手机以缓解焦虑情绪。近两年的实证研究也证明，无手机恐惧情绪会引发个体的手机冷落行为(Tomczyk & Lizde, 2022)。根据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假设2：无手机恐惧在科技干扰与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环境敏感性和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
就本研究而言，对无手机恐惧中介作用的检验可以解释科技干扰对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过程，但这种中介作用可能会发生变化。研究证明，个体对环境有着不同的感受程度，这种感受程度与环境敏感性有一定关系(Belsky & Pluess, 2013)。个体−环境交互模型也认为，个体自身特质与环境因素会共同影响个体的发展(Lerner et al., 2006)。环境敏感性是指个体理解和处理环境信息的能力(Pluess et al., 2018)。研究表明，环境敏感性在消极环境下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调节模式：风险提升和保护缓冲(蒋欣玥 等, 2022)。根据素质−压力模型，个体自身存在一些“脆弱性因素”，对消极环境较为敏感(Pluess & Belsky, 2013)。有研究证实，环境敏感性高者相较于环境敏感性低者面对消极环境会有更高的情绪反应(Homberg et al., 2016)，也就有可能加重无手机恐惧的体验。另有研究表明，高环境敏感性的个体在科技干扰这一风险因素的作用下更容易受到消极影响，从而产生更为消极的结果(刘勤学 等, 2021)，这有可能增强科技干扰对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由此，高环境敏感性可能提升已有风险，符合“风险提升”的调节模式。根据差别易感模型，高敏感性个体往往伴随着高可塑性，虽然环境敏感性高的个体受到环境的影响更大，但是也更有可能从丰富的环境中受益，成为一种优势易感性因素(Belsky & Pluess, 2013)，符合“保护缓冲”的调节模式。本研究对这两种调节假设进行验证，并提出假设3：环境敏感性对“科技干扰→无手机恐惧→手机冷落行为”的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起调节作用，而对其具体调节方式不作假设。
虽然无手机恐惧作为一种与手机使用相关的负性情绪，会增强手机冷落行为发生的可能，但是这种影响在不同个体身上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而大学生处在发展的特殊阶段，需要从不同方面认识自我，达到自我成长和发展的目的(林崇德, 李庆安, 2005)。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处于高压力或者消极情绪中时，会通过社会比较以确定对自我的评价，认识自己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Festinger, 1954)。社会比较倾向是个体倾向于比较的人格特征，在比较的过程中，高社会比较倾向个体的比较结果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王明姬 等, 2006)。而个体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社会比较主要倾向于上行比较，在上行比较中，对比反应的结果则更可能贬低对自我的评价(吴文峰 等, 2019)，从而强化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叶宝娟 等, 2021)，负面情绪的加重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与网络和手机有关的不良行为(肖曼曼, 2020)，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破罐子破摔”。综上所述，提出假设4：社会比较倾向可以调节无手机恐惧与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拟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 )，考察无手机恐惧在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检验环境敏感性和社会比较倾向对“科技干扰→无手机恐惧→手机冷落行为”这一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法选取河南省、江苏省、黑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5所学校共2307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初测问卷发放2307份，最终有效问卷共2000份，问卷有效率86.69%。其中男生750人(占37.50%)，女生1250人(占62.50%)；平均年龄为20.02±1.4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科技干扰量表
采用McDaniel和Coyne(2016)编制的科技干扰量表。该量表共5个条目，采用8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科技干扰程度越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
2.2.2 环境敏感性量表
采用Pluess等人(2018)修订的环境敏感性量表测量儿童和青少年对环境的敏感性，含易于激发、审美敏感性和低感觉阈限3个维度。该量表共12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环境敏感性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3 无手机恐惧量表中文版
采用任世秀等人(2020)修订的无手机恐惧量表，包括害怕无法获得信息、害怕失去便利、害怕失去联系和害怕失去网络连接4个维度。该量表共16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无手机恐惧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
2.2.4 社会比较倾向量表中文版
采用王明姬等人(2006)修订的社会比较倾向量表，包含能力和观念2个维度。该量表共11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比较倾向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2.5 手机冷落行为量表中文版
采用惠秋平等人(2022)修订的手机冷落行为量表，包含沟通障碍和手机痴迷2个维度。该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手机冷落行为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3 数据处理
在征得本人的知情同意后，在各个学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匿名团体施测，现场说明问卷答题注意事项开始作答，在保证同学理解作答事项基础上，给予充裕的作答时间，完成整个问卷大概需要40分钟。使用SPSS25.0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并用Bootstrap方法以及SPSS宏程序PROCESS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科技干扰、环境敏感性、无手机恐惧、社会比较倾向和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均两两显著正相关(见表1 )。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2000)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 1.性别 | ||||||||
| 2.年龄 | ||||||||
| 3.科技干扰 | 25.83 | 8.00 | 0.01 | 0.07* | ||||
| 4.环境敏感性 | 63.16 | 10.75 | 0.06* | 0.06 | 0.37*** | |||
| 5.无手机恐惧 | 67.91 | 20.51 | 0.06* | 0.11** | 0.36*** | 0.35*** | ||
| 6.社会比较倾向 | 35.72 | 5.85 | −0.01 | 0.10** | 0.39*** | 0.39*** | 0.40*** | |
| 7.手机冷落行为 | 31.37 | 7.93 | 0.03 | 0.10** | 0.45*** | 0.30*** | 0.54*** | 0.45*** |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本研究中性别与无手机恐惧、环境敏感性显著正相关，年龄与科技干扰、无手机恐惧、手机冷落行为、社会比较倾向显著正相关。为防性别、年龄干扰假设模型，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对科技干扰、环境敏感性、无手机恐惧、社会比较倾向和手机冷落行为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见表2 )。
表2 科技干扰对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预测变量 | 无手机恐惧 (model 4) | 手机冷落行为 (model 4) | 无手机恐惧 (model 22) | 手机冷落行为 (model 22) | |||||||
| β | t | β | t | β | t | β | t | ||||
| 性别 | 0.23 | 5.11*** | −0.02 | −0.74 | 0.21 | 5.07*** | −0.01 | −0.03 | |||
| 年龄 | 0.02 | 1.01 | 0.04 | 3.55** | 0.01 | 0.64 | 0.03 | 2.66** | |||
| 科技干扰 | 0.35 | 15.00*** | 0.29 | 12.14*** | 0.26 | 11.86*** | 0.23 | 11.75*** | |||
| 环境敏感性 | 0.27 | 12.17*** | −0.02 | −0.81 | |||||||
| 科技干扰×环境敏感性 | 0.08 | 4.40*** | −0.02 | −1.59 | |||||||
| 无手机恐惧 | 0.44 | 18.77*** | 0.38 | 19.09*** | |||||||
| 社会比较倾向 | 0.22 | 10.75*** | |||||||||
| 无手机恐惧×社会比较倾向 | 0.07 | 4.74*** | |||||||||
| R2 | 0.14 | 0.37 | 0.20 | 0.41 | |||||||
| F | 90.46*** | 240.62*** | 99.77*** | 172.70*** | |||||||
第一步对简单中介模型进行检验，选择model 4检验无手机恐惧在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科技干扰正向预测无手机恐惧和手机冷落行为(β=0.35, p<0.001; β=0.29, p<0.001)，无手机恐惧正向预测手机冷落行为(β=0.44, p<0.001)，ab=0.15，Boot SE=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3, 0.18]，说明无手机恐惧在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的总效应值为0.44，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40, 0.4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80%。
第二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选择model 22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科技干扰显著正向影响无手机恐惧(β=0.26, p<0.001)，环境敏感性显著正向影响无手机恐惧(β=0.27, p<0.001)，同时科技干扰和环境敏感性的交互项对无手机恐惧的影响作用也是显著的(β=0.08, p<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11]；无手机恐惧显著正向影响手机冷落行为(β=0.38, p<0.001)，社会比较倾向显著正向影响手机冷落行为(β=0.22, p<0.001)，同时无手机恐惧和社会比较倾向的交互项对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作用也是显著的(β=0.07, p<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10]；科技干扰和环境敏感性的交互项对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显著(β=−0.02, p>0.05)，这一结果说明，环境敏感性和社会比较倾向分别对“科技干扰→无手机恐惧→手机冷落行为”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和后半路径起到调节的作用，但是环境敏感性对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环境敏感性和社会比较倾向分别对“科技干扰→无手机恐惧→手机冷落行为”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和后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考察其具体作用模式和调节作用关键点。在图2 中，直线代表在环境敏感性的调节下，科技干扰对无手机恐惧的效应值，也就是斜率，曲线则代表回归分析的95%置信区间。结果如图2 所示，95%的置信区间下限在环境敏感性得分为−2.20时，与X轴产生交点，即95%置信区间包含0；当得分大于−2.20时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环境敏感性得分大于−2.20时，环境敏感性的调节作用显著，并且随着环境敏感性得分增加，科技干扰对无手机恐惧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由此可知，环境敏感性有效增强了科技干扰与无手机恐惧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图3 中，直线代表在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下，无手机恐惧对手机冷落行为的效应值，也就是斜率，曲线代表回归分析的95%置信区间。结果如图3 所示，95%的置信区间下限在社会比较倾向得分为−3.87时，与X轴产生交点，即95%置信区间包含0；当得分大于−3.87时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社会比较倾向得分大于−3.87时，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显著，并且随着社会比较倾向的得分增加，无手机恐惧对手机冷落行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由此可知，社会比较倾向有效增强了无手机恐惧与手机冷落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
4 讨论
4.1 科技干扰对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
鉴于网络时代电子设备的普及性和手机冷落行为的普遍性，本研究考察了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科技干扰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证实了假设1。这一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这一结果支持了问题行为理论，科技干扰作为一种社会环境因素对大学生的行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科技干扰会导致个体的问题行为(McDaniel & Radesky, 2018)。另外，大学生和中学生虽然年龄相近，但是处于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科技干扰对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上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大学生的自由时间更多(赵俊洁 等, 2020)，也较少受家长和老师的管束，而中学生受科技干扰影响可能会有使用手机的想法，但是基于家长管束、学校限制等现实原因无法实现(李沛玲, 2022)，也就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手机冷落行为，这也是本研究选择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4.2 无手机恐惧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无手机恐惧在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情绪的功能主义理论，个体所处的环境可以通过情绪(无手机恐惧)进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证实了假设2。科技干扰会使个体处于一种不安全的人际交往关系中，这种不安全感受可能会促使个体从其他方面获得安全感。Konok等人(2016)认为手机与个体之间存在心理上的关联性，让人有一种“联结”之感，甚至让个体有一种被安全保护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会让个体对手机形成依恋。在社交场合中，个体被动地与手机分离，从而产生无手机恐惧。另外，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个体使用手机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张琳, 张如静, 2016)，而出现无手机恐惧的个体即使在面对面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时也会为了缓解恐惧情绪主动地去使用手机，导致手机冷落行为的发生。由此可见，科技设备所带来的被动干扰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冷落行为，也能通过增强大学生的无手机恐惧进而间接影响其手机冷落行为。
4.3 环境敏感性和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环境敏感性在科技干扰与无手机恐惧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是不能调节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研究验证了个体−环境交互模型和素质−压力模型，个体的发展是由自身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Lerner et al., 2006)。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个体会因为环境敏感性较高而受到外界更大的影响，并且更多地表现在情绪困扰方面(Aron et al., 2012)，符合“风险提升”的调节模式。综上所述，环境敏感性较高的个体会更多地受到科技干扰的影响，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被他人忽视，获得的情感支撑也更少(McDaniel & Radesky, 2018)，进而加剧无手机恐惧的体验，支持假设3。环境敏感性无法调节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关系的原因，可能是大学生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社会化体系和自控力，虽然内在出现了无手机恐惧的情绪，但是不会在外显行为上立刻表达出来。
研究还发现社会比较倾向在无手机恐惧与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这一结果支持假设4。当个体因无法使用手机而感到焦虑、恐惧时，高社会比较倾向的个体可能会有更严重的负面情绪，焦虑不安的程度也会加深(White et al., 2006)。一方面，个体难以进行现实人际交往时，也更有可能使用手机达到逃避现实人际交流的目的，能让其暂时处于舒适环境中。另一方面，高社会比较倾向比低社会比较倾向的青少年更加关注他人，会更急于获取他人的信息(姚梦萍 等, 2015)。因此，社会比较倾向可以在无手机恐惧与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4.4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科技干扰对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机制，对改善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理论上，结果验证了环境敏感性和社会比较倾向分别对“科技干扰→无手机恐惧→手机冷落行为”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和后半段路径起调节作用，进一步表明环境因素、个体特质以及个体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在实践上，从个体层面上探讨了科技干扰与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深化对手机冷落行为的认识，为有效减少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质量提供现实依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被试群体为大学生，今后可以继续探讨不同群体的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拓宽研究视野。其次，在以往研究中，存在个体行为可能引发个体不良情绪的现象发生，这表示无手机恐惧与手机冷落行为的关系可能并不单一，未来可以继续探讨手机冷落行为对无手机恐惧的影响，拓展相关研究。
5 结论
(1)科技干扰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2)无手机恐惧在科技干扰与大学生手机冷落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敏感性和社会比较倾向分别对“科技干扰→无手机恐惧→手机冷落行为”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和后半段路径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