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处境不利青少年是指因生活境遇复杂导致其成长为有责任感、有价值的成人的潜能受到限制的青少年，这一群体涉及物质贫困、关爱匮乏和社会排斥这三个维度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通常包括以家庭贫困为主要特征的留守青少年、流动青少年、离异家庭青少年、残疾青少年等(周正, 2017)。其中，“留守青少年”是“处境不利青少年”中的重点群体之一，指的是双亲或单亲长期在外务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生活的12～18岁青少年群体(Zhao et al., 2020)。本研究被试为西部地区的处境不利青少年群体中的“留守青少年”群体，即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并由爷爷奶奶或亲戚抚养照顾的青少年(双亲留守青少年)，或者父母其中一方外出务工由在家的父母一方抚养照顾的青少年(单亲留守青少年)。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消除心理疾患，还应该包括拥有积极心理健康状态(Antaramian et al., 2010)。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注重利用个体优势挖掘积极心理资源，旨在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直接相关(Diener, 2000)。因此，国内外许多研究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评价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孙瑞琛 等, 2010)。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Shin & Johnson, 1978)。根据现有研究，由于长期缺少家长的关心与支持，留守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水平越低，表现出的不良行为越多，甚至可能出现学习倦怠、适应不良等心理或行为问题(Hascher, 2008)。因此，着眼于处境不利青少年的积极心理取向，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是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和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切入点。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处境不利青少年所面临的抑郁、焦虑、孤独和问题行为等消极结果(Cheng & Sun, 2015)，对于其幸福感等积极适应结果的关注相对较少。有必要指出的是，减少消极情绪与增加积极情绪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在对处境不利青少年心理健康进行研究时，不仅需要关注负面情绪的影响，同时也应重视积极情绪和积极心理健康状态，并探索相关的保护性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
学校美育实践是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审美教学，使其具备审美知识和审美观念，拥有感知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有研究发现，学校美育实践有利于增强留守儿童美育实践感知能力，对提升其幸福感有着积极的影响(王倩, 2016)。学校美育实践以艺术教育为核心，在满足学生审美需求的同时，帮助他们释放与疏导自己的情绪，提升情绪体验(俞国良, 靳娟娟, 2022)。同时，学生在美育实践中进行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艺术创作，实现自我探索，进而提高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潘亦宁, 郝禹洁, 2023)。此外，学生能够在学校组织的艺术活动中受到熏陶，接触艺术的时间越长，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李红菊, 201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美育实践感知对处境不利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道德情感理论(moral emotion theory)认为，感恩倾向水平高的个体更易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在生活中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进而提升生活满意度(Grant & Gino, 2010)。感恩是审美教育的常见主题之一。例如，生态美育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对生存环境的敬畏和感恩(徐国超, 2009)。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感恩倾向水平越高的个体，其生活满意度等积极心理的增长越显著(Lin, 2015)。关于感恩倾向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女生在感恩特质的强度上高于男生(丁凤琴, 宋有明, 2017)。总而言之，感恩作为学校美育实践的一个重要教育内容，有助于激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增强对美好生活的感知，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感恩倾向在美育实践感知与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家庭环境因素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起重要作用。有效的亲子沟通是家庭环境健康的重要标志(Levin & Currie, 2010)。亲子沟通是指家长与子女之间在信息、意见、情感或态度等方面进行的一种交往活动，家庭环境越健康，亲子沟通越频繁，家庭成员的生活满意度也越高(Amato, 1994)。在提倡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大环境下，艺术教育从单纯个人技艺的学习和锻炼逐渐演变为家庭社交型的、共享式的创意型教育(孙尘心, 2022)，这有助于增加亲子沟通的频率。亲子沟通作为家庭关系的一个关键要素，对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王玉龙 等, 2021)。关于青少年亲子沟通的性别差异分析显示，女生亲子沟通能力显著高于男生(Jackson et al.,199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亲子沟通在美育实践感知和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提倡将感恩父母长辈作为感恩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喻承甫 等, 2011)，通过对青少年的感恩行为进行干预，增强他们对家庭成员的感激和赞赏之情，增进他们与家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Ho et al., 2016)。心存感恩的个体通常持有与家庭成员保持和谐关系的态度，在与家人进行沟通时会表现出更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家庭互动也会表现出更少的冲突(Lam & Chen, 2022)。此外，感恩能够调节亲子沟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且感恩程度越高作用越强(Niu et al., 2020)。综上，感恩倾向水平越高的个体，表现出的亲子沟通能力越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在美育实践感知与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探讨美育实践感知对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同时考察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在其中的独立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以期为处境不利青少年构建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选取某县域中学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答题时长少于五分钟、规律作答和未完全作答的问卷被视为无效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811份。高一年级1125人(62.12%)，高二年级676人(37.33%)，高三年级10人(0.55%)，平均年龄16.02±0.85岁。男生601人(33.19%)，女生1210人(66.81%)；独生子女147人(8.12%)，非独生子女1664人(91.88%)；双亲留守958人(52.90%)，单亲留守853人(47.10%)，无父母双方都在家的非留守青少年。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精神病史，在填写问卷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工具
2.2.1 美育实践现状调查问卷
采用李静(2021)编制的美育实践现状调查问卷，包括美育组织运行、美育开展途径和活动开展成效三个维度。美育组织运行包含6个题目；美育开展途径包含9个题目；活动开展成效包含4个题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学生感知美育实践效果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
2.2.2 六项目感恩问卷
采用魏昶等人(2011)修订的六项目感恩问卷，通过测量感恩情绪的强度、频次、密度和广度来判断个体在感恩情绪特质上的差异。问卷共6个题目，第3题和第6题为反向计分题，采用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感恩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3 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
采用安伯欣(2004)修订的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共20个题目，包含开放性沟通和问题性沟通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其中问题性沟通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沟通情况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4 生活满意度问卷
采用Diener等人(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问卷，共5个题目，采用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3 施测程序
施测前征得学校、教师和家长(或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正式施测时，班主任将问卷和注意事项发至班级群，学生仔细阅读问卷指导语并按要求作答，施测时间在5至15分钟。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美育实践感知、感恩倾向、亲子沟通和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共提取7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4.58%，低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汤丹丹, 温忠麟, 2020)。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所示。结果显示，处境不利青少年美育实践感知、感恩倾向、亲子沟通和生活满意度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 1.美育实践感知 | 3.50 | 0.77 | |||
| 2.感恩倾向 | 4.95 | 0.86 | 0.40*** | ||
| 3.亲子沟通 | 3.25 | 0.59 | 0.33*** | 0.46*** | |
| 4.生活满意度 | 4.08 | 1.23 | 0.28*** | 0.31*** | 0.45***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性别差异检验
如图1 所示，本研究检验了处境不利条件下美育实践感知、亲子沟通、感恩倾向和生活满意度变量间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生美育实践感知(t=−2.36, p<0.05)和感恩倾向(t=−3.88, p<0.001)分数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在生活满意度(t=4.86, p<0.001)上则显著高于女生，在亲子沟通(t=1.54, p>0.05)方面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说明在处境不利环境中，女生对自身的审美要求更高，更懂得感恩；而男生对环境的要求相对更低，所以更容易产生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男女生均为留守青少年，同样缺乏与父母的沟通交流，因此在亲子沟通方面没有显著性别差异。
3.4 主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如图2 所示，美育实践感知对生活满意度(β=0.28, p<0.001)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美育实践感知对感恩倾向(β=0.40, p<0.001)和亲子沟通(β=0.33, p<0.001)也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对生活满意度(β=0.31, p<0.001; β=0.45, p<0.001)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两个中介变量之间即感恩倾向对亲子沟通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6, p<0.001)。
结合上述结果，使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并计算95%的置信区间，以验证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在美育实践感知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中介效应检验 |
| 效应 | 效应值 | 标准误 | 95%CI | |
| Lower | Upper | |||
| 总效应 | 0.45 | 0.04 | 0.38 | 0.52 |
| 直接效应 | 0.19 | 0.04 | 0.12 | 0.26 |
| 总间接效应 | 0.26 | 0.02 | 0.21 | 0.30 |
| 美育实践感知→感恩倾向→ 生活满意度 | 0.06 | 0.02 | 0.03 | 0.10 |
| 美育实践感知→亲子沟通→ 生活满意度 | 0.10 | 0.02 | 0.07 | 0.14 |
| 美育实践感知→感恩倾向→ 亲子沟通→生活满意度 | 0.09 | 0.01 | 0.07 | 0.11 |
结果可知，模型的总效应为0.45，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为0.19，感恩倾向、亲子沟通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6和0.10，Bootstrap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这表明感恩倾向、亲子沟通分别在美育实践感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链式中介效应为0.09，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这说明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的链式中介作用也显著。由此可见，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不仅分别在美育实践感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美育实践感知还能通过影响感恩倾向促进亲子沟通，从而提高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美育实践感知与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1。对美的正向传导会提升个人主观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一方面，审美教育给学生提供美好体验，改善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与方法，从而增强了学生生活满意度(张春雨 等, 2013)。另一方面，留守青少年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容易产生孤独、疏离、无助等消极体验(张连云, 2011)，但学校美育实践活动能帮助其结识伙伴，降低孤独感和疏离感，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李勇男, 2016)。
本研究结果显示，感恩倾向在美育实践感知与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一方面，这可能是某些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到了审美教育中，让青少年更加了解家长在抚养孩子时的艰辛，进而激发出他们的感激之情(安宝珍, 2001)。另一方面，高感恩倾向者可以有效地运用其自身的社会支持以应对环境(Wood et al., 2010)，这意味着高感恩倾向水平的留守青少年能够更好地理解、接受他们在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困境，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研究还发现亲子沟通在美育实践感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一方面，美育既是美学范畴，也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息息相关(朱立元, 2022)。通过学校美育实践，学生能够具备对语言美的感知、鉴赏和创造的技能，同时也可以熟练地掌握语言的艺术，这促使学生在与家长交流时能够创意地使用交流技能。美育实践感知较高的留守青少年可能通过音乐、绘画等向父母传递情感，这也是与父母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经常与父母团聚或与父母保持联系的留守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普遍较高(宋淑娟, 廖运生, 2008)。沟通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情感调控方式，亲子间的交流不仅有助于缓解青少年的精神紧张，特别是负面情感带来的心理压力(Coyne et al., 2014)，还能帮助孩子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进一步研究发现，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在美育实践感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4。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李启明, 王纪婷, 2022)。这可能是由于优质的审美教育可以培育青少年的感恩之心，使他们对父母长辈的付出表示认同，促进亲子依恋，增强亲子沟通。研究者发现感恩倾向在亲子关系中有重要作用，是维持亲子关系的重要纽带，且感恩倾向与良好的亲子沟通和生活满意度有正相关关系(Obeldobel & Kerns, 2021)。因此，在学校中进行审美教育可以增强青少年的感恩意识，有助于他们与家长建立起更好的亲子沟通关系，进而增加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此外，本研究还检验了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如，女性美育实践感知分数显著高于男性，而男性在生活满意度上则显著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审美教育以艺术教育为中心，女生对艺术更感兴趣，因此在参与审美教育活动中，女生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同时，女生心思较为细腻，更能感受到来自父母和老师的期望，学习压力更大，随之是较低的生活满意度(陶文君, 2019)。对于感恩倾向，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这与祝伟娜(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女生的情绪情感体验比男生更为丰富，更容易体会到来自父母和他人的帮助，因此女生的感恩倾向也就更高(苗静宇 等, 2013)。本研究发现在亲子沟通方面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有实证研究证明女生的亲子沟通水平明显高于男生(陈秋香 等, 2017)，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处境不利青少年，特别是留守青少年由于距离等原因本身就较少与在外务工的父母进行沟通，因此亲子沟通在性别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别。
本研究结果对建立家校社协同机制，加强学校美育实践，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从而为处境不利青少年构建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视角，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从政府层面可针对处境不利青少年所在地区或留守率较高的学校给予政策倾斜，提升学校美育实践能力。在美育课程资源开发中，应更有针对性地融入感恩教育内容，充分建立家校社联动模式。在教师培养培训中，可增设学校美育和家庭教育的专业化课程，提高教师美育能力和指导家长开展美育、感恩教育和亲子沟通的专业能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仅选取一所高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所得结论在代表该年龄段整体样本方面存在局限性。后续工作应考虑扩大样本选取范围，以提高研究结果普适性。第二，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直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
5 结论
(1)美育实践感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处境不利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2)感恩倾向和亲子沟通在美育实践感知与处境不利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