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单独经历社会排斥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已得到广泛研究(Walasek et al., 2019)。但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会单独经历社会排斥，还经常与他人共同经历这一事件。因此，考察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合作倾向的影响及其脑间神经机制，有利于深入理解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并降低社会排斥对社会和谐的消极影响。同时，这也有利于从神经层面揭示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影响合作倾向的潜在机制。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指个体被他人所排斥或拒绝，归属需求、关系需求受损的现象和过程，包括拒绝、排斥、无视、孤立等多种表现形式(Williams, 2009)，本研究主要关注排斥。Miao等人(2020)采用相互认识范式，考察了共同经历拒绝和合作之间的关系，发现共同遭受拒绝后，被试愿意投入更多资金以换取更高的团队收益。然而，目前并不清楚共同经历排斥对合作倾向的影响，尤其是其脑间神经机制。根据需要−威胁时间模型(temporal need-threat model)，个体遭受社会排斥后，为了恢复受损的归属需要，会对带有接受意义的信息更敏感(Williams, 2009)，展现出更强的合作意愿(Walasek et al., 2019)。同时，在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时，个体不仅感知到自身被排斥，还观察到搭档同样经历社会排斥，这可能导致个体对搭档的社会排斥经历产生共情。共情利他假说认为，个体看到他人受苦时，会产生共情关怀，这种共情关怀会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Batson, 1987)。关于社会排斥共情的研究也发现，个体观察他人遭受社会排斥时，会展现出更强烈的助人意愿(Masten et al., 2011; Meyer et al., 2013)。因此，在行为层面，本研究认为共同经历社会排斥会提高个体的合作倾向。但仅限于行为层面的探讨并不能深入考察共同经历社会排斥为何以及如何提高合作倾向，借助神经影像学方法，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社会排斥对个体大脑活动和情感反应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与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
合作倾向指个体在潜在合作情境下，做出是否合作或在多大程度上合作的决策倾向(庞维国, 程学超, 2001)。研究发现，合作过程中合作者间的实时互动会构建一个复杂的二元系统(Konvalinka & Roepstorff, 2012)。因此，研究者借助能够同时观察多人神经活动的超扫描技术(hyperscanning)，发现合作过程中合作者的额叶区域会出现显著的脑间同步性(Lu & Hao, 2019; Lu, Qiao, & Hao, 2019; Lu, Xue, et al., 2019; Xue et al., 2018)，这种脑间同步活动与合作表现存在显著关联(Cui et al., 2012)。同时，探究共同经历负性经历对合作行为及其神经机制的影响时，研究者发现与同伴共同经历生理疼痛，会导致合作过程中额叶的脑间同步性动态提升(Wang et al., 2019)。而社会排斥是一种与生理疼痛神经机制部分重合的负性经历(Eisenberger et al., 2003)，因此，共同经历社会排斥与共同经历生理疼痛促进合作的神经机制可能存在相似特点。同时，社会排斥的社会属性也可能使其对社会互动和群体内部动态的影响更为显著。例如，有研究发现，当个体遭受社会排斥时，与认知控制、心理理论及社会奖赏加工相关的脑区会出现显著激活(李星垚, 2022; Hudd & Moscovitch, 2020)。这些脑区不仅参与个体对社会排斥的认知处理，还与个体的合作行为密切相关(Lee et al., 2018; Yang et al., 2019)。因此，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后，合作过程中合作者可能会在前额叶表现出不同的神经活动模式，从而对其合作倾向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对社会排斥的感知、合作过程中的脑间同步性，以及负性经历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均存在性别差异(Cheng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8)。例如，Wang等人要求被试共同经历生理疼痛后完成合作任务，发现仅女性合作水平显著提高。因此，为了控制性别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女性合作倾向的影响及其脑间神经机制。
综上，已有研究虽从行为或单脑神经机制层面考察了社会排斥和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但对其脑间神经机制的探讨仍然不足。因此，本研究使用基于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NIRS)的超扫描技术，在更具生态效度的情境中，探究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提高合作倾向的脑间神经机制。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假设：行为层面，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合作倾向具有促进作用；脑间神经机制层面，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后，合作过程中额叶部分脑区脑间神经同步性会显著提高。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参考已有相似研究的样本量(刘蕾 等, 2023; 张丹丹 等, 2020)，本研究招募女性大学生90名(M=19.61岁, SD=1.74岁)，随机分成45对，其中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SE)23对，控制组(CT)22对。两组被试均需先完成网络掷球任务，随后完成合作任务。由于已有研究表明合作过程中脑间同步水平受性别调节(Cheng et al., 2015)，且负性经历对合作的促进作用仅在女性群体中出现(Wang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仅招募女性被试。同时，为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本研究仅招募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Second Edition, BDI-13)得分低于5分的被试(5分以下表示基本无抑郁症状)(戴晓阳, 2010)，并对两组被试的合作与竞争行为倾向、社会交往焦虑水平进行测量(常姣姣 等, 2021; 张丹丹 等, 2020)。实验过程中，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有3对被试意识到任务中存在假玩家，控制组有1对被试信号质量过差，均被剔除。最终有效被试82名(M=19.81岁, SD=1.76岁)。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20对，控制组21对。所有被试均在实验开始前填写了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后得到25元报酬。本研究已获得天津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2 实验流程
为探究两组被试合作与竞争行为倾向、社会交往焦虑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开始前要求被试填写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Personality Scale, CCPS)(王慧玲, 2021; 谢晓非 等, 2006)和社会交往焦虑量表(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 SIAS)(王慧玲, 2021; Mattick & Clarke, 1998)。
实验开始后，被试面对面就坐。为防止实验过程中被试有肢体或言语交流，两名被试之间放置一个白色挡板(图1A )，随后，要求被试先闭眼休息3分钟(Wang et al., 2019)，采集静息态数据。为提高网络掷球任务的可信度，在被试闭眼休息时告知其“因需要等待其他玩家进入程序，请闭眼休息，待所有玩家准备就绪后，主试会提醒被试睁眼”，同时，被试面前的屏幕上会显示“等待其他玩家进入程序”的提示。静息数据采集完成后，被试需先完成网络掷球任务(Cyberball Task)，以诱发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的体验。网络掷球任务结束后，被试填写操作核对问卷，并闭眼休息30秒。随后，被试需完成经典囚徒困境任务(Prisoner’s Dilemma Game, PDG)，以测量被试合作倾向。具体实验流程如图1C 所示。
2.3 实验材料与任务
2.3.1 贝克抑郁量表
贝克抑郁量表共13道题目，每道题目均简短描述一个症状，4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以总分代表抑郁水平，5分以下表明基本上无抑郁症状(戴晓阳, 2010)。
2.3.2 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
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共23道题目，7点评分。合作分量表10题(Cronbach’s α=0.819)，分数越高表明合作倾向越强；竞争分量表13题(Cronbach’s α=0.838)，分数越高表明竞争倾向越强(王慧玲, 2021; 谢晓非 等, 2006)。
2.3.3 社会交往焦虑量表
社会交往焦虑量表共20道题目(Cronbach’s α=0.961)，5点评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会焦虑水平越高(王慧玲, 2021; Mattick & Clarke, 1998)。
2.3.4 操作核对问卷
操作核对问卷共包含5道题目，其中4道题目测量被试基本需要受损程度(Cronbach’s α=0.856)，9点评分，使用平均分衡量被试需要受损程度，平均分越高表明个体基本需要受损程度越高，说明社会排斥操作越有效(胡玉婷, 2020; Kawamoto et al., 2014)。1道题目用于测量被试是否意识到有其他玩家与其共同遭受了社会排斥。
2.3.5 网络掷球任务
该范式通过控制被试的接球次数诱发社会排斥(Fung & Alden, 2017)。任务过程中，被试需要与另外5名玩家(其中一名为同组被试，其余四名为虚拟玩家，但被告知为隔壁院校的参与者，所有玩家均能看到彼此的接球情况)进行虚拟传球游戏。整个游戏过程中，共传球60次，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两名被试均仅在游戏开始时各接到两次传球，控制组6名玩家接球次数相同。为使被试相信其他4名玩家为真实参与者，在招募过程中告知被试该实验与隔壁院校联合进行。实验开始前，主试假装与隔壁院校实验室联系，并在休息阶段告知被试需要等待其他玩家准备就绪，所有玩家均准备就绪后，实验正式开始。
由于传统网络掷球范式仅包含三名玩家(Williams & Jarvis, 2006)，无法使两名被试同时遭受排斥，本研究将网络掷球游戏的玩家数量增加到6人。研究表明，排斥者人数越多，被排斥者感到的被排斥感、归属需要受损程度、负性情绪越强，积极情绪越弱(Sandstrom et al., 2017)。因此，增加网络掷球人数可以在满足实验目的的同时增强社会排斥体验，提高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
2.3.6 囚徒困境任务
该任务共包含29轮(Li et al., 2023)，每轮任务开始时，屏幕呈现2秒的空屏，随后屏幕中央出现1秒的注视点“+”，接着呈现3秒的收入矩阵(图1D )，被试需通过按键在A和B之间做出选择(被试1按“1”键选择A，按“2”键选择B；被试2按“4”键选择A，按“5”键选择B)，根据两名被试的选择，被试会获得不同数量的奖励。如果两名被试均选择A，每人获得3R币；若两名被试均选择B，每人获得1R币；若一名被试选择A，另一名被试选择B，选择A的被试获得0R币，选择B的被试获得5R币。两名被试均选择完成后，呈现4秒反馈矩阵(图1E )，随后开始下一轮任务。每轮任务大约持续10秒，29轮任务大约持续10分钟。
2.4 近红外数据采集
实验过程中，使用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LABNIRS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系统(LABNIRS/16, Shimadzu Corporation, Kyoto, Japan)，利用780 nm、805 nm 和830 nm三个波长的近红外光源记录被试大脑皮层的血红蛋浓度变化，采样率10 Hz。由于研究表明使用近红外光记录大脑血红蛋白浓度变化时，氧合血红蛋白浓度(HbO)更为敏感、准确，本研究的后续分析主要集中于氧合血红蛋白浓度的变化(Hoshi, 2003)。
光极使用3×5的布局放置在被试前额叶(图1B )，底层中央光极与国际10-20系统Fpz点重合，中央列光极位于正中矢状面，光极间距3厘米。各通道MNI坐标及对应脑区见表1 。
表1 各通道MNI坐标及对应脑区 |
| 通道 | MNI坐标 | BA脑区 | 概率 | AAL脑区 | 概率 | ||
| x | y | z | |||||
| 1 | 34 | 40 | 46 | 背外侧前额叶 | 0.98 | 右侧额中回 | 0.90 |
| 2 | 15 | 52 | 47 | 背外侧前额叶 | 1.00 | 右侧额上回 | 0.58 |
| 3 | −13 | 53 | 46 | 背外侧前额叶 | 1.00 | 左侧额上回 | 0.68 |
| 4 | −33 | 40 | 45 | 背外侧前额叶 | 0.95 | 左侧额中回 | 0.76 |
| 5 | 47 | 39 | 34 | 布洛卡三角区 | 0.62 | 右侧额中回 | 0.90 |
| 6 | 22 | 58 | 37 | 背外侧前额叶 | 0.70 | 右侧额上回 | 0.77 |
| 7 | 1 | 61 | 32 | 额极 | 0.67 | 左内侧额上回 | 0.69 |
| 8 | −21 | 59 | 33 | 背外侧前额叶 | 0.42 | 左侧额上回 | 0.78 |
| 9 | −44 | 40 | 32 | 布洛卡三角区 | 0.64 | 左侧额中回 | 0.91 |
| 10 | 35 | 60 | 24 | 背外侧前额叶 | 0.73 | 右侧额中回 | 0.80 |
| 11 | 16 | 70 | 21 | 额极 | 1.00 | 右侧额上回 | 0.53 |
| 12 | −11 | 69 | 22 | 额极 | 1.00 | 左侧额上回 | 0.61 |
| 13 | −35 | 60 | 20 | 背外侧前额叶 | 0.70 | 左侧额中回 | 0.77 |
| 14 | 46 | 56 | 8 | 背外侧前额叶 | 0.77 | 右侧额中回 | 0.93 |
| 15 | 23 | 72 | 10 | 额极 | 0.94 | 右侧额上回 | 0.88 |
| 16 | 8 | 73 | 11 | 额极 | 1.00 | 右内侧额上回 | 0.87 |
| 17 | −21 | 71 | 11 | 额极 | 0.98 | 左侧额上回 | 0.99 |
| 18 | −43 | 56 | 10 | 背外侧前额叶 | 0.77 | 左侧额中回 | 0.91 |
| 19 | 35 | 67 | −2 | 额极 | 0.49 | 左侧眶部额上回 | 0.30 |
| 20 | 17 | 73 | −1 | 额极 | 0.57 | 右侧眶部额上回 | 0.37 |
| 21 | −12 | 74 | −1 | 额极 | 0.64 | 左侧额上回 | 0.28 |
| 22 | −34 | 66 | −2 | 额极 | 0.56 | 左侧眶部额中回 | 0.39 |
2.5 数据分析
2.5.1 问卷与行为数据分析
使用SPSS27.0对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为探究两组被试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及社交焦虑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组别(SE vs. CT)为自变量，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及社交焦虑问卷得分为因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为探究社会排斥操纵是否有效，以组别为自变量，基本需要得分平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胡玉婷, 2020; Kawamoto et al., 2014)。
衡量被试合作倾向的行为指标为合作率，指两名被试均选择A反应的比例，合作率越高，表明两名被试合作倾向越高。为探究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合作倾向的影响，以组别为自变量，以合作率为因变量，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非参数检验是因为被试合作率不符合正态分布。
2.5.2 fNIRS数据分析
使用MATLAB R2022a (MathWorks, Natick, MA, USA)对fNIRS数据进行分析。第一步，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为排除噪音对信号质量的影响，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方法，通过基于HOMER2工具包自带函数enPCAFilter (nSV=0.8)去除生理噪声，使用基于血氧相关的信号提升技术(correlation-based signal improvement method, CBSI)去除头部运动伪影(Hu et al., 2021)。第二步，计算被试全频段、全时间点相干值。使用基于MATLAB的小波变换相干(wavelet transform coherence, WTC)工具包计算同对被试通道间同步性，获得所有被试各通道、各频率、各时间点相干值。第三步，计算合作任务脑间同步性(IBS)增量。首先，为避免心脏活动(>0.70 Hz)、呼吸(0.15～0.30 Hz)及极低频信号(<0.01 Hz)对数据的影响，提取0.01～0.15 Hz及0.30～0.70 Hz频率范围内的相干值(Nozawa et al.,2016)。使用合作任务IBS增量衡量合作任务过程中脑间同步水平，IBS增量指合作过程相干值减去基线相干值(Li et al., 2023)。实验开始后，休息阶段数据去掉前后30秒为基线(张环 等, 2023)。随后对IBS增量进行Fisher Z变换(Wang et al., 2019)，用于后续处理。合作过程相干值指合作过程各频率段相干值的平均值(Cui et al., 2012)，基线相干值指基线过程各频率段相干值的平均值(张环 等, 2023)。第四步，确定感兴趣频率(FOI)段。为确定合作过程中产生脑同步的频率范围，对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及控制组所有对应通道，所有频率范围(0.01～0.15 Hz及0.30～0.70 Hz)上的时间平均相干值进行以组别为自变量，相干值为因变量的独立样本t检验(Zheng et al., 2018)。寻找p<0.0005的通道组合及频率点，并在该频率点附近需寻找p<0.05的频率簇作为感兴趣频率(FOI)(Zheng et al., 2018)。第五步，进行统计分析。对FOI内相干值进行平均，以组别为自变量，FOI范围内IBS增量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并对所有通道上的结果进行FDR校正(p<0.05)。
2.5.3 行为表现与脑同步的关联
为探究出现显著脑间同步性通道的IBS增量与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对出现显著脑间同步性的通道及合作率进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该分析包含所有有效被试。
3 结果
3.1 问卷及行为数据结果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合作(t(80)=−0.48, p=0.631, Cohen’s d=0.03, 95% CI=[−4.45, 2.71])与竞争(t(80)=0.16, p=0.877, Cohen’s d=−0.11, 95% CI=[−3.98, 4.65])人格倾向及社会交往焦虑水平(t(80)=0.77, p=0.450, Cohen’s d=0.17, 95% CI=[−5.31, 11.96])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被试的基本需要受损程度显著高于控制组(t(80)=9.19, p<0.001, Cohen’s d=2.03, 95% CI=[7.26, 11.27])，表明社会排斥操纵有效。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表明，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被试合作倾向显著高于控制组，U=114.50，Z=−2.50，p=0.012，表明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合作倾向具有促进作用。见图2 。
3.2 fNIRS数据结果
对0.01～0.15 Hz及0.30～0.70 Hz频段的信号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合作过程中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被试相干值在通道5有显著高于控制组的频率点(p<0.0005)，进一步以p<0.05为阈限，将脑间同步性显著提高的频率范围扩大至0.08～0.13 Hz(图3A )。该频率范围与合作任务中单次试次持续时间大致相同，因此确定FOI为0.08～0.13 Hz。进一步，以组别为自变量，FOI内平均IBS增量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条件下，通道5(t(39)=4.63, p<0.001, Cohen’s d=1.35, 95% CI=[0.05, 0.14])脑间同步性显著高于控制组(图3B 、图3C )，且通过FDR校正(p<0.05)。
3.3 脑同步与行为指标相关结果
4 讨论
本研究使用基于fNIRS的超扫描技术，结合PDG范式，从行为和脑间神经机制层面探究了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提高合作倾向的脑间神经机制。行为结果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的合作倾向显著高于控制组，表明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合作倾向具有促进作用。fNIRS结果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后，合作过程中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显著高于控制组，并且右侧额中回的脑间同步性与被试的合作倾向显著正相关，表明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的提高可能是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提高合作倾向的潜在神经机制。
本研究的行为结果与已有类似研究一致，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合作倾向的促进作用(Miao et al., 2020)，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需要−威胁时间模型和共情利他假说。需要−威胁时间模型认为，社会排斥会损害个体的归属需要，使其倾向于寻求新的社会联系，以恢复受损的归属需要(Chester et al., 2016)，导致个体在合作过程中展现更强的合作倾向。共情利他假说认为，个体在观察他人痛苦经历时，为了缓解他人的痛苦，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Batson, 1987)。而在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时，个体还会观察到搭档遭受社会排斥的经历，这可能使被试产生共情，进而增加合作倾向。关于社会排斥共情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研究者发现，观察他人遭受社会排斥后，个体会分享更多资金，对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更强的帮助意愿(Masten et al., 2011; Meyer et al., 2013)。因此，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时，自身归属需要的缺失以及对搭档社会排斥经历的感知，可能强化了彼此的情感纽带，使其在合作过程中展现出了更高的合作倾向。
脑间神经机制层面，本研究新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被试的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显著高于控制组。右侧额中回在消极情绪的认知调节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Hermann et al., 2021; Jenness et al., 2021)。比如，Vanderhasselt等人(2013)的fMRI研究发现，女性大学生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调整自身负性情绪时，右侧额中回显著激活。因此，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组被试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的提高，可能反映了在应对社会排斥引发的负性情绪时的同步调节过程。
本研究还发现，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越高合作倾向也越高。研究表明，右侧额中回在正常风险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肖治兵, 2022)，额中回功能异常的网络成瘾者，在决策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冲动性以及更弱的风险评估能力(Wang et al., 2017)。因此，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后，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的增强可能表明被试在决策过程中存在对风险行为的同时性抑制过程，从而促进小组内的合作倾向。同时，右侧额中回也被认为是心理理论的重要脑区(刘岩 等, 2007)，Gallagher等人(2000)发现，相较于非心理理论相关任务，右侧额中回在心理理论相关任务中表现出显著激活。也有研究发现共同经历负性经历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意愿(Hodges et al., 2010; Huang & Han, 2014)。因此，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后，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的提升可能表明在合作过程中，对彼此状态的同步性表征得到了增强，进而提高了彼此的合作倾向。
合作过程中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的提高和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合作行为的心理与脑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共情利他假说，对后续合作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这些发现丰富了关于社会排斥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相关研究，特别是从全新视角考察社会排斥和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右侧额中回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脑间同步性，与已有类似研究并不完全一致。已有研究发现，合作过程中同步脑区多集中在顶叶或额上回(Pan et al., 2017; Tang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19)。这种同步脑区的差异可能与合作类型有关，当个体需要合作解决现实问题或创造性问题时，与心理理论相关的颞顶联合区会展现出更强的脑间同步性(Lu, Xue, et al., 2019; Xue et al., 2018)；而在进行同时按键任务时，右侧额上回会展现出更高的脑间同步性(Cui et al., 2012; Wang et al., 2019)。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细分合作任务类型，以深入探讨合作过程中的脑间同步性。从现实层面看，本研究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的个体会展现出更高水平的合作倾向，这可能有助于解释社会中不良小团体(如校园中因成绩较差而共同遭受排斥的个体抱团现象)的形成机制，有利于在不良小团体形成初期提供适当的引导，从而降低不良小团体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从脑同步的角度探究了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提高合作倾向的可能脑间神经机制，但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仅针对女性被试进行了调查和实验。要将该研究结果推广至男性群体，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研究。其次，本研究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对合作倾向具有促进作用，但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时，个体在感知自身社会排斥经历的同时，还会观察到合作者遭受社会排斥的经历。这使得本研究无法明确是自身社会排斥经历还是对合作者社会排斥的观察主导了合作倾向的提高，未来应进一步深入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使用基于近红外的超扫描技术，通过网络掷球范式诱发排斥，采用囚徒困境范式测量合作倾向。从行为层面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能够提高合作倾向；从神经机制层面发现，共同经历社会排斥能够提高合作过程中右侧额中回的脑间同步性，并且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水平增量与合作倾向显著相关，表明右侧额中回脑间同步性的提高可能是共同经历社会排斥提高合作倾向的神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