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类最初根据身体的感知运动经验来探索生存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抽象概念和思维过程(叶浩生, 2010)。个体对道德相关概念的建构源于身体和环境的互动(Halali et al., 2017)，道德概念与颜色、洁净等身体知觉经验之间均存在隐喻联结(丁凤琴 等, 2017; 杨继平 等, 2017)。
空间位置信息常被用于理解和表征道德、情绪等抽象概念(Gottwald et al., 2015; Li & Cao, 2017)。道德材料呈现在不同位置会影响对道德效价的评价，个体对道德词存在“上−道德”“下−不道德”的隐喻联结(Meier, Sellbom, & Wygant, 2007)。对于道德性格(Hill & Lapsley, 2009)，上帝/恶魔(Meier, Hauser, et al., 2007)等材料的判断同样受垂直方位空间信息的影响。使用中国被试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贾宁 等, 2019; 鲁忠义 等, 2017)。除视觉空间信息外，垂直方向的身体状态也会影响认知过程。董月晴等(2018)通过操纵被试抬头/低头的角度，发现了身体动作会影响道德词在垂直方向上的空间—效价一致性效应。身体状态还会改变人们对情绪刺激的感知和理解(Elkjær et al., 2022)。
在道德判断方面，研究者使用道德困境材料，发现当困境呈现在页面上方时被试认为功利行为更道德(Ścigała & Indurkhya, 2016)。此外，相比于坐姿，站姿的被试对困境中功利行为的接受性更高(Liu & Liao, 2021)。根据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道德决策受不同的加工系统控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决策由认知推理驱动，避免伤害的道义决策由情绪反应驱动(Conway et al., 2018)。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会促使被试产生更多功利决策(Gawronski & Beer, 2017)，厌恶等消极情绪则会使个体产生更多道义决策(Wagemans et al., 2018)。情绪与垂直空间的隐喻联结通常表现为“上−积极”“下−消极”的情绪关联(李莹 等, 2019; Gottwald et al., 2015)。因此，空间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可能来自于“上−积极”“下−消极”的情绪作用和“上−道德”“下−不道德”的判断倾向作用两个方面。
水平方向的空间位置同样存在道德判断的隐喻映射。无论是右侧视野呈现，还是向右的身体朝向都会使被试更具道义主义(Glaser & Hellmann, 2017)。然而，在水平空间，右利手个体存在“右−积极”“左−消极”的隐喻关联(Casasanto, 2009)。如果“向右”诱发积极情绪，则应产生更多的功利决策，这就与Glaser和Hellmann(2017)的研究结果相悖。因此，水平方位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非由情绪主导，身体朝向和空间位置可能直接导致个体在道德困境推理中出现“右−道义”“左−功利”的倾向性。此外，有关道德概念在水平方向上隐喻映射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杨继平等(2017)使用Stroop范式发现被试存在“左−不道德”“右−道德”的隐喻联结，而王丛兴等(2020)却发现个体在思维层面存在“左−道德”“右−不道德”的隐喻联结。因此，左右水平方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检验，而空间朝向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的原因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空间位置所启动的情绪效价的作用。
道德具身认知的效应方向不一致的原因还可能在于个体经验或文化环境的影响(王丛兴 等, 2020)。例如在对上下轴向进行口头反应时，中国被试的时间映射方向(上−过去、下−未来)与英语母语被试(上−未来、下−过去)是相反的(郝海平, 范宁, 2019)。另外，中国文化中左右尊卑与道德概念的隐喻方向并不稳定，“旁门左道”“无出其右”均有右尊左卑的观念，而在礼仪座次中则遵循左尊右卑的体系(杨继平 等, 2017)。因此，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个体理解世界的方式，使道德判断的标准在具身认知的效应方向上出现差异(Liu et al., 2020)，Glaser和Hellmann(2017)基于西方被试的研究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本土文化。
综上，本研究探讨中国被试在道德两难困境判断中是否也会受到水平和垂直空间朝向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具身影响是源于间接的情绪效价的作用，还是空间信息直接导致的道德判断标准倾向性的改变。研究1参照Glaser和Hellmann(2017)的研究范式，分别通过改变刺激材料的呈现位置、启动心理行走方向和操纵身体朝向三种方式，探究道德判断与水平空间的隐喻联结。这三种操纵方式从刺激呈现位置引导，到明确进行水平方向的心理行走，再到直接转动身体并保持姿势，在空间感知的诱发上逐渐清晰、明确和外显。研究2采用与研究1类似的范式考察垂直空间下道德判断的变化。
此外，道德困境的冲突程度会影响被试的情绪唤起水平和道德推理难度(Koenigs et al., 2007)，高低冲突困境的区别在于少数受害者的伤害是否可避免，高冲突条件下少数受害者的死亡可以避免，低冲突条件下少数受害者的死亡无法避免。面对高冲突困境时个体情感卷入程度较高，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与认知冲突(Lotto et al., 2014)。研究表明，人们在难以做出决策时，会自动寻求外界信息支持(Yeung & Summerfield, 2012)，此时的空间位置以及身体状态则能够被个体捕捉，高冲突困境可能对身体动作导致的影响更为敏感。因此，实验中会设置高低冲突两类道德困境，以全面考察空间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2 研究1：水平方位空间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2.1 实验1a：水平空间的视野位置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2.1.1 被试
采用G*Power3.1(Faul et al., 2007)计算被试量，实验为两因素混合设计，参考类似研究的效应量(董月晴 等, 2018; 王丛兴 等, 2020; Glaser & Hellmann, 2017)，在统计检验力为0.8，显著性水平α=0.01且达到中等效应量(f=0.25)时，最低被试量为52。招募在校大学生80名(女50名)，平均年龄21.58±2.24岁，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自我报告无宗教信仰，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结束给予相应报酬。被试随机分配至不同条件组，各组间性别比例平衡。后续实验被试计算方法及条件均相同。
2.1.2 实验材料与设备
翻译Lotto等(2014)使用的道德困境材料，高低冲突困境各8篇，高冲突困境平均133.63±2.23字，低冲突困境平均148.63±4.41字。后续实验均使用此材料。
使用E-Prime3.0软件编制程序。采用23.8英寸台式电脑呈现刺激，屏幕宽52 cm，高28.4 cm，分辨率为1920×1080像素。电脑屏幕距桌沿38 cm，底部距桌面18.5 cm。被试平视屏幕中央，眼睛距屏幕中心52 cm。屏幕平均分为左右两个视野空间，左右视野文本中心分别位于屏幕15%和85%处，间距36.4 cm，视角为40.11°。
2.1.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视野位置：左、右)×2(困境类型：高冲突、低冲突)两因素混合设计。视野位置为被试间变量，困境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困境中功利行为的接受次数，以及对该行为的道德评分。后续实验被试内变量及因变量均相同。实验时屏幕中央首先呈现500 ms注视点，随后在屏幕左侧或右侧视野随机呈现16篇道德困境材料，要求被试使用右手食指判断困境中描述的功利行为是否可接受，时间不限，反应键“R”和“T”在被试间平衡，之后对该行为的道德程度进行评分(1=非常不道德，9=非常道德)，1000 ms空屏后进行下一试次。实验前进行两个试次的练习以熟悉流程。
2.1.4 结果
描述统计数据见表1 ，对接受次数和道德评分分别进行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见图1 )。对于接受次数，视野位置主效应不显著，F(1, 78)=1.05，p=0.309；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67.76，p<0.001，η$ _{\mathrm{p}}^{2} $ =0.47，低冲突下接受次数更多；视野位置与困境类型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78)=3.61，p=0.061，η$ _{\mathrm{p}}^{2} $ =0.0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冲突下左视野接受次数更多，F(1, 78)=4.08，p=0.047，η$ _{\mathrm{p}}^{2} $ =0.05，低冲突下不同视野位置差异不显著，F(1, 78)=0.02，p=0.883。对于道德评分，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97.80，p<0.001，η$ _{\mathrm{p}}^{2} $ =0.56，低冲突下评分更高；视野位置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表1 不同水平空间朝向条件下两类道德困境的描述统计结果(M±SD) |
| 接受次数 | 道德评分 | |||||
| 高冲突 | 低冲突 | 高冲突 | 低冲突 | |||
| a.视野位置 | 左 | 3.18±1.95 | 4.80±2.33 | 4.11±1.32 | 5.39±1.11 | |
| 右 | 2.28±1.95 | 4.88±1.93 | 4.07±1.16 | 5.27±1.05 | ||
| b.心理行走方向 | 左 | 3.13±1.87 | 5.05±2.06 | 4.11±1.43 | 5.40±1.56 | |
| 右 | 2.25±1.64 | 4.13±2.45 | 4.19±1.53 | 5.17±1.24 | ||
| c.身体朝向 | 左 | 2.85±1.73 | 4.88±2.25 | 4.67±1.24 | 5.18±1.47 | |
| 右 | 2.13±1.50 | 4.15±2.01 | 4.02±1.11 | 5.77±1.13 | ||
2.2 实验1b：水平空间的心理行走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2.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80名(女52名)，平均年龄21.69±2.46岁。
2.2.2 实验材料与设备
将8张包含水平方向信息的黑白照片(如，自左向右延伸的公路)做水平镜像处理，并在路径尽头添加竖直向下的红色箭头，得到16张图片作为心理行走的刺激材料。30名被试(未参加实验)对图片的清晰度(1=一点也不，4=非常清晰)、熟悉度(1=一点也不，4=非常熟悉)和情绪效价(1=非常消极，4=非常积极)进行评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图片的清晰度(t(58)=1.05, p=0.300, 95%CI=[–0.53, 0.17])、熟悉度(t(58)=0.50, p=0.620, 95%CI=[–0.35, 0.59])和情绪效价(t(58)=1.22, p=0.227, 95%CI=[–0.42, 0.10])之间无差异，图片灰度与分辨率一致。设备同实验1a。
2.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心理行走方向：左、右)×2(困境类型：高冲突、低冲突)两因素混合设计。心理行走方向为被试间变量。屏幕中央首先呈现500 ms注视点，之后连续随机呈现8张启动图片，要求被试想象从图片一端走向箭头标记处，对行走的路径距离以米为单位进行估计，并对所估计距离的确信水平进行评分(1=非常不确定，9=非常确定)，以保证有效的心理行走启动(Glaser & Hellmann, 2017)。道德困境呈现在屏幕中央，其他流程同实验1a。
2.2.4 结果
描述统计数据见表1 ，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显示(见图1 )，对于接受次数，心理行走方向主效应显著，F(1, 78)=5.33，p=0.024，η$ _{\mathrm{p}}^{2} $ =0.06，向左接受次数更多；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61.36，p<0.001，η$ _{\mathrm{p}}^{2} $ =0.44，低冲突下接受次数更多；交互作用不显著，F(1, 78)=0.01，p=0.918。对于道德评分，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42.74，p<0.001，η$ _{\mathrm{p}}^{2} $ =0.35，低冲突下评分更高；心理行走方向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2.3 实验1c：水平空间的身体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2.3.1 被试
在校大学生80名(女48名)，平均年龄20.64±1.61岁。
2.3.2 实验材料与设备
实验材料和设备同实验1a，电脑屏幕中心距离桌沿26 cm。
2.3.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身体朝向：朝左、朝右)×2(困境类型：高冲突、低冲突)两因素混合设计。身体朝向为被试间变量。身体朝左或朝右条件下，电脑在被试左侧或右侧与桌沿成45度角。屏幕和键盘位置固定，椅子扶手阻挡被试侧坐。保证被试正对键盘而坐，并将头和上身转向左侧或右侧。道德困境呈现在屏幕中央，其他流程同实验1a。
2.3.4 结果
描述统计数据见表1 ，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显示(见图1 )，对于接受次数，身体朝向主效应显著，F(1, 78)=4.07，p=0.047，η$ _{\mathrm{p}}^{2} $ =0.05，朝左时接受次数更多；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75.27，p<0.001，η$ _{\mathrm{p}}^{2} $ =0.49，低冲突下接受次数更多；交互作用不显著，F(1, 78)<0.001，p=1.000。对于道德评分，身体朝向主效应不显著，F(1, 78)=0.02，p=0.892；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49.26，p<0.001，η$ _{\mathrm{p}}^{2} $ =0.39，低冲突下评分更高；交互作用显著，F(1, 78)=14.61，p<0.001，η$ _{\mathrm{p}}^{2} $ =0.1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冲突下身体朝左的评分更高，F(1, 78)=5.88，p=0.018，η$ _{\mathrm{p}}^{2} $ =0.07；低冲突下差异边缘显著，身体朝右的评分有更高的趋势，F(1, 78)=3.88，p=0.052，η$ _{\mathrm{p}}^{2} $ =0.05。
2.4 小结
研究1发现中国被试同样在朝向左侧时更容易接受功利行为，朝向右侧时更不愿接受功利行为(Glaser & Hellmann, 2017)。实验1a左右视野条件下，被试没有明确的具身状态，所以此时道德判断倾向并未显著变化。这可能是由“左−消极”“右−积极”的情绪效价方向(Casasanto, 2009)，与道德倾向的变化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导致的。不过，在高冲突困境中被试表现出了向左侧时更多接受功利行为的趋势。随着实验1b和1c中对空间朝向操作的改变，空间知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逐渐清晰。另外，空间位置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在高冲突困境下更为显著，可能是由于高冲突困境本身更难以进行推理决策(Koenigs et al., 2007)，此时身体状态信息对道德决策的作用表现得更大。研究2将采用类似的实验范式探讨垂直方位空间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3 研究2：垂直方位空间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3.1 实验2a：垂直空间的视野位置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3.1.1 被试
在校大学生80名(女49名)，平均年龄21.08±1.61岁。
3.1.2 实验材料与设备
将实验1a所用的电脑屏幕旋转90°竖置，底部距桌面7.5 cm。被试平视屏幕中央，眼睛距屏幕中心52 cm。屏幕平均分为上下两个视野空间。上下视野文本中心分别位于屏幕25%和75%处，间距26 cm，视角为28.65°。
3.1.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视野位置：上、下)×2(困境类型：高冲突、低冲突)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视野位置为被试间变量。除刺激材料的呈现位置外，其他流程同实验1a。
3.1.4 结果
描述统计数据见表2 ，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显示(见图2 )，对于接受次数，视野位置主效应显著，F(1, 78)=5.93，p=0.017，η$ _{\mathrm{p}}^{2} $ =0.07，上视野接受次数更多；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125.12，p<0.001，η$ _{\mathrm{p}}^{2} $ =0.62，低冲突下接受次数更多；交互作用不显著，F(1, 78)<0.001，p=1.000。对于道德评分，视野位置主效应显著，F(1, 78)=12.39，p<0.001，η$ _{\mathrm{p}}^{2} $ =0.14，上视野评分更高；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159.22，p<0.001，η$ _{\mathrm{p}}^{2} $ =0.67，低冲突下评分更高；交互作用显著，F(1, 78)=6.47，p=0.013，η$ _{\mathrm{p}}^{2} $ =0.08，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低冲突困境中上视野评分都更高[F(1, 78)=19.28, p<0.001, η$ _{\mathrm{p}}^{2} $ =0.20; F(1, 78)=5.40, p=0.023, η$ _{\mathrm{p}}^{2} $ =0.07]。
表2 不同垂直空间朝向条件下两类道德困境的描述统计结果(M±SD) |
| 接受次数 | 道德评分 | |||||
| 高冲突 | 低冲突 | 高冲突 | 低冲突 | |||
| a.视野位置 | 上 | 3.68±2.66 | 6.00±2.10 | 4.80±1.43 | 5.70±1.59 | |
| 下 | 2.47±1.96 | 4.91±2.17 | 3.74±0.56 | 5.06±0.61 | ||
| b.心理行走方向 | 上 | 3.28±1.57 | 5.83±1.61 | 4.80±1.39 | 5.77±1.51 | |
| 下 | 2.53±1.78 | 4.95±1.87 | 3.79±0.65 | 5.21±0.69 | ||
| c.身体朝向 | 上 | 3.58±2.22 | 5.93±2.01 | 4.68±1.37 | 5.88±1.69 | |
| 下 | 2.41±1.85 | 4.91±1.96 | 3.61±0.61 | 5.15±0.76 | ||
3.2 实验2b：垂直空间的心理行走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3.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80名(女50名)，平均年龄21.64±2.63岁。
3.2.2 实验材料与设备
向上和向下的心理行走启动图片各8张(如，趋势向上的烟囱、趋势向下的瀑布)，图中用数字1和2代表想象运动起始点和终止点，由于垂直方向图片内容较为复杂，为便于被试识别，不做黑白处理。30名被试对16张图片的清晰度、熟悉度和情绪效价进行4点评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图片的清晰度(t(58)=0.81, p=0.423, 95%CI=[–0.14, 0.33])、熟悉度(t(58)=0.72, p=0.475, 95%CI=[–0.16, 0.33])和情绪效价(t(58)=0.26, p=0.795, 95%CI=[–0.22, 0.17])之间无差异，图片分辨率一致。设备同实验2a。
3.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心理行走方向：向上、向下)×2(困境类型：高冲突、低冲突)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心理行走方向为被试间变量。程序与实验1b类似，先对8张图片进行垂直心理行走，并估计行走距离，再进行道德判断。
3.2.4 结果
描述统计数据见表2 ，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显示(见图2 )，对于接受次数，心理行走方向主效应显著，F(1, 78)=5.06，p=0.027，η$ _{\mathrm{p}}^{2} $ =0.06，向上时接受次数更多；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317.33，p<0.001，η$ _{\mathrm{p}}^{2} $ =0.80，低冲突下接受次数更多；交互作用不显著，F(1, 78)=0.20，p=0.656。对于道德评分，心理行走方向主效应显著，F(1, 78)=10.05，p=0.002，η$ _{\mathrm{p}}^{2} $ =0.11，向上时评分更高；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178.94，p<0.001，η$ _{\mathrm{p}}^{2} $ =0.70，低冲突下评分更高；交互作用显著，F(1, 78)=6.40，p=0.013，η$ _{\mathrm{p}}^{2} $ =0.08，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低冲突困境中向上行走的评分都更高[F(1, 78)=15.70, p<0.001, η$ _{\mathrm{p}}^{2} $ =0.17; F(1, 78)=4.20, p=0.044, η$ _{\mathrm{p}}^{2} $ =0.05]。
3.3 实验2c：垂直空间的身体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3.3.1 被试
在校大学生80名(女51名)，平均年龄20.68±1.73岁。
3.3.2 实验材料与设备
道德困境材料和设备同实验2a。
3.3.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身体朝向：朝上、朝下)×2(困境类型：高冲突、低冲突)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身体朝向为被试间变量。身体朝上时，被试坐在35 cm的矮凳上仰视屏幕，键盘放置在身前55 cm高凳上，屏幕放置在81 cm的桌面上，距离桌沿10 cm。身体朝下时，被试坐在55 cm的高凳上俯视屏幕，键盘放置在身前55 cm高凳上，屏幕放置在45 cm的桌子上。每次实验前根据被试身高调整电脑屏幕倾斜角度，使仰视或俯视时被试眼睛和屏幕的中点连线与水平线夹角为30°(董月晴 等, 2018; 黎晓丹 等, 2016)，身体中心距屏幕中心垂直距离为52 cm，实验过程中始终保持仰视或俯视状态。流程同实验1c。
3.3.4 结果
描述统计数据见表2 ，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显示(见图2 )，对于接受次数，身体朝向主效应显著，F(1, 78)=6.89，p=0.010，η$ _{\mathrm{p}}^{2} $ =0.08，朝上时接受次数更多；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198.58，p<0.001，η$ _{\mathrm{p}}^{2} $ =0.72，低冲突下接受次数更多；交互作用不显著，F(1, 78)=0.09，p>0.05。对于道德评分，身体朝向主效应显著，F(1, 78)=13.60，p<0.001，η$ _{\mathrm{p}}^{2} $ =0.15，朝上时评分更高；困境类型主效应显著，F(1, 78)=215.36，p<0.001，η$ _{\mathrm{p}}^{2} $ =0.73，低冲突下评分更高；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78)=3.57，p=0.062，η$ _{\mathrm{p}}^{2} $ =0.0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低冲突困境中身体朝上的评分都更高[F(1, 78)=21.33, p<0.001, η$ _{\mathrm{p}}^{2} $ =0.22; F(1, 78)=6.43, p=0.013, η$ _{\mathrm{p}}^{2} $ =0.08]。
3.4 小结
研究2结果表明，中国被试在朝向上方时更容易接受功利行为，朝向下方时更不愿接受功利行为(Liu & Liao, 2021; Ścigała & Indurkhya, 2016)。由于与“上−积极”“下−消极”的情绪效价方向一致(Gottwald et al., 2015)，三种实验条件下，上下方位都能对道德判断产生显著影响。与研究1类似，被试认为高冲突困境下功利决策更不道德，但空间朝向并未对高冲突困境的判断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情绪效价和空间朝向双重作用的影响，也可能由于水平空间在中国文化中的隐喻方向并不稳定(王丛兴 等, 2020)，而垂直空间的道德隐喻相对水平空间更容易启动所致。
4 综合讨论
本研究通过6个行为实验探讨了水平和垂直空间的具身状态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验证了水平和垂直方位空间朝向与道德判断标准之间存在的隐喻联结，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进行道德决策的具身认知过程。
4.1 水平和垂直的空间朝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两个研究利用三种方式操纵被试的空间感知，考察具身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发现在中国被试中，无论是道德判断还是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都存在向左/向上更容易接受功利行为，向右/向下更不愿接受功利行为的决策表现(Glaser & Hellmann, 2017; Liu & Liao, 2021; Ścigała & Indurkhya, 2016)。说明被试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均存在道德概念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鲁忠义 等, 2017; 王丛兴 等, 2020)。虽然中国文化中左右的水平空间与道德尊卑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但中国大学生被试在不同空间的道德隐喻联结方向与西方被试相同。这可能反映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中国大学生被试的生活经验(如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礼仪规范、教育体系和内容等均与国际接轨，个体感知的外界信息趋于一致，其构建的内部认知系统也就趋于相同(Landau et al., 2010)。
然而，Casasanto(2009)的身体特异性假设认为，抽象概念在水平空间的映射联结由长时间的动作经验导致，右利手者与左利手者的左右映射方向是相反的。本研究只包含右利手被试，利手方向可能会导致水平空间与道德判断之间联结方向出现个体差异，这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考察。
4.2 水平和垂直的空间朝向影响道德判断的认知机制
本研究发现，水平和垂直空间方向的道德隐喻强度并不一致，水平方向的隐喻联结只在有明显方位启动时影响被试的道德判断，实验1a中，左视野仅在高冲突困境中诱发了更多的功利决策，随着空间知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逐渐加深，实验1b和1c中水平方向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研究表明，右利手的被试存在“左−消极”“右−积极”的情绪联结(Casasanto, 2009; Prete, 2020)。有关情绪与道德判断的研究指出，积极情绪会促使被试产生更多功利决策(Gawronski & Beer, 2017)，消极情绪会导致更加道义的判断(Wagemans et al., 2018)。然而，实验结果显示，被试认为左侧的功利行为更道德，更容易接受，说明此时被试产生了“左−道德”“右−不道德”的概念联结，与前人研究一致(王丛兴 等, 2020)。被试的道德判断倾向受到情绪效价在同方向上隐喻联结的影响，进而减弱了其对道德判断的作用，使得水平方向上道德隐喻的联结并不稳定。王丛兴等(2020)认为，道德情绪在汉语道德概念水平方位的隐喻联结中可能不具有核心作用，研究1结果也表明水平方向中被试的道德决策不是经由情绪，而是更多地受到空间朝向与道德隐喻联结的直接影响。
在垂直空间方位，空间位置信息不仅影响接受次数，还影响道德评分，被试认为上方的功利行为更道德，更容易接受。此时，上下方位分别与积极和消极情绪关联(李莹 等, 2019; Gottwald et al., 2015)。当空间感受向上时，积极情绪使功利决策更容易被接受，道德评分也更高。而向下的方位感知诱发了消极情绪状态，强化了功利决策唤起的消极情绪，使情绪调节更加困难，最终导致道义决策。鲁忠义等(2017)发现，被试倾向于认为屏幕上方的人物更道德，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映射是双向的，垂直空间中存在“上−道德、下−不道德”的空间隐喻(贾宁 等, 2019)，使被试更容易“美化”上方的功利行为。黎晓丹等(2016)发现，诸如俯视、跪姿等蜷缩姿势的被试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较低，仰视、坐姿等伸展姿势使得被试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较高。高权力感及高经济地位会使个体漠视他人感受，做出更多功利决策(Hirsh et al., 2011)。总之，情绪和空间朝向的双重作用，使得垂直空间出现了较水平方向更强的道德隐喻联结。
此外，水平和垂直方位上道德隐喻稳定性的差异可能与具身效应的生成层次有关。Shapiro(2011)认为，具身认知加工具有层次上的差异性，身体参与的认知过程分为三个层次，外部环境构成的宏观层次，身体躯干及肢体构成的中观层次和身体内部感觉构成的微观层次，三层次具身效应的稳定性逐级降低(刘传军, 廖江群, 2018)。身体姿势的变化属于中观层次，该层次的具身效应具有伴随性和变化性，中国被试对上下方位始终有着一致的认识，而左右方位的尊卑好坏具有变化性(王丛兴 等, 2020; 杨继平 等, 2017)，继而导致垂直方位中的道德隐喻联结稳定性更高。
5 结论
(1)通过视野位置、心理行走方向和身体朝向操纵个体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空间朝向，可以影响其道德判断的倾向，朝向左侧或上方时，更容易接受功利行为；朝向右侧或下方时，更不愿接受功利行为。(2)中国被试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存在明确的道德隐喻联结，垂直方向的隐喻联结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