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蒙古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蒙古语作为其民族语言，不仅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当地居民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的主要工具。了解蒙古语的语言加工特点，有助于科学保护民族语言文字，同时也为民族地区优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词频效应(word frequency effect)是反映词汇加工的一个有效指标(王永胜, 何立媛, 2022)，是词汇识别中最稳定的效应之一。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无论是在词汇判断任务中，亦或是眼动研究中，不同语言间均表现出稳定的词频效应。在视觉词汇识别任务中，高频词汇通常比低频词汇更容易被快速识别，表现为在词汇决策和命名任务中的反应时间更短，在眼动研究中，高频词注视的次数更少，注视时间更短，被跳读的可能性更大(张慢慢 等, 2022; Inhoff & Rayner, 1986; Kliegl et al., 2004; Rayner et al., 2006; Taft, 2004; White, 2008; White et al., 2018; Yan et al., 2006)。因此，词频效应常被用作词汇加工实验研究结果的“基准”。
形态复杂词汇中语素分解加工的研究也得益于词频效应。根据词汇中包含语素数量的多少，通常将词汇划分为简单词与形态复杂词两大类别。简单词即自由语素，一个语素为一个单词，而形态复杂词(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ord)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语，其词根可以独立于整词词频进行衡量以及控制。关于形态复杂词汇中语素单元的频率(例如，派生词中的词根词频)是否会影响词汇加工时间，及其与整词词频关系的思考，早在Taft(1979)的研究中就得到了验证，该研究将单词在语言中的出现频率表述为表面词频(surface frequency)，将词根或词干出现的频率表述为基本词频(base frequency)，在实验1和2中控制目标词的表面词频后，发现基本词频的高低影响词汇判断的反应时，在实验3中控制基本词频后，发现表面词频对词汇判断反应时的影响。Taft(2004)在后续的研究中对英语派生词的整词词频和词根词频高低同时进行控制，发现在不同整词词频条件下词根词频效应消失甚至反转，证实存在语素分解加工，并用双通路模型解释了整词加工与分解加工间的作用方式。
事实上，形态复杂词汇的加工理论主要有三种：直接加工模型(Butterworth, 1983)、分解加工模型(Taft, 1981, 1994; Taft & Forster, 1975)、双通路模型(Caramazza et al., 1988; Schreuder & Baayen, 1995)。直接加工模型认为形态复杂的单词在心理词典中以独立且完整形式存储，提取过程也是对其完整形态结构的直接激活。分解加工模型则认为，形态复杂词在识别过程中均被分解为不同的语素成分，通过对语素的提取实现对整词的识别。而双通路模型认为形态复杂词加工过程包含两条路径，一条是整词直接访问路径；另一条是语素分解路径，两条路径会交互激活，以达到通达整词语义的目的。
判断形态复杂词加工模型的关键在于分析语素在词汇识别过程中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已有研究采用词汇判断任务(Hermena et al., 2019; Taft, 2004)、眼动追踪技术(Hyönä et al., 2004)或脑功能成像技术(Holcomb & Grainger, 2007; Wray et al., 2022)，验证不同语言中不同类型形态复杂词汇(Boudelaa & Marslen-Wilson, 2001; Lázaro et al., 2021; Niswander et al., 2000)的加工过程。比较这些研究发现，实验中自变量的不同(例如，语种及目标词的形态复杂性)可能导致结果不一致。最近一项关于汉语双字词的眼动研究证实，汉语双字词的形态结构影响了词汇加工的方式，并列复合词倾向于采用整词通达加工方式，而偏正复合词则更倾向于采用语素通达加工方式。研究者认为这些结果支持了双通路加工理论的有效性(苏省之 等, 2024)。
本研究旨在探索一种独特语言—蒙古语的词汇加工。蒙古语属于黏着语，词根为一个或两个音节构成的能够单独使用的语素(王津京, 2020)，使用后缀实现语法关系的变化，整词采用自上而下的垂直书写方式。蒙古语词根与词缀紧密连接，词与词之间有空格而字符之间无空格的独特书写形式，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清晰和精确地探索分解加工结果。目前仅有关于蒙古语词汇识别中的正字法和语音加工的研究(侯友 等, 2012; 侯友, 七十三, 2019)，对于词汇加工机制的深入探索仍然有待展开。
本研究假设，如果词根词频对词汇加工的时间进程不产生影响，则说明蒙古语词汇采用整体加工，符合直接加工模型；如果词根词频对词汇加工时间进程产生影响，词根词频的作用与整词词频相互作用，则说明蒙古语词汇加工过程中存在语素分解，且该加工过程符合双通路模型；如果词根词频独立于整词词频对词汇加工时间进程产生影响，则分解加工模型更符合蒙古语词汇加工特点。
2 实验1：蒙古语词频效应
2.1 被试
内蒙古自治区某市某高中学生50名，其中男生21人，女生29人。年龄在16～17周岁(M=16.34岁, SD=0.85岁)。民族语言为蒙古语，且家庭成员中父母均为熟练的蒙古语使用者。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无任何语言或阅读障碍。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实验，且均不了解实验目的，实验结束后获得一份精美的学习用品作为报酬。
2.2 阅读能力测验
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通过两个任务考察被试蒙古语阅读和理解能力。任务一，屏幕中呈现20个蒙古语词汇，与后续正式实验中的材料无关，要求被试大声朗读；任务二，屏幕中呈现一篇蒙古语短文，选自小学阶段的蒙古语语文教材，被试朗读后回答两个关于短文的问题。所有被试的朗读和短文阅读理解的正确率均为100%。
2.3 实验设计
单因素两水平(整词词频：高频、低频)被试内设计，采用掩蔽范式结合词汇判断任务，其中，整词词频作为自变量，反应时和正确率为因变量。
2.4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目标刺激材料和填充刺激材料。其中，目标刺激材料选自《现代蒙古语频率词典》及东北亚语言资源数字化平台，共计选取30对蒙古语派生词作为目标词，词性均为名词，平均词长为6～8个字符，词频以千万分之一为单位计算，30个高频词词频范围为12～275/千万词级，30个低频词词频范围为1～16/千万词级，词频差异显著(t=4.68, p<0.001)。邀请20名不参加后续正式实验的学生对目标词的常见程度进行1～7级的等级评分(1代表“非常不常见”，7代表“非常常见”)，高频目标词常见程度评定平均值为6.35，低频目标词的常见程度等级平均值为4.80，两者在常见程度上差异显著(t=13.18, p<0.001)。实验1中目标词的具体信息见表1 。
表1 实验1目标词信息 |
| 目标词类型 | 材料举例 | 平均词频 | 平均词长 |
| 高频词 |  | 72.98 | 6.00 |
| 低频词 |  | 3.27 | 6.03 |
填充刺激材料为自编伪词。共计60个伪词，词长为6～8个字符，有一半伪词包含真实词根，一半伪词为假词根。另外，掩蔽刺激为8个“#”垂直排列组成的掩蔽符号，长度与词长最长目标词相一致。
2.5 实验仪器与程序
采用DMDX软件包(Forster & Forster, 2003)编写实验程序，被试机为两台型号一致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分辨率均为2560×1600像素，刷新率为60 Hz。
每两名被试在同一实验室两个独立房间内进行单独施测。首先，熟悉实验室环境，调整至最舒服的坐姿，保持和电脑屏幕的标准距离55 cm，完成阅读能力测验后，在电脑屏幕上呈现指导语，由主试对实验流程、按键位置、实验要求和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并强调在实验过程中不可以出声朗读屏幕中呈现的词汇，对于词汇判断的按键尽量做到越快越好，并告知被试实验中途会有休息的提示，请按照要求执行。整个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双手的两个食指一直放置于反应键之上。
所有实验材料制作成2560×1600像素的白底黑字图片，其中，目标词字体为Menk Qagan Tig，字号为26号，掩蔽刺激的字体与字号与目标词完全一致。在每个试次中，屏幕中央首先呈现“+”注视点300 ms，提示实验正式开始。注视点消失后呈现目标刺激，被试通过按“F/J”键做出判断，左右手按键在被试间平衡。目标词会在被试按键后立刻消失，或在持续呈现2000 ms后自动消失，目标刺激消失后呈现掩蔽刺激200 ms，之后为300 ms的空屏。实验前进行一组10次的练习实验，以便被试熟悉实验流程，练习实验包含了与正式实验相同的实验条件，但练习实验中所使用的材料在后续正式实验中不会再次使用。整个实验大约持续15分钟，中间休息一次。
2.6 结果
选取反应时和正确率作为因变量。在R统计计算环境(R Development Core Team, 2014)中使用lme4包(Bates et al., 2015)运行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s, LMMs)，对正确率进行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GLMM; Baayen et al., 2008)拟合分析。在分析结果部分，报告固定效应的b值，标准误差SE，以及t/z值和p值的检验结果。
在进行正式的数据分析之前，首先，删除错误判断277个(占比9.23%)；之后剔除反应时为M±3SD以外的数据16个(占比0.53%)，降低极端数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以目标词的词频(高频、低频)作为模型中的被试内固定变量，被试和项目作为随机效应变量。结果显示，蒙古语高频词与低频词词汇判断反应时差异显著，高频词词汇判断反应时显著快于低频词(b=0.19, SE=0.02, t=7.49, 95% CI=[0.14, 0.23])。此外，在对蒙古语高、低频词与伪词的反应时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高频词词汇判断反应时显著快于伪词(b=0.37, SE=0.02, t=19.23, 95% CI=[0.33, 0.41])。低频词词汇判断反应时同样显著快于伪词(b=0.17, SE=0.02, t=8.55, 95% CI=[0.13, 0.21])。
高频词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低频词(b=2.82, SE=0.35, z=8.04, 95% CI=[−2.90, −1.60])，同样显著高于伪词(b=4.31, SE=0.34, z=12.75, 95% CI=[−4.05, −2.91])。低频词的正确率也显著高于伪词(b=1.06, SE=0.23, z=4.64, 95% CI=[−1.49, −0.59])。词汇判断任务中目标词的反应时与正确率平均值见表2 。
表2 实验1目标词词汇判断反应时和正确率的平均值 |
| 高频词 | 低频词 | |
| 反应时(ms) | 727(7) | 886(12) |
| 正确率 | 0.97(0.01) | 0.74(0.01)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以下同。 |
对实验中伪词判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包含真词根伪词与假词根伪词反应时差异不显著(b=0.01, SE=0.02, t=0.42, 95% CI=[−0.06, 0.04])，但真词根伪词的平均反应时(M=1057 ms)要长于假词根伪词的反应时(M=1051 ms)，两者在正确率上的差异也不显著(b=0.42, SE=0.27, z=1.54, 95% CI=[−0.11, 0.97])，但真词根伪词的正确率(M=0.52)要低于假词根伪词的正确率(M=0.59)。
蒙古语整词词频影响词汇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与低频词和伪词相比，高频词反应时最短，正确率最高，低频词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伪词，正确率显著高于伪词。因此，本研究首次验证了蒙古语派生词词汇加工过程中存在同汉语和表音文字相似的词频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实验还发现，包含真词根伪词相比于假词根伪词表现出更长的反应时和更低的正确率趋势，说明蒙古语词根语素可能对词汇加工产生影响。基于此，实验2通过控制真词中词根语素的频率，进一步考察蒙古语词汇加工过程中词根语素是否发挥一定作用。
3 实验2：蒙古语词根词频效应
3.1 被试
与实验1为同一批被试，实验间隔两周以上。
3.2 实验设计
2(整词词频：高频、低频)×2(词根词频：高频、低频)两因素四水平被试内设计，词汇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为因变量。
3.3 实验材料
同实验1，选取120个蒙古语词根，并根据词根查找整词，获得高频词根高频整词、高频词根低频整词、低频词根高频整词、低频词根低频整词各30个，平均词长为6～8个字符，词频以千万分之一为单位计算。词根词频差异显著(t=3.94, p<0.001)，整词词频差异显著(t=4.23, p<0.001)。另外邀请20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蒙古族学生对词根和整词的常见程度进行1～7级的等级评定，高低频词根的评定平均值分别为6.0和3.7，高低频整词评定的平均值分别为6.1和4.7，差异分析显示，不同频率词根(t=21.72, p<0.001)和整词(t=13.80, p<0.001)的常见程度差异显著。填充刺激材料为自编伪词。共计120个伪词，词长为6～8个字符，高频词根伪词、低频词根伪词、假词根伪词各40个。实验2中目标词的具体信息见表3 。掩蔽刺激同实验1一致。
表3 实验2目标词整词与词根词频及词长平均值 |
| 目标词类型 | 材料举例 | 整词词频 | 词根词频 | 词根词长 | 整词词长 |
| 高频整词高频词根 |  | 52.27 | 629.33 | 3.50 | 5.63 |
| 低频整词高频词根 |  | 1.70 | 548.00 | 3.43 | 6.00 |
| 高频整词低频词根 |  | 61.10 | 281.27 | 3.70 | 5.53 |
| 低频整词低频词根 |  | 7.57 | 76.63 | 3.80 | 5.63 |
3.4 实验仪器与程序
同实验1。
3.5 结果
同实验1。删除错误判断440个(占7.33%)，剔除极端值9个(占0.15%)。整词词频和词根词频作为固定效应，被试和项目作为随机效应。在相同词根词频条件下比较整词高频和整词低频的反应时与正确率差异，考察整词词频效应；在相同整词词频条件下比较高频词根和低频词根的反应时与正确率差异，考察词汇词根词频效应。
目标词反应时分析结果显示，整词词频(b=0.15, SE=0.02, t=7.51, 95% CI=[0.12, 0.16])和词根词频 (b=0.06, SE=0.02, t=3.35, 95% CI=[−0.08, −0.04])主效应显著。且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b=0.09, SE=0.04, t=2.44, 95% CI=[−0.13,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整词高频条件下包含不同频率词根的目标词反应时差异不显著(b=0.02, SE=0.02, t=0.65, 95% CI=[−0.06, 0.03])，整词低频条件下包含低频词根目标词反应时显著快于包含高频词根目标词(b=0.11, SE=0.03, t=4.29, 95% CI=[−0.16, −0.06])。在词根高频的条件下，高频整词反应时显著快于低频整词(b=0.20, SE=0.02, t=7.90, 95% CI=[0.15, 0.25])，在词根低频条件下，高频整词反应时同样显著快于低频整词(b=0.10, SE=0.02, t=4.23, 95% CI=[0.07, 0.15])。实验2目标词词汇判断反应时与正确率的平均值见表4 。
表4 实验2目标词词汇判断反应时与正确率的平均值 |
| 整词高频 | 整词低频 | ||||
| 词根高频 | 词根低频 | 词根高频 | 词根低频 | ||
| 反应时(ms) | 745(8) | 731(7) | 900(11) | 819(10) | |
| 正确率 | 0.98(0.00) | 0.78(0.01) | 0.98(0.00) | 0.86(0.01) | |
将真词与伪词反应时、正确率进行比较发现，目标真词与伪词反应时差异显著(b=0.19, SE=0.01, t=14.01, 95% CI=[0.17, 0.22])，真词判断反应时显著短于伪词判断的反应时。二者正确率差异显著(b=2.12, SE=0.17, z=12.44, 95% CI=[−2.29, −1.59])，真词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伪词判断的正确率。
伪词的词汇判断反应时分析发现，包含高频词根、低频词根或假词根伪词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但低频词根伪词的反应时(M=948 ms)最快，高频词根伪词反应时(M=972 ms)最慢，高低频词根伪词反应时出现了与词频效应相反表现。
词根词频主效应显著，说明词根词频对词汇判断的反应时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受到与整词词频交互作用的限制。具体来看，在整词词频为高频条件下，高频词根语素对词汇识别的促进作用及低频词根语素对词汇加工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在整词低频条件下，不同频率词根目标词间的反应时差异显著，但包含高频词根目标词反应时要显著慢于低频词根目标词，高频词根语素表现出对词汇加工的抑制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词根词频的作用表现出与词频效应相反的趋势。对于低频整词和伪词而言，由于高频词根语素使得低频目标词更难被判断为真词，伪词更难被判断为是假词，进而增加了错误率，延长了反应时。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定，蒙古语词根语素参与词汇加工过程。
4 总讨论
本研究首次通过词汇判断任务，验证了垂直阅读蒙古语词汇加工的词频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蒙古语词汇中核心成分—词根在词汇加工中的作用。结果显示，词根词频显著影响蒙古语词汇加工的时间进程，具体而言，在整词高频条件下，词根词频对词汇判断反应时无显著影响。而在整词低频条件下，词根低频目标词的反应时显著快于词根高频目标词。以词频效应为切入点，对蒙古语词汇加工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揭示词根语素在蒙古语词汇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及特点，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蒙古语词汇加工特点，为后续蒙古语阅读研究奠定基础，更为做好科学保护民族语言的基础性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均揭示了蒙古语词汇加工中整词词频和词根词频的作用特点，展现了词频效应在不同书写系统中的普遍性。进一步说明词频效应是词汇加工的基础效应之一(田宏杰 等, 2009; Burani et al., 1984; Colé et al., 1989)。不同于英语等表音文字及汉语表意文字，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其它使用相同词长字符串进行的词汇识别而言，蒙古语反应时数值普遍较长，如Burani等人的研究中, 实验1目标词平均词长6.75，平均反应时为683 ms；Taft(2004)的研究中，实验1平均词长6.60，平均反应时为681 ms。考虑到蒙古语的书写特点非常特殊，在从上至下的垂直书写方向上，词内字符无间隙的上下连接在一起，且字符会因其所在词内位置不同而发生形态变化。而英语、阿拉伯语等拼音文字的词内字符间存在明显间隙，且所有字符的书写形态固定。因此，蒙古语的书写特点可能会增加其词汇判断的难度，并且影响词汇识别和语素分解加工的时间进程。
已有研究采用多种方法验证了语素频率对词汇加工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多种语言中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Longtin & Meunier, 2005; Rastle et al., 2000; Taft & Forster, 1975)。本研究实验2中，词根词频的主效应表明，蒙古语的词汇加工也确实存在语素分解。具体而言，在真词条件下，低频整词中高频词根与低频词根的目标词反应时差异显著。低频整词由于词汇表征不足而导致加工困难，此时词汇被分解为语素单元，语素加工增强了词根词频的作用。该结果与既有研究相一致，表明在蒙古语的视觉词汇识别过程中，整词会被分解为语素单元，词根词频显著影响词汇加工速度(Boudelaa & Marslen-Wilson, 2001; Frost et al., 1997; Lázaro et al., 2021)。
需要注意的是，语素分解加工并非蒙古语词汇加工的唯一路径。实验2不仅发现了低频整词条件下词根词频效应“反转”，还发现高频整词条件下词根词频效应“消失”，说明在蒙古语词汇加工过程中词根语素与整词间的相互作用，这与双通路模型的观点一致。根据双通路模型的观点(Caramazza et al., 1988; Schreuder & Baayen, 1995)，高频词更易进行整词表征，词根词频效应并不凸显；而对于低频词而言，进行整词表征相对困难，分解加工过后词根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对于低频整词低频词根目标词，被试更倾向于通过语素分解策略完成词汇识别。在分解加工后需要对词根词缀进行整合以实现词汇表征，但由于高频词根相比于低频词根更少出现在低频整词中，将分解后的高频词根与词缀整合为一个低频整词的过程需要更高的整合成本，表现为词汇识别中低频整词高频词根目标词的判断反应时显著延长。
综上，本研究不仅观察到蒙古语词汇加工过程中的词频效应，还揭示了蒙古语词根词频效应的特殊表现。一方面，表明蒙古语词根语素在词汇加工中的重要影响，即垂直方向连写蒙古语书写系统中，语素分解过程确实存在。形态复杂词汇的语素分解加工具有跨语言一致性。另一方面，说明蒙古语词汇加工过程更加符合双通路模型中整词加工和分解加工相互激活的观点。
5 结论
本研究首次验证了蒙古语中的词频效应。同时进一步发现，对于蒙古语派生词而言，虽然连写字符间没有间隙，但词汇识别过程中存在语素分解加工，并且分解后的词根语素受到整词表征的约束，这一加工过程更加符合双通路模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