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积极青少年发展是发展心理学领域近期引人瞩目的理论和实践取向(林丹华, 2018)，它从更全面、平衡的角度看待青少年发展，强调青少年的主体性、优势、资源和可塑性，而不是单纯地聚焦于发展中的缺陷和问题(Lerner et al., 2015)。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促进青少年发展的积极心理资源，包括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核心成分(Luthans & Youssef, 2007)。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能够正向预测儿童青少年的学校归属感和生活满意度(陈秀珠 等, 2019; Datu & Valdez, 2019; Finch et al., 2020)；缓冲和调节家庭处境不利、亲子分离等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熊俊梅 等, 2020; Mosanya, 2021)；促进儿童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并减少攻击行为(吴旻, 孙丽萍 等, 2021)。
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强调，在描绘青少年心理发展模式时，不能忽略对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的考察(林丹华, 2018; Scales, 2011)；但国内以往关于青少年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以及攻击等外化问题的年级差异和发展趋势(侯金芹, 陈祉妍, 2016; 侯晴晴 等, 2022; 黄垣成 等, 2021)。截至目前，尚未有研究系统考察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仅有少量研究报告了儿童年龄与心理资本的相关性，其所得结果也并不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初中阶段，青少年心理资本与年龄呈现负相关(陈秀珠 等, 2019)，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中小学生的心理资本与年龄或年级不存在关联性(吴旻, 孙丽萍 等, 2021)。这些不一致的结果说明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可能并不遵循简单的线性模式，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特点。心理资本是青少年的重要发展资源，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补偿和调节效应(吴旻, 周欣然 等, 2021; 熊俊梅 等, 2020)，而青少年时期又是个体自我认同和积极心理资源养成的关键时期(陈秀珠 等, 2017)，学业压力和人际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使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侯晴晴 等, 2022)，因此有必要对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进行考察，这不仅能澄清先前研究中相互矛盾的发现，也有助于提高积极视角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此外，青少年时期不仅是积极心理资源养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个体差异开始分化和凸显的时期(陈秀珠 等, 2017; 张阔 等, 2023)。Magnusson和Mahoney(2003)提出的整体互动观(holistic-interaction perspective)认为，个体发展的多层面性及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使个体差异成为人类发展的根本特征之一；存在差异的个体会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具有相似心理与行为特征的个体可能聚合成特定的亚组，从而使得亚组内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而不同亚组的个体会展现出较大的异质性特征(侯晴晴 等, 2022)。以往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资本的研究大都采取了变量中心的研究取向(范兴华 等, 2018; 熊俊梅 等, 2020)，相对忽略了个体中心视角的考察。截至目前，仅见到一篇文献(吴旻, 孙丽萍 等, 2021)考察了小学儿童心理资本的异质性，该研究发现农村小学寄宿生的心理资本分为高、中、低3种亚型，且心理资本整体水平越高的亚类型社会适应越好。相对于小学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发展任务更为复杂，开始形成组织化的自我结构，其动机框架和意义系统逐渐整合，因此个体差异的分化有可能进一步凸显(Blackwell et al., 2007; Lerner & Castellino, 2002)。和小学儿童相比，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异质性分化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这种分化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考察，这方面的研究也将拓展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资本特点和分化的理解。
与上述分析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已有一些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对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陈秀珠 等, 2019; 范兴华 等, 2018; Xie et al., 2022)，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不充分，特别是缺乏个体中心视角的研究(吴旻, 孙丽萍 等, 2021)。而且，以往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资本与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处境不利儿童，如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儿童等特殊群体(范兴华 等, 2018; 吴旻, 周欣然 等, 2021)。这些针对特殊儿童心理资本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研究结论未必都适合普通青少年群体，当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协调会出现问题行为(王玮 等, 2024)，而普通人在青少年时期也会经历身心发展的重大变化，甚至是“危机”，其心理资本和社会适应状况同样值得关注(朱婉灵 等, 2020)。为此，当前研究拟在考察青少年心理资本异质性分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分化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综上所述，当前研究拟基于横断的问卷调查，考察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进而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考察青少年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心理资本的异质性分化，并分析这种分化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河北、山东、内蒙古、天津、贵州、江西6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取12所中学开展调查，调查对象为7～11年级中学生。通过在线平台发放问卷7800份，排除作答时间过短、未作答题目超过三分之一以及有明显规律的作答问卷之后，回收有效问卷7304份，有效回收率为93.6%。调查研究的内容经过南开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者年龄分布为：平均年龄15.37±1.46岁，7～11各年级人数介于1332人(18.2%)～1588人(21.7%)之间；其中男生3340人(45.7%)，女生3964人(54.3%)；独生子女2617人(35.8%)，非独生子女4687人(64.2%)；生源地为城镇的3291人(45.1%)，生源地为农村的4013人(54.9%)。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心理资本的测量
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4个成分，参照Luthans等人(2005)采用的心理资本测量方案，对每个成分均选择常用且已被证明信效度良好的量表进行测量，最后将各成分得分的平均数作为心理资本得分。
自我效能。采用Schwarzer等人(1997)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该量表共10个条目，如“我能冷静地面对困难，因为我可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所有条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自我效能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乐观。采用Scheier等人(1994)编制的生活取向量表(LOT)。该量表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个维度，如“我总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会很好”和“我做事总是感到不顺利”，每维度各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悲观主义维度进行反向计分后计算所有条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越乐观。本研究中该量表两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和0.90。
希望。采用Snyder等人(1997)编制的儿童希望量表(CHS)。该量表共6个条目，如“当遇到困境，我可通过很多方式解决”。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所有条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希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韧性。采用Campbell-Sills和Stein(2007)修订的简版韧性量表(CD-RISC)。此量表共10个条目，如“我很容易从疾病、受伤、困难中恢复过来”。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所有条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心理韧性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2 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测量
采用张大均和江琦(2006)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中的适应分量表，选用其中的生理适应、情绪适应、人际适应和学业适应4个维度，共16个题项，如“对于身体发育带来的变化，我不紧张”。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所有条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社会适应状况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各维度的Cronbach’s α介于0.81～0.90之间。
2.3 数据处理
使用Amos24.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多元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使用Mplus8.0软件对青少年心理资本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基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设定所有条目隶属于一个公共因子，结果发现拟合指数(χ2/df=47.82, RMSEA=0.12, CFI=0.89, NFI=0.89, GFI=0.84, TLI=0.87)不理想；而且当前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多个地区的不同学校，数据搜集的时间也各不相同，由此推论当前研究的结果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小。
3.2 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
如图1 所示，7～11年级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得分分布为：7年级(3.71±0.66)，8年级(3.67±0.67)，9年级(3.62±0.68)，10年级(3.66±0.64)，11年级(3.69±0.63)。从均值来看，在初中阶段，青少年心理资本随年级增加而趋于下降，在高中阶段又略有回升。考虑到12年级(高三)学生面临着高考压力，可能影响心理资本测评，因此未纳入12年级青少年样本。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显著，F(4, 7299)=4.01，p=0.003。Bonferroni检验的结果显示，7年级青少年的心理资本水平显著高于9年级，t=3.77，p=0.002；11年级青少年的心理资本水平也显著高于9年级，t=2.99，p=0.028；其余各年级间心理资本的差异不显著。此外，对青少年社会适应年级差异的分析显示，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年级差异与心理资本类似，也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其中7年级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9年级(t=4.99, p<0.001)，这提示心理资本可能是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
3.3 初中和高中阶段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异质性分化
将青少年样本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年龄段，分别进行LPA。以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4个成分作为建模指标，考察2～5个类别时的模型拟合情况，结果见表1 。参考以往文献，采用AIC、BIC和aBIC信息准则、熵值Entropy、似然比检验等多个指标协同确定最佳拟合模型(Lo et al., 2001)。
表1 青少年心理资本LPA模型的拟合信息 |
| 年级 | 类别 | AIC | BIC | aBIC | Entropy | LMR-LRT(p) | BLRT(p) | 最小亚组占比(%) |
| 初中(n=4244) | 2 | 33015.11 | 33097.71 | 33056.40 | 0.821 | <0.001 | <0.001 | 44.77 |
| 3 | 29200.97 | 29315.33 | 29258.13 | 0.898 | <0.001 | <0.001 | 24.51 | |
| 4 | 26375.69 | 26521.82 | 26448.73 | 0.931 | <0.001 | <0.001 | 2.62 | |
| 5 | 25546.76 | 25724.65 | 25635.68 | 0.931 | <0.001 | <0.001 | 1.16 | |
| 高中(n=3060) | 2 | 22908.55 | 22986.89 | 22945.58 | 0.801 | <0.001 | <0.001 | 46.11 |
| 3 | 19602.03 | 19710.50 | 19653.31 | 0.914 | <0.001 | <0.001 | 22.26 | |
| 4 | 17501.19 | 17639.79 | 17566.71 | 0.944 | <0.001 | <0.001 | 2.61 | |
| 5 | 16951.80 | 17120.53 | 17031.57 | 0.936 | <0.001 | <0.001 | 2.55 |
从表1 中可见，在初中样本中，BIC等信息指标均随亚组数目的增多而减小，LMR-LRT和BLRT指标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Entropy值在4类时达到最大值0.931；5类模型虽然BIC等信息指标继续小幅下降，但Entropy值并未增加，而且最小亚组占比仅为1.16%；综合考虑模型的简洁性和准确性，选择4类为最佳模型。在高中样本中，青少年心理资本潜在剖面的划分与初中类似，Entropy值也在4类时达到最大值0.944；5类模型时BIC等信息准则的降幅明显减小，Entropy值也降低了，因此也选择4类为最佳模型。
如图2 所示，初中青少年心理资本的水平被分为4个异质性亚组，各亚组的剖面连线均没有交点，且形态模式基本一致。其中，第1亚组在心理资本各成分上的得分最高，命名为积极型，占比24.10%；第2亚组在心理资本各成分上的得分较高但低于第1亚组，命名为良好型，占比43.45%；第3亚组在心理资本各成分上的得分均接近量表的理论中值，且低于前两个亚组，命名为普通型，占比29.83%；第4亚组在心理资本各成分上的得分最低，命名为风险型，占比2.62%。尽管心理资本风险型青少年的占比小于5%的常用标准，但基于理论和实践意义并综合考虑信息函数和熵值，仍保留了这一分类。多元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亚组在心理资本各成分上得分两两之间差异显著，Wilks’ λ=0.09，F(3, 4240)=1362.92，p<0.001，$ {\text{η}}_{\text{p}}^{2} $ =0.55，表明心理资本各成分对初中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异质性分化均有贡献。
如图3 所示，高中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分化和剖面形态与初中阶段基本一致，也被分为积极型、良好型、普通型和风险型4个亚组，占比分别为22.25%、43.73%、31.41%和2.61%。多元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亚组在心理资本各成分上的得分均差异显著，Wilks’ λ=0.08，F(3, 3056)=1066.44，p<0.001，$ {\text{η}}_{\text{p}}^{2} $ =0.57。
3.4 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异质性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为考察青少年心理资本分化与社会适应状况的关系，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亚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差异。结果显示(见表2 )，不同亚组的初中青少年在社会适应及其各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Wilks’ λ=0.36，F(3, 4240)=349.88，p<0.001，$ {\text{η}}_{\text{p}}^{2} $ =0.29；不同亚组的高中青少年在社会适应及其各维度上也均有显著差异，Wilks’ λ=0.36，F(3, 3056)=248.99，p<0.001，$ {\text{η}}_{\text{p}}^{2} $ =0.29。事后检验显示，4个亚组的初中和高中青少年在生理适应、情绪适应、人际适应和学业适应方面的得分依次降低，且两两之间差异显著，表现为积极型>良好型>普通型>风险型，提示心理资本分化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
表2 青少年心理资本各亚组在社会适应及其维度上得分的差异 |
| 年级 | 积极型 | 良好型 | 普通型 | 风险型 | F | |||||||||
| M | SD | M | SD | M | SD | M | SD | |||||||
| 初中(n=4244) | 生理适应 | 4.54 | 0.78 | 3.90 | 0.89 | 3.28 | 0.94 | 2.51 | 1.13 | 466.78*** | 0.25 | |||
| 情绪适应 | 4.70 | 0.52 | 3.85 | 0.58 | 3.11 | 0.64 | 2.19 | 0.87 | 1630.47*** | 0.54 | ||||
| 人际适应 | 4.57 | 0.66 | 3.91 | 0.64 | 3.23 | 0.69 | 2.32 | 1.00 | 934.01*** | 0.40 | ||||
| 学业适应 | 4.63 | 0.63 | 3.92 | 0.64 | 3.23 | 0.74 | 2.21 | 0.92 | 1018.03*** | 0.42 | ||||
| 社会适应 | 4.63 | 0.46 | 3.94 | 0.46 | 3.28 | 0.51 | 2.30 | 0.78 | 1854.41*** | 0.57 | ||||
| 高中(n=3060) | 生理适应 | 4.57 | 0.75 | 3.95 | 0.84 | 3.40 | 0.87 | 2.65 | 1.17 | 315.33*** | 0.24 | |||
| 情绪适应 | 4.70 | 0.53 | 3.84 | 0.57 | 3.18 | 0.58 | 2.26 | 0.85 | 1146.79*** | 0.53 | ||||
| 人际适应 | 4.61 | 0.63 | 3.91 | 0.57 | 3.31 | 0.63 | 2.40 | 1.04 | 732.60*** | 0.42 | ||||
| 学业适应 | 4.61 | 0.67 | 3.85 | 0.61 | 3.19 | 0.67 | 2.17 | 1.03 | 778.42*** | 0.43 | ||||
| 社会适应 | 4.64 | 0.47 | 3.95 | 0.43 | 3.32 | 0.48 | 2.41 | 0.91 | 1301.09*** | 0.56 | ||||
注：***p<0.001。 |
4 讨论
当前研究考察了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和异质性分化，从个体中心的视角揭示了心理资本分化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密切关系，研究发现对积极视角下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评估和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4.1 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
当前研究的结果显示，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在初中阶段逐渐下降，在高中阶段又有所回升，体现出明显的年级差异。这些年级差异有助于解释以往研究中的矛盾之处，即由于青少年心理资本在初中阶段趋于下降，使得以初中生为被试的调查显示年龄与心理资本呈负相关(陈秀珠 等, 2019)；而基于整个中学阶段的抽样调查显示年龄与心理资本无显著相关性(陈秀珠 等, 2017)。因此，如果单独考察青少年心理资本在初中或高中阶段的年级差异，很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研究还发现，9年级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均值达到最低，这与陈秀珠等人(2019)的发现具有一致性，这可能是由于初中阶段青少年面临的累积生态风险有增加的趋势(谭千保 等, 2020)，对风险的应对造成了心理资本的消耗；而到了高中阶段，随着身心进一步成熟，青少年的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升高(孙姣 等, 2020)，这可能有助于他们心理资本的恢复。近期的一系列横断和纵向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在初中阶段也呈上升趋势(侯金芹, 陈祉妍, 2016; 侯晴晴 等, 2022; 黄垣成 等, 2021)，而幸福感则有降低的趋势(许颖, 林丹华, 2015)。结合当前研究的结果来看，部分9年级学生可能面临着心理资本减少、内化问题增多的双重风险，加之面临着较大的升学压力，使他们处于累积生态风险的高峰期，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予以重点关注。
4.2 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异质性分化
当前研究首次考察了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异质性分化。结果显示，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青少年心理资本均分化为积极型、良好型、普通型和风险型四个亚组；各亚组在心理资本各成分上的形态模式基本一致。其中只有乐观维度的离散程度偏小，可能是受其量表心理计量学特性的影响。总体而言，心理资本各成分的异质性分化具有相似的模式，支持了心理资本是一个高阶多维的核心构念，其各成分能以协同整合的方式发挥作用(吴旻, 孙丽萍 等, 2021; Luthans et al., 2005)。以往研究发现，小学儿童心理资本分化为高、中、低三个异质性亚组(吴旻, 孙丽萍 等, 2021)；而当前研究发现，青少年心理资本分化为4个异质性亚组，这反映青少年阶段心理资本的分化可能趋于加深。这一变化符合整体互动观的预期，即青少年在生理心理方面均快速变化，自我意识逐渐增强，面临的发展任务也更为复杂(侯晴晴 等, 2022; Lerner & Castellino, 2002)；环境互动和压力应对过程使得青少年心理资本进一步分化，并使得不同亚组间展现出更大的异质性特征(Magnusson & Mahoney, 2003)。以往研究显示，一些心理品质最具代表性的分化可能出现在初一至初二期间(侯晴晴 等, 2022)，这可能是初中和高中阶段心理资本分化模式基本稳定的原因。
研究发现，在初中和高中样本中，积极型青少年占比均超过20%，良好型青少年占比均超过40%，二者合计均超过65%，这表明大部分青少年心理资本发展良好。此外，在初中和高中样本中风险型青少年占比均未超过3%，尽管比例不高，但是这部分青少年不仅积极心理资源匮乏，很可能也面临着出现内化和外化问题的多重风险。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需要加强对青少年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指标的监测工作，有效识别心理资本风险型青少年，对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状况予以重点关注。
4.3 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异质性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当前研究从个体中心的视角，考察了青少年心理资本分化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心理资本各亚组之间的社会适应水平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心理资本积极型和良好型青少年在生理适应、情绪适应、人际适应和学业适应方面均显著好于普通型和风险型青少年。这一结果进一步拓展了吴旻、孙丽萍等人(2021)的研究发现，表明高水平的心理资本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有关键促进作用。当前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对青少年学业、人际和情绪适应的方差解释率在0.40～0.54之间，远高于先前研究发现的心理资本对小学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方差解释率(吴旻, 孙丽萍 等, 2021)，这反映出在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体重要内在资源的心理资本对于社会适应的意义更为凸显。此外，年级差异的分析也显示，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年级差异与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趋势基本一致，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心理资本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意义。
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也发现，心理资本能够正向预测儿童和青少年的学校适应、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陈秀珠 等, 2019; Datu et al., 2019; Finch et al., 2020)；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也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吴旻, 周欣然 等, 2021)。由于心理资本是一种类状态、可开发的心理资源(Luthans & Youssef, 2007)，而且与仅对单一积极因素进行干预相比，对包含多种积极要素的心理资本进行干预效率更高(Luthans et al., 2005)，因此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重视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培育和开发，面向不同分化类型的青少年制订具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以提升他们的应对资源、促进社会适应。
4.4 研究的局限
首先，当前研究采用横断设计考察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年级差异，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年级间参与者差异的影响，因此研究结果有待后续纵向研究的进一步检验。其次，在调查过程中，考虑到12年级(高三)的特殊性，本研究没有收集12年级的参与者样本，这也有待后续研究的补充和完善。最后，横断设计和潜在剖面分析虽然能够反映青少年心理资本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但难以进行因果推断，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增强因果分析的效力，并采用群组序列设计和潜在转变分析考察不同亚群组的发展轨迹和转变模式。
5 结论
(1)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在初中阶段逐渐下降，在高中阶段又有所回升，总体上体现出明显的年级差异。(2)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均分化为积极型、良好型、普通型和风险型四个异质性亚组。(3)各心理资本亚组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两两之间差异显著，心理资本积极型和良好型青少年在情绪、人际、学业等方面的适应状况显著优于普通型和风险型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