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自我的研究表明自我具有独特性(Decety & Chaminade, 2003)，区分自我和他人是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之一(Li et al., 2024)。当人们将刺激和自我联系时，相较于将刺激与他人联系，记忆成绩存在显著优势(Lee et al., 2021; Li et al., 2021; Rowell & Jaswal, 2021)。这种把信息与自我产生联系从而促进信息加工的现象称作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 SRE)。
随后，有研究者在Rogers等人(1977)的研究基础上，引入了他人组，如母亲、父亲、恋人、朋友等，依旧发现了显著的自我参照效应(王海旭 等, 2018; 周丽, 苏彦捷, 2008)，这些结果证实了自我对记忆提取的促进作用。然而自我参照加工优势有时也并不出现(Yin et al., 2019)，甚至有研究发现他人参照成绩比自我参照成绩好(Shi & He, 2020)。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会出现自我参照效应，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上述研究中用到的人格形容词以及面孔等材料已经与个体产生了长时间的联结，具有很高的熟悉性，无法解释产生加工优势现象的原因究竟是刺激的熟悉性还是刺激与自我的关联性(Andrews et al., 2020; Hu et al., 2020; Sui et al., 2012)。
为了排除上述研究中实验材料的熟悉性问题，Sui等人(2012)开发了一种新型的知觉匹配范式，以测试中性刺激与自我相关联是否会促进感知加工。这一范式首先要求被试将抽象几何图形与指示自我(你、你的)、亲友(你的朋友)或者他人的标签词相关联，随后要求被试对标签和图形的配对是否与学习时一致做出判断。采用几何图形作为刺激，是因为它们具有较少含义，并且所有图形都将随机和各个身份建立联结，排除了自我与某个图形间本身就具有较高熟悉性和关联性的潜在问题。结果显示，当被试将几何图形与自我建立暂时的联系时，其判断正确率和反应灵敏度均显著高于将几何图形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情况。据此推测，建立几何图形与自我之间的关联也能够影响个体的知觉加工过程。
根据Markus和Kitayama(1991)的自我建构理论，东方人的自我建构方式具有互倚性的特点。朱滢和张力(2001)进行的三项实验表明，中国人与自我有关的记忆以及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处于同一水平，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母亲被纳入自我中，这与Jiang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侯海娇(2015)的研究采用中老年人作为被试，结果发现中老年人被试中既存在母亲参照效应，也存在子女参照效应。李彦锋(2011)进行的一项研究以中老年人为被试，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子女参照效应。同时有脑成像研究证实，中国人的母亲参照和自我参照加工都激活了内侧前额叶，而他人参照加工没有内侧前额叶的参与，由此推测，自我和母亲可能共享同一脑区(张力 等, 2005)。丁小斌等人(2020)使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了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及他人参照对面孔情绪知觉加工的影响。结果显示，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在面孔情绪知觉上具有一致性，从面孔情绪加工的角度为中国人的自我结构中包含“母亲”成分提供了证据。
上述研究结果均显示出了参照自我以及亲密他人进行加工对记忆的促进作用，说明了自我中很有可能包含了父母、子女等重要他人，这与Markus和Kitayama(1991)的自我建构理论是一致的。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例如，Sui等人(2014)采用他们设计的知觉匹配范式对中国被试进行研究，结果并未发现母亲参照效应，这与Markus等人的理论不同，说明不同的实验材料、不同的实验任务可能会诱发不同的自我建构方式(Zhu et al., 2007)。本研究推测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Sui等人的知觉匹配范式中使用的身份标签词(例如：你、你的、朋友的)虽然排除了熟悉性的影响，但同时又增加了被试的认知负担，需要被试做进一步的精细加工(Frewen et al., 2020)，被试既要对几何图形和标签词的匹配情况进行判断，又要对特定的标签词进行识别和判断。因此，在高负荷任务情境中，被试极有可能无暇顾及他人，从而导致不出现母亲参照效应。
综上，前人的研究中大多以人格形容词、面孔作为实验材料，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熟悉性，无法解释产生加工优势现象的原因究竟是熟悉性还是与自我的关联。为了排除上述熟悉性问题，本研究选取抽象几何图形作为实验材料，采用Sui等人的知觉匹配范式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在自我的研究领域中，姓名是经常被用到的材料。以自我姓名作为材料的相关研究从很多层面证明了姓名具有认知加工的独特性(孙晓 等, 2013; Tacikowski et al., 2011)。例如，个体对于自我姓名的加工与识别都具有较高优先性以及自动性(Gronau et al., 2003)，并且较少受到注意资源的限制(Harris & Pashler, 2004; Tateuchi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身份标签对应的人物的姓名来代替标签词，以排除身份标签词给被试带来的认知负担，以更加纯粹的方式考察抽象几何图形和对应身份建立联系是否会促进感知加工。最后，以往自我参照相关研究大多以大学生为被试，很少对中年人这个群体进行研究，而中年人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同时扮演着父母和子女两重身份，使研究者可以同时考察他们的母亲参照和子女参照。因此，本研究采用中年人作为被试，探究在中年人群体中，新建立的母亲、子女相关联系是否能够快速地影响随后的知觉加工过程。根据以上推论，本研究预测，在中年人群体中不仅存在自我参照效应，对于和母亲以及子女相关的信息也会存在加工优势。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G*Power软件(Faul et al., 2007)，根据Cohen(1992)设定的效应量标准，参考Sui等人(2012)研究中的效应量计算样本量，该研究中效应量的范围为0.34～0.68，因此本研究中设置f=0.30，α=0.05，1–β=0.95，计算得到的总样本量为17。共招募41名被试(年龄范围43～57岁，平均年龄45.86±9.39岁，男性18名)，所有被试均来自河南省，均至少有一个子女。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全部为右利手，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史，无脑创伤史，智力正常。
2.2 实验设计
采用4(身份标签：自我、子女、母亲、陌生他人)×2(匹配状态：匹配、不匹配)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无关变量及其控制见实验材料及实验程序部分。
2.3 实验材料
(1)几何图形
几何图形分别为正方形、三角形、圆形、五角星。实验中的几何图形均为实心的几何图形，颜色均为黑色，并使其在拓扑学特征上相匹配。在灰色的背景底色上呈现。
(2)姓名
实验中用到的对应身份的姓名由每位被试在进入实验室之前提供(实验前告知被试需提供对应身份的真实姓名作为实验材料，且提供的姓名仅用于实验，保证保密性；若被试有多个子女，则使用最小的子女的名字)，陌生他人的姓名由主试提供且固定使用。所有姓名的字数都固定为两个字，若姓名是三个字或以上，都选择最后两个字。所有名字均为黑色字体，在灰色背景上进行呈现。
2.4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 2.0编制实验程序并收集数据。被试进入实验室后，首先进行练习，然后完成正式实验。
(1)练习
正式实验之前首先让被试进行练习，练习包括学习、慢速测试和快速测试三个阶段。慢速测试任务的目的是帮助被试熟悉测试的正确反应方法。快速测试任务的目的是测试被试的记忆效果。为确保被试真正掌握并理解实验任务，被试在快速测试任务中的正确率达到70%以后才能进入正式实验，否则将再次进行练习。
学习阶段。在屏幕上呈现所有身份对应姓名与几何图形的配对，要求被试按照其对应关系进行记忆，记忆时间为20 s。
慢速测试阶段。被试识记完成后进行慢速测试阶段。该阶段共包含24个试次，匹配和不匹配各一半，不匹配情况下四种身份与几何图形随机配对呈现。每个试次中首先呈现500 ms的注视点，接着呈现2500 ms随机配对的姓名和图形对(按键反应后消失)，要求被试对姓名−图形是否与学习阶段的配对一致进行按键判断，匹配按“A”键，不匹配按“K”键(按键在被试间平衡)。1000 ms的空屏之后，对被试判断结果的正确性进行反馈，时间为3000 ms，反馈信息为“你的反应正确/错误/慢了”，并在反馈信息下面呈现正确的配对。图形和姓名之间的正确配对关系在被试间进行随机平衡。
快速测试阶段。与慢速测试阶段流程相同，但将姓名−图形对呈现时间缩短为1000 ms，要求被试对姓名−图形是否与学习阶段的配对一致进行按键判断，匹配按“A”键，不匹配按“K”键(按键在被试间平衡)，同时不再呈现反馈信息。
(2)正式实验
除没有慢速测试阶段外，正式实验的流程和练习阶段基本相同：先进行学习阶段，在屏幕上呈现所有身份对应姓名与几何图形的配对，要求被试按照其对应关系进行记忆，记忆时间为20 s，再次巩固被试的记忆，然后直接进入快速测试阶段，要求被试对姓名−图形是否与学习阶段的配对一致进行按键判断。正式实验共包括4个组块，每个组块包括24个试次，24个试次的设置与练习阶段相同，共计96个试次。在每个组块之间设置休息阶段，休息时长由被试自行控制。正式实验流程如图1 所示。
3 结果
3.1 正确率
对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平均正确率进行统计，结果见表1 。
表1 不同条件下图形匹配判断的平均正确率和反应时(M±SD) |
| 身份标签 | 匹配 | 不匹配 | 辨别力d’ | |||
| 正确率 | 反应时(ms) | 正确率 | 反应时(ms) | |||
| 自我 | 0.95±0.06 | 756±106 | 0.90±0.08 | 874±90 | 3.32 | |
| 子女 | 0.92±0.09 | 817±98 | 0.90±0.07 | 907±94 | 3.01 | |
| 母亲 | 0.93±0.08 | 832±94 | 0.91±0.08 | 909±91 | 3.11 | |
| 陌生他人 | 0.88±0.12 | 853±111 | 0.92±0.06 | 884±101 | 2.88 | |
对正确率进行4(身份标签：自我、子女、母亲、陌生他人)×2(匹配状态：匹配、不匹配)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身份标签主效应边缘显著，F(3, 38)=2.25，p=0.09，η$ {_{\rm p}^2}$ =0.05。匹配状态主效应边缘显著，F(1, 40)=3.25，p=0.08，η${_{\rm p}^2} $ =0.08。匹配状态与身份标签的交互效应显著，F(3, 38)=7.43，p<0.05，η${_{\rm p}^2} $ =0.3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匹配条件下，身份标签为自我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身份标签为陌生他人时的正确率，p<0.05，身份标签为自我时的正确率与身份标签是子女(p=0.19)和母亲时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p=0.48)，身份标签为子女时的正确率与身份标签为陌生他人时无显著差异，p=0.32，身份标签为母亲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身份标签为陌生他人时的正确率，p<0.05；不匹配条件下，身份标签对正确率无显著影响，p=0.16。身份标签为自我时，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不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p<0.001；身份标签为母亲时，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边缘显著高于不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p=0.06；身份标签为子女时，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与不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p=0.19；身份标签为陌生他人时，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不匹配状态下的正确率，p<0.05。
3.2 辨别力
结合匹配条件和不匹配条件的成绩，使用信号检测论方法计算各身份标签下的辨别力d’值，结果见图2 。
以辨别力d’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身份标签)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身份标签主效应显著，F(3, 38)=4.34，p<0.05，η$ {_{\rm p}^2} $ =0.26。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发现，身份标签为自我时的辨别力d’显著高于身份标签为陌生他人时的辨别力，p<0.05，身份标签为自我时的辨别力d’与身份标签为子女(p=0.33)和母亲(p=1.00)时的辨别力无显著差异。身份标签为子女时的辨别力(p=1.00)和身份标签为母亲时的辨别力(p=0.50)均与身份标签为陌生他人时的辨别力无显著差异。
3.3 反应时
删除未做出反应的以及反应时小于200 ms的数据，然后去掉反应时在平均数3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接下来删掉反应错误的数据，剩余数据占41个被试所有数据的94.8%，得出所有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对图形匹配的平均反应时，如表1 所示。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身份标签的主效应显著，F(3, 38)=20.77，p<0.001，η${_{\rm p}^2} $ =0.34。匹配状态的主效应显著，F(1, 40)=227.20，p<0.001，η${_{\rm p}^2} $ =0.85。匹配状态与身份标签的交互效应显著，F(3, 38)=11.77，p<0.001，η${_{\rm p}^2} $ =0.4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匹配条件下，身份标签自我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身份标签子女(p<0.001)、母亲(p<0.001)和陌生他人(p<0.001)下的反应时，身份标签子女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身份标签陌生他人下的反应时，p<0.05，身份标签母亲下的反应时与身份标签陌生他人时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p=0.44；在不匹配条件下，身份标签自我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身份标签子女(p<0.05)、母亲(p<0.001)下的反应时，身份标签陌生他人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身份标签子女(p<0.05)和母亲(p<0.05)下的反应时。在四种身份标签条件中，匹配状态下的反应时均显著短于不匹配状态下的反应时(自我，p<0.001；子女，p<0.001；母亲，p<0.001；陌生他人，p<0.05)。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采用修正的知觉匹配范式，考察了自我参照、子女参照和母亲参照对几何图形知觉匹配任务的影响。这是对以往自我参照研究中存在的实验材料熟悉性问题的改进，也是对自我相关领域研究的扩展，进一步探究了中年中国人的自我建构方式。结果发现，自我、子女以及母亲可以很快和抽象几何图形建立联结，并促进知觉加工，产生自我、子女以及母亲参照效应。
本实验中，当身份标签和几何图形匹配时，被试中存在自我参照效应。这一结果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Sui et al., 2012; Sui et al., 2016)，说明即使是新建立的几何图形和自我之间的联系也能够促进知觉加工，这种自我优势可能反映了独立于自我面孔等熟悉刺激领域的核心自我成分在促进行为表现方面的作用。Sui等人(2014)的研究在中国大学生被试中发现了母亲参照效应，本研究中同样发现了母亲参照优势现象，说明对于中国中年人群体来说，他们的自我中包含母亲。张静等人(2016)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年被试的记忆成绩存在子女参照效应，本研究在反应时结果中也出现子女参照效应，说明中年人群体的自我中可能是包含子女的。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正确率结果，本研究发现自我结构中可能是包含“母亲”的，即存在母亲参照效应。在反应时结果中却发现母亲参照效应消失，出现了子女参照效应。出现上述结果可能是因为出现了反应时正确率权衡问题。本研究推测，出现反应时正确率权衡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本研究的被试群体是中年人，部分被试的母亲已经离世，母亲已经从自我概念中淡出，可能会导致母亲参照效应减小，甚至不会出现母亲参照效应。这与吴慧芬等人(2021)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发现母亲参照效应仅出现在母亲健在组被试中，而母亲离世组被试并不表现出母亲参照效应。(2)物理距离会影响亲子间的亲密关系，导致他们之间的联结变弱(Blomberg & Sahlberg-Blom, 2007)。本研究采用的被试为中年人，母亲和子女大多数已经逐渐离开他们的家庭，他们与父母及子女的互动频率大大减少，从而导致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度下降(Kalmijn, 2016)。然而亲密程度是产生亲密他人参照效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周丽, 苏彦捷, 2008)。中年人和子女及其母亲的亲密度下降，导致子女和母亲逐渐从个体的自我图式中剥离出来，他们就失去了和自我类似的独特性，无法促进知觉加工。而自我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会根据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环境构建合适的自我结构(买热巴·买买提, 吴艳红, 2017; Chiu & Kwan, 2016; Morris et al., 2015)。因此当父母与子女进行互动之后再对父母进行测验，就又会显示出参照子女加工的优势效应，所以缺乏互动或者物理距离远并不会导致子女被完全排除在自我之外，而是短暂的淡出。(3)在日常生活中，中年人被试会经常提到子女的名字，但很少会提到母亲的名字。由此，可能会造成被试对母亲及子女姓名的熟悉度产生差异。(4)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记忆能力逐渐下降、认知资源减少(Kvavilashvili et al., 2009)，因此在高负荷的记忆任务下，被试可能会更加优先选择记忆与自我相关的刺激，而无暇顾及自我之外的他人。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测试时呈现的几何图形和身份标签对匹配的情况，在不匹配情况下，被试的正确率显著降低，反应时显著增长，并且，身份标签自我、陌生他人条件下的反应时均显著短于身份标签子女、母亲下的反应时。本研究推测，上述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在不匹配情况下，新的身份标签与几何图形的配对给被试带来了认知冲突，而认知冲突会减慢被试的反应速度，冲突越强个体判断的正确率越低、反应速度越慢(Chuderski et al., 2016; Scannella et al., 2016)。在本研究中，由于被试对陌生他人相关的记忆成绩较差，因此被试在不匹配情况下感知到的冲突较弱，反应速度相对较快。相反，被试对与自我、子女、母亲相关的记忆存在显著的加工优势，所以在不匹配情况下，被试感知到的冲突更强。然而相比于自我，子女和母亲的加工优势较小(管延华, 迟毓凯, 2013; 张静 等, 2016; Enock et al., 2018)，因此，与自我配对的图形和子女或母亲同时呈现时产生的冲突要大于与子女或母亲配对的图形和自我同时呈现时产生的冲突，进而导致参照自我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参照子女、母亲的反应时。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不足。本研究并没有控制被试的子女个数、子女是否组建新的家庭以及母亲是否健在这几个因素。而母亲是否健在会影响到个体的母亲参照(吴慧芬 等, 2021)。子女数量以及子女是否组建新的家庭对个体作为母亲的意义是否会有影响也不得而知，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将被试的子女数量这一因素也纳入研究范围，探究子女数量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子女参照效应。
5 结论
在中年人被试中，母亲参照和子女参照同自我参照一样，能够促进知觉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