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普及，网络成瘾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对网络成瘾尚未形成统一定义。Young(1998)曾将网络成瘾定义为一种不涉及物质依赖的“冲动控制障碍”(impulse-control disorder)。也有研究者将其视为对互联网的强迫性、冲动性使用，主要特征包括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在无法使用互联网时出现愤怒、紧张、抑郁和焦虑，以及逐渐增加互联网使用时间以获得满足感(Tao et al., 2010)。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变得日益普遍(Zhou et al., 2024)，有研究认为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发病率为15.3%～32.5%(Wang et al., 2024)。网络成瘾会引发青少年一系列心理行为问题，例如，攻击行为的增多(Zhang et al., 2022)，自杀意念的增强(Arrivillaga et al., 2020)，以及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加剧(Wang et al., 2024)。因此，本研究旨在基于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深入探讨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这将为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和促进其心理健康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model, I-PACE)认为网络成瘾是个体特征(如人格、遗传易感性)、情绪状态(如负面情绪的调节需求)、认知(如注意偏向、行为预期)和执行(如抑制控制和决策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Brand et al., 2016)。虽然该模型较为全面地解释了网络成瘾行为的形成机制，但在考虑个体特征时，未能充分纳入社会关系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依恋关系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Bowlby, 1982)。在青春期，个体对父母的依恋减少，而逐渐转向对朋友的依恋(Allen et al., 2004)。同伴依恋是青春期个体依恋的重要表现形式(Cassidy, 2008)。同伴依恋在塑造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Oldfield et al., 2018)，较低的同伴依恋安全感可能是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键因素(Reiner et al., 2017)。良好的同伴依恋能够弥补父母依恋中的不足，进一步为青少年发展提供安全基地(Jorgensen & Stedman, 2006)。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已引起大量研究关注，但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大多数研究表明，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负向预测关系，即同伴依恋会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Badenes-Ribera et al., 2019; Teng et al., 2020)。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对网络成瘾并无直接影响(Ballarotto et al., 2021)。此外，还有一小部分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对网络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同伴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网络成瘾的风险也越高(Ariani et al., 2018)。综上，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尚存争议，仍需进一步探讨。
除了探讨同伴依恋和网络成瘾间的直接关系外，两者间的内在机制也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指出，应对方式可能在个体特征和网络成瘾间起中介作用(Brand et al., 2016)。应对方式是指在面对压力和外部事件时，个体为了适应新环境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应对策略(王丽园, 2024)。根据个体对压力的态度，应对方式可以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Folkman & Lazarus, 1988)。积极应对方式包括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和合理解释等，消极应对方式包括逃避、否认、幻想等。同伴依恋反映了个体特征的重要方面(Bowlby, 1982)。安全的同伴依恋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和归属感(钟歆 等, 2014)，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肖丹, 2023)。在现实生活中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减少个体在网络中寻求情感满足的需求(Deci & Ryan, 2000)，从而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相反，不安全的同伴依恋会使个体感到孤独和无助(钟歆 等, 2014)，使其在现实生活中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Brand et al., 2014; Davis, 2001; Kardefelt-Winther, 2014)。因此，应对方式可能在同伴依恋和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指出，个体特征会通过其对外部刺激的情绪和认知反应进一步影响网络成瘾(Brand et al., 2016)。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对不幸、逆境或挫折等压力情境的有效适应能力，包括对困境的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可能在青少年同伴依恋和网络成瘾间起中介作用(胡月琴, 甘怡群, 2008; Russo et al., 2012)。亲密关系对青少年心理韧性具有重要作用，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李海垒, 张文新, 2006)。多数研究表明，与具有不安全同伴依恋的青少年相比，安全同伴依恋的青少年通常表现出更高的心理韧性水平(高鹏程 等, 2019; Oldfield et al., 2018)。此外，很多研究发现心理韧性是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心理韧性水平会降低个体网络成瘾的风险(Yilmaz & Yilmaz, 2023)。文咏婕(2020)以1350名中学生为被试发现，心理韧性在亲子依恋和网络成瘾间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和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同伴依恋可能通过影响应对方式，进而影响心理韧性，最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影响。应对方式是心理韧性的保护因素之一(蔡雪斌 等, 2018)。根据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个体因素和环境诱发因素共同影响网络成瘾(Brand et al., 2016)。经历消极事件时，具有安全同伴依恋的青少年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钟歆 等, 2014)，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从而提高心理韧性(Guo, 2019)，减少对虚拟网络的依赖(Yilmaz & Yilmaz, 2023)。拥有不安全同伴依恋的青少年在面对压力时更易感到孤独和无助(钟歆 等, 2014)，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肖丹, 2023)，这不仅削弱了其心理韧性(蔡雪斌 等, 2018)，还降低了执行的有效性，导致心理韧性失调性重组，从而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Richardson, 2002; Wegmann et al., 2018)。由此可见，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可能在同伴依恋和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拟探讨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直接作用以及应对方式、心理韧性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青少年同伴依恋负向预测其网络成瘾。(2)应对方式在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同伴依恋通过促进积极应对方式并减少消极应对方式，显著降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3)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间起中介作用。(4)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同伴依恋通过促进积极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方式并增强心理韧性，从而显著降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本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广东省惠州市随机选取了4所中学，并对这4所中学的初中生进行问卷测试。剔除问卷填写不完整、填写时间少于5分钟、连续选择相同选项以及未能通过测谎题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936份。初一年级424人(45.30%)，初二年级474人(50.64%)，初三年级38人(4.06%)，平均年龄为13.48岁(SD=0.74岁)。男生417人(44.55%)，女生519人(55.45%)；独生子女68人(7.26%)，非独生子女868人(92.74%)。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并且没有精神病史。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依恋
采用父母同伴依恋量表中的同伴依恋分量表测量青少年的同伴依恋关系(Armsden & Greenberg, 1987)。该量表共包括25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评分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疏离维度反向计分后计算所有条目总分，总分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同伴依恋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显示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2.2.2 应对方式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测量应对方式(解亚宁, 1998)。该量表包括积极应对方式(12题)和消极应对方式(8题)两个维度，共包括20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评分范围从1(“极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在本研究中，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和0.84。
2.2.3 心理韧性
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测量心理韧性(胡月琴, 甘怡群, 2008)。该量表包括27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评分范围从1分(“完全不符合”)到5分(“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4 网络成瘾
采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评估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陈淑惠 等, 2003)。该量表共包含26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评分范围从1分(“极不符合”)到4分(“非常符合”)。该量表的总分范围为26～104，总分越高表示受测者网络成瘾倾向越严重。总分大于67/68分可判定为网络成瘾(Ko et al., 2009)。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3 施测程序和数据分析
在获得学校知情同意后，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施测。学生先填写知情同意书，再由班主任讲解填写注意事项，随后完成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的问卷，并在填写后立即收回。
在数据分析方面，采用SPSS26.0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Mplus8.3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评估同伴依恋、应对方式、心理韧性和网络成瘾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有7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为24.34%，低于40%的临界值，表明各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Aguirre-Urreta & Hu, 2019)。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如表1 所示，同伴依恋、积极应对方式、心理韧性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网络成瘾成正相关；同伴依恋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而与积极应对方式、心理韧性呈正相关。心理韧性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而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1.性别 | |||||||||||
| 2.年龄 | 2.48 | 0.74 | 0.00 | ||||||||
| 3.父亲受教育水平 | 0.01 | 0.04 | |||||||||
| 4.母亲受教育水平 | 0.04 | 0.06 | 0.58** | ||||||||
| 5.独生子女 | −0.07* | 0.02 | 0.10** | 0.08* | |||||||
| 6.同伴依恋 | 90.80 | 13.04 | 0.03 | 0.00 | 0.11** | 0.12** | 0.03 | ||||
| 7.积极应对方式 | 2.84 | 0.48 | 0.03 | 0.01 | 0.11** | 0.06 | 0.06 | 0.39** | |||
| 8.消极应对方式 | 2.32 | 0.51 | 0.07* | 0.04 | −0.07* | 0.04 | 0.03 | −0.12** | 0.06 | ||
| 9.心理韧性 | 3.37 | 0.55 | 0.05 | 0.05 | 0.15** | 0.14** | 0.10** | 0.52** | 0.55** | −0.34** | |
| 10.网络成瘾 | 46.90 | 13.57 | −0.08* | 0.07* | −0.10** | −0.07* | −0.08* | −0.22** | −0.23** | 0.33** | −0.42**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Mplus8.3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利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1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
首先建立模型考察控制青少年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独生子女后，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发现，模型为饱和模型；同伴依恋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β=−0.21, p<0.001)。
其次建立两个模型分别探讨控制青少年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独生子女后，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其中模型一考察积极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模型二考察消极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模型一拟合良好，模型拟合指数为χ2=33.45，df=10，CFI=0.97，TLI=0.94，RMSEA[90%CI]=0.05[0.03, 0.06]，SRMR=0.04。如图2 所示，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0.15, 95%CI=[−0.20, −0.12], p<0.001)，其占总效应的比值为74.88%。积极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β=−0.07, 95%CI=[−0.09, −0.05], p<0.001)，其占总效应的比值为30.33%。
模型二拟合良好，模型拟合指数为χ2=30.56，df=10，CFI=0.97，TLI=0.94，RMSEA[90%CI]=0.05[0.03, 0.07]，SRMR=0.04。如图3 所示，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0.16, 95%CI=[−0.21, −0.12], p<0.001)，其占总效应的比值为76.78%。消极应对方式在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间起完全中介作用(β=−0.03, 95%CI=[−0.05, −0.01], p<0.01)，其占总效应的比值为12.32%。消极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网络成瘾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β=−0.01, 95%CI=[−0.019, −0.005], p<0.001)，其占总效应的比值为5.21%。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直接预测作用，也能通过三条间接路径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应对方式、心理韧性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支持了假设1。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陈云祥 等, 2018; Wu et al., 2024)。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强调个体特征对网络成瘾的重要作用(Brand et al., 2016)，但忽略了社会关系这一关键因素。本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拓展了该模型的理论视角。在青春期，个体对父母依恋逐渐转向对同伴的依恋(Allen et al., 2004)。良好的同伴依恋关系可以给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支持，使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能及时从同伴处获得支持和安慰(Bowlby, 1982)。对于同伴依恋质量较低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往往也缺乏高质量的亲子依恋(邓伟, 朱志惠, 2018)，在青春期更容易体验到孤独感和无助感。因此，面对青春期的压力，虚拟网络成为其发泄和放松的途径，使其更容易陷入网络成瘾。
本研究部分验证了假设2，即本研究发现较差的同伴依恋关系会促使青少年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进而使其更加沉迷于虚拟网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肖丹, 2023; Lei et al., 2018)。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指出，个体的应对方式可能在个体特征与网络成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该研究结果为这一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不安全同伴依恋的青少年会体会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和与同伴交流的困难(钟歆 等, 2014)，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肖丹, 2023)，互联网成为其表达沮丧并寻求逃避的平台(Wegmann et al., 2018)。
此外，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3，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间起中介作用。这也意味着安全的同伴依恋可以提高青少年对压力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其心理韧性，从而降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DeMaranville et al., 2022; Shanahan et al., 2022)。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认为个体特征会影响青少年对环境的认知和情绪反应，进而影响网络成瘾。本研究结果进一步完善了该模型的理论框架，并为网络成瘾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依恋是个体与他人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会影响包括心理韧性在内的个体的个性、认知和情感(Bowlby, 1982)。心理韧性是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其患网络成瘾的概率越小(Cao et al., 2022; Yilmaz & Yilmaz, 2023)。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对生活持有乐观、热情的态度，更容易体验到积极情绪，能够快速从情绪刺激中恢复平静，从而有效缓解压力并保持心理平衡(Block & Kremen, 1996; Klohnen, 1996)。相较之下，心理韧性低的个体更易沉浸于负面情绪，导致心理资源耗竭和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并增加对虚拟网络的依赖(Yi et al., 2020)。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和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大于应对方式，这可能与青少年的发展特征有关。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正处于快速的生理和心理发育阶段，情绪波动较大，且自我调控能力尚未完全成熟(Blakemore & Mills, 2014)。心理韧性作为一种核心的心理资源(Masten, 2001)，可以增强青少年对压力的适应能力，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从而在抑制网络成瘾行为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相较之下，应对方式作为行为层面的策略，尽管在短期情境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稳定性和长期影响力可能相对较弱。
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和青少年网络成瘾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4，即同伴依恋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心理韧性，进而影响网络成瘾。本研究将同伴依恋纳入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对网络成瘾机制的理解。同伴依恋作为个体特征，通过引发孤独感和无助感，促使青少年更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Abraham & Kerns, 2013)，而消极应对方式会削弱心理韧性(Campbell-Sills et al., 2006; Kural & Kovacs, 2021)，进而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Yilmaz & Yilmaz, 2023)。这一路径与网络成瘾的个人−情绪−认知−执行交互模型的成瘾行为机制相符，即个体特征通过情绪和认知的交互作用影响成瘾行为的形成(Brand et al., 2016)。
本研究结果对帮助青少年减少网络成瘾具有重要启示。首先，本研究发现同伴依恋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此结果提示同伴依恋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情感上的依靠和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钟歆 等, 2014)。因此，学校和家庭可以通过组织团队活动、合作学习等方式，促进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支持，增强同伴依恋。此外，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引导青少年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Lei et al., 2018)和提升其心理韧性(Cao et al., 2022)可以有效降低其网络成瘾风险。因此，学校可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帮助学生认清逃避现实的危害，并引导其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如寻求帮助和解决问题。家长应关注孩子心理状态，给予支持与鼓励，以提升心理韧性，增强抗压能力，降低网络成瘾风险。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横断研究设计在揭示因果关系时可能存在偏差，未来可采用纵向设计深入探讨变量关系。其次，研究仅涉及广东省四所中学的初中生，未涵盖全体青少年，且样本地域受限，影响结论普适性。未来应扩大样本范围，涵盖更多年龄段和地域。再次，本研究未探讨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关系的边界条件，如个体特质、家庭支持、文化背景等，以及青少年上网情况、情绪调节能力等其他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采用复杂模型设计，深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使用Mplus将变量处理为显变量，虽然操作性强，但可能忽略潜变量分析中的数据残差信息，限制对变量关系的精确揭示。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潜变量模型，以提高结果的解释力和可靠性。
5 结论
(1)同伴依恋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即同伴依恋安全性越高，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概率越小。(2)消极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都可以中介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间的关系。(3)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在同伴依恋和青少年网络成瘾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形成了“同伴依恋→应对方式→心理韧性→网络成瘾”这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