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汉字以形表义，书写汉字是儿童习得汉字的重要途径与手段(Wu et al., 1999)。书写帮助儿童掌握不同汉字所表征的形、音、义信息以及各类表征信息之间的联结程度(Tan et al., 2005)，是儿童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语文教材写字表规定了儿童在不同年级和学期需学会书写的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从而客观定义了不同汉字被儿童学会书写的习得年龄(age of acquisition, AoA)(陈宝国 等, 2006; Cai et al., 2022)。那么，汉字的书写习得年龄是否影响儿童的书写过程？即与书写习得年龄晚的汉字相比，儿童在完成书写习得年龄早的汉字时是否速度更快、正确率更高，产生书写习得年龄效应？探讨此问题一方面可明确汉字书写习得年龄的心理意义，扩展习得年龄效应的研究(Elsherif et al., 2020)；另一方面能深入探讨儿童汉字书写过程的特征(丁嫄 等, 2021; Tan et al., 2005)，揭示汉字书写学习与书写过程的规律(Lu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2)。
研究者用习得年龄(陈宝国 等, 2006; Elsherif et al., 2020; Juhasz, 2005)描述个体以口语或书面语形式习得某个词汇的年龄，反映词汇以不同形式被个体习得时有先后顺序。依据成人主观评定的词汇习得年龄，研究者在词汇命名、真假词汇判断、语义范畴判断和句子阅读等任务中均发现存在习得年龄效应(陈宝国 等, 2006; Elsherif et al., 2020; Juhasz, 2005; Wang et al., 2024; Xu et al., 2021)。与采用主观评定法确认习得年龄相比，研究者根据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表来客观确定不同汉字的识字习得年龄，同样发现成人在真假汉字判断和汉字命名任务中存在习得年龄效应(Cai et al., 2022)，还发现儿童在完成真假汉字判断(管益杰, 方富熹, 2001)、汉字命名(管益杰, 方富熹, 2002; 巫金根 等, 2024)和语音范畴判断任务(巫金根 等, 2024)中也存在习得年龄效应。研究者认为：与晚习得词汇相比，早习得词汇充分利用知识网络系统的可塑性来形成稳定的形音、形义之间的表征，并稳固在心理词典中，处于知识网络系统的中心位置，与其他词汇、概念有更多的联结，因而个体识别和产出早习得词汇的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形成稳定的习得年龄效应(Elsherif et al., 2023)。特别是汉字，其形音与形义之间的映射关系没有明确规律、任意性较强，个体无法利用早习得的映射关系来识别晚习得词汇，于是习得年龄效应更为明显(Elsherif et al., 2023)。
虽然现有研究在汉字识别的不同任务中发现了习得年龄效应，但在汉字书写任务中是否也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仍不明确。汉字识别从字形中提取语音、语义信息，是一个理解与输入的过程(李利平 等, 2020; 栾辉 等, 2001)；而汉字书写则根据字形或语音、语义信息提取字形并写出字形，是一个产生与输出的过程(丁嫄 等, 2021; 李利平 等, 2020; 栾辉 等, 2001)。相对来说，汉字书写任务比汉字识别任务更复杂(李利平 等, 2020)。一方面，汉字识别任务中的习得年龄效应不能简单推论到汉字书写任务中；另一方面，书写任务不仅基于汉字识别的过程与结果，还依赖这一结果支撑来完成相应的书写过程，于是在书写任务的提取字形阶段和书写字形阶段均有可能产生习得年龄效应。Su等人(2022)采用听写任务考察香港大学生书写4376个繁体字，发现采用7点量表评定的汉字习得年龄负向预测书写正确率，显示出习得年龄效应。然而，主观评定的汉字习得年龄难以明确习得年龄效应来自书面文本还是口语文本(Su et al., 2022)。Wang等人(2020)采用听写任务考察大学生完成1600个汉字的书写过程。发现字频、识字习得年龄和汉字文本多样性是书写潜伏时间、书写持续时间和书写正确率最重要的预测变量。Wang等人的研究明确采用了书面汉字的客观识字习得年龄，表明识字习得年龄与字频一样，不仅影响个体的汉字识别过程，还影响个体今后的书写过程。然而小学语文是“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编写安排与教学策略，使得很多汉字的识字习得年龄比书写习得年龄早，无法从该研究结果中确认有效、真实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为探究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对书写汉字过程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书写习得年龄早期、中期和晚期共三类汉字，考察小学六年级学生在抄写和听写任务中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汉字识别存在习得年龄效应，而执行汉字书写的中央过程(认知编码阶段)(Wang et al., 2020)类似汉字识别，同样需要提取汉字的形、音、义等表征信息。据此推测，儿童在完成抄写和听写汉字任务时，书写习得年龄早比书写习得年龄晚的汉字书写潜伏时间更少，表现出书写习得年龄效应。与汉字识别相比，汉字书写还存在输出各笔画的运动执行过程，即外周过程(运动执行阶段)(Wang et al., 2020)。如果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影响儿童汉字书写过程中的字形表征稳定性和具体书写动作，推测在抄写和听写任务中，书写习得年龄早比书写习得年龄晚的汉字书写持续时间更少、正确率更高。
2 实验1：抄写任务中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实验被试为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的学生，在G*Power3.1(Faul et al., 2009)中选择单因素重复测量，确定中等效应量(f=0.25)，并设置α为0.05、统计检验力为80%，分析结果建议至少需要28名被试。实验前采用汉字识别测试(李利平 等, 2020)、词表阅读测试和快速命名数字测试(程亚华 等, 2018)排除识字能力差的被试。最终选取31名有效被试(女15名)，平均年龄12.4±0.7岁。所有被试的母语为汉语，均为右利手，此前无参加书法培训的经历。
2.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三水平的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其三个水平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对应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语文教材写字表的汉字。
2.1.3 实验材料
参考已有研究定义识字习得年龄的方法(Cai et al., 2022)，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语文教材写字表中的汉字书写习得年龄规定为6.5岁，之后的每学期增加0.5岁。据此标准，本研究中的汉字书写习得年龄为早期6.5～7.0岁、中期8.5～9.0岁、晚期10.5～11.0岁。参考不同年级小学生所学汉字的字频统计方法(巫金根 等, 2024; Li et al., 2022)来构建语料库，选取书写习得年龄早期、中期和晚期各40个字，各项指标信息见表1 。
表1 实验1目标字各项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 |
| 指标 | 书写习得年龄 | ||
| 早期 | 中期 | 晚期 | |
| 书写习得年龄(岁) | 6.98(0.11) | 8.83(0.24) | 10.68(0.24) |
| 识字习得年龄(岁) | 6.69(0.25) | 7.95(0.77) | 8.59(1.19) |
| log字频(次/百万) | 2.83(0.44) | 2.10(0.17) | 2.08(0.25) |
| 笔画数 | 9.10(1.15) | 9.20(2.26) | 9.20(2.51) |
| 上下结构汉字(个) | 18 | 11 | 12 |
| 左右结构汉字(个) | 16 | 23 | 17 |
| 其他结构汉字(个) | 6 | 6 | 11 |
统计分析发现，三组目标字的书写习得年龄存在显著差异，F(2, 117)=3187.52，p<0.001；识字习得年龄也存在显著差异，F(2, 117)=54.23，p<0.001。识字习得年龄和书写习得年龄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是r=0.68，p<0.001。log字频存在显著差异，F(2, 117)=76.49，p<0.001。笔画数无显著差异，F(2, 117)=0.03，p=0.969。各种结构类型的汉字数量在组间得到平衡(ps>0.05)。
2.1.4 实验仪器与程序
实验程序用PsychoPy3编程(Peirce et al., 2019)，在HUAWEI笔记本电脑(刷新频率为60 Hz，13.9英寸显示器)上运行。目标字是华文楷体，以750×500像素呈现在屏幕正中间，三组书写习得年龄条件和组内目标字在程序中均随机呈现。使用Wacom品牌的Intuos Pro L写字板和0.4毫米数字中性笔记录被试的书写过程(Su et al., 2022)。实验过程如图1 所示。目标字在“+”呈现500 ms后出现，被试随即开始又快又准地抄写。抄写结束后，被试按空格键进入下一个试次。所有被试单独接受施测，有5次练习熟悉实验过程。被试抄写完成一组目标字后有短暂休息，需要20分钟左右完成实验任务。
2.1.5 实验指标与数据处理
实验指标如下：(1)书写潜伏时间，是指从目标字在屏幕上呈现到笔尖接触纸张的时间间隔，单位是秒；(2)书写持续时间，是指笔尖第一次接触纸张到写完目标字的最后一笔、笔尖离开纸张的时间间隔，单位是秒；(3)书写正确率，是指正确试次数除以总试次数的比率。被试抄写结果中有以下情况之一视为错误：(1)给目标字增添或删减笔画；(2)字迹模糊无法辨认；(3)书写目标字以外的其他字；(4)没有书写的空白反应。
数据处理在R语言(R Core Team, 2023)环境中进行，使用lme4软件包(Bates et al., 2015)对书写潜伏时间和书写持续时间进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对正确率进行分析(Brown, 2021)。分析过程中，对书写潜伏时间和书写持续时间进行$ {\mathrm{l}\mathrm{o}\mathrm{g}}_{10} $ 对数转化，为了方便理解，在文中报告未转化的数据。由于三组目标字的字频和识字习得年龄存在差异，分析数据时便将字频和识字习得年龄作为协变量分别纳入线性混合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中进行拟合。当最大模型不能收敛时，去掉最小方差的随机因子，使模型达到收敛(Brown, 2021)，并用贝叶斯因子计算支持实验假设的概率(Wagenmakers et al., 2018)。
2.2 结果
分析数据前删除错误试次44个，删除潜伏时间超过5秒的试次7个，删除持续时间超过10秒的试次2个，共删除总试次数的1.4%。删除小于1.5倍下四分位距和大于1.5倍上四分位距的试次，共有3435个试次进入分析。实验1的结果见表2 。
表2 抄写任务的书写潜伏时间、书写持续时间和书写正确率的平均值(标准差) |
| 书写习得年龄 | 书写潜伏时间(s) | 书写持续时间(s) | 书写正确率 |
| 早期 | 1.08(0.18) | 2.29(0.50) | 0.99(0.05) |
| 中期 | 1.10(0.20) | 2.52(0.82) | 0.99(0.06) |
| 晚期 | 1.12(0.20) | 2.62(0.84) | 0.97(0.17) |
对于书写潜伏时间，分析发现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早期无显著差异(b=0.003, SE=0.003, t=0.96, p=0.340)，而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中期存在显著差异(b=0.01, SE=0.002, t=2.33, p=0.022)，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早期也存在显著差异(b=0.01, SE=0.004, t=2.31, p=0.023)。贝叶斯因子支持存在书写习得年龄主效应，BF10=1.06。同时，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不显著(b=−0.000, SE=0.001, t=−0.01, p=0.992)，字频的效应也不显著(b=−0.002, SE=0.003, t=−0.79, p=0.433)。前述结果表明，书写潜伏时间支持儿童完成抄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对于书写持续时间，分析发现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早期存在显著差异(b=0.05, SE=0.01, t=7.52, p<0.001)，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中期存在显著差异(b=0.03, SE=0.01, t=6.50, p<0.001)，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早期也存在显著差异(b=0.08, SE=0.01, t=10.84, p<0.001)。贝叶斯因子支持存在书写习得年龄主效应，BF10=6.14×1021。同时，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显著(b=−0.02, SE=0.02, t=−9.61, p<0.001)，字频的效应不显著(b=−0.01, SE=0.01, t=−0.85, p=0.394)。前述结果表明，书写持续时间支持儿童完成抄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对于书写正确率，统计分析发现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早期无显著差异(b=−0.28, SE=1.12, Z=−0.25, p=0.807)，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中期存在显著差异(b=−2.08, SE=0.65, Z=−3.22, p=0.001)，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早期也存在显著差异(b=−2.36, SE=1.10, Z=−2.15, p=0.032)。贝叶斯因子支持存在书写习得年龄主效应，BF10=1.02。同时，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不显著(b=0.07, SE=0.26, Z=0.27, p=0.788)，字频的效应不显著(b=0.37, SE=0.97, Z=0.38, p=0.702)。以上结果说明，书写正确率支持儿童完成抄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以log字频、识字习得年龄、书写习得年龄和笔画数作为自变量来预测log10(书写潜伏时间)和log10(书写持续时间)。结果发现，(1)对于书写潜伏时间，只有书写习得年龄和笔画数进入回归方程，y=0.96+0.01(书写习得年龄)+0.01(笔画数)，R2=0.01；(2)对于书写持续时间，笔画数、书写习得年龄和log字频进入回归方程，y=0.33+0.23(笔画数)+0.04(书写习得年龄)−0.13(log字频)，R2=0.37。进入前述两个回归方程中的各预测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VIF<3)。以上结果说明，书写习得年龄是书写潜伏时间和书写持续时间的预测变量，表现为目标字的书写习得年龄值越大，书写所需的时间越多，支持儿童完成抄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2.3 讨论
实验1结果表明，书写潜伏时间指标支持儿童抄写汉字过程中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表明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影响抄写的中央过程(认知编码阶段)(Wang et al., 2020)；书写持续时间和正确率指标均支持儿童抄写汉字过程中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表明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影响抄写的外周过程(运动执行阶段)(Wang et al., 2020)。在抄写任务中，书写习得年龄是书写潜伏时间和书写持续时间的预测变量，说明汉字的书写习得年龄影响抄写任务的全过程(中央过程和外周过程)。
3 实验2：听写任务中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和实验设计
实验2的被试、实验设计同实验1。
3.1.2 实验材料
实验2选取书写习得年龄早期、中期、晚期各40个字，均未在实验1中出现。三组目标字的书写习得年龄、识字习得年龄和log字频的确定方法与实验1一致。参考已有研究(Wang et al., 2020)借助双字词听写目标字，从小学语文教材附录的词语表里选取含有目标字的双字词。采用五点量表评定方法(1为“非常不熟悉”，5为“非常熟悉”)，让未参加此次实验任务的30名小学六年级学生评定双字词的熟悉度。三组目标字的各项指标信息和双字词的熟悉度见表3 。
表3 实验2目标字的各项指标和双字词熟悉度的平均值(标准差) |
| 指标 | 书写习得年龄 | ||
| 早期 | 中期 | 晚期 | |
| 书写习得年龄(岁) | 6.98(0.11) | 8.78(0.25) | 10.63(0.22) |
| 识字习得年龄(岁) | 6.81(0.25) | 8.13(0.71) | 8.48(1.33) |
| log字频(次/百万) | 2.82(0.38) | 2.11(0.17) | 2.08(0.29) |
| 笔画数 | 9.11(1.26) | 9.20(1.94) | 9.20(2.37) |
| 双字词的熟悉度 | 4.74(0.12) | 4.71(0.25) | 4.71(0.27) |
| 上下结构汉字(个) | 15 | 12 | 13 |
| 左右结构汉字(个) | 19 | 23 | 21 |
| 其他结构汉字(个) | 6 | 5 | 6 |
统计分析发现，三组目标字的书写习得年龄存在显著差异，F(2, 117)=3230.74，p<0.001；识字习得年龄也存在显著差异，F(2, 117)=39.86，p<0.001。识字习得年龄和书写习得年龄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是r=0.64，p<0.001。log字频存在显著差异，F(2, 117)=79.65，p<0.001。双字词熟悉度无显著差异，F(2, 117)=0.23，p=0.794。笔画数无显著差异，F(2, 117)=0.03，p=0.964。各种结构类型的汉字数量在组间得到平衡(ps>0.05)。
3.1.3 实验仪器与程序
实验2的仪器与实验1一致。参考已有研究(Wang et al., 2020)，用正常语速的普通话重复朗读双字词中的目标字并录音，如“晃动的晃”。实验过程如图2 所示。当“+”呈现500 ms后，目标字对应的音频随即播放，被试根据听到的汉字开始又快又准地书写，书写完毕按空格键进入下一个试次，需要25分钟左右完成实验任务。
3.1.4 实验指标与数据处理
实验2的书写潜伏时间是指从目标字对应的双字词音频开始播放到笔尖接触纸张的时间间隔。其他指标定义和数据处理与实验1一致。
3.2 结果
分析数据前，删除错误试次731个，删除潜伏时间超过15秒的试次3个，删除持续时间超过10秒的试次3个，共删除总试次数的19.8%。删除只有3名被试听写正确的目标字“龟”。删除小于1.5倍下四分位距和大于1.5倍上四分位距的试次，最后有2986个试次进入分析。实验2的结果见表4 。
表4 听写任务的书写潜伏时间、书写持续时间和书写正确率的平均值(标准差) |
| 书写习得年龄 | 书写潜伏时间(s) | 书写持续时间(s) | 书写正确率 |
| 早期 | 3.37(0.63) | 2.22(0.54) | 0.94(0.23) |
| 中期 | 4.04(1.19) | 2.39(0.70) | 0.77(0.42) |
| 晚期 | 3.84(1.08) | 2.47(0.81) | 0.72(0.45) |
对于书写潜伏时间，分析发现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早期存在显著差异(b=0.05, SE=0.02, t=3.14, p=0.002)，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中期无显著差异(b=−0.02, SE=0.01, t=−1.83, p=0.070)，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早期无显著差异(b=0.03, SE=0.02, t=1.84, p=0.069)。贝叶斯因子支持存在书写习得年龄主效应，BF10=4.56×1014。同时，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显著(b=0.01, SE=0.01, t=2.59, p=0.011)，字频的效应不显著(b=−0.01, SE=0.02, t=−0.39, p=0.697)。前述结果表明，书写潜伏时间支持儿童完成听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表现在书写习得年龄中期的书写潜伏时间比早期更长。
对于书写持续时间，分析发现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早期无显著差异(b=0.01, SE=0.01, t=1.36, p=0.175)，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中期无显著差异(b=0.01, SE=0.01, t=1.71, p=0.087)，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早期存在显著差异(b=0.02, SE=0.01, t=2.40, p=0.016)。贝叶斯因子支持存在书写习得年龄主效应，BF10=1.69×109。同时，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显著(b=−0.01, SE=0.002, t=−3.75, p<0.001)，字频的效应显著(b=−0.04, SE=0.01, t=−5.79, p<0.001)。前述结果表明，书写持续时间支持儿童完成听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表现在书写习得年龄晚期的书写持续时间比早期更长。
对于书写正确率，统计分析发现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早期存在显著差异(b=−1.01, SE=0.20, Z=−5.14, p<0.001)，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中期无显著差异(b=−0.17, SE=0.10, Z=−1.70, p=0.089)，书写习得年龄晚期与早期存在显著差异(b=−1.17, SE=0.20, Z=−5.78, p<0.001)。贝叶斯因子支持存在书写习得年龄主效应，BF10=1.003。同时，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显著(b=−0.24, SE=0.04, Z=−5.48, p<0.001)，字频的效应显著(b=0.51, SE=0.19, Z=2.62, p=0.009)。以上结果说明，书写正确率支持儿童完成听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实验2也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以log字频、识字习得年龄、书写习得年龄和笔画数作为自变量来预测log10(书写潜伏时间)和log10(书写持续时间)。结果发现，(1)对于书写潜伏时间，只有识字习得年龄和字频进入回归方程，y=3.50+0.02(识字习得年龄)−0.03(log字频)，R2=0.09；(2)对于书写持续时间，只有笔画数和书写习得年龄进入回归方程，y=2.92+0.04(笔画数)+0.01(书写习得年龄)，R2=0.37。进入前述两个回归方程中的各预测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VIF<2)。以上结果说明，书写习得年龄是书写持续时间的预测变量，表现为目标字的书写习得年龄值越大，完成书写过程所需的时间越多，支持儿童完成听写任务时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
3.3 讨论
实验2结果表明，儿童听写汉字过程中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与实验1一致的是，书写习得年龄影响汉字书写运动过程，即外周过程。表现为儿童听写书写习得年龄早期目标字的书写持续时间比晚期更少、正确率更高，书写习得年龄是预测书写持续时间的预测变量。与实验1不同的是，实验2发现书写习得年龄对听写的中央过程(认知编码阶段)影响较弱，表现为书写习得年龄早期比中期目标字的书写潜伏时间更少，但书写习得年龄不是书写潜伏时间的预测变量。与抄写任务中存在明确的字形视觉信息输入不同，听写任务需要根据词的读音来激活词义信息，并将目标字对应的字形信息转化并浮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识字习得年龄和字频对转化过程的影响大于书写习得年龄。因此，在听写任务中，只有识字习得年龄和字频，而非书写习得年龄，成为书写潜伏时间指标的预测变量。说明汉字的书写习得年龄影响听写任务的外周过程。
4 总讨论
为探究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对儿童书写汉字过程的影响，此次研究设计了书写习得年龄早期、中期和晚期共三类汉字，考察同一被试在完成抄写与听写两个平行实验任务中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实验结果发现，在抄写和听写任务中，书写潜伏时间、书写持续时间和书写正确率这三项指标均支持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实验结果一方面明确了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影响儿童的书写过程并产生习得年龄效应，加深理解汉字书写学习的规律，另一方面也扩展了习得年龄效应的研究领域。
本研究证实了儿童书写汉字过程中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首先，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发现：(1)在书写潜伏时间指标上，书写习得年龄早期比晚期目标字的抄写潜伏时间更少，书写习得年龄早期比中期目标字的听写潜伏时间更少；(2)在书写持续时间指标上，书写习得年龄早期比晚期目标字的抄、听写持续时间均更少；(3)在书写正确率指标上，书写习得年龄早期比晚期目标字的抄、听写正确率更高。其次，贝叶斯因子分析结果发现，书写潜伏时间、书写持续时间和书写正确率均支持抄写和听写任务中存在书写习得年龄主效应。最后，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书写习得年龄是抄写潜伏时间、抄写和听写持续时间的重要预测变量。前述结果一致支持儿童书写汉字过程中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以往研究依据主观评定(Su et al., 2022)或语文教材识字表(Wang et al., 2020)确定汉字习得年龄，考察其对书写汉字过程的影响。比较而言，本研究依据语文教材写字表确定汉字书写习得年龄，更加精准且有效地反映儿童习得汉字书写的先后顺序，得到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更有效度。
两类书写任务中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受到汉字其他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抄写任务中，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晚期目标字的字频没有显著差异，但中期比晚期目标字的书写潜伏时间和持续时间更少、正确率更高。同时，字频的效应不显著，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不显著(除抄写持续时间)，表明抄写任务中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较少受到字频和识字习得年龄的影响。在听写任务中，书写习得年龄中期与晚期目标字的字频没有显著差异，中期与晚期目标字的书写潜伏时间、书写持续时间和书写正确率也没有显著差异，但字频效应显著(除听写潜伏时间)，识字习得年龄的效应也显著。因为儿童必须根据词音和词义信息来确认目标字，并在书写过程中维持目标字的字形映像(李利平 等2020; 张大成, 伍新春, 1999)，才有可能为流畅、稳定的书写过程提供支撑，因而字频和识字习得年龄对听写任务中字形信息的提取与确认、稳定映像与输出的影响更大。另外，本研究中的双字词由被试评定为“非常熟悉”，书写习得年龄晚期目标字的听写潜伏时间与早期、中期目标字均无显著差异，可能受到了近因效应的影响。晚期目标字所对应的双字词是最近一年学习的，从双字词中确认目标字的潜伏时间较快。而晚期目标字的书写正确率与中期一致，均比早期目标字更低，表明被试在完成中期和晚期目标字时，可能因为追求速度而忽视了正确率，受到速度−准确率权衡的影响。
儿童书写汉字过程中的书写习得年龄效应表明，书写习得年龄不仅影响儿童习得汉字的输入过程，还影响书写汉字的输出过程。反复书写是儿童习得汉字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 Tan et al., 2005; Wu et al., 1999)。在书写汉字过程中，儿童不仅强化对字形信息的准确表征，如字形结构、笔画顺序、笔画位置与笔画空间位置安排(Lu et al., 2023)，同时强化形音、形义之间的联结与表征(Tan et al., 2005; Wu et al., 1999)，提高儿童从心理词典中准确提取和使用语音、语义信息构建字形映像、输出字形的能力(丁嫄 等, 2021)。因此，与书写习得年龄晚的汉字相比，儿童通过书写巩固书写习得年龄早的汉字，加强其形音、形义之间的表征和相互之间的联结，进一步加深汉字习得先后顺序的印迹，使得书写习得年龄早的汉字在个体知识网络的可塑性较强时稳固在知识网络系统的中心位置(Elsherif et al., 2023)，影响其今后执行书写行为之前的准备过程，所以抄写和听写任务中的书写潜伏时间和书写正确率指标均支持书写习得年龄效应的存在。本研究还发现了书写持续时间指标上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的证据，表明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对儿童今后具体的书写动作和行为同样存在深刻影响。儿童对书写习得年龄早的汉字比书写习得年龄晚的汉字在笔画顺序与空间位置上更熟悉、书写更顺畅、书写持续时间更少。综上，本研究确认了汉字书写习得年龄对儿童汉字书写过程的影响和书写习得年龄效应，扩展了习得年龄效应的研究领域，为深入探索习得年龄效应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5 结论
书写习得年龄影响儿童书写汉字的过程，表现为儿童完成抄写任务和听写任务中均存在书写习得年龄效应。研究扩展了习得年龄效应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