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更迭，世界进入了“乌卡时代”(Nikseresht et al., 2022)。时代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对个体素质与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每个人的时间却是有限的。经济繁荣并未带来时间的富裕。“时间少，任务重”“996”“007”等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孙晓敏 等, 2024)。因此，“时间总是不够用”“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想做之事”的感受持续蔓延。这种感受会对注意力(Mani et al., 2013; Schilbach et al., 2016)、情绪(Gärling et al., 2016)、工作满意度(Whillans et al., 2017)甚至心理健康(Roxburgh, 2004)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普遍存在的时间贫困感及其负面影响，研究者应探索时间贫困感的产生机制并寻找缓解方法，时间贫困应像物质贫困一样受到足够重视(Krueger, 2009)。
1.1 核心自我评价和时间贫困感
时间贫困(time poverty)最早由Vickery(1977)提出，用于描述时间紧迫，无法满足必要活动的情形。此后，有研究从客观角度对其进行了定义和测量，如Kalenkoski和Hamrick(2013)将其定义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量，通过划分自由支配时间和必要活动时间来衡量时间贫困。而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个体对时间贫困的主观感知，认为时间不足的感受会加剧客观时间的稀缺(Mullainathan & Shafir, 2013)。本研究聚焦时间贫困感这一主观视角，因其在决定幸福感等心理结果方面可能比客观时间贫困更为重要。Zheng等人(2022)将时间贫困感定义为“个体对缺乏自由支配时间的主观感知”。根据Mullainathan和Shafir(2013)的稀缺理论，时间作为无形资源，当其稀缺时，个体易产生稀缺心态，形成时间不足的主观感知。这种感知可视为一种压力反应，且受个体人格特征(如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等)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宏观层面探讨时间贫困感知的普遍性，如家庭结构和职业不稳定的加剧(Rosa, 2013)、经济不平等(Zhao et al., 2024)、地位差异(Sullivan, 2008)、基于时间的奖励和晋升(Giurge et al., 2020)、社会角色期望(van der Meulen Rodgers, 2023)等，却忽视了数字化时代下个体微观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对时间贫困感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从人格结构出发，探讨影响时间贫困感的心理机制。
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 CSE)由Judge等人(1997)提出，定义为“个体所持有的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评价，是一种潜在的、宽泛的人格结构”。核心自我评价也可视为一种自我概念，包含自尊、广义自我效能、神经质和控制点四个特征，被认为是人们最基本的自我评价(Chang et al., 2012)，并与消极情感呈负相关(杨晓峰 等, 2009)。根据趋避理论，个体特征影响人们对情境中积极或消极信息的关注程度，进而差别感知情境并做出不同决策和反应(Elliot, 1999)。高CSE个体通常具有较高的自尊、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较好的情绪稳定性(Judge & Bono, 2001)，这些特征可能影响其时间分配(张志杰, 2005)，使其拥有更积极的时间态度(金一丹, 李小山, 2023)。根据Judge等人的观点，高CSE个体通过更积极的自我观点、更客观地评估任务难度和自身能力以及更积极的行动来影响其他结果。因此，更可能将时间稀缺视为挑战和机遇，而非威胁，进而通过合理安排时间减轻时间贫困感(Zheng et al., 2022)。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核心自我评价能够负向预测时间贫困感。
1.2 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
压力知觉(perceived stress)是个体在外部刺激威胁下产生的紧张与不适感，是对外部事件压力影响的评估(Cohen et al., 1983)，可能导致认知功能下降(Marko & Riečanský, 2018)。根据稀缺理论，时间压力会使个体认知带宽缩小，对其他事物的关注和处理能力降低，导致其过度关注时间分配，从而加剧焦虑与紧张等压力情绪，敏锐地觉察时间资源稀缺(Mullainathan & Shafir, 2013)，即个体对压力的感受可能会影响其对时间贫困的感知。此外，已有研究证实核心自我评价与压力源和压力呈负相关(Rosen et al., 2010)。高CSE个体对积极刺激敏感，对消极刺激不敏感，这可能提高其对压力事件的容忍度，而积极的自我评价使其认为能够有效应对负性生活事件(Chang et al., 2012)。因此，在时间压力下，高CSE个体可能对压力情景的评估更低，进而缓解对时间资源的过度关注，减轻时间贫困感。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压力知觉在核心自我评价和时间贫困感中起中介作用。
1.3 短视频成瘾的中介作用
短视频成瘾是指因重复使用短视频APP而产生的慢性或周期性着迷状态，伴随强烈、持续的需求感和依赖感(秦浩轩 等, 2019)。随着移动终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已达10.40亿，占网民的93.8%且覆盖各年龄段(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5)。短视频占据碎片化时间，渗透生活各领域，形成“时间黑洞”，引发了人们对短视频使用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短视频成瘾会降低学习和工作效率并影响时间感知(Qin et al., 2022)，且工作效率与时间贫困感呈负相关(Zheng et al., 2022)，而时间管理策略有助于解决时间贫困问题(Malkoc & Tonietto, 2019)。Davis(2001)提出的网络认知−行为模型认为，不当的自我认知是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即核心自我评价越低，个体越容易沉迷网络。网络成瘾不仅可能通过混乱的时距估计影响时间贫困感(Rivero et al., 2013)，还可能因个体试图避免错过互联网提供的体验而进一步加剧时间贫困感(Rosa, 2013)。短视频作为手机与网络的产物，可能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时间贫困感之间产生类似的影响。低CSE个体更易被短视频的快速切换和碎片化内容吸引，这改变了他们的时间感知，使其在观看过程中感觉时间过得更快，进而加剧事后时间不足的感受。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短视频成瘾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时间贫困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压力知觉和短视频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
Judge等人(1997)认为，核心自我评价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结果，还可以通过情境评估与行为反应的双重中介机制间接影响结果。情境评估包括对外部事件(如压力)的认知，以及对事物与自我关系的判断，行为则是个体基于CSE而采取的行动(Chang et al., 2012)。具体而言，低CSE个体易高估压力情境而采取不良应对策略，如沉迷短视频，进而因无法合理控制时间而加剧时间贫困感。同时，压力知觉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成瘾(张晔 等, 2016)。根据Kim和Davis(2009)的压力消解理论，高压力知觉个体更容易通过使用网络来缓解负面情绪。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越大，积极应对的方式就越少(Chen et al., 2020)，而短视频的问题性使用则可视为一种消极应对方式。基于此，本研究推测，压力知觉对短视频成瘾也有一定预测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压力知觉和短视频成瘾在核心自我评价和时间贫困感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模型如图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在线平台发放问卷，共收集了894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810份，有效率为90.6%。有效问卷中，男性353人(43.6%)，女性457人(56.4%)；在家庭结构上，独生359人(44.3%)，非独生451人(55.7%)；在生源地上，城镇445人(54.9%)，农村365人(45.1%)；在年级上，大一95人(11.7%)，大二187人(23.1%)，大三217人(26.8%)，大四192人(23.7%)，研究生及以上119人(14.7%)。
2.2 研究工具
2.2.1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2.2.2 压力知觉量表
2.2.3 短视频成瘾量表
采用秦浩轩等人(2019)编制的大学生短视频成瘾量表，共14个项目，包括戒断性、失控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短视频成瘾倾向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4 时间贫困感量表
采用Zheng等人(2022)编制的时间贫困感量表(Perceived Time Poverty Scale, PTPS)，该量表为单维度自评量表，包含6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量表模型拟合良好(χ2/df=1.60, CFI=1.00, TLI=0.99, RMSEA=0.05, SRMR=0.01)，分数越高，表示时间贫困感知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Amos24.0进行路径分析，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法进行模型建构和中介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0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被提出，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的总变异量为27.79%，低于40%的判断标准(汤丹丹, 温忠麟, 202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见表1 )。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与压力知觉、短视频成瘾及时间贫困感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压力知觉、短视频成瘾与时间贫困感两两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810) |
| M±SD | 1 | 2 | 3 | |
| 1.核心自我评价 | 3.55±0.83 | |||
| 2.压力知觉 | 2.77±0.61 | −0.79** | ||
| 3.短视频成瘾 | 3.16±0.88 | −0.42** | 0.51** | |
| 4.时间贫困感 | 3.80±1.43 | −0.60** | 0.61** | 0.50**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链式中介作用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压力知觉和短视频成瘾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时间贫困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2 所示。同时，考虑到人口学变量可能会对核心变量产生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和年级作为协变量，虚拟化处理后纳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控制。使用Amos24.0进行模型检验，模型拟合良好(χ2/df=2.62, CFI=0.99, TLI=0.98, RMSEA=0.04)。核心自我评价可以负向预测压力知觉(β=−0.79, t=−36.39, p<0.001)，95%CI=[−0.82, −0.76]；核心自我评价可以负向预测时间贫困感(β=−0.31, t=−7.34, p<0.001)，95%CI=[−0.41, −0.22]；压力知觉可以正向预测短视频成瘾(β=0.52, t=9.67, p<0.001)，95%CI=[0.41, 0.63]；压力知觉可以正向预测时间贫困感(β=0.20, t=4.37, p<0.001)，95%CI=[0.10, 0.30]；短视频成瘾可以正向预测时间贫困感(β=0.29, t=8.66, p<0.001)，95%CI=[0.22, 0.38]；核心自我评价对短视频成瘾的预测不显著(β=−0.06, t=−1.12, p>0.05)，95%CI=[−0.17, 0.05]。除核心自我评价到短视频成瘾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外，模型中其他路径系数均达显著(ps<0.05)。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法进行模型建构和中介效应分析(温忠麟, 叶宝娟, 2014)，研究共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模型中的三条中介路径分别为：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压力知觉影响时间贫困感；核心自我评价通过短视频成瘾影响时间贫困感；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压力知觉、短视频成瘾影响时间贫困感。其中，从核心自我评价到时间贫困感的链式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该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压力知觉影响时间贫困感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核心自我评价通过短视频成瘾影响时间贫困感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三条中介路径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2 。
表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及其效应率 |
| 路径 | 标准化 路径效应 | 效应率(%) | 95%的置信区间 | |
| Lower | Upper | |||
| 核心自我评价−压力知觉−时间贫困感 | −0.15 | 25.25 | −0.26 | −0.08 |
| 核心自我评价−短视频成瘾−时间贫困感 | −0.02 | 2.82 | −0.05 | 0.02 |
| 核心自我评价−压力知觉−短视频成瘾−时间贫困感 | −0.12 | 20.43 | −0.19 | −0.09 |
| 间接效应 | −0.29 | 48.50 | −0.37 | −0.22 |
| 直接效应 | −0.31 | 51.50 | −0.41 | −0.22 |
| 总效应 | −0.60 | 100.00 | −0.66 | −0.56 |
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由两条路径组成：一条为“核心自我评价→压力知觉→时间贫困感”，其中介效应值为−0.15，占总效应的25.25%；另一条为“核心自我评价→压力知觉→短视频成瘾→时间贫困感”，其中介效应值为−0.12，占总效应的20.43%。
4 讨论
4.1 核心自我评价对时间贫困感的直接作用
本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与压力知觉、时间贫困感呈显著负相关，且能直接负向预测时间贫困感，证实了假设1。依据生命史理论，个体在面对有限资源(时间、能量、物质)时需做出适应性权衡。在资源稀缺时，低自我评价个体倾向于采用快生命史策略，而高自我评价个体则表现出较慢的生命史策略(Gladden et al., 2010; Mittal & Griskevicius, 2014)。前者过度关注短期利益(Griskevicius et al., 2013)，而后者更能考量长远利益且更具适应性(Sng et al., 2017)。在日常生活中，高CSE个体因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高度认可，在时间资源稀缺时更倾向采用慢策略，通过长期规划应对时间压力，从而减轻时间不足的感受；而低CSE个体则容易冲动和短视，倾向于从其他任务中挤出时间来应对紧急任务，加剧时间匮乏感。此外，高CSE个体通常具有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源于核心自我评价中的自尊、自我效能感和情绪稳定性等维度为个体提供的心理资源(Judge et al., 2003)。根据稀缺理论，稀缺资源会引发稀缺心态，进而限制个体的认知和执行控制能力，加剧客观与主观稀缺(Mullainathan & Shafir, 2013)。而心理资源丰富时，个体即便处于时间稀缺情景，仍可能具备一定心理带宽处理生活事件，及时调整自身认知，并有效控制管理时间资源，降低缺乏自由支配时间的感受。
4.2 压力知觉和短视频成瘾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时间贫困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不仅直接影响时间贫困感，还可通过压力知觉和短视频成瘾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时间贫困感，具体中介路径为：核心自我评价→压力知觉→时间贫困感；核心自我评价→压力知觉→短视频成瘾→时间贫困感。
首先，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压力知觉的中介间接影响时间贫困感，这验证了假设2。一方面，更快的生命史策略可能与更高水平的感知压力呈正相关(Birkás et al., 2020)。如前所述，低CSE个体更倾向使用快生命史策略，从而引发焦虑，影响时间使用和认知。另一方面，压力认知理论指出个体对压力源的知觉和受影响程度不同，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Folkman et al., 1986)，若个体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以应对压力源，就可能采取消极反应扩大不良影响(姜福斌, 王震, 2022)。低CSE个体面对负性情境时(如压力、时间稀缺)，评价和应对方式可能更消极，知觉到的压力水平更高，带来的紧张感和失控感使个体感觉任务难以完成，从而加剧时间贫困感知；反之，当压力知觉减轻时，紧张感和失控感得以缓解，时间贫困感程度也随之降低。
其次，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压力知觉，而压力知觉又通过短视频成瘾部分中介影响时间贫困感，验证了假设4。压力知觉在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除上文提到的压力消解理论外，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也可解释压力知觉正向预测短视频成瘾，即压力感知程度高的个体更易陷入消极状态，同时更可能通过网络使用行为逃避现实(Feng et al., 2019)，增加短视频成瘾的可能性。短视频的问题使用作为一种消极行为，可能从时间长度、时间强度和时间质量三个视角影响对时间贫困的感知(孙晓敏 等, 2024)。从时间长度视角看，短视频成瘾占用个体大量的认知和时间资源观看视频，导致个体客观上时间流逝进而影响对时间贫困的感知；从时间强度视角看，短视频成瘾很可能使个体占用工作时间观看视频，使单位时间要完成的任务量增强，导致个体感受到更强烈的快节奏和匆忙感进而影响对时间贫困的感知；从时间质量视角看，短视频观看过后难以专心于必要生产劳动，降低工作与学习的效率，使时间被更大程度的污染和碎片化，导致个体对时间贫困的感知提高。因此，核心自我评价越高，知觉到的压力程度就越低，进而降低了短视频成瘾的可能性，最终影响对时间贫困的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模型中，核心自我评价对短视频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短视频成瘾无法中介核心自我评价与时间贫困感之间的关系，这与假设3不符。这一结果与宋静静等人(2020)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能够负向预测网络成瘾的结论不一致。首先，可能是由于被试年龄差异所导致的影响机制不同。宋静静等人的研究对象为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仍在形成阶段，易受外界评价影响。低CSE青少年缺乏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倾向于依赖网络世界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非通过压力积累等间接路径形成成瘾行为。其次，网络成瘾与短视频成瘾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网络成瘾常涉及社交、游戏等多种需求，低CSE个体可能通过虚拟社交补偿现实中的低自我价值感；而短视频成瘾则更侧重于满足短期情绪调节需求，低CSE个体可能通过压力知觉等情绪因素间接影响短视频成瘾。
本研究的链式中介检验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与短视频成瘾之间的关系受到压力知觉的完全中介作用，即核心自我评价需要通过塑造个体对压力的感知来间接影响短视频成瘾。根据压力认知理论，个体对压力的评估和应对策略决定了行为结果(Folkman et al., 1986)，因此，低CSE个体更可能将压力评估为不可控，进而选择逃避而非主动应对。这一结果为曹瑞琳等人(2023)提出的核心自我评价需要通过其他变量中介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凸显了CSE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复杂机制，并强调压力知觉是影响个体短视频成瘾的重要因素。
4.3 研究意义与不足
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时间贫困已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随着生活节奏的加速、工作负荷的加重以及社会事务的日趋繁杂，个体在时间分配上的自主性显著降低，难以有效支配时间来完成那些基于自身发展需求或内心诉求的活动。这种时间资源的极度稀缺体验，驱动个体倾向于采取更为快速的生命史策略，以应对生活中的紧迫性。然而，这类策略的选择往往伴随着决策失误的风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客观层面的资源稀缺状况，形成一种恶性循环(Mullainathan & Shafir, 2013; Zhang et al., 2025)。尽管如此，如何缓冲时间贫困感的潜在负面影响，在相关研究中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微观层面探讨时间贫困感的形成机制，从广泛的人格结构和自我概念的角度出发，探究核心自我评价如何通过个体压力感知和相应行为倾向影响个体时间贫困感，从而为减少个体因时间匮乏导致的心理负担，避免造成时间资源稀缺的恶性循环提供重要启示。核心自我评价包括四个因子，相较于单因子可以更简洁、更有力地预测结果变量，并且具有后天习得性(黎建斌, 聂衍刚, 2010)。通过提升核心自我评价，个体可以更自信地面对时间稀缺的挑战，更可能选择慢生命史策略，从而减少对稀缺资源的紧张和失控感，避免短视频成瘾等问题行为，进而可以有效地利用时间资源，减轻因无法自由支配时间而带来的消极情绪。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采用基于单个时间点的横断研究设计，无法充分考察核心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实验法或者纵向追踪法深入探讨；第二，本研究中的被试主要来源于在校大学生，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受到限制，未来需要在更大年龄范围和不同职业的人群中取样，以提高结果的外部效度并验证本研究的发现。
5 结论
(1)核心自我评价与个体时间贫困感呈显著负相关，并通过压力知觉间接影响个体时间贫困感。(2)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压力知觉的中介，压力知觉又通过短视频成瘾的中介，间接影响个体时间贫困感，即压力知觉与短视频成瘾在核心自我评价与个体时间贫困感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